一、科学的骄傲：当理性篡位上帝

1967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性学家约翰·莫尼（John Money）做了一场疯狂的”科学实验”——他要”证明”性别可以被后天塑造，于是劝说一对父母把他们两岁的儿子变成”女孩”。

那一年，前苏联仍在信心满满地用”计划理性”改造社会，我们这厢则正在狂热地用”伟人思想”改造人心；世界各地的精英，也都沉浸在启蒙运动灌输的一种强大幻觉里：理性万能，科学无界，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设计。

这正是哈耶克后来所称的——”理性的致命自负（the fatal conceit of reason）”：

人类理性若离弃”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妄图”重新设计人类社会”，最终必以灾难告终。

莫尼的实验，不过是这场理性狂热运动的一个缩影——一个以科学之名、行造物之事的缩影。

只是，当苏联已经倒下，文革也已经过去，他的影响仍未消散。他用手术刀取代了上帝的笔，试图在人的身体上改写人类性别的自然秩序。而这一”理性计划”，最终不仅毁掉了一个人的一生，还悄然开启了人类篡夺上帝”性别主权”的潘多拉盒子，祸害至今……

二、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人类：理性自负的连锁灾难

对于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哈耶克曾指出，不仅因为它效率低下，更因为它是对人类复杂秩序的傲慢无知。

经济体如同生态系统，有无数分散的信息、习俗与演化规则，无法由中央理性全面掌控。当权力自以为可以替代”自发秩序”时，结局必然是饥荒、恐惧与暴政。

同样的逻辑，也贯穿于所有以”人类改造工程”为名的悲剧：

德国优生学运动，用科学挑选人——谁该活、谁该死；苏联农业集体化，用计划决定庄稼——谁该活、谁该死；当代性别实验，用”社会建构论”否定身体与性别的自然秩序，用医学决定——谁作男、谁作女。

理性的傲慢总在宣告同一个口号：”我们就是上帝，且比上帝知道得更多更好。”

可事实是——每一次人类宣称自己”知道得更多更好”，总会带来一次深重的灾难。

三、莫尼制造的灾难

约翰·莫尼，是”理性自负”的人类典型。他是哈佛出身的性学天才，坚信”性别完全可以被社会塑造”。

当美国巴尔的摩一个两岁男婴因手术事故失去了阴茎时，他没有怜悯，只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实验样本”。他劝说父母切除孩子的睾丸，注射雌激素，改名换性，并宣称这将是”科学与人文的胜利”。

他关注的不是”孩子能否幸福”，而是”理论能否成立”。在他眼中，那不是一个生命，而是一条”假设的验证路径”。

然而多年后，这个被他改造成女孩的孩子——大卫·赖默（David Reimer），拒绝穿裙子，拒绝被称为女孩，拒绝活在谎言中。

他重新改回男性身份，却早已在精神与肉体上被摧毁。他被反复羞辱、被迫展示身体、接受无数侵入性的”心理评估”；他的母亲因内疚而试图自杀，父亲借酒逃避，双胞胎兄弟抑郁而亡。最后，他自己，也在三十八岁那年饮弹自尽。

而莫尼直到晚年，仍在公开宣称这是一场”成功的实验”，从未认错。他以为自己”知道得更多更好”，以为可以用心理学与手术刀”重新定义人”。结果却印证了哈耶克的警告：

“理性自负的最大罪恶，并非愚蠢，而是无知之狂妄。”

莫尼的灾难，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悲剧，

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文明的狂妄。

更令人警醒的是：

莫尼的”实验精神”，并未随他而死。它正以”进步””觉醒”的名义，在新的世代悄然延伸——在性别重塑的诊所、在青春期前的激素注射、在那些被鼓励否认自身身体的孩子身上。甚至在亿万富豪马斯克的儿子身上——这位少年公开宣布变性，并与父亲断绝关系。

一个试图以科技和商业拯救世界的父亲，却无法阻止”觉醒病毒”毁掉自己的孩子。

是的，当科学忘记敬畏，当文明放弃真理，每一次”改造人类”的实验，无不都在重演同一场悲剧——以”自由”之名，毁灭人之为人。

四、否认自然秩序：当婚姻与性别被”再定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理性计划”并未停止，只是换了新面貌、新说法而已。

当代西方激进进步派正上演一场”后自然的社会实验”：

婚姻被重新定义，不再以男女结合、繁衍生命为核心，而被视为”情感契约”；

性别被无限流动化，从”男与女”扩展为数十种”性别身份”；

教育体系中，儿童被允许自行选择性别，甚至在青春期前接受激素与手术干预。

这真是科学的进步吗？

不，这完全是科学的僭越。

当人类试图”纠正”自然、改写性别、重构家庭时，他们正在重复约翰·莫尼的路径——用理性强行篡改造物主的秩序。

哈耶克提醒我们：社会秩序、道德传统与家庭制度，都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历经千百年演化而成的文明智慧。摧毁它们的成本与后果，往往超出理性所能计算。

正如经济计划摧毁市场一样，”性别计划”也正在摧毁人性。

五、回归谦卑：尊重自然、敬畏造物

大卫·赖默的一生，正是”理性自负”在人类身体上的实验。科学家想造一个医学的”完美案例”，却制造了一个无法自处的灵魂。

这场实验的结局，不仅是一个生命的陨落，更是一个文明的警钟：

当理性不再敬畏真理，科学就会沦为暴力。

文明真正的进步，不在于”重新设计人”，而在于重新认识”人是被造的”。

我们可以探索自然，但不能篡改自然；

我们可以关怀差异，但不能否认真理。

人类的救赎与盼望，不在于新的理想工程，也不在于新的性别理论，

而在于回归那句被理性遗忘的古老宣告——

“神造男造女，并赐福给他们。”（《创世记》1:27–28）

唯有当理性再次向上仰望，科学才能不再毁人；

唯有当文明再次敬畏上帝，人类才会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