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度里，“考试”从来不是知识的检验，而是命运的分割线。每到一年一度的国考季，地铁里、图书馆里、咖啡馆里，到处都是摊开的教材、荧光笔划满的条目、背诵到麻木的法规条文。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像静止的雕像，眼睛盯着题目，仿佛往里多看一秒，就能在未来的某个岗位上坐稳。但他们真正渴望的，不是服务人民，不是改变政策，不是让社会更加公平透明。他们渴望的是一个位置，一个稳定的身份，一张不会坠落的铁饭碗。
在台湾，公务员被称为“公仆”，意思是他们要俯身、要倾听、要尊重人民；在日本，公务员一生都在动作里守住那份对公权力的清醒克制。他们不敢骄横，不敢对民众摆脸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是纳税人赋予的责任与权力。而在中国，走进国考考场的绝大多数人心里怀着的念头，却从一开始就和“人民”毫无关系。他们不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是为了让社会更公正，而是为了不必在市场里漂泊，为了不必面对被淘汰的风险，为了成为体制里那层稳稳托住自己的安全网。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是中国式奋斗的内核——不是要成为一个更懂社会、更懂专业、更懂人民的公职人员，而是成为一个坐上位子、有稳定工资、能在上对下的权力秩序里占据更舒适层级的人。国考成了现代科举，穿越千百年的只有一个观念：进入权力系统，是阶层跃升的捷径。
那些走进体制的人心里明白，他们加入的不是服务人民的团队，而是维护结构的堡垒。他们不需要像香港过去的民主派议员那样站在议会里怒斥不义，不需要像梁国雄那样举着标语、不顾一切替弱者发声，不需要像李卓人那样在平凡的身体里装下吼声，只为告诉世界：权力必须被监督，真相必须被说出。
不，他们不需要。
体制从不奖励“为民发声”。
体制只奖励“顺从”。
于是，在国考的备考手册里，你看不到“公民意识”、“公共伦理”、“权力制衡”，你能看到的只是：“面试技巧”、“如何讨好考官”“如何‘展现政治素质’”。那些所谓的“政治素质”，不是对宪法的理解，不是对公共服务的热情，而是如何用更娴熟的语言显示忠诚，如何让面试官感受到你会成为一个乖巧的齿轮。
当一个职位需要“忠诚度”来考核时，它已经不再是公共服务，而是效忠机器。
于是，一个奇怪却普遍的现象出现了：
考公务员的人不再渴望改变世界，而渴望躲进体制。
不是为了贡献，而是为了被保护。
不是为了责任，而是为了稳定。
加入公务员系统，仿佛是一场内心深处的投降——投降于不公，投降于权力等级，投降于自己无法改变社会的事实。只要能换得一个固定的办公室、一张薪水卡，以及不会轻易被炒掉的身份，投降就显得没那么难看。
但当越来越多的人争夺体制内部有限的座位时，他们也不再把体制看作理想，而是看作一个“可以吃的资源”。于是，权力变成了分配利益的工具，而不是分配正义的方式。升迁方式也随之扭曲——它既不是专业能力，也不是办案效率，更不是人民评价。“上级”是唯一的评委，权色交易、逢迎拍马、对领导的无下限讨好，成了爬升的阶梯。
他们学会了对领导弯腰，却永远不太会对人民点头。
他们学会了对上级毕恭毕敬，却对来办事的老人冷眼相待。
他们学会了在汇报材料里堆砌政治辞藻，却对真正的社会问题保持沉默。
你若去某些窗口办事，会看到这样一幅常态化的画面：
人民站着，公务员坐着；
人民解释问题，公务员翻白眼；
人民恳求，公务员冷漠；
人民说“拜托”，他们说“不行”。
一张办公桌，把人民隔在权力之外。
那张桌子，比城墙还厚。
而在体制内，许多年轻人所追求的不是公正，而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升到可以不干事的位置”。他们追求的不是服务，而是特权。他们对体制的想象从来不是“我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体制能给我什么”。每升一级，就意味着再少面对几张怨气的民众面孔，再少处理几件麻烦的工作，再多享受几分可以使唤别人的权力。
于是你会看到另一个令人悲伤的现象：
他们对人民冷漠，却对上级热情；
他们对社会事务麻木，却对领导喜好敏锐；
他们不会记住群众的诉求，却能记住领导最爱喝哪种茶、最喜欢哪种语气。
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服务对象”，而那个人不是千千万万的纳税人民——是掌握升迁权力的领导。
又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怪象，在东亚的同一片天空下悄无声息地展开。
在日本，一个公务员若敢对民众翻白眼，隔天整座办公室都会听见电话响个不停。媒体会上门、议员会追问、民众会怒气冲冲写投诉信。白眼这一秒抛出去，下一秒他的仕途就被白纸黑字封存，最终可能只能鞠躬道歉、自动请辞。因为在那里，人民是纳税人，是主人，是不能被轻视的“衣食父母”。
在台湾，情况更加热闹也更加严肃。一个公务员若敢滥权，不论是公文乱批、态度傲慢，还是滥用职权去威吓百姓，都会被媒体追到天涯海角。电视政论节目会深夜讨论他的名字，记者会守在他家楼下直播，议员会在议会拍桌怒吼：“政府不是这样对人民的！”那种压力，会把整个行政系统逼得不得不透明，不得不收敛傲慢——因为台湾人民知道，他们的权利不需要跪着去求，而是理直气壮地站着拿。
可轮到中国，却变成了另一幅诡异到荒诞的画面。
在这里，一个公务员若敢对人民摆脸色、冷嘲热讽，甚至贪污几百万、走关系开后门，都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那简直是“系统默认配置”，像古代衙门里茶还没凉，衙役已经先替大人喝一口的画风。一张白眼，在中国不是错误，只是“官味儿”；一句冷语，不是失礼，只是“官威”。
相反的，一个公务员若敢坚持原则，若敢指出领导的错误，若敢把制度里的缝隙、文件里的漏洞、办公室里的黑暗摊在阳光下，他才会被视为“危险品”。升迁的路瞬间被堵死，人际关系像墙一样一夜间竖起来，他的未来不再由人民决定，而由某位办公室里的“领导爸爸”一句话决定。体制教会了他们一个简单的规则：
人民没有力量，领导才有力量。
于是，公务员的姿态从来不是向下的，而是向上的。
他们给领导端茶，为领导整理座椅，为领导修饰讲话稿，为领导的错误找借口。
或许有些年轻人怀揣着对社会的抱负参加国考，却在无声的熏陶中，慢慢学会了沉默、服从和媚上。他们在体制里看到的不是公义之光，而是办公室的潜规则——
谁会倒咖啡，谁会奉承，谁长得好看，谁能让领导心情变好，谁就能升迁。
能力、廉洁、专业精神？在很多时候，都比不上一次漂亮的献媚。
一个公务员如果能在领导面前表现得像宠物一样听话，他就能得到更多的机会。权力系统本身并不想要会监督的人，它只需要会执行的人。政治变成了服从的比赛，行政变成了逢迎的游戏，而人民成了游戏之外的旁观者。
你若让这些崇拜权力的公务员思考自己和香港民主派议员的差距，你会发现他们甚至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要吼、为什么要质问、为什么要在议会里拍桌、为什么要为了人民去冒犯权贵。在他们看来，那种行为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从未相信过“人民”的价值。他们只相信“权力”的方向。
梁国雄、李卓人等曾在立法会怒斥不义、指出荒谬、痛击官僚系统的那种勇气，在这个国度里属于不可理解的奢侈品。在中国普遍考公务员的那种利己主义者的心态里：
人民是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必须被倾听的对象。
权力是被维护的结构，而不是必须被质疑的结构。
公务员是权力链环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民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年轻人把国考当作人生最终的归宿，而不是起点。他们只有一个梦想：躲进体制，成为特权世界的边缘参与者。他们或许已经不再相信社会会变得更公平，只相信体制能让自己更安全。他们不相信公共政策会改善人民生活，只相信自己的工资卡会稳定。他们不相信议会会出现为弱者发声的人，只相信权力链条里那套“如何活得更顺”的潜规则。
于是，这个国家最努力学习的人里，有大量人最终不是成为改变世界的人，而是成为维持现状的人。他们背诵法律，却不理解法律的精神；背诵原则，却不理解原则的意义；背诵为民服务，却从未把人民放进心里。
一个只向上负责、不向下负责的体制，一个用忠诚替代专业、用逢迎替代责任、用职位替代人格的系统，最终培养出的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等级制度的守卫者。
这是人民的悲哀，更是国家的悲哀。
因为当一个社会里最年轻、最有活力、最肯努力的一群年轻人，最终都把目标放在“如何成为剥削阶层的一部分”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创造力、活力、公正和未来，就都被锁进了那张办公桌后面。
体制内的光鲜，是人民的暗淡；
体制内的稳定，是社会的停滞；
体制内的晋升，是公平的后退；
体制内的沉默，是公义的埋葬。
这就是中国式国考，这就是现实的缩影。
一场表面上是人才选拔，深处却是价值选择的考试——而它选拔的从来不是最关心人民的人，而是最懂得如何沉默、如何跪、如何顺从权力方向的人。
这是一场不需要理想，只需要膝盖的考试。
也是一场不需要公义，只需要闭嘴的考试。
一个国家最大的荒谬莫过于：
最年轻的人学会的不是改变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而是如何适应它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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