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翔  追光者【京城外望】2025-11-22 | 转自 新世纪

张晓卿逝世，《明报》在11月13日以社评「怀念一个好人：张晓卿先生」悼念。社评虽肯定其人品，但标题仅以「好人」二字总结，似乎反映了外界对这位媒体老板长期以来难以言说的复杂观感。

笔者与张晓卿并无私交，仅能从其公开行为作评价。他白手兴家，自有其眼光魄力与处事能力值得肯定；但当他成为华文媒体帝国的掌舵者，人们自然会以另一把尺衡量：他如何使用这项社会公器？从传媒公共责任的角度看，他的表现令人失望。其行为不但涉及「公器私用」，更使其媒体深度卷入中共宣传体系。本文主要聚焦于其「公器私用」的部分。

张晓卿曾在《明报》56周年致辞中强调媒体 要「永远说真话、独立敢言、探求真相、为民喉舌」，又指媒体是「第四权」，肩负监察政府和彰显公义。然而，他在掌管《明报》期间因屈服于政治压力，先后撤换两任广受业界尊敬的总编辑刘进图（2014）及姜国元（2016），并压制批评中共及港府的文字，甚至使连连载30年的尊子漫画亦难逃被弃。其言行落差极大。

一、公器私用的典型案例

张晓卿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辽宁投资，因而结识薄熙来。薄于2007年调任重庆后，张立即利用其媒体资源歌功颂德。 2009年2月，《亚洲周刊》文章首次提出「重庆模式」，大赞薄熙来的施政，后来薄熙来推动「唱红打黑」，该刊更进一步美化为「红色 GDP」。这些吹捧迅速在中国媒体内被复制、扩散，极大推动了薄的政治形象。

笔者对此深感不以为然，曾直斥《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薄熙来上任不足两年，何来「模式」可称？但对方不予回答。

二、传媒老板亲自「唱红」

张晓卿不仅利用自家媒体，也动用行业平台支持薄熙来。他担任「世界中文报业会」会长时，在2009年选择于重庆举行年会，并在会上称赞薄熙来具备「高深学养」。 2011年，他又以「世界华文媒体合作联盟」主席身分，将第六届华文传媒论坛安排在重庆，并与薄熙来同台合唱红歌，实质为「唱红打黑」背书。

三、在重庆设立「世华」西部中心

2011年9月，张晓卿旗下常青集团宣布在重庆投资100亿人民币建设「世界华文传媒中国西部中心」，《星洲日报》报道形容他给予重庆「最信任的一票」。此举象征他全面押注薄熙来。

四、薄熙来落马后的急速转軚

薄熙来2012年被捕后，《亚洲周刊》迅速转变立场，由邱立本撰文严厉批薄，强调其践踏法治。张晓卿亦撰文称「唱红打黑」是时代倒车。 《亚洲周刊》更密集刊登批薄文章，前后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暴露人性与政治投机的丑恶。

五、误闯中共高层斗争的泥沼

薄熙来落马后，北京派人到港调查其如何动员港媒助势，调查范围包括《亚洲周刊》。决策层欲确认薄是否建立「重庆—香港」的权力走廊，也想了解其背后是否有更高层支持。

事实上，2012年十八大前，薄熙来与习近平曾被视为接班的两大选项，两派角力极为激烈。张晓卿以为支持薄 熙来是投资其政治前途，却不知这等于站到未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对立面。习近平上位后，张自然要寻求「补过」。

六、戴罪立功：撤换刘进图

2014年1月6日，《明报》突然撤换总编辑刘进图。此事极可能是张晓卿向北京「将功赎罪」的手法。

背景是：2014年1月20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表中国精英在海外资产的调查，涉及多名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亲属。 《明报》是合作媒体之一，作为总编辑的刘进图自然需负责。中共已向大陆合作媒体施压，按照常理，北京必然也会向《明报》老板施压。张晓卿选择撤换总编辑，以示政治态度。

刘进图被撤换后一个多月，便在2014年2月遭暴徒斩伤七刀。暴力与政治压力的时间点重叠，正反映涉事内容触及敏感利益。张以「斯文方式」消音，歹徒则以暴力灭声，虽手段不同，作用相同。

当张晓卿强调《明报》要「揭露黑暗、彰显公义、为民发声」时，他是否会感到羞愧？此已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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