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耀南  央广 Rti 2025-12-12  | 转自 新世纪

2025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落幕。习近平在会中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提升科技能力，也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系统性风险，并要求把稳定预期、稳定市场放在更重要位置。这些表述在语意上并无冲突，但从治理实践与政策逻辑来看，却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自我矛盾：中国的政治目标与经济运作原理，已越来越难同时成立。

这并非政策工具或执行层次的问题，而是路线本身已嵌入结构性张力。结果是：中国经济陷入一种「既不能任由增长放手，也不能承受收缩代价」的困境。

今年会议的精神呈现一张清晰又失序的政治面孔——习近平希望中国经济能像一台既要加速前进，又要绝对安全的机器：要改革、要发展、要创新，但一切必须在「可控范围内」进行。

于是，整份部署逐渐形成一种鲜明的结构性现象：官方倡议的所有经济方向，都被政治安全逻辑所覆盖。

这不是语病，而是体制逼近「政治极限」的讯号。

因为：

习近平要的不是按经济规律运作的经济，而是一部完全服从政治目标的经济；但中国真正需要的，却是一个免于政治干预、能正常运转的经济。

既要增长，又要强化风险防控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同时又提出要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问题在于：

增长需要投资与冒险，防风险则代表收缩与管控。

结果是中国经济面临一组难以化解的结构：

要推动创新，但不能失败

要增加投资，但不能加大杠杆

要保持增速，但要严控风险

经济本质是以风险换效率，而习近平希望的是「效率要有，风险不能有」。

这是一种治理目标被政治化后的典型悖论。

既要市场活力，又要党全面领导

官方再次强调「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也重申「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这两句话在官方语境可以并列，但在实际治理中却形成根本矛盾：

市场需要可预期、透明、规则稳定

党领导意味着行政干预、政治优先、政策可随时更改

十年来，民企投资意愿下滑、外资流出，并非来自所谓「外部遏制」，而是源自企业对政治不确定性的恐惧。

习近平希望市场有活力，但活力无法在「随时可能被指导的市场」中产生。

既要房市稳定，又不愿承担救市成本

今年官方提出要「因城施策」与维护房市「平稳健康」，但同时又避免使用全面性托底政策。

中国房地产若要止跌，需要：

流动性支持

续贷与债务展期

地方政府协助纾困

然而，官方又不愿使用会被视为「救房企」的措施。

结果形成：

不全面救市 → 价格与信心难回升

又不能任由恶化 → 只能反覆托底、延长调整期

房市因此从短痛拖成长痛，成为全体经济的沉没成本。

既要科技自立，又要深化对外开放

会议同时强调：

要突破「卡脖子」瓶颈，推进产业链自主可控

要「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改善外资环境

然而两种路线在实际操作中常产生紧张：自主可控意味着提高技术壁垒、加强管制；扩大开放意味着透明度、互信与跨国合作

外资能否真正投入高科技领域，取决于制度稳定性与政治干预程度，而目前中国的政治氛围恰与之相反。

习近平想兼得两者，但路线本身就带有结构性矛盾。

既要人民多消费，又让人民无从安心

官方再次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视为核心任务，但宏观政治环境却让中产阶级更趋保守：

反腐加强 → 官商互动降至冰点

强化维稳 → 社会氛围紧缩

平台与科技业整治 → 私部门预期下滑

备战论述升温 → 家庭不敢扩大支出

房价与就业低迷 → 中产转向储蓄与资产外移

消费的前提是信心，而政治不确定性正在侵蚀信心本身。

官方希望消费者「多花钱」，但治理模式反而让人民「只能少花钱」。

结语：经济逻辑与权力逻辑的正面冲突

今年的工作会议并非前后不一，而是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已无法再自然契合：

要安全，又要增长

要管控，又要活力

要去杠杆，又要稳市场

要自立，又要引入外资

要消费，又要维稳

这五大矛盾共同揭示：

中国已进入「政治逻辑压倒经济逻辑」的治理阶段。

习近平不是不知道经济需要什么，而是政治考量不允许他给予经济足够的自主空间。因此，同样的矛盾会年年重复、年年加深，也年年把中国推向更深的结构僵局。

当政治想控制一切，经济便会失去自我修复能力；当安全成为最高指令，发展便只能退居次位。

中国经济不是失速，而是被政治锁住了方向盘。

而习近平害怕的，也从来不是经济风险——而是政治失控。

这，就是 2025 年中国经济最赤裸、最关键的现实。

作者》洪耀南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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