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 【书摘】 2025 年 12 月 5 日
第十五章 侦讯斗争
老特务编造的叛徒形象
文告的起草
所谓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告全省中共党员书〉
五月卅一日的「忏悔」广播
革命者与叛徒
侦讯笔录
老刘：当局要我们发表文告一事，经我考虑认为必要。不过因我头昏不能执笔，请你起草，由我们四人共同负责。
蔡孝干（一九五○年五月一日）
长久以来，关于蔡孝干第二次被捕以后的遭遇有种种无法核实或错误的传说。例如，主张「台独」而坐过牢的谢聪敏〈台湾抵抗运动与华人世界〉，说他受尽酷刑，特务甚至割开他的腿部，撒上食盐逼供。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李宣锋、魏永竹〈当事人蔡孝干家属马雯鹃暨蔡艾安访谈记录〉说，蔡孝干被捕后，「其妻及内弟等人乃及时辗转潜返中国大陆」 。再者，至今流传最广，乃至于「盖棺定论」的说法是：蔡孝干在情治人员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降，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盘托出，出卖同志而苟活。
●老特务编造的叛徒形象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蔡孝干第二次被捕以后的具体说法，只有老特务谷正文晚年口述编造的所谓「台共四大头目狱中互斗逼疯老大蔡孝干」的情节。尽管它所述的日期「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底」，是一以贯之地错误到底，但在没有其他一手材料的限制下，我们还是暂且耐着性子，通过阅读老特务吹嘘的一面之词，试着想像进入蔡孝干被捕以后必然要面对的严酷的刑讯的斗争现场吧。
谷正文：蔡孝干、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这四位台共组织的领导人物均已落网。不论是毛人凤也好，是彭孟缉也罢，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属等等，都在期待着这些台共干部遭枪决，然后扫荡棋盘上所有的棋子。但我向毛人凤表明，留着这些无害的棋子，等着它们慢慢发霉，再下手也不迟。毛人凤自然明白我的用意。得到老先生〔蒋介石〕的首肯之后，我着手策画四大头目自新。不过，由于此次对象特殊，在执行上，我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也费了较多的心思。因此，蔡孝干、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在「南开大学」进修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
保密局看守所位于延平南路，当时社会大众多以「南开大学」谑称（没收辜家延平北路的「高砂铁工厂」改建的看守所则有一个「北洋大学」的浑名）。南开大学在日据时代原是犯罪之日本军官接受悔过处分之用，建筑可说十分考究，寸余厚的桧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砖砌厚墙，除却隔间狭隘不说，与当时社会的居住环境相比，可谓水准之上，所以四大头目在居住环境上，大约没什么怨言。在生活方面，我也尽量给他们最大的优待，除了正常的伙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费。 ……
这四个台共灵魂人物，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特务会以共产党的斗争手法来让他们互相斗争。记得那个中午，我将他们四个人集合起来，叫了几道酒菜，说是请他们吃饭。 「你们承不承认失败？」我在开场白就说，气氛顿时陷入了更深的胶着。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先承认失败，不过，在当时我一见有人点头，便接着说：「我们胜利并不是因为人员比你们多，比你们强。但是，你们还是失败了。共产党不是最喜欢检讨吗？我们现在就来检讨检讨。」之后又是一阵死寂。不久，陈泽民首先发言：「我们的失败都是蔡孝干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发展新关系。」
「这不能怨我，是上级指派我。」蔡孝干急着辩解。
「是上级指派你。但你也没交代！」张志忠指着蔡孝干拍桌大骂：「今天我们要是被枪毙了，全是你害的。」当然，张志忠还一一数落了蔡孝干如何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位于民生东路，是当时最有名、最时髦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为著名餐馆）吃饭，在永乐町看戏……
其实今天的「公开」斗争，早在民国三十六年〔应该是一九四八年〕间，香港举行的台湾工作检讨会便已揭开了序幕。不过，今天这整个内容仍是大谈自己多卖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锦还乡」的快乐。说着说着，甚至有人当场哭了起来。
一餐饭吃下来已过了下午五点，却没有人动过筷子。当晚，我就带着他们四人到西门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许小姐甚至带了小孩同行。
之后，我又带他们出去了几次，每次总能拉近我与四大头目的距离，他们也大多能承认错误。唯独张志忠至终不肯接受，甚至在枪决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老特务的这段叙述依然是既毒辣又有效丑化蔡孝干及其同志的手法。在没有任何反证的情况下，他不需要任何证据，仅凭一面之词，假借陈泽民，尤其是张志忠的「批斗」，就刻划塑造了比腐败的国民党接收官员还要不堪的贪腐奸淫的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领导人蔡孝干的形象。他甚至刻意抬高其他三人而集中打击蔡孝干，说「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干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东山〕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据此，他又对中共中央当年对台工作的决策做出有当下及未来现实政治作用的历史评价说：「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干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问题是，首先，陈泽民与省工委的组织关系是在香港会议之后，而张志忠早在日据时期就在闽南地区与被开除党籍的老台共蔡孝干（化名杨明山）有过共同的反帝运动经历，他们怎么会去批判蔡孝干「回台湾之前，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呢？难道，进入江西苏区乃至于经历过抗战末期的整风运动之后，中共中央会不知道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入党的蔡孝干曾经参与过殖民地台湾共产党的组织与运动吗？
再者，所谓张志忠「一一数落了蔡孝干如何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之事。如果确有其事，除非被「诱奸」者自己张扬，第三者是应该不至于会知道的吧。因此，在解密的一九五○年五月一日《马雯鹃供述笔录摘要》第十一项，我们就看到了一段详细叙述时年十六岁的马雯鹃被二姊夫蔡孝干「诱奸」的笔录。尽管文字有如色情小说般不堪入目，但是为了理解扑朔迷离的历史实情，我们还是不得不原文照录：
我二姐在台时，二姐夫对我没有亵渎的行为。我二姐走后，二姐夫常利用机会搂抱我，吻我，惟未强迫我实行性交，因我年纪太少。在宁波西路时亦没有性交的事。卅八年十二月初迁居泉州街后，仅我和二姐夫二人同住。迁居后数日，一天夜里，他偷偷地跑进我的寝室，我时睡梦方浓，他即睡在我身边。我醒来时，觉得他很紧的靠着我，并发觉内裤湿润。我推他，要他到他自己床上去睡。他尽嘻嘻笑不肯走，纠缠了一些时候才离开我的寝室。在泉州街曾强奸我先后五次。第一次他未能将生殖器插入。第二次他带卫生套，强行将生殖器插入。我觉得很痛楚。以后数次均带卫生套。我和二姐夫发生肉体关系后，生理即起变化，身体渐胖。惟自卅九年一月八日离泉州街后，我未再和他在一起，故迄今为止，无继续性交行为。他对我说俟台湾解放后就娶我。我想他是在骗我。我的处女膜是否已破裂，乞由医官检查。
白纸黑字，我们不能说它「空口无凭」。但问题是，即便确有其事，她为什么要交代这些私密之事呢？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已经被捕的张志忠又怎么会知道呢？或者应该这样问，为什么保密局特务在获案仅仅四天之后的刑讯要刻意诱导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去回答这种与案情无关的私密问题呢？这样的口供对追查破坏省工委残存的组织有何必要与助益呢？可以理解，一个刚刚四十出头的青壮男子与正值青春的妻妹同居一室，不就是特务最好用来诋毁一个革命者的最好的宣传材料吗！首先从道德人品上摧毁革命者的形象，从而也就否定了他的政治理想的正当性。因此，难道我们不能怀疑：这份由刑讯者记录，而且没有受讯者签名的「供述笔录摘要」，可能是刻意虚构的吗！
就常理而言，当我们随着蔡孝干的出生、成长及革命的历程一步一步地走到这里时，请问脑袋正常能够客观思辨的读者，你的认识还会允许你这样无知地轻信老特务的一面之词吗？如果依然如此，那么请问：一个「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分」的人，为何要到第二次被捕以后一段时日，保密局上上下下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与身分？有何具体证据说他「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甚至「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还有，即便他天天都待在台北，又为何非要「天天」穿越台北市区，从居住的城南大老远到城北的波丽露西餐厅、「台湾知识文化界梁山泊」的山水亭台湾料理店，以及大稻埕的永乐町，去「吃早点」「吃饭」「看戏」等等？
谷正文既对中共有「切身的了解」，又深谙舆论宣传之道，也就是今之所谓「认知作战」，所以，为了在反共的台湾社会博取读者眼球，卖书赚钱，必然以八卦杂志特有的行文方式，编造蔡孝干等台湾共产党人似是而非的历史情节，从而以抹黑丑化台湾共产党人形象的方式，完成一篇「政治正确」的反共文论。反讽的是，他肯定没能预料到，这些反共政治斗争的基本操作，不但不曾在大陆知识界遭到一丝逻辑上的质疑，反而成为包括历史学界权威学者在内，不经调查研究，人云亦云，随意涂色，共同建构的「中共叛徒蔡孝干」的固定形象了。其中，各种网路文章抄袭源头的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某教授（少将）二○一○年八月二日发表于《学习时报》第七版的〈中共台湾工委为何遭受大破坏〉就据此论断说：「历史事实证明，蔡干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准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十四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一九四九年后，蔡干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分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实事求是。第一，蔡孝干返台以后的社会身分伪装就是商人，即便「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应该也是统战工作的必需，但他究竟热衷于联络了哪些上层呢？第二，他的妻子马惠玲于一九四九年四月离台返沪，一直到几年前都还活得好好的。在大陆，相关的证人也多的是，而且有合照为证。第三，他「同仅十四岁的妻妹同居」，确是事实。但应该也是地下工作的保护。如前所述，他们本就是同居的家人，而且同居者还有为他们做家事的曾来发的妹妹曾翠绿。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或十二月初）迁居泉州街，则化名「邓昌华和邓莉」，以兄妹名义申报户口。一九五○年元月八日，曾翠绿通报曾来发失踪，蔡孝干随即安排马雯鹃暂住表姊宿舍。两人从此不再「同居」。然而，这样的「同居」历史，后来就经由保密局特务刻意编造，从而变成大陆网络舆论众口一辞「姘居」、「诱奸」小姨子的「蔡孝干」了。第四，说他「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既没有具体内容说怎么不够花，也无具体根据说挪用了多少组织经费，花在什么地方。第五，说他向一些富人炫耀索费并作政治交易之事，同样也没有指出是哪些富人？更没有出处根据。
我无意，更没有必要，替蔡孝干作任何个人的辩护，只是，面对这样无须调查研究与论证即可随意论断历史的文风，实在不知该说什么了。而坚决反共的老特务地下有知，真要笑掉他自认「无耻」的大牙了。
●文告的起草
现在，在当事人没有留下文字或口述史料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从可见的当年有关单位的官方文书，试着去认识或还原尽可能接近事实的历史了。而台北档案局近几年解密开放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文、案卷整编单」案名「蔡孝干(4)」，写在裁切过的十五页十行纸或便条上的蔡孝干四人的简要对话，让我们可以从侧面设想：经过可以理解却很难想像的严酷刑求之后，在保密局羁押的蔡孝干等人的身心状态。
五月一日，蔡孝干传给化名老刘的洪幼樵一张便条，内云：当局要他们「发表文告一事」，经他「考虑认为必要」。不过，因他「头昏不能执笔」，所以请洪幼樵起草，由他们「四人共同负责」。他同时另用一张十行纸，写了包括三大部分的要点：「〈一〉文告内容：一、省工委到台湾建立工作的经过情形，从苏北到台湾。二、到台湾后开辟工作的经过：接收旧台共的一些关系，与各自找职业以取得立足—至二二八事件。三、二二八事变到香港会议。四、香港会议后到基中事件（即光明报事件）。五、由基中事件到高雄组织的破坏，以至省工委全体负责人的被捕，以及台中、新竹、台北地方组织的遭受破坏。 〈二〉检讨：一、对于客观环境的分析。二、对于自己方面政策的检讨及组织上工作上的检讨。三、对当局的政策的检讨。 〈三〉宣告省工委及全省党组织的解散：一、说明理由。二、号召地方党员向当局自首。 」
据此，可以确知，从四月廿七日在嘉义竹崎被捕，不到四天，经历了外人无法想像的严酷刑讯之后，不管基于内心的何种想法，作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蔡孝干，决定公开发表转向声明了。
「要我起草文稿，所列要点极为抽象，手头没有资料，无法执笔，」二月十六日被捕的老刘，也就是洪幼樵，回覆蔡孝干说，「请将下列未能明了之点告知：1. 请将省工委到台湾建立工作的经过情形。2. 接收旧台共一些关系之情形。3. 基中事件之经过。4. 对于客观环境的分析。5. 你被捕之经过，与台北地方组织遭破坏的情形。6. 党解散的理由。7. 客观环境的分析。」
作者1960年生于台湾苗栗。 1983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 1987年加入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展开迄今仍在进行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是最早揭露与研究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作家。曾任创造出版社《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台湾社会运动史》中译版主编，时报出版公司「台湾民众史」丛书特约主编，TVBS《台湾思想起》电视节目制作人，中央大学新锐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东华大学驻校作家，北大人文基金高级访问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河南信阳师范学院荣誉教授，上海华东师大传播学院驻校记者、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驻校作家。现任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出版著作包括小说创作：《旅行者》、《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诞生》、《藤缠树》、《台北恋人》。纪实文学：《沉尸‧流亡‧二二八》、《消逝在228迷雾中的王添灯》、《寻找228失踪的宋斐如》、《幌马车之歌》、《幌马车之歌续曲》、《台湾好女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爱情像满天的流星雨》、《壁──寻找台湾新剧运动的旗手简国贤与宋非我》、《红色客家人》、《红色客家庄》、《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春天──许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寻魂》、《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天未亮──追忆1949四六事件（师院部分）》、《麦浪歌咏队──追忆1949四六事件（台大部分）》、《台湾学运报告（1945-1949）》、《老红帽》、《寻找祖国三千里》、《共产青年李登辉》、《台共党人的悲歌》。杂文：《白色恐怖》、《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战风车──一个作家的选战日记》、《你是什么派》、《我是蔡孝干》。
书名：《我是蔡孝干》
作者：蓝博州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