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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华南：中国史的边疆（摘录）

占卜中国未来之「南」

现今，在中国周边的世界正出现巨大的动荡。

面对高举「复兴中华」旗帜、致力于富国强兵的中国，邻近诸国及地区如履薄冰，将警戒拉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层级。尤其是在台湾以及位于华南地区的香港，从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香港的雨伞运动，以及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等事件，可以看出试图抵抗中国共产党政府压力的民众运动，在当时普及与扩散的现象。

2020年6月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在此之前，中国采取「一国两制」，也就是认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共存于一个国家之内的状态。但是上述这项法律，等于是压制并禁止了原本在一国两制原则下被保护的言论自由。

除此之外，中国认为大陆与台湾是在「一个中国」之下密不可分的关系，批判台湾的民进党政权是无法容忍的势力，因此在外交及军事层面上持续施加强大压力。中国施加的外交与军事压力，也波及到原本在钓鱼台列屿主权归属上已与中国有异议的日本，在中美关系对立的情况之下，日本被迫面对究竟该如何应对台湾的难题。

另一方面，中国对内加强统治维吾尔人，针对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人民，采取拘捕或是迫害的行动。这些政策的施行对象，不管是蒙古人还是西藏人等其他民族，无一例外。中国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定这些民族原有的语言与文化。

不仅如此，中国在所谓「一带一路」的广域经济圈构想之下，以压倒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强化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影响力。在苦于清偿政府债务的国家中，中国资本企业重视利益的态度，往往招致当地贫困民众的反弹。

本书希望从历史层面出发，理解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百姓所面对的问题。具体而言，笔者的目标是从曾是「边疆」的南方边境，梳理中华世界的扩张，以及其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那么，为何是「南方」呢？在现今中国以汉族（历史上称为汉人）为主要民族的历史上，广义来看是自北向南的越境历史。在中国的版图中，汉人移民迁往许多先住民（原住民）居住的东南、西南各省开垦；最后这些区域呈现饱和状态，移民们更进一步往边境移动，跨海散布至东南亚地区。

站在中国中心的观点上，移民促使边疆地区内地化，对中华世界的扩张有所贡献，现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属于这些移民的后裔。

相对地，从边疆诸多民族的角度来看，中华世界的扩张，是他们面对中国历代朝廷军事进攻的苦难历史。他们不仅生活在朝廷苛刻严酷的统治之下，还要忍受来自汉人移民的严重剥削与歧视。

不过，汉人移民内部也在激烈的竞争下相互争斗。有人不愿接受朝廷统治而遭到镇压；有人即便对边疆统治做出贡献，最后却因未能以成功作结，而被朝廷牺牲，因此对官方抱持着强烈的不信任感。

如今在香港、台湾所看见对中国政府的反弹行动，或许也可以说是因为背后有如此长远的历史性背景。

总而言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由多元的民族在反覆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在政治和文化上承受着强大的统合压力，同时也是由跨越地域与民族界线的移民不断「创造」而成。

最能够表现上述中国社会特质的地区，便是海外华人的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以及与其邻接的「华南」地区。因此，要理解现今的中国，便要将焦点锁定在位于中国南端的华南历史。

中国史的「北」与「南」

不过，日本人并不太熟悉华南的历史。对日本人而言，较为熟知的中国史，首先是遣唐使等派遣日本的使节，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众多王朝兴衰胜败的古代历史；又或者是骑马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主要都是以中国北方的历史为中心。当时的华南并非朝廷所及的范围，尚有许多汉人未移居开垦的地方，日本人不清楚华南的历史，也是无可厚非之事。

然而，中国的历史并非只是以北方为中心而开展。宋朝以后，长江下游流域的江南地方（又称为华中，或是广义的华南地区）开始发展，与货币经济发达的华北地方，亦即北方各省之间，形成南北经济上的落差状态。

南北经济差距的现象，也可以从明朝考量设置首都地点的论争中窥见，究竟应该将首都置于江南，还是延续过去元朝首都地点，即军事要地的北京？若是将近代几个短命政权置首都于南京的例子排除在外，自明朝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将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止，中国的统治者都持续将首都置于北京。换句话说，在设立首都的考量层面，政治条件上的必要性胜过了经济条件上的合理性。

这段期间里，华南始终未能登上中国政治的大舞台。此时华南取代已发展完成的江南，成为移民与拓垦开发的边疆。从北京朝廷的角度来看，华南是比江南更遥远的南方边境地带。在代表江南利益的科举菁英们与北京皇帝间的权力角力之下，华南地区或许多少会因其边缘性被宽松地处置和管理。

但是来到近代，情势出现了变化。拥有泉州、广州等海外贸易窗口的华南地区，在与近代欧洲往来的契机下，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迈向新时代。

太平天国的洪秀全（1814-1864）、辛亥革命的孙文（1866-1925）等被后世评为「革命」运动的领袖，以及改革派的优秀人才，大多出自华南。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史上首次刮来南风的时代」。

经济成长与越境的能量

华南地区作为新时代旗手的角色，承继自1978年开始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众所周知，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深圳，正是牵引起这项政策的火车头。 1992年邓小平（1904-1997）视察南方各都市，发表「南方谈话」，表示要引进外资，大胆推进经济建设，也加速了华南地区的发展。

尽管如此，中国中央延续数百年重视政治的立场，并未因华南的兴起而改变。对北方的官员及人民来说，华南是代替江南跃起的新兴势力。过去北方人民只要能够制衡上海即可，如今还要重新面对广东这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化。

除此之外，曾担任西方各国窗口的南方世界（华南地区）所带来的价值观，不仅有资本主义式的消费文化，还包含关于国内民主化的政治性要求。共产党内的保守派认为，这些价值观会造成「精神污染」，进而威胁政权，于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决定严厉镇压。

近年来，中国急速强化诸如此类的国家统治行动，例如过往在中国唯一能够谈论天安门事件的香港，其追悼会如今也受到了禁止。现今习近平的威权统治，便是在中国南北对立、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产物。

话说回来，支撑着华南经济圈发展的力量，还是要归功于越境人们带来的活力。由于朝廷无暇顾及此地，华南才能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相对「自由」的空间。

1980年代曾经前往中国的旅人，想必都有以下的印象：在中国，越往南行便越能感受到规范的宽松；相反地，越往北行，管制就越严格。就连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国家统治日趋严峻的时期，还是可以看见华南地区的自主性，如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俗语所示，华南地区未必完全遵从中央保守派的意向行动。

近年在中国逐渐强大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强化了国家统治，反覆地管控、压制媒体及知识分子的言论，「下有对策」的弹性空间看似急速萎缩。然而中国并非如日本人所想像，是一个具有一致性、统一性的社会。隐藏在水面下，越过境界线并克服种种压力前行的行动力，如今也依旧健在。本书希望阐明中国版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 spirit）是如何在此背景下被培养出来。

越境的中国史：华南移民的冲突与融合
越境の中国史－南からみた冲突と融合の三〇〇年
作者： 菊池秀明
译者： 廖怡铮
出版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5/11/19
ISBN：9786267768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