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i Matters 20250404 | 转自 新世纪
我生于一九三一年，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分之二的路程。出生不久，便发生「九一八」事件，正是国难深重之际。开始懂事，便爆发抗日战争、欧战和太平洋战争。青少年时期，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高涨，并达至全盛，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令我和同期成长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国家走向民主、自由、独立、法治，怀有强烈的渴求。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家在志和街，当时国内已经爆发抗日战争，作为殖民地，战争的风云尚未波及。我初入学，就读岭东小学。儿时喜欢唱歌和画画，最爱绘画狗和马，也得过奖；尤其喜欢用毛笔抄写大字，春节时写就不少挥春，贴满全屋，拜年的亲友看到，赞叹不已，父亲大乐。有一次，父亲带我拜年，亲戚文洛叔叫他儿子司徒达，即场用国语朗诵文章，逗得父亲很开心和赞赏，打听之下，知道他在导群中小学念书，便决定将我和弟妹转到该校就读。
导群中小学，是国民党背景人士，用国民政府提供的资金，于二十年代后期在香港成立，校舍最初设在旺角广华街。虽然我入读时，创校只有十多年，但已是香港四大中文名校之一。导群的校徽是用雄鸡做标记的，故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导群鸡仔窦」，很多学生都琅琅上口。导群的校长黄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加上学校有国民党背景，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学唱中华民国国歌，又要读三民主义、《国父遗嘱》、还要接受军训。学校每天都举行升旗仪式，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年纪轻轻已经知道要爱国、反殖民地的意识很强。我的爱国启蒙教育，就从导群开始。我在那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校聘用不少知名学者任教，例如，教珠算很出名的余荣骥老师，还有教学生练功夫、锻炼体魄的耿德海老师；至于教我书法那位老师，知我喜欢临帖写大字，建议我应树立个人风格，可多临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导群的老师对我启发甚深，可惜在一九四二年，香港沦陷，我们举家逃难返回家乡开平，被迫辍学。
一九四五年，战后和平，我和家人返回香港。当时很多学校尚未复课，我在家中百无聊赖，闲时用毛笔抄写，一方面练习书法，一方面保持学习。半年后，学校陆续开课，我跟阿强投考英华男校，我考第七班，阿强考第八班，结果他考上，我却名落孙山。适逢一九四六年二月，油麻地官立学校下午班复课，我考上第七班，继续学业。第七班的课程，我在开平读初中时，已经学过，故数学和物理两科的成绩考得很好。至于英文科，我兴趣不大，但有趣的是，后来在毕业后，第一份教职是在红磡街坊公立学校当英文教师。
油麻地官立学校下午班负责教授中文的卫宝钦老师，教书很用心，解释课本也很明白，深受学生爱戴，他向我们推介很多课外书籍，扩阔了我们的视野。我的好朋友游顺钊，亦曾跟我多次谈及卫宝钦老师。在旧制六年级时，游顺钊从油麻地官立学校上午班调到下午班，也是卫老师教他中文课。因他又懒又顽皮，除了卫老师，其他的老师都认为他无药可救。有一天，卫老师上默书（默读）课，在课室里一边走一边念。当走到他身边时，稍停下来，个子蛮高的卫老师猫着腰，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顺钊，好心你读吓书啦。」说完了就走开，继续念他的课文。少年的游顺钊，吃软不吃硬。这句话，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因为，如果他没有及时用功，肯定不及格而辍学。卫宝钦是一位难得的老师，很值得怀念。
由于是战后复课，在油麻地官立学校下午班的同学，很多是超龄学生，他们在社会打滚过、经历过战乱，思想比和平时期成长的同龄青少年，更为成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位同学卢励泉，他比我年长两、三岁，个子矮矮，眼睛大大，肤色黑黑，头发短短；他功课很好，尤其是中文，曾考第一名；他闲时看很多课外书、课外知识比一般同学都丰富。他爱踢足球，身手平平，但又常常说笑吹嘘自己是世界级人马，于是得了「细运」的绰号。
卢是我在学校中的好朋友，与他交往，给我启发甚深。他推荐我看鲁迅的作品，影响了我一生的读书方向。鲁迅的爱国思想，在一生中，都深深影响着我。有一次，卢励泉对我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景色很有特色，如『云像贼一般快！』」听他说得饶有趣味，我便用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买下来读，这是我第一本自己花钱买的课外书。 《八月的乡村》是写东北人民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作者萧军是鲁迅的好朋友，此书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首次出版，鲁迅为其作序，予以肯定。
一九四九年，我们一起升上皇仁书院，但在广州解放后的一个深秋，他突然告诉我决定回国，报考正在深圳招生的干部学校 — 东江公学。由于家人反对，他半夜离家出走，我送他到文锦渡，紧紧握手后，便告别了。几个月后，收到他第一封信，说已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并被派到石龙参加土改工作。他还说：他们的县委书记，是曾在香岛中学当过教师的作家陈残云；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作家。记得有一次，我写信问他，为何不与家人联络。他说香港不是他真正的家，他家乡原在海南岛，因为战乱，被香港一个家庭收养，才改跟他们姓。以后，我们长时间没有通讯，最后一次收到他来信，应该是一九五七年，那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他叫我到港岛观龙楼他姐姐家，搜集一些以前他在香港曾参加过的团体的某些消息和资料，不知是否受到审查，要找材料自辩。当时，他在香港参加可以算是进步的团体，例如研究汉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学会。他曾带我到那儿听过一次演讲，是国际问题专家刘尊棋的演讲，题目是柏林危机。可惜，我收到他这封信时，新文字学会已不复存在，真有负所托。
另一位影响我的人，是明哥的好朋友兼同学曹绍慈。明哥在罗富国师范学院读书时，就住在他兴汉道的家。曹在抗战后期，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毅然回国从军，加入当时刚刚组建的国民党伞兵部队，由美军顾问训练，跟日军作战，直至和平后才回港。曹跟我们家人的感情很好，经常到我家作客，话题总围绕着抗日战事、民族感情，令我深受感动，十分佩服他的爱国情操。他又常和我们一起玩乐，在我家天台放风筝。他常常站在天台围栏上，看来惊险万分，但他当过伞兵，一点也不怕。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曹回国参加建设，由于当过国民党的兵，被指成份不好，被批斗得很厉害。他千辛万苦才获批准回港，之后举家移民美国。他逝世前，仍有跟明哥联络。
在明哥的引领下，我和弟妹参加有左派倾向的组织活动，例如女青年会。女青年会是中共地下组织密切拉拢的团体，是公开的左派基地。两位前女总干事，都是积极爱国分子，其中一人是英文系毕业生，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时，她被调返国内，在美军俘虏营任翻译；另一人于八十年代，被调派回四川成都工作。
战后，我回港之时，国内局势正急剧变化，内战风云密布，国共之争受各方关注。经历了多年艰苦岁月的中国人民，无不期盼有和平的生活。中共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些主张，相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特务政治，更得民心。一时，民主政治成为民意主流。虽然，我已在香港享有和平的生活，但战时在国内生活过一段时间，难忘的战乱岁月，令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刻牵动着我的心。
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举行重庆和谈，签署了「双十协定」，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共同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又表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作，是达成和平建国的必由之路。 「双十协定」签署后不久，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六年初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起草、改组政府等五项协定。重庆和谈和「旧政协」（相对于一九四九年中共的新政协而言）的消息，一度令我这个关心国事的中学生，兴奋莫名。然而好景不常，国共两党都知道终有一战。一九四六年，内战全面爆发。
这几年间，我十分关心国内局势发展，了解不同的政治主张。内战期间，国民党管治区内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金圆券」风潮，都教我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失尽民心。跟当时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一样，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吸引了我，认定这就是中国的未来。其间，中共在香港的活动也十分活跃，由一九四八年开始，内战仍在持续中，中共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很多著名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香港联名通电响应中共的主张。后来才知道，中共当时动员庞大力量，在香港组织这些人士北上，到北京参加新的政协会议，当中不少人，后来更成为新政府的领导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