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点点 私人史 2025年11月21日 | 转自 新世纪
9．跟苏联人踢足球
天地之子呀，你听着，你现在的幸福是由于神，……
——弥尔顿：《失乐园》
1953年5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由苏联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由苏联人在到1959年的六年时间里，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150余项大中型工程项目。此后，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享受着当时高于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特殊待遇。那时候到北戴河夏季度假的人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就是这些苏联专家了。
他们住在专为他们修建的别墅区，在北戴河镇的东侧，靠近鸽子窝风景区的地方。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别墅区更漂亮，设施更齐全，更有异国情调。比如说他们浴场的沙滩上有像苏联电影里一样的彩色阳伞、白色沙滩椅，他们别墅区的小卖部里经常有外国酒和冰淇淋卖，他们还有一个气派的标准足球场。这使我家大哥和他的一帮年龄相当的，爱踢足球的朋友们羡慕不已。
大约是1955年的夏天，苏联专家的孩子们约我们这一区的孩子们进行足球友谊比赛。这些苏联孩子是在夏令营中被专职的足球教练训练了一个夏天的。迎战的是我家大哥、良羽、叶挺的儿子叶正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都是一些十五六岁，血气方刚的半大小伙子。
比赛从开始到结束，一共踢了90分钟，双方未进一球。踢平后，苏联教练叫加时，还没等中国孩子反应过来，他的队员已经开球，冷不防的就把球踢进了大门。踢进了一个球，教练马上就吹比赛结束。苏联孩子心领神会，一哄而散。把中国孩子晾在操场上，气得七窍生烟。
小青哥哥他们气不过，回去跟贺龙元帅告状。贺龙伯伯莞尔一笑，只说四个字：”来年再战。”
第二年暑假，中国孩子早早来到北戴河，开始为比赛做准备。贺龙元帅为他们请来了北京队的队员方韧秋做教练。还从景山少年宫少年足球队请来了三个队员，分别担任后卫、中场和前卫。业余球员的老班底里又加上了粟裕大将的儿子粟戎生，郭沫若的儿子郭汉英，张闻天的儿子张宏生等人。记得为了踢球方便，戌生一放暑假就住到我们家来，使我们原本热闹的家这年夏天更热闹了
这些人每天到那个足球场上去练球。那股励精图治，誓死胜利的虎虎生气把苏联人震住了，觉得这帮中国孩子不可小视。他们沉不住气，从青岛、大连请来了三个苏联水手参加他们的足球队，也开始天天练。苏联人本来就高，加上这三个人都是大人了，跑在球场上比中国孩子高出三个头。
定好的比赛日期很快就到了，和苏联人踢足球成了那年夏天北戴河的重大事件。那天，除了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之外，很多叔叔伯伯都去了。其中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郭沫若，还有贺龙和爸爸。大家都去给小青哥哥他们助威，一是这几个小后生去年确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另一个隐隐约约的原因则是两党关系问题。所以这场孩子们之间的足球胜负有意无意地被大人们赋予了一层特殊的意义，成了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两党斗争大背景下的一个小事件。
中国孩子这面是张宏生守门，上场的有选宁、正光、戎生、良羽和我大哥等人。张教练站在大门边。苏联队除了孩子们之外，三个大人也在场上，特别显眼。开球后，张宏生看苏联队员人高马大，来势凶猛，不由有些慌乱。他对张教练说：他们大人都上，咱们也上，你来守门。说了几次，张教练不耐烦了，说：你真啰唆。你下去。张教练让我大哥去守门，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赛了一阵，中国孩子踢进一球。苏联教练急了，叫原来的守门员下，他自己跑上去守大门。这样加上他，苏联队一共四个大人在场上。这个教练守门的技术并不高明，他上场把事情弄得更糟。选宁在苏联队门前大脚高调，球飞起后摇摇晃晃进网，苏联教练一时拿不定主意怎样去接，笨头笨脑地跳起来，双手伸上天空去挡，球从更高处掉下来，在他的两手之间直落网底。中国队再得一分，全场哗然。不久，正光又用头顶进大门一个球，苏联教练的反应仍然很慢，动作仍然惨不忍睹。中国队连得三分，苏联人情绪激动起来，加强全场反击。在中国队的球门前，苏联队的大人球员一记劲射，我大哥拼命扑上去，球扑出去了，全场欢呼。但是他下巴上不知为什么挨了一脚。球赛结束后，小青哥才觉得下巴痛，后来大家分析可能是他太性急，把射进的球和射门的脚一起扑出去了。总之不是苏联人的脚踢了我大哥的下巴，就是大哥的下巴扑了苏联人的脚。
中国队最后以四比二胜了这场球。所有的叔叔伯伯都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周总理提出大家照个相留念，中国孩子和观众都围上来。周总理颇有风度地向挤在一边的苏联人连连招手，说：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友谊比赛嘛。
晚上，在五浴场旁边的西浴场看电影，周总理看到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们，又特意走过来握手，把大哥他们一帮男孩子乐得不知怎么好。
这张相片现在还在，看到它时，我会重温一种恍若隔世的宁静和欢乐。它们在遥远的过去向我微笑，提醒我生命中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的这种童年幸福是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些伟人事业的上升期，在这些伟人的庇护下，我们这些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安全感。
10．把金纳姐姐领回家
从那时起，我觉得男性的恩情和智慧胜过美，只有这才是真的美。
——弥尔顿：《失乐园》
金纳姐姐是烈士邓发的女儿，是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我们家。
关于邓发，我知道的只限于党史资料：他是广东云浮人，原名邓元钊。1922年至1925年他在苏兆征的启发和引导下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领袖。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延安时期他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1945年他作为中共工委书记代表解放区80万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邓发乘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和他同机遇难的还有当时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刚刚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王若飞的舅舅、教育家黄齐生先生等，党史上称为”四八烈士”。他遇难时金纳姐姐大约八岁。父亲牺牲后，金纳曾和许多烈士的子弟一起被送到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开办的国际儿童院，解放后才回中国来。
我大姐峪田说，她上育英小学的时候，每到星期六，各家的父母来接孩子，金纳总是和她一起被接回我们家。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奇怪，也没有问过为什么，她觉得和金纳共同享有一个家庭是件挺自然挺愉快的事。那个年代革命队伍里的孩子完全没有私有概念。
原来，爸爸当公安部长不久，有一次到广东出差。大约是想减轻一点妈妈带孩子的辛苦，工作之余，他还带着大哥小青和大姐峪田。在广州，爸爸碰到金纳的母亲。也许是爸爸百忙当中还带着孩子的事使金纳的妈妈心有所动，她对爸爸说，她的女儿金纳刚从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回来，很不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托爸爸将金纳带到凉爽一些的北京上学。爸爸和邓发以及金纳的妈妈都不相熟，但金纳是烈士遗孤，爸爸自然觉得义不容辞，就一口答应了。
答应了金纳的妈妈之后，爸爸却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他和妈妈的一个约定。
我有七个兄弟姊妹，我是第六个。妈妈不知为什么每怀一个孩子，妊娠反应都特别重，加上她生性要强，总想多做工作。还有早几年打仗，环境艰苦，所以妈妈总是不想多生孩子。但是爸爸喜欢孩子，每次都跟妈妈说：”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好，一个比一个漂亮，越生越好。你生吧，生下来，我来养。”妈妈虽然知道”我来养”只不过是一句甜言蜜语，但是她每次都过不了这甜言蜜语的关。所以我们家加上大哥小青，不知不觉就有了七个孩子。二哥猛猛是在延安生的，本来妈妈已经给组织上打了报告，李富春同志也批准了可以不要的。但在爸爸的有意拖延下，猛猛还是来到革命圣地。进了城，有了第三个女儿，妈妈起名叫多多，是多了的意思。爸爸跟妈妈商量，别叫多多，孩子长大了知道爸妈嫌她多怎么行，再说根本也不多。结果，多多没叫成，改了朵朵，花朵一样地让人疼让人爱。我生下来早产，虽然有惊无险，却着实让妈受了一回罪，让爸担了一回心。两年后有了弟弟，妈妈说什么也不想再要了，又给组织上打了报告。又是在爸爸一再阻挠下，世界上有了弟弟。事后，爸爸得意洋洋地说：”看看，幸亏都生下来了，打了报告的两个可都是男孩子呀。”但是这回妈妈和爸爸商量好了，这是最后一个。所以弟弟起名叫了了，是结束，了结的意思。
现在该怎么办呢？约好了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都”了了”了，又添了一个别人的。况且根本没和妈妈商量，妈妈能同意吗？爸爸还是很有智慧，他先给妈妈写了一封信，然后再打发孩子上路。信上说：
治平：遵照你的意见，将田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纳，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同我们的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个麻烦，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爸爸把日子算得挺准，这封信到了，孩子们也已经到了。他根本没有给妈妈留下讨价还价的时间。
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金纳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妈妈非常细心地照顾着金纳，让这个敏感的孩子得到尽量多的温暖。我的姐姐们有的，金纳都有。不仅如此，金纳妈妈或者别人送她的漂亮衣服啦、鞋啦、扎头发的缎带子啦，姐姐们可就没有了。妈妈告诫她们要对金纳特别谦让，说金纳得到比她们多的照顾是完全应该的。为此，我的姐姐们还产生过小女孩特有的嫉妒，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如金纳处处讨人喜欢。
我喜欢金纳姐姐，觉得她漂亮、亲切并且聪明。她那双好看的黑眼睛看我的时候，我心里会充满浪漫激情。我会幻想她是《一千零一夜》中某位阿拉伯公主，由于通灵，可以和大自然中的一切活物交流。她手巧，会给洋娃娃和米什卡（这是妈妈从苏联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玩具熊的苏联名字）做衣服穿，还会用手绢在自己头上结式样不同的蝴蝶结。她会送我可爱的礼物，完全是因为她喜欢送礼物给一切人。
金纳渐渐长成大姑娘。不仅越来越漂亮，而且开始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了。她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长大，有许多在那里认识的朋友。
这些和金纳年龄相仿的哥哥姐姐们都有自己的特殊经历。他们的父亲多是中共最老资格的领导者，有些则是早年牺牲的烈士。他们的母亲有些是烈士，有些是由于各种原因和他们的领导者父亲离异了。这些哥哥姐姐们生于战乱，长于贫困，父母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将他们交给组织上照顾。在二三十年代，党困难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孩子实际上只能流落街头，饥饿和贫病夺去了许多幼小的生命。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了。组织上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找回，并送到苏联学习。据我知道，王一飞、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叶挺、博古（秦邦宪）、任弼时、林彪、李富春等人都有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被送到莫斯科。这些学校是当时共产国际建立的，专门培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和烈士子女。建国后，这些孩子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或者生活在父亲的老战友的家庭里，或者生活在父亲后来新组成的家庭里。他们曾经远离祖国，又失去完整家庭，所以他们对社会和家庭都有一种疏离感。在假日，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排遣这份寂寞。他们仿照苏联人的习惯：聚会、唱歌、跳舞，有时候还要喝一点酒。这些在苏联长大的男孩女孩们，相处十分随便。他们见面时拥抱，亲吻，有时很晚不回家，太晚了，干脆大家在客厅里胡乱睡一晚。
妈妈开始不放心了，毕竟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啊。金纳不仅是烈士遗孤，更是她妈妈正式托付，由爸爸领回家的，当然出不得半点问题。但是只要问起来，金纳就不高兴，认为妈妈干涉了她的自由。此外，妈妈还对她有一系列的要求，譬如学习成绩好、尊敬师长、勤俭朴素等等，妈妈觉得这都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有丝毫松懈。但是金纳正在多梦的年纪，她准备好为自己的浪漫情怀付出任何代价。
有一天早晨，金纳好晚不起床。头天晚上，妈妈刚就她晚回家的事诘问了她。敲了很久的门，金纳既不开，也不响。妈妈慌了，要警卫员垫着椅子爬到高处，从门上的小窗户向里张望，生怕她出了什么事。但就在这时，金纳若无其事地打开门，扬长而去。
妈妈在我们面前从来说一不二，威严有加，惟独到了金纳姐姐面前，她完全没有办法。不是自己的孩子，管轻了重了都不合适，她只好求助于金纳的亲生母亲，但是那个同样束手无策的母亲说：金纳更不听我的话，还是你来管教她把金纳姐姐领回家吧。
时间长了，金纳姐姐和爸妈之间的关系竟开始疏远，只是我们小，不知情。
有一次，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下了挺大的雪。金纳好长时间没回家了。爸妈和全家人都在饭厅里吃饭，我因为生病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没听到一点声音，我忽然看到金纳姐姐站在床头，身上落满了雪花，面孔红通通的。
“不点儿，生病了？”金纳姐姐的声音永远那么好听，样子永远那么好看。我正百无聊赖，非常高兴她的出现，非常高兴她把又香又凉爽的面颊伸过来让我亲。
“金纳姐姐，大家都吃饭呢，你也快去。”
“你乖乖躺着，我马上就回来。”
我以为她按我说的去了饭厅，但却有点意外地听见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一会儿，金纳姐姐手里拿着个大包下楼来，又进了我的房间。
“我回来拿东西，外面朋友在等我，我不去饭厅了，点点帮我给爸妈说一声吧。”
金纳临走把一大块巧克力放在我的手上，使我非常愿意帮她的忙，那时候见到这么大的巧克力可不容易。后来，我把看到金纳的事告诉爸妈，妈妈不高兴，也有点伤心地说：”这孩子现在连面都不见一个。”那时我并不懂妈妈为什么会生金纳的气。
后来就再没看见金纳回家来，听说她住到大学里去了。我很想她，当然不仅是因为巧克力，实在是因为她在我眼里是个美丽亲切的人。长大以后我才想到，金纳是故意挑这个大家都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回来拿东西的，对于爸妈的管教，她觉得不如敬而远之的好。
金纳大学毕业以后嫁了个越南人，是越南老共产党人李班的儿子。金纳跟着他回到越南的河内，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还替他生了两个儿子。不知道金纳的出国远嫁有没有负气而去的因素，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忘不了她，会常常提起她，但一提起，妈妈又总是有点不高兴。后来，由于越南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越共的党内斗争，金纳一家人流离失所，吃尽了千辛万苦，那时候，中国也在搞文革，大家处在水深火热，竟是谁也顾不上谁。
文革结束不久，金纳的妈妈去世了，金纳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廖承志，要求回来给她的母亲奔丧。廖公知道邓发的女儿在越南的情况，就费尽周折，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把金纳一家人接回中国。廖公说，父母死了要回来奔丧，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实际上，金纳回到国内和在广州的弟弟团聚时，她的妈妈已经去世好几年，连廖承志都已经去世。金纳姐姐不仅没有见到妈妈，竟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没有见上。
有一天，我拿到一份南方出版的杂志，忽然看到邓金纳署名的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我的罗瑞卿爸爸和郝治平妈妈》，金纳姐姐充满感情地回忆了在我们家度过的日子。
不久，金纳带着儿子来北京看妈妈。除了那双黑黑的大眼睛，她年轻时的光彩已经完全消失。可以想象，去国离家的日子是多么漫长和艰辛。她告诉我们，她回到祖国的时候，她两个儿子第一次吃到糖果并有了自己的玩具。
金纳和妈妈紧紧拥抱。
妈妈说：金纳，你是巧手孩子，你还记得给米什卡做的小衣服吗？它一直穿着，直到文革抄家，人家把它也抄走……
金纳姐姐说：妈妈，我太不知好歹……
30年天各一方，音信杳然，短短两句话，说尽了苦难也说尽了亲情。
40年前，爸爸把金纳姐姐领回家，现在，爸爸不在了，但金纳姐姐回来了，还带回了她的儿子，她说：”我是罗瑞卿爸爸的女儿，是罗瑞卿爸爸把我领回家……”
11．姥爷和姥姥
在人方面是可耻的背信弃义、不忠、叛逆和不顺从， 在天方面则变疏远、冷淡……，给这世界带来了弥天大祸。
——弥尔顿：《失乐园》
1962年，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姥爷和姥姥被发生在全国的普遍的饥饿赶进了北京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记得那时我刚填写了我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申请表格，我在填写”主要家庭成员和成份”这一栏时，刚从妈妈嘴里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竟然统统都是地主。我在吃惊之余是深深的失望。因为在我心目中，地主就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是剥削人民，压迫劳苦大众的吝啬鬼。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我不喜欢地主姥爷、姥姥的到来。当然并没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所以我只有尴尬难受，暗自不满。
今天想来，我非常庆幸爸妈当时在这件事情上党性没有那么强，尽管姥姥和姥爷的成份是地主，但他们仍然决定把两个老人留在北京，免得他们饿死。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后来知道，当时有许多干部的父母或亲戚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乡下逃到北京，希望他们在党里、政府里工作的儿女收留他们。按照严格的党性，这当然是不能准许的。许多人只好按照组织的规定把亲人送回乡下，这些回去的人中，后来确有饿死的。
姥爷中等身材，面容黯淡。我不记得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姥姥却是一个很容易有明朗微笑的富态老太太，她的衣着总是很整洁，面皮白净。比较而言，我觉得姥姥更亲切。但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洗脚，她把畸形的缠过的小脚突然露出来的时候我大惊失色。虽然这和她是不是地主没有一点关系，但她的亲切形象一下被全部破坏，我从此决定绝不再和她单独相处。
姥爷姥姥一开始和我们同住一个院子，他们住的两间平房在前院，和我们住的后院隔着一排树和一道墙。虽然一想到他们是地主，我心里就有点别扭，但我从爸妈对两位老人的态度上学会了起码尊重他们。总的来说，两个老人十分安分守己，没有特殊的事情从不到我们的楼里来。他们似乎既不特别希望对我们表示慈爱，更不敢期望儿孙们早晚侍奉。当时我有一位表妹，也就是我小姨的女儿放在姥姥这里抚养，因为她，我有时到姥姥姥爷的房子里玩。我的印象里，两位老人都不多话，也不严厉，我们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看，从不指导或者干涉我们什么。
但是这种脆弱的关系却随时可能受到破坏。
那时在小学生中间，流行用一种塑料的文具尺，我们叫它化学尺子，比木头尺子又轻又漂亮。我很想要，但又不敢和妈妈说。因为这种要求通常是不被批准的。姥姥不知怎样知道了，就对我说：”不点儿，你和我上街，姥姥给你买。”我一高兴，忘记了自己不和姥姥独处的原则，欢天喜地地跟了姥姥去。买了尺子，姥姥说：”累了，咱们坐三轮车回去。”姥姥叫了车，蹬车的汉子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姥姥说：”乖，别动啊。”我坐在姥姥膝盖上，觉得心情都好得不得了。姥姥也高兴，胖胖的她笑起来，身上颤颤的。
离家不远时忽然出了事。我没有搞清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觉得三轮车大概是要避让什么东西，忽然在原地打了一个旋，车头高高翘起来，我和姥姥则被仰面朝天困在车座上。我身子轻，一翻身跳起来，姥姥体重太沉，越急越起不来。蹬车的汉子忙不迭地去扶她，看到姥姥狼狈的样子，脸上不知不觉地带出了一点窃笑。姥姥一下子恼了，冲那汉子大喊起来，威胁着不给他车钱，还说是摔坏了孩子决不与他善罢甘休。这下那汉子慌了，脸色苍白，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几乎要给姥姥跪下。姥姥越发不依不饶，还让那汉子赔我摔坏的尺子和她刚买的苹果和柿子。看到姥姥越来越凶狠的样子，还让人家赔我并没有摔坏的尺子和她未必不能吃了的水果，我的心里忽然浮上”地主婆”三个字，而且觉得眼前的这一个，实在是符合凶狠、贪婪等所有标准的，如假包换的一个。
我大喊：”我没摔坏，尺子也没坏……”一边喊，一边莫名其妙哭起来，然后拔腿就跑。姥姥愣了，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拐着小脚来追我。我们跑到家，姥姥拉着我，一个劲儿地问：”好乖，吓着没？吓着没？”我故意沉着脸不理她，使她惊悸不安。好几日，姥姥见了我就一脸的愧疚。
我并不关心这次姥姥是否受了伤，也不知道给没给车钱，我只是又下了一个决心，再不和姥姥上街买东西。
终于，姥姥姥爷不得不搬出了我们家的院子。这是因为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姥爷信耶稣教，是一个耶稣教徒。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参加耶稣教堂举办的宗教活动。有一次，他参加的活动被公安部门监控。活动结束后，一个公安人员跟踪姥爷。他看到姥爷堂而皇之地进了公安部长的家，不禁大吃一惊，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妈妈知道了这事，觉得住在一起还是太不方便，就托人在我家附近又找了一个小院子，把两位老人安顿下来。这以后，他们就很少到我们家里来，过年过节，妈妈也是上门去看他们。我的印象里，妈妈没有带我们去过。
文革开始，爸妈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红卫兵兴起的”破四旧”运动在1966年8月及以后的日子达到了高潮。秋天原本是北京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是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受到骇人听闻的迫害。
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我们家，他们不知怎么知道姥姥姥爷的住处。姥爷那时在颐和园园林管理处工作，那天不在家，红卫兵只抓到了姥姥，并把她带到我们家。那天，中央警卫局的人事先听说了红卫兵要到我们家里去，提前把妈妈转移走了。红卫兵找不到妈妈，就把姥姥推在地上，当着我们的面拷打她，问她我妈妈在哪里。用呼呼作响的皮鞭赶着她在地上爬，一边强迫她叫：”郝治平，你在哪里？你出来吧……”打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推推搡搡地带走了她。从头到尾，我默默地注视这一切，一点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老人受到残酷虐待的时候做点什么来帮助她，更坦率一点说，连我心里涌起的同情都少得可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她很快被红卫兵强制送回了老家临漳，姥爷没有多久也被强制返乡。姥爷一路上受尽欺凌和折磨，回到家里，他只进屋在姥姥床边坐了一会儿，当夜就在老家的堂屋里悬梁自尽，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只言片语。姥姥的腿被红卫兵打断，在床榻痛苦地挣扎了三年，也在1969年悲惨地去世了。他们二老先后离开世界的时候，都只有我三姨在。作为地主和走资派的亲属，三姨的处境可想而知。两位老人人土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1986年，妈妈离开家乡50年后重回故里，她将两位老人合葬。挖开坟，由于下葬的时候没有棺木，姥姥姥爷都只剩下一堆白骨，姥姥的腿骨还是断的。捡拾这些骨头的，是我前面提到的，由姥姥养大的小表妹。
这几年，妈妈岁数大了，她开始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有时是我们问，有时我们没有问。
她的家乡在现河北临漳县，家住县城西南角。从临漳的地名可以知道这是个临漳河的地方。妈妈出生的时候临漳属河南省，解放后划归河北，又划回河南，最后划归河北。但现在只要有人问起，妈妈总说自己是河南人。妈妈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排行最小，以开当铺为业。他的家境在几个兄弟中不算富裕。据说是因为太太姥爷死后分家不均，家里人欺负小房的缘故。太姥爷不知道为什么不希望姥爷继承他还不错的当铺生意，早早让自己的独生儿子也就是我姥爷上了学。姥爷念书识字，学业完成后在县里不定期地做过小官吏，不做公家事的时候，就做小学教员。受姥爷的影响，妈妈从小的理想也是做个洁身自好的小学教员。妈妈是家里的长女，很受太姥爷和姥爷的疼爱。她小时经常被我太姥爷扛在肩膀上到临漳县城的街上去玩。太姥爷一手提着一小袋面，另一边的肩膀上扛着我妈妈。到了街上，太姥爷把面放在机房里压面条，然后扛着我妈妈进茶馆，太姥爷喝茶，妈妈吃太姥爷给她买的馓子。喝完茶，太姥爷去机房取压好的面条，一手拿面条，一边的肩膀还是扛着妈妈，祖孙二人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去。妈妈说，当年她坐在太姥爷肩膀头上，看到的临漳城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和街道至今历历在目。她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会梦见自己是个小女孩，坐在太姥爷的肩膀上，走遍临漳城的大街小巷。
在妈妈的家乡，女子受教育很少见。但在姥爷和太姥爷的精心安排下，12岁的妈妈完成了小学的学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开封的明伦中学和开封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这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的1937年，日军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之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小小的临漳城危在旦夕。日军沿途烧杀抢掠的暴行使小城内人人自危。忧心如焚的姥爷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他和姥姥商量来商量去，决心将两个刚刚成年的姨嫁出去，已婚的女子无论如何会比待嫁的姑娘安全些。他们还决定由姥爷带着未成年的舅舅，也就是郝家三代单传的男孩子，上开封找我妈妈。姥爷的打算是父女三人一起向南逃难，路上他也许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教书挣钱，这样第一可以不做亡国奴，第二可以保存郝家的血脉。姥姥则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公公婆婆，还有她年仅五岁的小女儿。
姥爷到了开封，把他的打算和妈妈说了，没想到，妈妈已经下了决心找共产党抗日去，不过为了不让姥爷替她担心，她没有和姥爷明说，只说她要继续读书，不愿意和家里人一起走。没有办法，姥爷知道自己说不过倔犟的女儿，只好带上独生儿子，父子二人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妈妈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她和几个进步同学在一个共产党员，绰号”老大哥”的带领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徒步走到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
姥爷带着舅舅到了武汉，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中和舅舅失散了。姥爷离家千万里，又丢了儿子，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为他总觉得舅舅没有死，还有找到的一天。找不到儿子，姥爷不敢回去见姥姥，在武汉又度日如年，他就在这时候皈依了耶稣教。舅舅一直找不到，一晃三年过去了，姥爷只好打点行装回到家乡。他告诉姥姥独生儿子丢掉了，而姥姥则告诉他大女儿也不知去向，有人说是投了共产党，但还是生死不明。可以想象，姥姥和姥爷那时如何伤心欲绝。
1942年，妈妈在抗日前线太行山和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爸爸结了婚。这时候，为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当时任冀南军区主要负责人的宋任穷知道妈妈是那一带人，就找妈妈介绍家里的关系。妈妈离家多年，当然想知道家里的情况，马上心急火燎地给家里写信。宋任穷派人把信送到姥爷和姥姥手里，他们真像白捡了个女儿一样高兴。这以后，只要组织上找到姥爷，他都尽可能帮助共产党八路军做事。姥爷好几次赶着一群羊到敌占区去，卖了羊，用卖羊的钱给八路军买药。这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带现钱怕土匪抢了去，赶羊又有赶羊的难处，怕抢，也怕路上羊死掉，又怕到地方卖不上好价钱，姥爷一个读书人，赶羊卖羊当然都不在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可真够难为的。好在姥爷办事稳妥，一直没有出过大差儿。此外，姥爷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心里觉得是在帮女儿做事，这种心情恐怕是他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1943年，我大姐峪田一岁，二姐峪书刚刚出生。姥姥知道了，就急着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看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姥爷说，那么远的路，又有日本鬼子，怎么去？姥姥说你不用管，我不会像你，连个儿子也保不住。姥姥这么说，是因为她真的多有计谋，遇事不慌。还是她过门不久的事，小姑被土匪绑了票，一家人急得火上房，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赎人。作为嫂嫂的她给全家出了个主意，四处去散风，说家里没钱赎人，这个姑娘也不准备要了。没几天，土匪竟然放了人，并从此留下郝家没钱的印象，再也不来找麻烦。姥姥执意要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这时知道姥爷在外面的几年，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虽然姥爷后来和这萍水相逢的女人再也没有来往过，但这使一直为郝家含辛茹苦的姥姥受到极大伤害，她越发不能原谅姥爷把舅舅丢掉的事情，气愤伤心之下，她决定只身一人上路。
从临漳到太行山，可以想象，姥姥怎样拐着一双小脚，千辛万苦地找到妈妈。她最没有想到的是根据地的妇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的和男人平起平坐。姥姥大开眼界，她对妈妈说，你这里好，男人女人平等，我不回去了，就和你在这里打日本鬼子吧。妈妈说日本鬼子的扫荡马上要开始了，不仅你不能留在这里，还要把峪书交你带回去，请你替我抚养，这里的环境太恶劣了。姥姥没有办法，大哭一场回家去姥爷和姥姥了。
六年以后，妈妈给姥姥写信，让她把峪书送来，因为孩子要上学了。妈妈希望她在革命部队里受教育。姥姥带着峪书又一次跋山涉水地到了解放区。刚住下不久，妈妈又不得不动员姥姥回去，因为那时候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作为党的干部，妈妈不能留自己地主成份的亲属在部队上，这有逃避土改的嫌疑。姥姥这次又是大哭一场。临走她对妈妈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不通情理？我给你把女儿养到六岁，没指望你谢我，可峪书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也是我的心头肉，一下子不让我带走，连多住几天都不行，让人心里怎么受？后来舅舅写信给妈妈说，姥姥是一路哭着到家的。回到家就大病一场，险些送了命。
一直到解放以后，姥姥姥爷再没提要来的事，妈妈也没回去过。妈妈说，要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饿得受不了，他们也不会来投奔我。
这些故事让我感动。姥爷姥姥原来只是漳河边上一对过着最传统小康生活的农民。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后来由于生养了一个投身革命，立志改造社会的女儿，又被卷入一堆他们并不理解的事情中去，直到在文革中惨死。如果人真有灵魂的话，他们的灵魂一定是无法安宁，夜夜游荡的。
但是连这种想象都无法改变我对他们已经形成的印象，所有关于他们的回忆都打上别扭、怪异的烙印，总使我重温看到姥姥那双小脚时的难受和恶心。一般说来，老人的至福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小儿女们的至乐，则是在夏日的藤萝架下听自己祖父祖母讲牛郎织女之类的故事。对于我和姥爷姥姥来说，至福至乐都无从谈起。文明史中这种最简单的图画，对我们来说都是奢望。不仅如此，联想到我在红卫兵毒打姥姥时的无动于衷，联想到我在今天仍然无意修补我被扭曲的情感，我对自己的冷酷不免心惊：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
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捷克人在临刑前说：”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小学语文课读这篇《绞刑架下的报告》的时候，我就为这句结束语热泪盈盈。
可伏契克以为自己是谁？他不是上帝，他只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年纪轻轻就被法西斯断送生命的捷克作家。他走上的并不是美丽的十字架，他只会被人用肮脏油腻的绞索绞断脖子。但是他却说出这样应该由上帝说出的悲天悯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伏契克要告诉人们，要人们警惕的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以为，那只是法西斯分子和由他们发动的罪恶战争。但是今天我懂得了，几个战争狂人或者某种专制制度都不是世界的最大危险，最大的危险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失去尊严，回归兽性！
伏契克在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深深理解了人类生存中这种最悲哀、最无望的状态，所以他在一刹那之间升华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为全体人类受难的上帝之子。所以他以最高智慧说出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说出的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
不幸的是，这句箴言一经说出竟变成咒语。因为活着的人总是不够警惕。尽管合理的社会历史形态会抑制这种状态的发生，但更多时候这种状态却像疾病一样传染和蔓延。不管人的尊严是被剥夺，还是自愿失去，不管回归兽性是发生在忽然之间，还是形成于常年累月，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此。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难道还需要更多的例子吗？这种状态发生在我，我曾非我，发生在人，人会非人，发生在时代，时代就血腥。如果不幸传染蔓延开去，那是世界的末日了。
本文选自《红色家族档案》，罗点点／著，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