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见巴黎南希再贴2018年底的这个帖子，似乎有些怅然的说：「有些好友，很少见面，但一见面就好像没有别离过，多年前说到一半的话题，就继续说下去，如此这般，阿门。」她这番话，我读出来的意思，仿佛我们这些「六四」流亡者，一直被卡在八九年的那个瞬间，四十年来没有别的话题可说。然而，君不见，关于那场屠杀，如今早已面目全非，各式各样的说词都翻腾出来了，诸如「邓小平下令开枪不准确」、「邓楠称她爸爸被误导」，https://youtu.be/GFHjzynFzUs?si=gp5oug4f863Rhg9U；而周孝正在《文明客厅》痛心疾首，这些年来一直在跟「六四当事人」求证要说法：为什么八九六四酿成惨剧？https://youtu.be/EsLxPYUhrEI?si=QLInANaIDrDBZAT7

一、”六四”屠杀改变了人类历史

「大屠杀」三十六年了，「邓神话」还没有破灭，所以中国也没有改变，但是世界改变了，变得更坏了，人类呢？有一个被屠杀过的民族，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可疑的，廉价劳动力？财富？腐败、甚而病毒？这并不清楚，因为没有证据做研究，总之，最后的结论，应该跟「大屠杀」有关。

茨威格认为，一个闪耀时刻出现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长岁月，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会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他归纳了决定人类进程的十四个瞬间，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获释，等等，历史中性，善恶兼顾，统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只强调，这些瞬间一闪之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闭的列车”，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1917年4月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全境，最后抵达俄国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发，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射的几百万发毁灭性炮弹都不敌它，因为这列火车把列宁送回了俄国。蜚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茨威格，鸟瞰世界尚看不到东方的中国，他归纳的”瞬间”也没中国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中国影响，大概只有火药发明一桩。

然而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

三十年经济起飞的破坏性，于今昭然若揭，它摧毁了中国，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沉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而且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将泛溢到世界各地，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三十年的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只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因为三十年后中共的专制，成为一个祸害，威胁人类。

当国际社会如梦初醒，开始正视中共这个邪恶政权，海内外对三十年历史的清理，也将将起步。当此之际，我遇到一位先生，一个绝不放过这段历史的有心人，穷三十年心血，追溯、爬梳、探寻大屠杀的历史情境和人物，遍访域中，耗资千万，踏破铁鞋无觅处，执着、坚韧、一息不停，这本七十万字的《赵紫阳与六四》就是明证，并且他径直触碰了这三十年最核心的要害，揭示出惊人内幕。简言之，这本书主要处理了三个问题：

1、应对八九学潮，邓小平要杀人，赵紫阳反对杀人；
2、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的军事政变；
3、杨尚昆的作用与角色。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这本书，试图重建二人互动的来龙去脉，以解释屠杀之因。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本书分析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这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即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 “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本书梳理了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邓小平认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全会拿掉赵紫阳，是合​​法手段，但是没有把握，非确定性很高，只有调动军队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势。这个过程必须在密谋条件下，通过军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的更迭。

邓小平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地位，要除掉一个政敌，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的，其范围也一定从北京扩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甚至全国，内战将使整个学运和人民成为牺牲品，整个改革注定夭折，是全国范围的一场大灾难，也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从作者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权力结构在文革之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其实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倒过来”枪指挥党”的，这个制度，是经”南昌起义”、井冈山直到”遵义会议”，由毛泽东掌握军事指挥权而逐渐形成，并以一贯之的，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它并没有因为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而稍有改变，毛泽东始终牢牢掌握军权才使他可以”无法无天”；文革后也是由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协同华国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邓也只能等到叶剑英去世，才经由谋取军权、废黜华国锋，才稳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但是这种结构，在邓小平等元老退居二线之后，便产生了问题，于是有一个”垂帘听政”制度出来做补充。 1987年7月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种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 “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后来由”六四”屠杀证明了。

所以他们在十三大以后退出中央常委，纯粹是演戏给国际上看的，但要演好这出戏，就非得学晚清的西太后慈禧。赵紫阳描述，那天陈云在邓家的会议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寥寥几笔，两个”老佛爷”形象跃然纸上，各有特色——陈云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冰冷、虚伪，却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来；邓则是刚愎霸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什么党章国法的，没当回事过，这辈子他只怕毛泽东。

关于杨尚昆，本书提出了一个”监国”的概念，也极有新意，是迄今为止”六四”研究中没有出现过的，它更丰富了无论”新权威主义”，还是”垂帘听政”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本书首先指出，当时杨控制着军队和国安系统的日常运作，分管港澳台事务，通过亲信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通过秘书徐瑞新（中央办公厅分管机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办公厅。 1989年的杨尚昆，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邓小平管理军队和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他是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拥有仅次于邓的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想要见邓小平都要通过杨尚昆。

其次，杨尚昆是邓小平打倒赵紫阳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忠实执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赵紫阳、稳住赵紫阳甚至迷惑赵紫阳。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以至于赵紫阳至死都认为杨尚昆支持他。整个六四大屠杀中杨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李鹏，杨尚昆是六四大屠杀中仅次于邓小平的名符其实的侩子手，没有杨尚昆，邓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变，杨不仅迷惑赵紫阳，还否决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让万里提前回国等意见、迅速处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这些重大角色，在整个阴谋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这本书在处理了上述三大问题之后，也以丰富的史料证明，邓赵在悼胡规格上爆发决裂，只是一个诱因，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是清污、反自由化刹车、未价格闯关、政体改革、整康华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所导致，反映了赵紫阳在政治理念上逐渐离弃邓小平。

我们稍稍梳理这三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文革之后走出毛泽东的”全能政治”统治模式，出来替代它的，是一个所谓”新权威主义”模式，当时也称为”新加波模式”或”亚洲四小龙”模式，即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经济开放，当时朝野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对”新权威主义”一派叫好、期望极高，视为一种进步，然而邓赵自合作到决裂、最后发生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却充分证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的要害问题是，极权制度的性格会顽强地蔓延到它的衰败期，而在马列政党中萌发的非极权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艰难，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却依然不敌顽固派的反扑，一如晚清即便有一个皇帝（光绪）要改制，并且有一个维新派襄助，最终还是被保守势力扼杀于血泊之中。

三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见证了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 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于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于霸权位置，压制、化约个人权利；将经济增长置于剥夺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态资源、子孙后代的生存）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这是一个集权升级版，是八九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更新换代，而西方和国际社会尚大梦如酣。

六四屠杀后，美国为了中国市场而迎奉中共，老布什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接纳中国进WTO，所以”中国奇迹”是西方与中共集权制度的一个合谋结果，中共从六四危机中存活下来并升级为超强集权，并威胁国际社会，西方也要负责任，他们三十年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可是由于中共已被西方绥靖主义豢养壮大，国际社会已受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强集权，历史已经不能回头。

中共合法性丧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杀导致了第二次，所以陈云才提出”我们自己子弟接班”的战略，他们对自己传统的接班顺序已经丧失信心，这个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安排好了。比较台湾蒋经国，因为刺杀江南事件，而废储蒋孝武，蒋家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机而立储，但是”太子党”执政没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习近平向毛泽东倒退的底蕴。

今天，”改革”是一个最霸权的话语，却是一个死亡话语，仍然垄断着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说。我们的一切想像和话语都在死亡。也许，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寻找”改革”的缘起、夭折，会带给我们新的想象和灵感。这也是研究赵紫阳和六四的重大意义。

二、虎狼

我在《鬼推磨》中，特别写了「人与坦克」一节，提到邓小平一个讲话，今天居然出现在网络上，证实了我对他的「虎狼」定性：他运筹在先，失踪十四天，去调动野战军和坦克机枪，杀进首都血洗长安街，却第一次露面，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称「坦克压过去」如何如何，此谓虎狼也！共产党统治中国，一向暴虐之后施笑脸，然后涂抹历史，消灭证据；再往下，就要发展经济，「把生活搞上去」，这次邓屠夫更胜一筹，搞起「韬光养晦」，连带把欧美也一道哄骗至今，中国快速成世界超强。顾炎武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肉食者，即虎狼也。

六四大屠杀后第五天，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首次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他有一个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坦克压过去”，他说：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 』

这个细节刺目地披露，即便是决策杀人的屠夫，也在顾忌”坦克会不会碾人”；或者他已经被告知镇压中发生了”坦克碾人”，而故意在第一时间欲盖弥彰？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后来成为”六四”屠城研究开拓者的吴仁华，亲身经历了极恐怖的场景。 6月3日夜晚他留守在天安门广场，与千名学生面临屠杀之夜，”广场枪声不断，天空就像放烟火”，直至清晨6点，他随学生由广场撤退到西长安街六部口一带，遭遇戒严部队坦克从后面追赶上来，”坦克行驶的声音非常大，地面都在震动。大家都说’坦克来啦，坦克来啦’。”吴仁华回忆，他们快速地翻过路边铁栏杆，逃过坦克追碾，却也有一些落在后面的学生，躲避不及，被坦克当场辗死：

『我看到很多学生遗体躺在自行车上，现场非常血腥，非常震撼，太让人愤怒。我当时想，如果手里有原子弹，我一定抱着它冲去跟决策者同归于尽。 』

他清楚记得，那辆坦克的编号是106号。吴仁华早上10点钟回到政法大学，看到教学大楼前摆放五具血淋淋的学生遗体。他跪下放声痛哭，这一刻，塑造了他的后半生，他将余生用来发掘真相、追讨凶手，三十年里完成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三部著作。

由肖强主持的《中国数字时代》的”六四档案”收录一篇署名”雨源”的文字《”六四”坦克碾人真相》，记录”六部口毒气弹，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恰好是吴仁华目击的一个旁征：

『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 』

据《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月29日报导，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最近解密了大量有关1989年”六四”时期的文件。加拿大解密文件中一批外交备忘录，描述了该国驻华使馆官员掌握的部份屠城情况，当中包括一名老妇跪在士兵们面前为学生求情反被杀害；一名男孩拖着一名抱着两岁孩童的女人逃走时被坦克辗过。根据记录，军队一度杀红了眼，”士兵不断开机关枪，直到弹药用尽”，甚至”有坦克掉头，将示威者辗成肉酱”。

人与坦克，成为「六四话语」中最为血腥、也最为本质的内容。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和一个同校女生正从广场和平撤退：

『忽然传来很多的爆炸声，正好在我身边也有爆炸物爆炸了，然后就升起一团来两三米直径的浓烟，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毒气弹。我身边的女同学就站立不住了，摔倒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她往路边，人行道那边转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余光看到，有辆坦克很快地向我们开过来，正对着，很快得逼近了我。坦克前面的炮管，都快到我头上了。速度很快，想躲闪就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就感觉到一种很沉重的压力在身上，整个身体有一种紧缩的感觉 ，被轧上了。当时还有点意识，坦克的履带绞住了我的腿和裤子，拖行了我一段，震动了几下以后，我从坦克上掉下来，滚到了马路边，后来就没有知觉了。 』

1989年6月4日，长安街上，一名中国男子，身着雪白的衬衫、手提两个购物袋，独自一人，只身阻挡迎面而来的十几辆坦克。

《美联社》摄影记者魏德纳（Jeff Widener），此刻正在附近一家酒店的阳台上，立刻按下快门，捕捉到这一对峙画面。当时坦克试图转向绕过坦克人，但距离很近几乎要从他身上碾过去。有关这一交会瞬间的影像，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坦克人”成为六四事件和八九民运的象征，他也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自由和反抗的象征，在照片、电视节目、海报和T恤中成为永恒。

但是直到三十年后，”坦克人”仍是一个谜。 “正是坦克人的神秘使他得以永久存在——这让他成为许多西方价值观与希冀的符号。”美国路易克拉克大学(Lewis & Clark College)副教授珍妮弗•赫伯特(Jennifer Hubbert)说。

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亡人数至今是谜。去年6月，香港《壹周刊》在翻查当年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中，发现华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了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当中10454人被杀害。

华府的机密档案点名称，中共第27集团军要为流血负责，”六四”凌晨这支军队持最具杀伤力武器，在天安门广场见人就杀。

三、八九学运伟大吗？

那天参加『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上去听大家都在老调重弹，我便说了一通不一样的、难听的——三十年说一样的话，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还有下一回？这种网络会议更是易碎品，随风而逝，所以把发言文字贴在脸书上。

不，它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好像，屠杀发生以后，人们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国人是可以不必付出这个代价的，而且也连带全世界不必掉进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1、你们一定会输吗？
2、你们为什么输了？

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历史、掩盖真相。许多人的说词，还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

先说这个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

第一、 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干，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
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
第四、中国的崛起，令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说说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众社会遗忘了：

1、广场绝食总指挥——
柴玲：逃出中国后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拿到学位，又经商致富，然后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没有对当年坚持在广场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反省；
李录：据称是”不撤退”主张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国后，也在美国拿学位并致富，然后又回头去帮助中共；
张伯笠：当年绝食指挥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后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后信基督教，再成为传道人，在获得信仰之后同样未见其反省。

2、知识精英——
郑义：八九年最早介入学潮的知识精英，自称是”绝食传授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后来只写为学运辩护的文字，还说”我是来打架的”，那么他「跟邓小平打了一架」，对长安街无辜被杀的民众，邓不会交代，他怎么交待？
王军涛，当年在广场直接操作学运，据说是为了帮助政府平息学潮，他在出狱后到美国读了政治学博士之后，并未见到他对自己当年的「政治学行为」及其失败，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3、改革派——
赵紫阳：八九当年他拒绝执行戒严而被罢免，其后被软禁整个后半生，并绝不检讨，光明磊落，然而，他对当年戈赵会”抛邓”而​​导致情势失控，令邓小平大开杀戒，却致死没有说明真相和原委，他也丝毫没有对民众的歉疚，反而在自传中流露对邓小平的歉意。赵紫阳系统的人们，至今也只歌颂他或为他洗刷。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八九屠杀的罪责，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这并不能替代民间一方的真相厘清，和对失误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四、「中国经验」甚至不能穿越海峡

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樊东宁的「六四特别节目」，我实际上是准备了一个讲稿的，但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我其实没捞上讲几句，稿子里大多意思，并无机会讲出来，只好在节目之后，贴上脸书来。

1、请教苏晓康先生：您当年在广场上与学生谈话，被中共指控为学运的「幕后黑手」，最后被香港的「黄雀行动」所营救，如今34年过去，怎么看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习近平的极权盛世，是不是戳破了西方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走向民主的神话？六四对中国与世界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答：第一、中国的「八九」学潮，其实就是一场更早的「阿拉伯之春」，它启动了所谓「苏东波」浪潮，即共产制度圈内苏俄东欧部分解体，并良性渐进至新的民主政体的建构，提供了「和平转型」的成功范例，

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镇压告终，在本土恰好启动了权贵专制（市场列宁主义）为特色的另一种新制度的建构，并且出现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皆遭严重破坏，代价极为高昂。

第二、八九学运也彻底颠覆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教条。学生请愿静坐绝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现「小偷罢偷」，全民道德空前纯净，一个民族出现她最神圣的瞬间，却仅仅由于一个人，即邓小平的拒绝，化为乌有；这个政权，连它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总书记，都拒绝镇压学运，但是结果却是一场大屠杀。这些极端的不合理，是一个制度的意外昏厥，还是一个文明的内在本质？

第三、用坦克机枪对付这么温和的学生，与深谋远虑、卧薪尝胆的对付西方，在智力、谋算上完全不对称，这也颠覆了常识；大屠杀之后，中共遵照邓小平「韬光养晦」谋略，大开国门，向西方献上廉价劳力和生态资源两大「厚礼」，这样卧薪尝胆的韬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学潮发生之初？学运明明没有向中共要政权、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对话而已；

第四，逻辑荒谬，例如邓小平用发展经济来挽回屠杀导致的统治合法性缺失，然而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邓小平就是农民观念，只要让中国人吃饱饭，再有点钱，这个政权就不会倒，这么荒谬的「前现代」设计，居然大获成功——中国经济起飞、民间岁月静好、中共手里掌握两个百万亿——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还是亿万人民勤劳苦干，已经分不清楚，而所谓富裕，则是贫富崩裂，社会公正消失。

第五、邓小平的「开放」，也诱惑西方打开「最惠国待遇」和「世界贸易」两扇大门，而中国从不遵守协议和规定，不仅不给中国「廉价劳力」基本人权，也盗窃西方技术，两厢占便宜，铸成世界第一经济体，却是一个「数码列宁主义」，比毛泽东中国从苏联抄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大大升级一步。

在邓小平设计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他的韬光养晦之下，欧美不是养祸遗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监控、数码集权之下，民众不是连韭菜都不如？

在经济大幅增长了三十年之久，中产阶级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经「红薯换蒸馍」的农民，蜗居在大都市边缘，不是再也回不了家乡？

扛着上面六个老人的小伙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样吗？

这都是用「六四」换来的。

2 、请教苏晓康先生：原本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改变方式。一种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种是渐进改良，过去也曾经有过告别革命的呼声。六四34年过去，这两股思潮现在是否出现消长或变化？ （六四34年之后，中国是否又走到了革命前夜、呼唤辛亥革命的时刻？）

答：「六四」三十四年了，还要去谈它的伟大意义、成败得失吗？因为当下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更加紧迫、爆炸性，甚而尴尬的大问题：革命前景，也就是最近几年民间一直在议论的「辛亥迷思」，说它迷思、尴尬，是因为自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一直被「保守主义」思潮所垄断，思想界弥漫的一直是所谓「告别革命」，连大师级人物也不能置身其外，我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从八九年以来批判「激进主义」的余英时教授，在其晚年重新诠释「辛亥革命」的意义，乃是在中文话语中被彻底忽略的一个重大现象，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余温不绝的「余英时热」中，也绝少有人提及他这一晚年痛苦和大声疾呼……
2011年秋，余先生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

但是中国政局出现的惊变，是这个政权第一次遇到的对手，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海外民运，而是一个流亡富豪郭文贵，美国之音龚小夏的一次访谈在一个小时之际被掐断，后来明镜陈小平对他的专访，在YouTube（油管）上，整个网站遭到中国当局控制的黑客攻陷，有报道称这是youTube的服务器首次被黑客瘫痪。

国内自由化知识分子，皆称郭文贵为「天神天兵天将」，杀伤中共体制前所未有，亦可见民间与体制力量对比之悬殊。
王军涛三十年前就有一句话：「精英要与痞子赛跑」，居然让看到了一个「痞子」，也印证了他三十年前的预测，然而，这回却是痞子让精英五体投地。

再回到「辛亥迷思」上来，我当然不认为爆料可以爆跨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集权，然而，中国民间不可能期待「陈胜吴广」是肯定的了，但是难道连「孙中山」也无可期待了吗？

3 、请教苏晓康先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习近平当局极力抹灭六四记忆、清洗历史、使出文革复辟的洗脑监控手段，六四要如何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与精神存在，继续影响下一代？ （继续书写、继续发声）

答：讲一点回忆，2001-7-15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有一个文革讨论会，听众提问之中，一个少年问：那会儿是谁在指挥红卫兵？还有个女大学生模样的侃侃而谈：你们说得那么具体干吗，怎么没有理论高度的分析？等我上去发言，我就说我才发现，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们在谈三十岁以下的人再也不懂的一件事情了，是一桩在年龄上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事件，而且他们不懂，已经无法描绘清楚细节的历史事件是没有理论可以提炼的，我还讲，中国文革至今未能成为人类共同记忆（universal memory），如犹太人的Holocaust，原因很多，但等到这些暴虐细节被彻底遗忘干净之后，文革可能会以另外的解读被重建起来，那是老毛就可以借尸还魂了。

中共不清算文革，也造成了他们的灾难，因为邓小平就是认为柴玲他们，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这是六四大屠杀的一个根本原因，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的后果。所以习近平为了提升他的政权控制力度，就想倒退到文革，想学毛泽东。

八九以来，中共竭力封锁历史、抹杀记忆，使八九六四成为一个空白，所以后来的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曾发生了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邓小平是谁，当然更不知道赵紫阳、柴玲了。我注意到，犹太人拒绝遗忘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讲故事，他们在最有效的空间，比如电影里讲大屠杀、集中营的故事，很容易就把它们变成普世记忆，跨越了”文化屏障”和国际的边界，使得犹太人的经验，变成普世的经验；法国人也是如此，使非法语的读者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电影和书籍。
而”中国的经验”，甚至不能在中文领域里传播，不能穿越台湾海峡，台湾的老百姓不知道大陆发生了什么，繁体中文里没有关于简体字里的那些故事和人物，两边是隔绝的，就像那个海峡。

五、六四「真相」——从一本书说起

「闭关锁国」不止是贸易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中共这个政权，至今害怕「欧风美雨」，连清末都不如，比如封堵「八九六四」真相，便是其一大宗，36年如故，然而你越封堵，民间越出幺蛾子。

大概二十多年前了吧，从中国「输出」一本《中国六四真相》到海外，几位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夏伟、林培瑞，对该书的真实性做了仔细考证，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说，「经过好几年，通过不同的管道和方法，我个人在本书材料的真实性上感到满意」，夏伟(Orville Schell)教授在书尾更有长达十五页的「真实性考量」，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也确认他们关于真实性的认证。

当时他们还发给我一份，想听我的看法，我从语言上判断，这些都是所谓「中共中央文件」，所以「张良」此人不外乎是个秘书型的人物，手头有的是文件，据说他把两千份文件刻录到一张CD盘上带到境外，此事件震撼的，不是那些文件有啥价值，而是中共体制的泄密问题，以及泄密者背景。其实《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也接触过张良的：

『一九九八年夏天，经朋友介绍。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东酒店咖啡座会面。黎教授介绍说，一位暂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从大陆带出二千份有关六四的内部文件，包括高层内幕。需要我们协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万字的书以便公开发行。计划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书。我欣然同意，并回答了香港版税、市场等问题。黎教授幽默地说，他给李志绥回忆录、魏京生狱中书信集写过序，再加上这本，他该「下地狱」了。最后我交几本有关六四的开放杂志给教授转Ｘ先生。 』

据闻，张良索要十万美元，金钟觉得不值，于是此书便到了黎安友的案头，三位中国通极神速地英译出来，当时便产生轰动效应，假如以中译本先发表，绝无此效应。记得余英时教授告诉我，这本书的作者张良曾到他府上拜访过，余先生对记者说，这些文件要编造也可以，但工程浩大，不是一两个人能干得了的。我则觉得工程倒也没那么大，主要是熟悉中南海运作内幕、细节，非外人所能奏效。黎安友教授的序写得很好，他写东西很有气势。

星期天（15日）把傅莉一人留在家里，我去法拉盛参加关于张良那本书的讨论会，在会上只待了不到两个小时，中间休息时就往回赶，到三十四街火车站差五分钟就有一班车，如此顺利，德拉瓦去法拉盛一趟来回还要六个小时。

我进去时陈一咨正在讲，居然大言不惭杨尚昆是什么”有良知的”，我打断他的话：

“什么时候杨变成有良知的了？他可是六四罪魁祸首。”
“晓康，你不知道，我能逃出来，就是杨说了话。”
“那又怎么样嘛！这样下去，邓小平也会变成有良知的……。”

后来我发言，《多维》刊出如下：

『我觉得《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很有史料价值。研究共产现像，研究纳粹现像，都发生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史料不足。包括研究斯大林、希特勒等。我想，研究中共也有这个问题，而且中共比苏联、纳粹做得更好，重要的材料都销毁了。

我听说索尔仁尼琴回俄国后，据说已经写了七大卷还是四大卷俄国史的书。我们在纽约有个朋友，老批评人家，其实他根本不懂！

我们现在的人呢，太好分析，可没有史料，有史料也不爱保存，尤其中国人，有一点史料就猛分析，没史料也分析，特别爱分析。

我就非常感激斯坦福大学的王友琴，她现在在芝加哥大学。每年夏天她都回大陆，一个人调查66年学生打老师这件事请，她就是想把史料留下。如果没有她，这事我们搞不清。

那么六四——张良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也好，目的也好，有什么作用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保存下来了。最好是他从中央档案局里直接搬出来的。

(何频插话：事实上，我们出版的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始材料比这多得多。)

我知道。我没有别的判断啊，我就判断里面一段。

书里有我在广场上去劝学生讲的一段讲话。 （突然起立）我的天呢，一字不差！ （众人笑）我一看，唉吆，我说我自己都忘了！我就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讲了两分钟就走了！就是公安局拿录音机录下来后整理的嘛，一字不差！ （众人笑，有人插话：伙计，要相信党嘛。)

张良这本书，不用挑他了，这里肯定有色彩，有目的，也可能有不足，我们现在有这么个东西，当然以后就比较容易。否则，当六四平反的时候，档案已经没有了。邓小平、周恩来死前，都把他们的档案给销毁掉了！ （重新坐下）

比如说，庐山会议，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那一次，彭德怀那句话，”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娘，我今天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这句话，那次谈话就没有记录留下来，现在谁也不知道了。这是后来在彭德怀的检查里找出来的。没有史料，研究庐山会议历史你怎么研究？那关系到后来饿死几千万人！

去年有个英国学者，他认为纳粹屠杀根本没有这回事，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当然西方自由，他可以随便写。所以现在研究纳粹都有史料不足的问题。 （陈一谘插话：南京大屠杀的争议也是因为史料不足。)对呀，史料最重要，分析并不重要，你现在分析得挺高明，过一百年你再看，那都是垃圾！ (众人笑)史料它就是史料，再过一万年，它也是史料！真的就是真的嘛。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

六、「六四」开枪令

中宣部制作一盘「六四光碟」，首次透露了下达『六四』镇压命令者是杨白冰，但也同时证实杨尚昆不主张武力镇压，对『杨家兄弟』的一打一保。

吴稼祥曾证实，四月份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后，领李鹏去见邓小平的，就是杨尚昆。吴表示，这样一位『在策划或参与干一件不好的事时，事先就想好退路，想好如何让自己脱离干系，并采取相应措施』的人，只有杨尚昆可以做到。 『杨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就在收集一切可以到手的文件，并根据对自己的有利原则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自己对历史有个交代』。而且，根据中共中央档案局或秘书局档案处管理的严格程度，只能假设这些『天安门密件』是在入档前流失。 『那么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六四期间可以阅读所有这些文件，并加以备份呢？特别是其中有的文件记录的只有邓小平和杨尚昆两个人的谈话』，所以，『除了邓家和杨家，无人有这样的资格获取这些文件』。根据吴的分析，如果是邓家所为，『一定会公布杨尚昆带领李鹏等人于四月二十五日向邓小平汇报的记录，这是为邓本人洗刷罪名的最好例证』，但是在《中国六四真相》里，却至今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邓杨摩擦隐患，留下六四危机的突破口？

张良《六四真相》与蒋彦永上书，皆替杨家将粉饰，也是对现存体制构成威胁的唯一力量，所以人民的悲痛和抗争是零，而党内权争才是政治动力，这是一个典型前现代社会。

邓杨如何交恶，却更令人感兴趣，一如当年毛刘交恶、毛林交恶，乃是斗争的聚丛。我对陈小雅说，她的「四股势力玩六四」说法至少在杨家将一端是准确的，杨尚昆此人是个巨奸，以谋略视为当然，而邓只是想用资本主义救中共，却不能应付区区街头抗议，大开杀机。

要这个政权偿还此血债，恐怕陪上老本都不够，所以江泽民的思路须维持六四定性总体不变，而以「最后军队开进长安街与广场时失控」，只问「军队」的一个错误，把屎盆子扣在杨白冰头上，亦可抚慰「天安门母亲」丧子之痛，此法乃党牺牲解放军而图开脱，要看今日「党指挥枪」还有多大效力了，但无疑又留下一个隐患。

中共党军交恶，源头在这次天安门大屠杀，最近习近平与军方摩擦，再现此恶疾，由此我们无法预测，中共垮台后是天下大乱，还是军阀割据？

张良的东西，要拼凑不容易，上层特别是”八老”那些玩意儿，不是拼得出来的。

2013年4月，前苏联关于中共”六四”档案解密文件显示，”六四”大屠杀死伤 3,000人。

作者脸书 2018-12-04

巴黎好友南希，率一英国电视制作团队，来跟我访谈”六四”三十周年，我讲三个主要看法，是我自己过去也很少谈到的：
一、八九年的这场政治冲突，无论你怎么界定它，都绕不过去它是一个整体的失败，一个官民双输的结局；这个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只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的严重后果，因为三十年后中共成为一个祸害，威胁人类，问题是，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

二、六四屠杀，是邓小平在胡耀邦追悼会的那一刻就决策了，因为追悼会之后他”失踪”了十八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说明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暴力镇压；讽刺的是，六月初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大量递减，主要也是外地学生，从技术上讲，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军队驱赶，据称中共高层今日也意识到：天安门镇压得不偿失，让他们背负了不堪承受的历史重荷。

三、八九学潮中，北京市民乃至全国民众，奋勇上街，保卫、声援、照料学生，是中国人善良的大展现，北京城里民众指挥交通、”小偷罢偷”，这是一个奇迹，可能上百年也难出现一次，然而，它并不是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式的，所以任意挥霍民众的善良，或者将其不适宜地利用于任何政治目标，都是不智的。

作者：苏晓康

202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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