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i Matters 2025-12-10| 转自 新世纪
「我们的歌声飘过山岭，我们的歌声飘过海洋。我们是身处在南海边的岛屿上，我们的呼吸和祖国忧戚相关。祖国的苦难，我们要分担，祖国的光荣，我们要分享。昨天我们歌唱团结，歌唱解放；今天我们歌唱民主，歌唱和平⋯⋯」一九四九年时，这首歌在左派团体内十分流行，在学友社的活动中，社友也十分喜欢唱这首歌。
创社初期，共有九十多名成员。我跟游顺钊早已认识，我们称他做「钊记」，他的四哥与阿强，是英华书院的同班好友，我们因而认识。我俩同在油麻地官立学校肄业，我比他高两级，后来他也升读皇仁书院。除了他，我还结交了不少新的朋友，如林苑梅、欧阳荣生、李作雄、冯以浤、陈维𡩋等。在学友社的成员中，基本上没有明显亲共的左派学校学生。干事会的筹组工作，由培正、培道、培英、岭英、皇仁、拔萃男校、金文泰、圣约瑟、圣保罗男女校等的学生负责，参与第一届干事会的五个人，全来自英文书院：总干事湛慧兰，是圣保罗男女校的女同学；我出任副总干事，就读皇仁；专管财政的司库，是远东航空工程学校的俞臻；来自培英小学六年级的莫楚芳管生活；负责搞康乐活动；而来自金文泰的潘广炎管联谊，专门组织活动。
早期参加学友社的年轻人，家境都较富有，在外界眼中，这是一群「书院仔」。左派认为这些学生，都是接受西方殖民主义教育、没有理想的落后分子。但事实上，他们不辞劳苦，全心投入社内活动，每次开会前，住在九龙区的社员，都提早回社，打扫清洁，连不是社址范围的楼梯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厕所淤塞了，也自行清理。
学友社的整体运作由干事会分工，下设舞蹈班、歌咏班、语文班、篮球班、戏剧组，利用这些课外活动，吸引一般的学生参加。入社的手续并不繁复，只要有一名介绍人，经联谊组通过，便可入社。钊记还常常在社里「煲糖水」，顺道邀请他的同学来参加学友社活动。每逢星期六开一次常会，每次会上，大家都会先合唱进步歌曲，然后以基层小组做骨干，将所有活动分班、分组进行。钊记领导歌咏班，欧阳荣生负责舞蹈班，我教授语文班。后来，大家认为，若社友只局限参加一个班，彼此认识的机会不多，故在干事会通过，容许社友参加不同的班，扩阔集体的文娱活动。五十年代，香港学校生活贫乏单调，学生都向往参加课外活动，希望有机会认识多些朋友。我们组成的舞蹈、歌咏和语文等活动，甚具吸引力，大受欢迎。我较喜欢唱歌和指挥，兼负责选歌，还常常要誊写和油印歌曲。记忆中，选唱的歌曲有《黄河大合唱》、《敖包相会》、《读书郎》，还有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喀秋莎》等。
舞蹈班是学友社的主要「业务」，集体舞、土风舞、交谊舞、探戈、华尔滋等诸多舞式，岂能难倒我们？除了周末下午的常会后的歌舞节目外，举凡「歌舞晚会」，也很受同学欢迎，欧阳荣生跳舞了得，经常担任领舞，带领大家跳集体舞蹈。我们也同时安排点唱民歌和集体游戏，钊记尤其喜欢介绍南斯拉夫民歌。社友总是乐而忘返、不愿回家休息，以社为家。以上的这些组织架构，都是公开和表面的。在内部，其实还有另一套分工。
我们将社友分为六个小组，按年龄大小、所属学校的类别，分配到这六个小组中。小组作用是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对祖国的认识。六个小组分别以「拖拉机」、「青苗」、「海燕」、「银燕」等为组名。 「拖拉机」组的成员，以官校学生为主，我与钊记、黄河清等皇仁书院的同学都同属这一组。 「青苗」组的成员年纪稍长。 「海燕」和「银燕」组都是年纪较小的社友，海燕组的社友住在港岛，银燕组的住九龙。银燕组由我直接领导，五弟卫干是这组的组长，叶炳枝任副组长，组员有叶容枝、谭富强等，号称「神童组」，曾被大家选为「模范组」。这些小组名称都有出处，例如拖拉机是源自前苏联著名电影《拖拉机手》。那时候流行以「拖拉机手」形容能带动别人的先进青年；《海燕》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著名散文诗，被形容为「充满无产阶级战斗激情的颂歌」，文中的海燕，则象征着「大智大勇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形象」；而「银燕」是在朝鲜战争中，大出风头的米格十五战机的别称。
谈到神童组，令我想起这个组的两个组员，一个是叶容枝，他的悲惨遭遇，我留在下文才叙述。另一个组员谭富强，他绰号「好蠢」，是调皮的钊记给他起的。那时钊记正在学习俄语。据他说，俄语「很」字的发音极像广东话的「好蠢」。有一天，谭富强作了件很笨的事，旁边的同学就问他：「钊记，好蠢，俄语怎么说？」钊记只说俄语的「很」字，但忘了「笨」怎样说，但大家没发觉，还以为俄语真的就那么像广东话的「好蠢」差不多。这个小插曲，很能说明当时学友社那班年轻人，虽然在左派主持下，仍不失他们的活泼和天真。
各小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中共地下党培养和吸纳新成员，每个小组都另有负责人，发展组员，称作「上线」发展「下线」，扩大在学生阵地的影响力。所以，在组织组员学习的过程中，要求颇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著作等等。学友社内部小组的讨论气氛浓厚。在成立之初，社友目睹耳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满怀憧憬。
由于年少老成，又负责带领社员学习，故我在学友社里很受尊重。大家给我起个别号「cooker」，意为煮什么你就吃什么的，暗示我是幕后领导。一九五零至五一年间，虽然我仍在皇仁就读，但已全身投入社内工作。课堂上的学科，如物理和数学，在初中已经学过，难不到我，于是我索性上课时、准备社内的事务，如会议议程、小组讨论提纲等等，谈不上专心学习。还好，我会考成绩不俗，九科合格，中文科更取得优异。一九五一年，即转读葛量洪师范学院，翌年秋季毕业，任职教师，仍然废寝忘餐地将业余时间，放在学友社的工作上，以「社」为家。
一九五一年，我组织了「拖拉机」小组的十多名组员，到元朗新田一位姓文的社友家宿营一周，集体学习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根据斯大林观点撰写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著作，后来证明是歪曲史实，是极左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但在当时，却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这批来自官校的学生，在讨论到国家何时收回香港的问题时，谈到要为「解放」香港提前做好准备，以及在港开展反殖民主义的活动；甚至有人建议，应该提前收回香港。面对这班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我劝喻他们应积极学习，做好群众工作，推广爱国教育，在社内广泛团结其他来自英文书院的同学、引领他们走上爱国之路，为国家将来接收香港，做好思想准备工作，这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又认为，现在提出「解放」香港并不合时宜，至少要等十年，才有条件讨论回归问题。不过，我感觉众社友不大认同我的看法，部分人表示，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不愿意继续留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希望返回国内读书，投身国家建设事业。我知道当时中共的想法，是要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对外的视窗和桥梁，经济上也可以创汇。这些同学的想法，会被上级认为急进和不切实际，甚至觉得，他们可能会累及学友社的工作。当时，我的心态极为矛盾，一方面，要按上级的指示，说服这班社友，但事实上，我本人也渴望香港早日回归，甚至跟广州一位朋友和诗时，于其中一首《无题》七绝，表露了这个愿望：「共泛激流不共舟，相思两地竞风流，红旗插到炉峰日，慷慨同温少小游。」
类似的集体学习，学友社并不经常举办，因为思想教育的方式，要灵活多变，例如组织一起去看一出爱国电影，然后由资深社友主持同学讨论，透过分析戏中人物和情节，提升同学的思想水平。我们又认为，社友生活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出身也留下不少烙印和影响，所以让他们与基层密切接触，产生共鸣，是十分重要的。譬如说，推荐他们看毛泽东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的讲话《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鼓励他们走群众路线，关心群众切身利益。为了让社友认识社会的不公平，我们曾将家传户晓的民歌《凤阳花鼓》曲调，另配新词，讽刺时局，当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咁样慨世界真系唔公道，
人哋着慨系美国的原子布，
我哋着到烂到无得补，
人哋食饱就行街兼睇戏，
我哋食饱就做到索晒气，
人哋住慨系花园洋楼，
我哋喺街边几乎无得踎，
人哋餐餐就美国罐头，
我哋餐餐白饭捞豉油。
⋯⋯
至于培育年轻社友成长方面，我们向他们介绍高尔基、鲁迅等作家，以及苏联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借以学习书中主人翁的坚毅性格和献身精神。回溯当年，在进行年轻学生「思想工作」时，我曾经批评过一位担任组长的小伙子，指他过早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那位女孩的思想水平又不高，不是革命党人的对象，不配做他的初恋情人。这种生硬的批评，固然不能令人心服，我又再批评那个年轻人是郁达夫式的青年，在搞个人主义和英雄崇拜。
一九五五、五六年，学友社剧艺组连续两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的戏剧展览，很受欢迎和得到好评。一九五五年的剧目，是四幕古装剧《林冲夜奔》，由有舞台演出经验的张怀饰演林冲，欧阳荣生演高衙内，吴嘉淞演花和尚鲁智深。一九五六年参展的剧目是五幕历史古装剧《高渐离刺秦王》。这两出戏的舞台设计都是由胡国雄主理。这回，我们更投入，一方面认真排演，研究剧本，一方面分工合作，例如油印剧本，发动全体社友一齐出动宣传、卖票。我还记得、舞台上悬挂的剧目横额，是我书写的。该剧导演谈浩文是从外边请来的。剧中，张怀饰演高渐离，谭敬堂演秦始皇，陈维𡩋演秦二世胡亥，主题曲本是歌咏班的游顺钊唱的，他突然喉咙沙哑，这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主题曲，就改由我顶唱。
学友社选择《高渐离刺秦王》参展，亦配合了社内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该剧是以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写的历史剧本为蓝本，主题是歌颂义士高渐离，为刺暴君秦王不惜牺牲个人性命的英雄气概，宣扬「除掉暴君」的思想。这在当年有强烈的历史讽喻味道。郭沫若曾讲过，他是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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