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 X@gaoyu200812
#蹭网发推之一四七
这篇文章竟然说我是“鲍彤所控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 《经济学周报》和体改所没有关系，我也不是体改所的人，我当时在社科院主管的《经济学周报》担任副总编。
1989年9月4日，我正在被监视居住地——南城一座居民楼的三楼，有4个房间，看守住一间，我住一间，一间有冰箱的做餐厅，最大的一间客厅有个电视机。当时还没有给我办理监视居住手续，我是被非法关押。当晚新闻联播头条就是这篇文章，那天只有我一个人看电视，两个女看守在她们房间聊天，我当即发火“报纸造谣”，她们立即向专案组汇报。
第二天，审查我的“安全局”专案组组长专程到关押我的驻地来，对我说：“我们不以报纸为准”。还对我说：体改所人人都在写交代，他们也质疑“高瑜怎么成了我们的人了？”
其实这个谣言对我来说已经不算回事，6月30日陈希同向全国人大做《平息首都反革命动乱暴乱报告》，第一节就点名我88年的一篇采访是“倒邓保赵”的政治纲领；此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也说我的这篇采访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袁木讲话没什么大动作，陈讲话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出版总署立即就把《经济学周报》封了。
我的那篇采访，最早《新华文摘》88年底就转载了，以后就是各省市的党刊相继转载，六四发生之前，竟然还没有转载完。我的这篇采访只是报导了严家琪提出“中国不能再出现赫鲁晓夫、胡耀邦非程序式的人事更迭。”“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发表之前，严家琪审稿还把胡耀邦三个字划掉了。六四之后，军事博物馆举行《平息动乱暴乱展览》严家琪的名字有一米见方，我的名字也有半米见方。
党报9月点名造我的谣，就是把学运和鲍彤联系起来，把《经济学周报》被封杀和鲍彤联系起来，可惜造的谣太拙劣，竟然“安排我去指挥王丹”，为此不惜捏造我的工作单位。学运发生之后，我直到5月21日才见到王丹，那天早晨和胡绩伟先生通电话，他说他的儿媳妇（军医）已经在准备救生包了，当然不是救学生的，让我以他的名义（他当时是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新闻法》起草组组长）一定要劝学生退出广场。我是让一个当警察的邻居帮我截了一辆面包车去的广场。
我89年6月3日被绑架，因为得了心绞痛90年8月10日发作，28日被专案组组长开车送回家，竟然一个字的结论都没有。回家之后，社科院由机关党委书记芦华担任组长的专案组继续要审查我，让我交代我和报社的问题，我回答：“安全局审查我一年三个多月，都没有一个字的问题，你们应该给我安排工作，不应该继续纠缠。”
因为我的态度，我离开了社科院，成为独立记者。 1993年年，我办理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的手续，社科院还认账，由办公厅和保卫局给我出具了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