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刘宾雁的名字，是1978年我平反归队之初，在兰州大学校园里的麦克风下。声量之大，真箇如雷贯耳。作为中央党报记者，能正视党内弊端，关注底层疾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为民请命，在当时独一无二。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句云： “鸦雀无声雁有声”，不是虚言。宾雁因此，被广大群众视为“包青天”，纷纷向他鸣冤叫屈。被貪官酷吏视为眼中钉，频频告他寻衅滋事。乘着毛死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的东风，他无往不胜，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的风云人物，美国时代周刊上的 “亚洲英雄”。

他的新闻报导，叙事通透，文字生动犀利，开 “纪实文学” 先河。那时任何一本刊物，只要目录上有他的名字，一出来就会卖光。不仅群众欢迎，也得到作家们的推崇。甚至突破政治禁忌，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巴金）。

他宣称，他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是为了帮助党发现问题改正错误，是对党的“第二种忠诚”。我原以为，这是避雷针、擦边球、穿靴戴帽一类反叛者的自我保护，和他们之间的密码式沟通方法。后来熟悉了，读了他的自传，才知道这是误会。

他的出生地东三省，受北方强邻和日本的影响很深。哈尔滨像一个国际城市，文化相对活络。从泛斯拉夫俄国到马列主义苏联，从东正教信仰到唯物主义功利意味的人本主义，再到列宁斯大林基于一统霸业的丛林话语，互相对立又都有其共同的、价值系统的基因编码——以社会群体为本位。视献身于群体信仰为个体存在的意义。

他根红苗正，对此深信不疑。二十来岁入党，深受信任，一九五零年 “新政府”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有他。后来访问瑞士西欧，也有他。受党信任，对党真诚，合情合理，也合乎传统道德，无可质疑。至于这个党是好是坏，是否值得信赖，那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与个体的人格无关。

他写道，入党后发现，党内也有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为了党，他必须改造他们。但是那些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也不以他为同志，为了党，也要改造他。是非没标准，老大说了算。结果是后者把他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强迫劳改。二十年后平反归队，他依旧不改初衷，把与党内恶势力的斗争，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八九六四”的杀戮，标志着后者的胜利。他和我们和许多人一起，都离开了党天下中国。

我的逃亡，是在出狱之后，比他晚五年。九二年一到香港，就被报刊上中国流亡者们连篇累牍互相扯皮抹黑的文章弄糊涂了。特别是，看到刘宾雁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任上，被指控以权谋私摊开两手向记者 “吐苦水” 的照片，更困惑。带着国内的记忆，我想他必有委屈。 打听到地址，去信问候。我说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有谁没有呼吸过刘宾雁的英雄气息，有谁不是在刘宾雁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成长起来。怎么当初同一战壕，一出来就成了仇敌？

他回信让别担心，说海外民运正在酝酿大联合，要成立统一组织，选举共同领袖。区区团结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后来大联合未能实现，内斗反而加剧。我说这是生存条件使然，劝他不要生气。他回答说，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你不要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

口风很强势，其实是无心的。往昔互有旧知闻，相识虽新有故情，在回答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的问题时（注一），说我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三名”。抬举得太过分了。我只能视为一种，佛家的所谓 “语言施” 。但佛家语言的布施，不费本钱。他这种，付出的代价大了：被指信口开河，扶植亲信，连诚信都成了问题。

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小雨从香港来到洛杉矶，受佛教宗师星云上人关照，住到一处信徒捐献给他的山顶别墅。视野开阔，空气清新，水电房租全免，以每幅千元的润笔，为佛光山画一百幅禅画。很幸运，很感恩。宾雁提醒我别忘了祖国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给我介绍了几个在洛杉矶的朋友，拉我参加了一些民运会议。我不喜欢应酬交际集体活动，更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只因珍重宾雁错爱（他喜欢我的作品），心念旧恩（八三年中宣部清除精神污染，我处境危殆，他发文支持，感如雪里送炭 ），都照办了。

第一次去开会，是参加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旧金山会议。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会场拥挤嘈杂，上台发言的，都是菁英领袖黑手先知，或谁谁谁的智囊幕僚老部下老同事。叙事宏大，调子高亢。混迹其中，我局外人感强烈。决心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了。但还是又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社主办的民族主义研讨会，并按要求提交了一篇《民族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会上读了一遍，没有任何回响。

期间在宾雁家住了几天。他送了我一本他在台湾出版的自传。文笔生动优美，是历史，也是心灵史，我读之，有一种审美享受。但是他把汪精卫称为大汉奸，使我感慨万端。我告诉他，为什么汪精卫是我心目中的悲剧英雄和真情诗人。他大大吃惊，说，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

儿时父亲教读诗词，中有汪的两首(“檞叶深黄…”和“初阳如月…”)，我喜欢，至今能背。抗战胜利后回到城里，才听说他是大汉奸，蒋介石炸掉了他的坟墓。后来阅读稍广，才知道当时主和的人很多，胡适、陈寅恪诸公，也一度如是想过。汪精卫他们强调的是，战争消耗国力，“必将使中共坐大”。战争“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不知蒋公到了台湾，想起过这些忠言否？

读宾雁自传七年之后，香港出版了汪的《双照楼诗词藁》，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考证此事甚详。我建议宾雁看看，他说他没那份兴致。他精通俄语、英语和当代汉语，不谙中国古文，我替他遗憾。

在普林斯顿开会那阵子，正值克林顿政府对华搞 “和平演变”。与之相应，华人舆论的主流，也是“告别革命”、“良性互动”、“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类。期间我在《世界日报》等中文媒体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广受批评。在回答《北京之春》记者亚依的提问时，我说我在被鳄鱼咬住时只想逃脱。逃脱了只想别再被咬。没有对等实力，没有共同语言，说甚互动？！

宾雁看到报导，说我看问题太简单化、也太情绪化了。我说和情绪没关系。现在全世界都来喂养这头鳄鱼，我是细思极恐。他说以后有了时间，得要找个机会好好聊聊。一九九五年初，我和小雨完成百幅禅画，得到十万美元报酬，告别星云，开车到纽约上州的鹿野苑，一处山上林中老屋住下，想静静写点儿东西。宾雁和夫人朱洪，带着孙子东东来访，住了几天。朱带孩子出去钓鱼，小雨打理吃喝，我俩在炉边茶话。他一支烟卷在手，說不完对中國命運的焦慮。

我听之，发现这位中国的右派，到美国成了左派。

本世纪以来，在欧洲工党和社民党政治左风的不断吹拂下，美国文化界的政治光谱一直在向左移动。柏林墙倒后更快，早已成为大学校园里政治思想的主流。宾雁的倾向，与之不谋而合。谈话中好几次对資本主義秩序下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巨大，表示强烈愤慨。说他还是更认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则。

这种正义感是一贯的。他在社会主义祖国所反对的，也都是人间的不平。流亡中放眼世界，从着眼于具体的人权个案，上升到着眼于政治经济秩序，视野更开阔了。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改革，留意各种有益的参照系：从北欧福利国家，到新加坡半独裁模式；从越南的党内民主试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旋风、到南非德克勒克同曼德拉的对话……

他说，所谓的左倾思潮，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秩序下种种弊端的反弹。中国党内改革派有条件承认宪政民主的初衷，不也就是要消除这些弊端，建立普世可行的，共同的秩序吗！

我说初衷很好，关键在于 “有条件” 三个字 。说白了条件就是党的领导。他们绝对不会任由时代潮流把党变成三权分立多党民主制中的一党。所以在任何不确定性到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 作为一切改革的前提。有这个前提，有这个“四项基本原则”，还说什么宪政民主初衷？

他说连君主立宪都可以，怎么党主宪政就不能？！我说民主制度下的君主是一个象征性的虚位，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可不是。 他说党不是铁板一块，党内也有好人。你能说彭德怀不是好人？你能说胡耀邦不是好人？ 我说他们不是被弄死了吗。在那个无数人为服从谬误而死的时代，他们是为要纠正谬误而死。他们到死都不明白，党制定的秩序，不如无秩序。党控制的社会，不如丛林。

他说我这是发泄情绪，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党内最了解危机严重程度和时间紧迫性的，还是最高领导人。不管谁上台，即使仅仅只是为了把权掌下去，他们也非改革不可。赵紫阳当总理时，很保守。一当上总书记，就想改革了。那两年半里，他做的好事，比胡耀邦还多。那些好的做法，也得到党政军内不少高级干部的认同。问题是顽固派比他们强大，他们需要支持。现在的中国，还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代替党的领导。我们也只有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努力，才是最现实的出路。

我不相信在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相背驰的状态中寻求平衡的努力，会有任何结果。去外面搬了些木柴，把老旧的黑铁炉子烧旺。他往里丢进一个空香烟盒。我很抱歉，自己不抽烟，没为客人想。好在家里有一瓶酒，饭桌上一放，他就眼睛一亮，说是好酒，几百块一瓶，问哪来的。我说是日本学者犬伺和雄托顾晓阳带给我的。他问顾还在“导报” 吗？我说现在是《今天》编辑。他说他从来不看《今天》，看不懂。我说那是北岛搞创新试验。顾晓阳已经改变了那个风尚。

宾雁说，他读过 “导报” 上我和温元凯的对话，他认为温元凯和严家其的观点，比我的正确。我说，不说那些了。他说，现在外面有舆论，说你一出来就到和尚庙里画菩萨，是丧失斗志。我说，“鸟得辞笼不择林”么。他说，凭你那点儿钱，做得起自由鸟？！别说十万块，就是二十万、三十万，也是死钱，用一个少一个。过日子，没点儿活水进账能行？这房子老得很了，容易停水停电漏雨，还有车子坏了什么的，你会修么？大雪封山的時候，下不去買東西，你们吃什麼？难不成叫警察，派直升机来救？

这可是真问题，也确实很严重。宾雁建议我们搬到普林斯顿附近居住，等着加入中国学社。他说中国学社，是“六四”后一位美国老头出钱设立、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协助监管的团体，编制十二人，月薪两千多，免税，有医保。他当社长，想办成一个能推动中国改革的战斗团体。但社员成份复杂，有的不能写作，有的不是民运人士。他想辞退几个白拿钱不做事的，换能做事的人来做。我想这很自然。每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人都会如是想，何况一贯以天下为己任，使命感很强的宾雁。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比他说的复杂。八九六四后的大逃亡潮中，捐款资源丰沛，民运山头林立。十二个人的松散团体，够小，内部还不团结，成员互为陌路。社长之外，还有两个执行社长。老头的捐款花光以后，是台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出钱。大同盟的头儿马树礼不光是金主，他还管事，规定每人定期向台湾交一篇政论。宾雁说，这是强人所难，哪能不问质量？但是他已经没有权威，说什么都不能算数。

他之失去权威，我看不是偶然。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正义感使然。但是离开了那个中国式的党天下，原来的 “己任”已经失重。舞台道具不再和角色配套，难免尴尬。八十年代的鲜花掌声，留下的英雄情结发酵，他不自觉颐使气指，口风强势，引起周围反感，抗命挑错，麻烦不断。特别是，夫人朱洪取代一位女士进入学社，他被指以权谋私，更是被动。

在上州山中那时，我们接受了宾雁的建议。他们回去后，帮我们在普林斯顿南边一小时车程的海洋郡杉谷湖，以五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买了栋两室一厅的老屋。地方偏僻，但是风景特好（是大西洋边的森林地带）。带我们看房那天，他指着一张原屋主留下的长餐桌说，这张桌子坐得下十来个人，买十几把折叠椅，来了人就方便了。又指着通向车库的阳光室，说，那里放几张行军床，客房也有了。

我说，我这里没人来。他说，我们来呀。我需要一张画桌，餐桌做了画桌，需要一个书房，客房做了书房。他难免失望，但表示谅解。我喜欢独处，他喜欢热闹。经常来电话，让参加个什么，见个什么人，干个什么，我有我的事，一概谢绝。耳朵聋，接电话的都是小雨。不久外界盛传，说小雨不给我传达来电，让我与世隔绝。谣言荒诞无稽，但也传得很广，更拉开了我和他们的距离。

没想到不久以后，宾雁就下台了，换苏绍智当了社长。没当几天，台湾撤资，学社解散，成员各奔前程。大都去了纽约和华盛顿DC，有的到拉斯维加斯做房地产生意。空留下社名和一个免税账号，不知做什么用。苏绍智和阮铭两家，搬家到海洋郡居住，和我们成了邻居。 宾雁没离开普林斯顿。时或来家坐坐。说起旧事，满腹委屈。说，我没帮戈杨，他们骂不绝口。余英时拒绝李志绥求助，那些人一声不吭。说，好在李志绥够顽强，还是写出了那本回忆录，那是中国的幸运。

三句不离中国，依然忧国忧民。争取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继续在家里办着两份杂志：《大路》和《中国焦点》。老两口自编自印，自发行，继续他们的战斗事业。年事已高，身体不如从前，还带着一个孙子，十分辛苦劳累。办杂志信息阻滞，稿源稀缺，一份都难维持，何况两份！纵然经费充足，担子却越来越重。背不动还要背着，我替他们难过。

我对刘说，放下担当情结，你就解放了。

他说，犬儒没有担当，是不是他解放了？！

我说不存在没有奴隶身份的犬儒，就像不存在没有镣铐的解放。

他说你自由了，别忘了国内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说我们在国内拼命呐喊，声嘶力竭，没起丝毫作用。现在逃这么远，还能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活动就没有意义。

他说不是人在国外，就不能影响国内。华侨是革命之母，这话是孙中山说的。自由欧洲电台不在苏联境内，你能说它对苏联解体没起作用？

我说历史无序，不能类比。

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家说你丧失斗志，你不要不当回事。

我说八十年代的我，现在已经过气了。

他说我很奇怪你会这么说。中国那时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怎么会过气？！你不是过气，是泄气！

我说，泄气才能吸气，这是生产性开支，起码比憋气好些。

他摇头。停办杂志之后，想要叶落归根。时值胡锦涛主政。他几次上书，请求允许回国，都被悍然拒绝。

我说，这也说明，他们依旧害怕你的影响，这是你的光荣。

宾雁听了，笑得勉强。一杯在手，几声浩叹。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