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5 年 11 月 20 日来源：思想坦克

美国—中华民国经济协会

尽管周恩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去世，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加上美国即将举行大选，但美中贸易的许多根本关系仍然保持稳定。然而中国大陆的政治动荡也为台湾及其美国的支持者创造了新机会。在美国，商界、共和党和劳工运动中支持台湾的人都在为另一个连续性努力：维护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某些台湾的支持者，例如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长期的反共斗士周以德（Walter Judd） 希望美国完全拒绝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他看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拥有未来统治全中国的绝对正当性。一九七六年五月，他的自由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在其刊物中主张，美国应该「坚定地支持自由中国」。多年来周以德的双月刊新闻通讯经常刊登台湾和中国的比较报导。随着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有一期通讯中刊登了两个并列的标题，对比了「中华民国是一个自由社会」与「中国大陆动荡不安」的情况。

周以德在美国独立战争两百周年时宣称：「今日的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就像一七七六年一样。」由于担心新总统会承认中国，周以德写道，在每个字都加底线以示强调：「美国在外交上全面承认北京的暴政从来就不是必然的，今日也不是必然的。」这位年迈的反共产主义者已不再拥有他曾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但他确实得到了一些有力人士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加州州长隆纳德．雷根（Ronald Reagan）。

雷根和福特竞逐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政纲批评包括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缓和政策。一九七六年六月，雷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强调与台湾保持关系的重要性，并暗示「两个中国」解决方案可能行得通。他坚称：「这不一定意味北京会预期我们以断绝台湾关系做为扩大与北京关系的代价。」雷根无视于北京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声称他的立场不会影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雷根认为在与台湾保持关系的同时，没有理由不发展与中国的贸易。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双边贸易从一九七四年达到高点以来急剧下降，但他安抚读者说「贸易机会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他补充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不需要做出无谓的让步就能实现这个目标。」尽管雷根希望维持与中国的贸易，但他坚称：「我们绝不能危及安全……也不能断绝与台湾的关系。」他总结说：「去年我们与台湾的贸易额为三十五亿美元，是与北京贸易额的七倍之多。」美国与台湾的贸易额远大于与中国的贸易额，这个事实是支持台湾的人士经常提到的重点。正如周以德也对他的支持者所说：「美国与赤色中国的贸易额是微不足道的四亿美元……只有美国与中华民国贸易额的八分之一！」

在有关美国与台湾和与中国关系的更大争论中，贸易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台湾领导人本身也大肆宣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以彰显双方密切的程度。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台湾甚至发起了一连串「购买美国产品」运动，尝试藉由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购买来降低对美国的贸易逆差。

一九七六年夏天，美国的台湾支持者宣布进一步加强台湾与美国贸易关系的倡议。在雷根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一个月后，前大陆银行（Continental Bank）总裁，也是尼克森第一任期的经济特使大卫．甘迺迪宣布成立一个新贸易组织：美中经济协会（US-ROC Economic Council）。甘迺迪与台湾经济部长孙运璿和财政部长李国鼎密切合作，共同成立这个新组织。他对这件事非常投入，甚至亲自资助该组织的创立费用。

听到甘迺迪成立这个协会，周以德十分高兴。身为长期的台湾支持者，他在同年四月写信给甘迺迪以祝贺新组织的成立。周以德解释说：「刚好我们的自由中国委员会感到有必要采取类似的行动，因此去年决定成立一个商业顾问协会。」周以德的这个商业团体与十二家公司有关，包括胜家缝纫机（Singer）、《时代》杂志和纽约银行。他向甘迺迪解释，四位前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都曾签署过一封信，邀请美国公司加入周以德新成立的这个以台湾为中心的协会。周以德提议协助甘迺迪的新组织，但根据双方留存的历史文件显示，甘迺迪并未实际利用其协助。

与周以德不同，甘迺迪并未公开涉入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与台湾维持政治关系的问题。但他对台湾的忠诚显而易见。名称上使用「中华民国」，而非「台湾」，所代表的正当性遭到共产党领导人的拒斥。在中共因为周恩来去世和毛泽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动荡不安的政 治敏感时刻，中国外贸部对这个新组织做出回应，威胁要抵制所有加入该新组织的美国公 司。外贸部特别在意的是它的名称。

在芝加哥举行的「美中经济协会」成立大会上，甘迺迪提出名称问题，并向与会的企业主管表示，有「两、三家」美国公司已表达「强烈希望更改组织名称，并且普遍认为应改称 为台湾的偏向」。但这还不足以动摇他。 「大多数公司……反对更改名称，」甘迺迪反驳说， 事实上，「有几家公司已表示，如果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而改变名称，它们将退出」。因此，这个新组织保留了原来的「美国－中华民国中经济协会」名称。

在芝加哥的成立仪式上，甘迺迪解释说，创始董事会成员「几乎全体一致认为我们应该避免涉入政治活动」。经济协会应该「专注于经济与民间企业领域」。但与台湾领导层关系密切的经济协会无法逃避政治问题，甚至连该组织的名称本身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选择。

尽管甘迺迪希望不涉入政治，但台湾领导层是创立该组织的关键。一九七六年三月到十二月，孙运璿发起招募美国公司加入美中经济协会的活动。孙运璿从台北的办公室写信给美国大公司，鼓励它们参与。他写给底特律能源公司（Detroit Energy Co.）董事长沃克．西斯勒（Walker Cisler），请他努力「动员底特律地区的工商界领袖」以协助经济协会，并招募更多成员，「因为您是中华民国的老朋友，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孙运璿也写类似的信给其他美国企业主管，邀请他们不只是加入美中经济协会，也考虑招募他们行业中的其他主管。

《华尔街日报》报导，「一些商界主管」认为，台湾正在采用「高压手段」为新成立的协会争取支持。在香港美国商会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花旗银行主管汤玛斯．华克（Thomas Wacker）建议，在台湾有大量投资的公司如果想继续开展业务，应该考虑加入美中经济协会。 「这很微妙，」华克说：「如果你被认为与政府合作，你想要的一切都变得容易一些，如果你不合作，一切都变得困难一些。」一位曾受到台湾政府压力的美国银行家形容说，那是「巨大而严厉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施压策略。他们争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支持，并警告美国商人不要加入那个新组织。中国贸促会派出中国驻菲律宾联络处代表张千华拜访美中贸委会的菲利普斯以表达不满。张千华坚称，如果美中贸委会的会员也加入台湾的协会，那么与中国的关系「不可能」不受影响。菲利普斯向其成员公司解释说：「如果同时加入这两个组织，那些公司给人的印象是，它们希望从两方都获得特殊利益。」事实上，菲利普斯带着警告意味指出：「对中国贸促会来说，那样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菲利普斯也给一些成员企业分别写信，警告他们加入这个新贸易组织极其不智，或称赞与之保持距离的企业。菲利普斯对福特汽车公司执行董事韦恩．弗雷德里克斯（Wayne Fredericks）说：「我很高兴得知，福特并不是拟议的董事会成员之一。」福特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经济关系，几年前就列出一份购物清单，开始从中国购买电子零件。菲利普斯指出，与两个经济体进行贸易是一回事，但加入台湾的贸易协会董事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菲利普斯警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的立场很强硬，并已明确表示与成为该协会成员的公司未来的关系将受到不利影响。」「正如张千华先生上周告诉我的，『遗憾的是， 政治和贸易无法分割』。」

苏联领导人以看戏的心情在一旁观看这场纷争的开展。苏联外交官亚历山大．梅德纳尼克（Alexander Medynanik）开心地向一名美中贸委会的成员说：「我知道你们有竞争对手。」然而，受到牵连的却是美国企业。洛克威尔国际（Rockwell International）就是这样一家面临海峡两岸压力的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小威拉德．洛克威尔（Willard F. Rockwell Jr.）已加入美国─中华民国经济协会董事会，但该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一直与美中贸委会密切合作，努力想建立与中国的关系。洛克威尔是多家高科技公司的母公司，其中包括销售微波和卫星通讯技术的柯林斯无线电集团（Collins Radio Group），而柯林斯一直试图把这些技术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根据四三方案购买的许多产品中，都含有洛克威尔的零件。波音七○七飞机配备了柯林斯的航空电子设备。凯洛格公司向中国出售的氨工厂中包含由洛克威尔流体控制部门供应的旋塞阀。不久前购买的威伯科采矿卡车使用了洛克威尔的煞车。

菲利普斯意识到洛克威尔董事长加入美中经济协会可能带来的问题，于是直接联系了与美中贸委会关系密切的公司副总裁阿隆佐．凯特（Alonzo Kight）。菲利普斯在他电话手写纪录上，满意地认为洛克威尔会「深刻检讨」该公司加入美中经济协会的事。不久以后， 洛克威尔就退出了美中经济协会。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贝克与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Baker and McKenzie）也参与甘迺迪创立美中经济协会。但随着中国愈发展现对新成立协会的不满，贝克与麦坚时也退出该协会。中国当局继续扬言要惩罚加入美中经济协会的美中贸委会会员。在一九七六年底，当美国商人和来中国的游客试图使用美国运通旅行支票购物时，中国贸促会拒绝所有美国运通旅行支票的支付。美国运通董事长霍华德．克拉克（Howard Clark）是美中经济协会董事会的初始董事。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董事长萨里尼尔斯（B. V. Salenius），和奇异公司副总裁杰克．派克（Jack Parker）也都加入美中经济协会董事会。这两家公司原本预期能获得的签证数量也遭到削减，影响其参与广交会的行程。

旅行支票遭拒绝严重影响了那些与台湾没有关系、但一直依赖美国运通支票的美国企业。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美中贸委会与中国贸促会的人员举行会议，并在讨论中很快就谈到新成立的美中经济协会问题。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萧方周（音译）在北京的谈判第一天就提出这个问题。他告诉美国人：「《上海公报》的原则很清楚。我们不反对他们与台湾做生意。」而是中国贸促会认为，美国公司加入美中经济协会的决定有问题。他指称「美国─中华民国经济协会」的名称含有「两个中国」的意思。

菲利普斯解释了他为劝阻美国商人加入美中经济协会所做的努力，但也强调他的影响力有限。他曾写信给许多美国企业，解释「他们决定加入这个特定组织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根据我们的制度和法律」，美中贸委会「不能对这些公司采取任何行动」。菲利普斯急于保护美中贸委会，强调这是美国个别企业与中国贸促会之间的问题。他总结说：「美中贸委会不应因为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公司的行为，而被削弱或让它的影响力受损。」

出席会议的还有化学公司孟山都的总裁约翰．汉利。汉利语气更为坚决地插话说： 「我想确定你们了解，美中贸委会的会员公司完全有权在台湾和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追求其商业利益。」美中贸委会「没有否决这种可能性的立场，也不能把它们逐出协会」。萧方周回应道，问题在于「对我们友善、同时也对台湾友善的公司」。这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当它超过商业利益的范围时，就是不可接受的」。对萧方周来说，问题在于美中经济协会存在的根本政治意涵。

一些美国企业在同时与台湾和中国大陆贸易时遭遇的干扰来得快，去得也快。中国仍然拒绝与美中经济协会的成员公司进行贸易，但与台湾进行贸易的非成员公司仍可与中国做生意。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季广交会上，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重新获准使用。当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华国锋已在北京掌握领导权，并宣称将重新透过购买技术来推动工业化进程； 而卡特已当选美国总统，并承诺最终将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美中经济协会的成立正值盛夏，且正当美国与中国的政治都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这凸显了外交正常化的敏感程度，以及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想利用贸易做为追求政治目标的工具。一如一九七○年代常见的情况，中国因为政治问题而以取消贸易做为惩罚。中国官员认为，贸易只有在地缘政治出现积极发展后才会实现。

甘迺迪后来担任美中经济协会主席十四年，直到一九九○年退休。一九八六年，台湾授予甘迺迪景星勋章，这是最高荣誉之一，类似于英国的爵士头衔。甘迺迪退休后， 这个组织改名为美中（台）商务协会（US-ROC〔Taiwan〕Business Council，编按：一九九五年）。此时美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多年，但台湾的政治地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季辛吉的「战略模糊」政策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实行，至今仍是美国处理「一个中国」议题的核心方针。在一九七六年，面对新的组织改变导致这种紧张突然升高。

但在随后的几年里，美国商人成功地调和了台湾海峡两岸政治实体间的分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财富回报。

作者出生于澳洲雪梨，在雪梨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资本主义、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关系的历史，曾在耶鲁大学、南方卫理公会大学总统历史研究中心和维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担任研究员。
目前是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系的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和美国外交关系史学家协会（SHAFR）会议委员会的成员。
曾在美国各地以及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生活和工作，现在则定居伦敦，与她于德州救援收养的爱犬Ellie一起生活。
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图片来源：澳洲国防部 ／Defence Australia
书名：《中国制造的崛起：美中利益的交汇，如何重塑全球经贸格局》
作者：伊莉莎白．英格森（Elizabeth O’Brien Ingleson）
出版社：台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