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昉
在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中，“三自”一词原本承载着教会本土化的积极理想，却在1949年后的政治环境中演变为政府对宗教的管控机制。许多大陆信徒将“三自教会”视为合法的聚会场所，与家庭教会并存并无本质区别，但这种认识忽略了其作为政治运动产物的核心属性。实际上，“三自”全称“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1950年代起便是官方设立的世俗组织，其功能在于将基督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而非单纯的信仰共同体。这不仅改变了教会的治理结构，也深刻影响了信徒对信仰自由的认知与实践。
“三自”理念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如英国人白达勒（John L. Nevius）等人，在华推行“本色化”策略，提出“自立、自养、自传”原则，旨在帮助中国教会摆脱对外国差会的依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本土模式。具体而言，自立强调由中国信徒自行治理教会事务，培养本土牧师和长老独立决策，避免外来干预；自养鼓励通过会众奉献、教会产业或社区服务筹集资金，杜绝长期依赖海外捐款；自传则推动中国人主导福音传播，培训本地传道人，让信仰在本土文化中生根发芽。这一理念在民国初期得到广泛响应，许多教会开始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既服务社会，又增强经济独立性。例如，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等本土组织，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从“洋教”向“中国教会”的转型。
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教政策发生剧变。政府视宗教为潜在意识形态威胁，要求所有宗教团体必须登记备案，接受统一管理。新教和天主教被强制纳入官方框架，基督新教须加入“三自爱国运动”。1950年7月，吴耀宗、崔宪祥等四十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号召基督徒“断绝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加入政府领导下的爱国教会。该宣言宣称“三自”原则将引领中国教会走向“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但其政治意图显而易见：表面上延续早期本土化理想，实则将教会置于中共领导之下，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现为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直接监督。
在官方定义中，“三自”被重新诠释为高度政治化的版本。自治并非真正独立，而是脱离“境外势力”后必须服从本国政府调控，教会领袖由官方任命或审核；自养表面不靠外援，实际许多“三自”场所依赖政府拨款、土地划拨，形成了对国家的经济依附；自传由中国传道人负责，但讲道内容、圣经解释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避任何可能挑战当局的议题，如人权、民主或社会不公。这一扭曲导致“三自”从教会组织异化为党的宗教工作部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两会”）成为其全国性管理机构，前者主管爱国运动，后者处理教务，二者均受中共同级党委领导。
这一政策引发大量基督徒抵制。他们认为，教会唯一元首是耶稣基督，而非任何世俗政权。拒绝加入“三自”的信徒，转而在政府登记场所之外开展活动。最初，这些聚会多在信徒家中进行，以家庭成员和亲友为主，故称为“家庭教会”（也称“家聚会”或“地下教会”（则带有贬义））。改革开放后，家庭教会迅速扩张，据保守估计，目前大陆家庭教会信徒人数已达数千万之众。它们不再局限于家庭，许多发展为数百人规模的会众，但因未登记，仍属非法。
家庭教会的处境地域差异显着。在浙江温州、福建沿海等地，当地经济发达、宗族网络强大，家庭教会往往公开活动。温州素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家庭教会数量逾千，影响力覆盖教育、医疗等领域。相比之下，山东、河南等内地省份，家庭教会面临严厉打压。信徒聚会被定性为“非法集会”，牧师常遭行政拘留或刑事指控。近年来，十字架拆除运动、查封教堂事件频发，如2014年起浙江“三改一拆”行动中数百座教堂受影响。即使香港或海外信徒探访，也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宗教活动”而遭遣返。《宗教事务条例》（2018修订）进一步强化登记要求，将未登记聚会视为违法。
官方“三自教会”的日常运作则高度规范化。教堂须在政府部门登记，建筑需规划审批，聚会规模、时间、内容需备案。讲道主题避免敏感词汇，如“迫害”、“自由”“普世价值”，须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神职人员持“宗教教职人员证书”，需参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班，接受思想政治考核。薪酬由“两会”统筹，许多牧师兼任地方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身份双重化。教堂内部，十字架旁常悬五星红旗，聚会前唱国歌、举行升旗仪式，慈善活动须经政府主管部门审批，避免“独立运作”。
“三自”现状因地而异。城市大型教堂如北京崇文门教堂、上海沐恩堂，设施完善、聚会人数多，但讲道温和，注重“心灵鸡汤”“家庭伦理”。农村“三自”点则多为形式主义，信徒流失严重。整体而言，“三自”提供表面“安全”，却以妥协换取存在：它限制人事任免（牧师异动需审批）、操控财务（奉献金流向受监）、改造教义（圣经课本删减敏感章节）。这违背了早期“三自”本土化精神，将教会扭曲为党的外围组织。
相比之下，家庭教会虽风险高，却保留信仰纯正性。它们强调圣经权威、信徒皆祭司，聚会形式多样：查经、祷告、分享见证。许多家庭教会加入全国性网络，如中华福音团契、守望教会联盟，共享资源、互助培训。尽管面临监控、渗透、查封、抓捕、甚至判刑，但信徒坚持“为主受苦为荣”，信仰生命力顽强。
了解“三自”与家庭教会的发展历史，有助于大陆基督徒辨明处境，在复杂社会中，坚持信仰连续性并非易事：加入“三自”或许获暂时安稳，却可能渐失灵性锋芒；选择家庭聚会则需承担压力，但能守护真理。无论何种形式，关键在于内心忠诚，推动中国基督教向真正自主方向不断迈进。
转自禁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