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十月间，依娃寄来她的新作《走陕西》，傅莉读起来就放不下，每每掩卷叹道「真惨」，书中说的是大饥荒时期妇女儿童从甘肃逃荒陕西的故事；伊娃还说：「我可否寄去10本给您，麻烦您转达给王丹他们的纪念馆，他们卖也行，给来宾看也行。我是捐赠，或者我直接寄去。」因此机缘，伊娃对我说：「我最近在整理一本关于高耀洁大夫的书，不知道您有没有关于河南艾滋病和高大夫的文章，如果有，可否提供一篇。」我找出三篇文字发给她，她建议我采用《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这个总标题；后来她又告诉我：「书稿基本收拾好了，三十多万字，出版社也同意。老妈妈最喜欢书，编一本书是对她最好的纪念」，还说「我建议下个月10日高妈妈的二周年忌日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老人家最看重的就是文字和书籍。」】

一、饥荒、洪水、血祸—— 记「中国德兰修女」高耀洁

高耀洁医生八十高龄才开始流亡。九十年代河南爆发艾滋病时，高耀洁医生奋不顾身扑上去防堵，因此而得罪当时两个政治局常委，她只好怀揣毒药，逃亡海外，而且她不肯政治避难，还念着回去救人，我知道她此生回不去，却不忍说破。前阵子恰好李克强病殁，有说他是被习近平杀死的，然而，他当年恰是河南爆发艾滋病之际的党政主要领导人。高医生曾引了一个乡村女教师写的诗，头两句是：

一望无际的原野，伸向大地之尽头，绿绿葱葱，
坟茔起伏无边，墓内躺着艾滋怨骨，阴魂难眠……。
我站在洪、汝河的土堤上，看着它流进安徽地界。

1985年夏天，我来到新蔡县最东部的练村乡。那防洪堤不足15米宽，俗称「洪水招待所」，老百姓搭建简陋的窝棚在堤上生存，令我对照《淮南子》里那一句「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感慨史前洪水时代的情景宛在眼前。那时候，我还没有生出更凄凉的另一种感慨：在豫南这块土地上，空前惨烈的，是近六十年的当代史。

豫南垮坝引发洪水灾难后，十年里又蔓延成各级政府的官员贪污、挪用救灾款的腐败灾难，老百姓开始了逃荒要饭。这引起王彪的「新闻嗅觉」，我则联想到，这里的老百姓，不但是大饥荒「信阳事件」（1959-60年）的受害者，十五年后又承受了一场「水利灾难」。我没想到的是，再过不到二十年，这里又有另一场灾难降临，他们成为第三次受害者。 ——中国还有哪一块土地，是如此的多灾多难？

这第三场灾难，即九〇年代「血浆经济」酿成的艾滋病传染。这场中原血疫，当地人称之为「血祸」、「艾魔」。著名的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介绍的当地血液买卖市场何等惊心动魄：

“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年代初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了第三产业。1992年他们提出，河南有将近一个亿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近一亿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事实上，河南卖血的规模大概不止一百万人，整个九〇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有的县，光政府办的血站就有四、五家。此外，政府的一些关系户、一些个人、一些民间的商贩也都搞血站。他们的血站可能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就变成了一个地下血站或者流动血站，有的地方一个村庄就有三个血站。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相当多的人今天卖完血明天再抽，人就躺在那个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对，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 “

八五年我去新蔡县那一次还太缺乏想像力，否则我可以这个县为基地建立一个「田野调查」，当然，最好是一个村子，记录灾难如何轮番袭击豫南这块土地，从「七五八」垮坝大洪水（例如，不远的遂平县文城公社，一个村子256人仅活下来96人，有7家绝户），往前追溯到六〇年大饥荒（信阳光山县槐店公社胡庄大队，31个自然村里，有15个村子人口完全死绝，占48%）；此后再往下延续到九〇年代「中原血疫」，新蔡县古吕镇东湖村四千五百人，超过８０％的成人是艾滋病带菌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感染者，十四、五岁以上的人95％都至少卖过一次血，《纽约时报》称该村的发病率乃世界之最。

从「血灾」往前倒溯二十年，就是「七五八」垮坝的「大水灾」，当时的新蔡是何惨状？钱钢〈文革时期河南驻马店水库垮坝大惨剧〉一文写道：「汝河沿岸，14个公社、133个大队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见的冲击灾害。洪水过处，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尽，黑土荡然无存，遗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鲜黄色。」他曾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在水库垮坝后的水深火热；新蔡县的状况，记录如下：

8月13日：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
8月14日：新蔡45万人泡在水里。
8月15日：新蔡尚有40万人浸泡在水中。
8月16日：新蔡20万人还在水里。
8月17日：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
8月18日：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
8月19日：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8月20日：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

新蔡县不仅在垮坝时即直接受到洪水吞没、冲刷、摧毁，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又令它在垮坝之后变成长期受灾者。因为小洪河、汝河两条河，流到新蔡境内汇合，再往南入淮河，但到此受安徽地势顶托，成一滞洪区（「洪水招待所」），自「七五八」垮坝后，年年发大水，淹没庄稼，一贫如洗，干部更贪腐成性，豺狼当道。这个穷底子，便也能解释，为何到了九○年代，会有那么多农民去卖血挣钱。新蔡全县就有三个血站：中国人民解放军血站、红十字会血站、县人民医院血站。 1999年有个当地干部给高耀洁医生[27]写信：

“老实巴交愚昧的农民他们认为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农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就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公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尿素），这胳膊是磷肥。”

有「中国德兰修女」之称的高耀洁医生，曾两度前往「艾滋发病率世界之最」的东湖村。 2002年冬天，她特意赶到这个疫区，想看人们上坟祭奠的情形。

“在村民中他们谈艾滋病就跟谈感冒那样，谁家有病人，谁家的人死了几个，成了很普遍的现象……。我们走进村头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家里，他的四个儿子全死了，她一直在哭，并没完没了地说：因贫困卖血，卖血染病，更穷更穷……。他面对的就是坟墓，从他的窗户往外看，一望无际的坟冢，我走出来折了一个松枝，插在了老人儿子的新坟上。”

高耀洁医生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列上这个村31名艾滋病死难者和东湖村小学27名孤儿的资料。然后她引了一个乡村女教师写的诗，头两句是：

一望无际的原野，伸向大地之尽头，绿绿葱葱，
坟茔起伏无边，墓内躺着艾滋怨骨，阴魂难眠……

在信阳那绿茵茵的庄稼地下面，早在四十二年前，曾是一个巨大的埋尸坑：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上文引自杨继绳的《墓碑》，叙述他1999年秋在毗邻新蔡的淮滨县，寻访一位老农余文海，了解当地六〇年大饥荒的情况。在他这本关于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最翔实、最权威的著作中，关于新蔡县的史实，可惜只有寥寥几笔。

他提到，1960年春河南省委再也捂不住死人的盖子，但尽量少报死人数字，其中新蔡县59年冬上报死三万人，到1960年5月增加到近十万人。他更引用曾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做人口统计的王维志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资料，死亡率超过100%的县市在全国有40个，河南占10个，新蔡县正是其中一个，死亡率是114.07%，最严重的光山县是246.77%（《河南省委检讨报告》称光山县「有136个村庄中的贫农、中农基本死光，有的小村、小湾断了人烟。」）这显示在那场浩劫中，新蔡县也曾遭到毁灭性破坏，是最恐怖的地区。但所有可怕的细节，都已经淹没难寻，只剩下抽象的数字。

二、「血浆经济」：「免疫力」的中国式隐喻

中共政权受腐败细菌病毒侵蚀，得了无药可治的脏病，服用权力抗生素也无非是政治安乐死。

「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晚清士大夫误读西典而迷信「天演」观与弱肉强食，也是过度紧张？恐怕当年严复他们并不确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细节呢，新大陆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于瘟疫，乃是现代生物学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现，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论构架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备。

丛林深处的印第安「幽闭部落」

爱达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远的丛林处女地，是未被掠夺过的，不像亚马逊盆地上的许多便易接近之处，其黄金、石油、橡胶、木材、奴隶及其灵魂，撩拨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毁，巴西上百万的印第安人口锐减至三十五万，丛林深处就藏着一些幽闭（uncontacted）部落。当时的土著死于暴力冲突者并不多，大多数死于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们对此没有生物机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陆」环境相对隔绝，不似欧亚非三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交通以及连带的细菌病毒交换，西班牙殖民者（对旧大陆已经具有免疫力）把剧烈的新病毒传播到新大陆，没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带时，那里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计也超过十万人，但到一五二○年，那里只剩下一千个印第安人，和单一的一个世代，在这个岛上辉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体和灵魂，统统被摧毁。

没有免疫力，一个凄凉的隐喻：无论是生物机能上的，还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废除私有制度和市场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很像当年环境相对隔绝的美洲「新大陆」，马克思把金钱视为「罪恶」的观念，恰好造就了对商品制度的「细菌」没有防御机制的一个社会，河南等地一旦将血液当作商品来买卖，对艾滋病毒没有免疫力的系统，首先不是人体而是制度，而所谓「科学」若不是随同整个西方系统来引进，则「赛先生」是引不进来的｜｜形同虚设，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话。
骇人听闻的河南「血浆经济」

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她新近出炉的自传《后记》的末尾，发出《离骚》似的浩叹：「我已经年逾八十，自知来日无多。这场惨烈的『血浆灾难』我怕是看不到尽头了……我敢断言：用不了五十年人们就会看到，爱滋病带来的灾难恐怕比人口灾难要更加惨烈，后果更加严重！……请记住我这个老人的呼喊吧！」

中国现有一百万人ＨＩＶ显示阳性，联合国估计很容易在十年后增至一千万，并且不难超过非洲（有三千万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扩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万延海介绍河南省九十年代兴隆的血液买卖市场，惊心动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了第三产业。一九九二年他们提出，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事实上，河南卖血的规模大概不止一百万人，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有的县，光政府办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对，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

驻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个「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揭露惨烈真相。这个村子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卖血赚钱，做法简陋，「血头」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细胞分成几份再输回卖血者体内，以减少卖血者的失血量，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驻马店地区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采写《洪荒启示录》的地方，当时虽也耳闻卖血这档子事，尚属极个别，未及深问，后来竟弄到人人卖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处。有个东湖村，四千五百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带菌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爱滋感染者，十四、五岁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卖过一次血，纽约时报称该村的发病率乃世界之最。驻马店位处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个自古洪水泛滥、逃荒要饭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谓「水旱黄（皇军）汤（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会」的大饥荒，因人口锐减，北部十个县从信阳地区划出，另立一个专署，叫驻马店，再后来的「改革开放」，竟又给这个穷窝带来「血祸」「艾魔」。

「血浆经济」的这些细节，具有从政治学到社会卫生学的丰富解读含义：从共产制度脱胎而来的这个政权，其市场概念之懵懂（「摸着石头过河」），与文盲占有率极高的农民阶层卫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会整体的「艾滋」盲，与体制关于发展的迷狂错乱、不择手段（「黑猫白猫」），又两相呼应；农民赤贫到了除去自己体内血液便再无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与政府贪婪到了犹如巨兽吞食生灵从肉体、血液到灵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这个社会不止是无知，更无人性。邓小平「六四」杀了学生娃娃之后说：只要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掉过去｜｜此后二十年的这场「经济改革」，就是被他「设计」在这样一个冷血、功利的前提下，从一开始就剔除了公义、恻隐、善良等有关人性的一切。所以认为经济搞上去中国就会进步，基本上是一种弱智。

「二茬罪」、脏病、权力强暴

中原的农民，曾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拿粮食跟苏联交换核技术，而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个惨痛代价，他们被告知是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而付出的；后来共产主义进不去，又要他们「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农民们觉得无非还是饿肚子吧？却做梦也想不到｜｜暴戾贫穷的共产极权社会，不会具有关于资本主义的想像力｜｜这「二茬罪」竟跟饥饿无关，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脏病」，那比饿死还要惨！

爱滋病在赤贫的农村蔓延，伴随着深重的伦理折磨，一个权力强暴的浅显直白的隐喻——「脏病」跟性乱相关，乃是下贱行为，人们莫名罹难，到死都背着一个「丑病」的恶名，此一层冤屈；农民以「血浆」浇灌的经济繁荣，供养了官员干部们的炽热淫风，却叫老百姓因染「脏病」而担着这乱性的名声，此另一层冤屈，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体大肆宣传「爱滋病流传的主要管道是吸毒与性」，将责任全部推到民间，用农民的话来说，这叫着「吃鸡连骨头都不吐」。这就是「资本主义」？以农民的政治常识——不会比其卫生常识更高，他们便觉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当初毛主席并没有搞错呀，搞「开放」放出来个艾滋病，还不资本主义吗？连封建社会那么「漫长」，也没叫庄稼人受过这种罪！

此江山怎一个脏字了得

「脏」的含义，只跟资本主义粘连，原是一个陈旧观念，却因为「血浆经济」和艾滋病，再加上诸如批条、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义，搅动着左右思潮。邓小平拍板：「姓社姓资不争论」，那意思其实是说：「脏就脏呗，你能拿我怎样？」江泽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对国内国际指责中共之「脏」，充耳不闻，岿然不动；轮到胡锦涛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脏」，总想去舀一勺延河水来当洗洁精，大概他的「清洁观」还维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个「延安定义」，即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比工人农民脏，可胡锦涛能还给「工人农民」那份所谓的「干净」吗？而他使唤的一伙知识份子便真有老毛说的那个「脏」，他却一点也不嫌弃，纯属「瞎折腾」；他坐的这座江山，无论在什么含义上，政治的、道德的、环境的、美学的，都没有丝毫干净可言，能说的只有「怎一个脏字了得」！

细菌／病毒／腐败的猖狂进攻，使「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成为极活跃的话语，从医学渗透到政治学、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论体系。有一篇党校教材作如下阐述：「『免疫』本来是一个医学用语，指的是由于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种传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称为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力两种。对腐败这种具有很强传染性、危害性的『细菌』和『病毒』来说，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获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论家们，从生物学获得了极大的灵感。本来嘛，人类饲养禽畜而获得免疫力，是发展出了农业的地域种族才有的一种幸免，富饶的美洲和干旱的澳洲，就驯养不了大型哺乳动物，按理说是更干净的地方，却敌不过肮脏大陆。欧亚大陆的免疫力，几千年里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场场地爆发、人畜相厮培养起来的，但是只有这种肮脏大陆才到近代发现细菌，研制出疫苗，有医学手段应对瘟疫。所以，「党员干部」们怎可能「先天廉洁」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赌「厮混」一阵子，一次次地「腐败」下去，才锤炼得出「防腐」免疫力，这就是科学，大概马克思对生物学不熟，当年并没发现它。

贪婪人性无疫苗可防

是的，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欧美闹牛瘟、猪瘟，偏偏只有亚洲才闹鸡瘟，瘟出被称为Ｈ５Ｎ１的禽流感病毒。人类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对农耕社会的瘟疫没辙，大概也永无止境。在人性这一端，则是根本谈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学定理解释社会、人性，便无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性利字当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权力即春药等等，是不会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话，唯有制衡权力一途。但是，对独霸江山的一个利益集团来说，「权力抗生素」无疑就是安乐死，因为其制度安排乃是细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灭杀它，只在这一点上，政治学跟生物学是相通的。最后，我们自然是在面对一个「亡党亡国」的前景，不要说对这个奇异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尚未发明，得以诱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没找到呢。于是走笔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

三、一生治病救人却终老他乡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她一生那么想回到中国，但是她至死都回不去，还是老死在异乡，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觉得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我想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遗憾吧。」

长年帮助高耀洁女士、也是《高耀洁晚年口述》一书作者的林世钰告诉美国之音，高耀洁女士生前无数次跟她表达很想回国的愿望。高医生也流亡了十四年，中国曾爆发艾滋病，以及高医生遭迫害而出国，两件事都发生在「中国崛起」之际，好人在那块土地难以生存，便证明了发展与人权无法分离，如果负相反，则是一种「低人权发展模式（参见《晚近民族主义滥觞》https://groups.google.com/g/2ncn/c/ckhOAxn0GtU），社会与环境代价的恶果，终将显露。

救治病患也会变成异见者，而异见者唯有逃亡，这是高耀洁故事的另一个政治面向，人们很少提及或议论，而一个医生流亡，恰是中国民间社会严重萎缩和崩解的征兆，这也与西方对中国的绥靖主义有关，所以，高耀洁终老他乡、最终不能回家，毋宁是对西方的一个讽刺，我2020年8月28日的帖子对此有所议论：

2021年「威伯福斯奖」颁给傅希秋牧师。他与「米德兰」，中国异议者的麦加，至今还在中文视野之外；2012年6月《华尔街日报》有一文『傅希秋——中国地下铁路的牧师』，也未进入中文话语——「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way，是十九世纪美国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废奴主义者用来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今天被美国人用来定义傅牧师的杰出事业，虽然有点叫中国人难堪，但也准确定义了今日中国异议分子，像当年美国黑奴一样逃离自己的国家。 2009年底因高耀洁医生之故，我在DC第一次见到傅牧师，当时留下此文，写得颇为沮丧，而刘晓波已不在人世。无疑傅牧师代表着一个不可忽缺的民间力量基督教，乃是后极权中国的重建者。

高耀洁医生秘密出走美国。她在国内已经不能正常生活，被迫四处流浪期间，怀里揣着一颗毒药片，宁死也不愿落入警察手中。傅希秋形容，老人家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前已有许多信息说，高智晟律师的妻子儿女、郭飞雄律师的妻子、郑恩宠律师的女儿等等，均被营救出国。而郭飞雄至今系狱、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民间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轮功、人道工作者、律师，大概还有记者等等，只不过，是在营救层面，很像当年「六四」镇压之后香港的「黄雀行动」。这种合作，并不是在拓展中国的「民间社会」、灰色地带、有限的「透气空间」，而是在一场缠斗之后，将陨落沙场的异议者们遗下的妻儿老小，救出绝境。

曾几何时，中国非体制的民间力量，落到今天这般境地？国内情形，大概下一步是严冬了。体制的肆无忌惮，不在于它有多么强大，而在于没有一丝制约的力量和机制。国人也会更加向这个体制低头。有办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们在拼命地救人。

海外异议阵营的思路，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能做的，就是联署抗议信，或者找事由在境外抗议。流亡者从未有过自己的力量，一直是寄生在西方议会政治外围。如今西方接受中共，大家只有傻眼。自然，中国的官民消长，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从克林顿开始，西方就安慰中国异议者，只要中国肯做生意、进世贸，市场就会瓦解专制，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却是中共成了西方的大老板——后者挖掘的一个「陷阱」，没套住狼，却自己跌进那陷阱里去了；至于互联网能救中国，更是一个神话，虚拟空间的这个「灰色地带」，虽然有时杀声震天，但是「恶搞」到最后，竟是只剩下了一句「草泥马」的国骂，还被视为一个惊天杰作，令人怀疑究竟是想象力的穷尽，还是语言的穷尽？

「灰色地带」这个词，也令我想起刘晓波，他身陷囹圄整整两年了。 《零八宪章》没有「温和」出来一丝更多的空间，反倒试炼了胡锦涛「砍旗」、「掐死领袖」、「灭掉出头椽子」的策略——只抓刘晓波一人、放过其他签署人，毋宁是他的一种「温和」呢；或者，胡的意思乃是：我来给你们的「灰色地带」，添一条新的注解。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会空间」，也许是所谓「后极权」的一种错觉。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为这个向度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也包括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但是最近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国专制者要向世界证明：「无权者」就是一丝权力都不会有的，「后极权」跟极权一样强大。他们是一群工程师，不跟你玩什么「前」、「后」的文字游戏，那是邓小平对「姓资姓社」不感兴趣的一种新发展。倒是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血祸，兹事体大，且涉及两位中央级官员，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长春、李克强，因此就要追杀到底。

当年「六四」屠杀后，国内曾有一句戏言：精英不是在「里头」，就是在外头。如今晓波在「里头」，高医生到「外头」来了。中国这个地方，对于不同政见者，至今只有「里头」「外头」两种安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这意味着体制外二十年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什么。往下观之，中国只要经济不坠，民间百姓尚能苟活，任你多么「温和」，也是「激进」。高耀洁尚不能见容于这个国家，何者又能？

「共产主义」的极权者，须臾之间就把「资本主义」的游戏，玩得烂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继承者，也快速地醒悟到，「法律」跟技术一样，不过是个中性的工具，拿来收拾反抗者，倒是一柄利器；极权社会之外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可以「洋为中用」的，即便人权、环保等「普世价值」，中国也如一只酱缸，将你化为脓血，吞噬净尽。美国已经在宣称「要向中国学习」，好莱坞的大制作也弄出「解放军拯救全人类」的科幻，甚至奥巴马的访华随员竟去拜谒毛堂。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柏林墙」才倒了二十年，人类也对「列宁式政党专制」陌生了。中国的专制，也在二十年里被几乎完整修复起来，世界当然不再认识它——模特儿组成的女兵方队，跟「暴力美学」都沾不上边，却是连人性意淫之本能也要利用，无人再能辨识其背后掩饰着的国家对社会超控能力的空前增强。面对这个怪物，先前所有的经验都不济事了，中国异议者大概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从荆棘中去开辟自己的路径。

四、她为苍生吹过哨——纪念王淑平医生

高耀洁医生是「吹哨人」，还有一个吹哨人，走在她之前：王淑平医生。

Whistleblower，我今天才认识这个英文词，但是十年前我们偶然结识了王淑平医生。 「吹哨人」（举报人）在中文里面，应该有一个更准确的词，让我暂且用「警世人」吧，尤其当下世道昏暗，吃瓜大众酣睡，我们多么需要她这样的警世人。
那是2009年岁尾，高耀洁医生，由傅希秋牧师陪同，从德州米德兰来D.C.，要到国会作证，揭露中国的「血祸」。我太太傅莉在家乡郑州，从小就崇拜「高姨」，他们傅家跟高医生一家，原是邻居、好友，所以高医生执意要来德拉瓦看我们，我一听就慌了，赶紧载上傅莉赴D.C.，好让她们娘儿俩见一面。

其间种种细节掠过。高医生被中共追杀，怀揣毒药，以示宁死不屈，而她落脚美国，已是惊恐万状，无人敢于信任，她跟我谈到半夜，我揣摩如何能在美国有一个安稳的晚年，乃是老太太最紧迫的最后一件事情，其他都顾不上了。第二天我就发现，高医生身边只有一个她还信任的人，就是从犹他州赶来的王淑平，她俩是河南惊现艾滋病的最早两位警觉者、揭露者。

我一看王医生那副河南人特有的实诚模样，我知道有办法了，而且她还能说英语。王医生告诉我，这边听证会之后，接下来喜来莉要专程接见高医生——这位美国第一夫人、也是总统候选人，一直以来非常关心、奖掖「中国防癌第一人」，我于是提醒王医生，接见的时候一定留心，跟喜来莉的秘书要一张名片，这种事情只有跟随高医生去的人才能办，而高医生的晚年安排，也只能跟领导人的秘书详谈、安排。

果然，来年高医生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又住进纽约一所公寓里，由慈善机构安排她的晚年生活，解除了一切后顾之忧。我猜这一切，都跟王淑平医生陪她去见喜来莉那一次有关。

我们再也没有见到王医生。她走了，才59岁。

她也是一个流亡者。 2001年她只身一人移居美国，英语名叫 Sunshine，意思是阳光。

2019年9月26日BBC有一篇报导《王淑平：揭露中国「血祸」和艾滋疫情的医生》

说实话的代价：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但换来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王淑平说当年没有考虑个人命运。
王淑平医生在美国犹太州去世，心脏病发作，享年59岁。

她生前是个普通的医生，研究流行病，30多岁时做了一件职责范围之内但需要勇气的事，然后为此付出了人生代价。
「吹哨」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会触动某些暗黑利益；吹哨者个人往往会因此付出代价。

王淑平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考虑自己的命运。这是医生职业操守的第一条。」

她去世前不久，以20多年前河南艾滋村和「卖血经济」为题材创作的一出舞台剧在英国伦敦上演，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

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 Chu）是半个华裔，父亲曾任美国外交官，母亲是台湾人。她见过王淑平，对20多年前河南的「卖血经济」并不陌生。

Xiaokang Su
December13, 2023

还是从前那个高姨，人尖子！

【按：上帖讲米德兰、傅希秋，再上帖讲王淑平医生，昨天我才找到2009年底在DC第一次见高耀洁医生的日记，竟然还有当时与会者的一张合影，傅希秋、王淑平、金钟和Stacy均在框内，好珍贵！贴上2009年11月27日记。 】

昨晚感恩节张敏来电话，说起高耀洁出走来美，她坦言参与其中，并透露高在德州「对华援助协会」牧师傅希秋家暂居，深陷迫害感，令我大吃一惊！后据金钟讲，高一路逃亡，怀揣毒药，以示宁死不屈；出来后英文新闻稿含以美国为「避难所」之意。此案再加上高智晟妻女、郑恩宠之女、郭飞雄妻儿相机亡命美国，严正学在国内四处躲避、冯正虎露宿东京机场，在在显示中国恐怖日深，追杀日剧，暴力肆无忌惮。

星期六（11-28）张敏来电话，说高耀洁医生一到DC听说傅莉在德拉瓦，就要过来看她，我赶紧筹划去一趟DC，当天给她旅馆房间打电话，高医生一听傅莉的声音就哭起来，我便觉得要赶紧去见她，于是从网上找到同一条街的另一家旅馆订了房间，星期日上午动身上路，动身前金钟也从赴DC的火车上来电话，他们一家人，他和Stacy带上闺女Susan一道来了。
我们下午近四点住进旅馆，一路上躲开了「首都外环」（I-495），堵车不严重。晚上便由金钟请客，与高医生、傅希秋等一道吃附近一家中国餐馆，饭后我请高医生专门来我们旅馆聊了两个小时，她的基本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其中有些细节（即便是在今天她已往生）不宜透露，余下几点则是，她对申请「政避」有顾虑；她觉得四周都是「国保」要害她，被迫害感很重；不想继续待在米德兰……但是这位老太太久经风霜，心里很有主意，定能逢凶化吉，眼下她一直抓紧手头两本书的撰写，视为第一要务，在八十三岁高龄尚能如此，令人惊叹；二则是她晚年的照料，我劝她与傅希秋合作，先解决长期居留问题，并提醒她见喜莱莉时一定要讨她秘书一张名片，有事可相求。

傅莉跟着我去DC，场面上一直很安静、配合，未有情绪激动，晚上自己在房间里大睡，我深夜回来她都不知道，回家的路上，她却忽然冒出一句：还是从前那个高姨，人尖子！

2025-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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