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i Matters 2025-12-21

自学友社成立后，我只当了第一届副总干事，之后便没有连任。学友社在一九五四年恢复活动后，我也没有在干事会中担任任何职务。只在语文班讲课、讲中国文学，及在歌咏组教唱歌。

当年，中文会考课程的二十八篇古文，很多学生都吃不消，于是我针对会考课程收集了一些相关教材，现代、古典文学兼备，深入浅出地阐述这些古文的内容，吸引很多学生来听课，大受欢迎。就这样，即使我在社内没有担任领导职务，但在社内的声望仍然很高，社友都喜欢跟我接触，无论在语文班的课堂小休，或是下课后回家路上，都总有很多社友跟我谈心，讨论升学、就业、恋爱、家庭等私人问题，对我非常信任。

五十年代，中共建国初期，新中国是很多追求进步的香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故社友跟我讨论升学问题时，大部分都表示，希望回国升学。对于他们的选择，我十分支持，也动员不少社友回国内升学，他们更在毕业后，留在国内工作，为国家建设出一分力。为了让社友较快适应国内情况，我组织补习班，按照国内学校的课程教导他们。譬如说，国内要考政治常识课，问题十分简单，只要知道国家主席、国防部长是谁，或服兵役的年龄等等，便能过关，我为他们上两节课便足以应付。

那个年头，学生回国内升学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毋须缴交学费，宿膳食费亦由国家包起；第二，那时香港大学是唯一的大学、提供的学位很少，仅一千二百个左右，科目的选择也狭窄、就算考上，往往未能能按兴趣选读，而国内大学可以选择的科目很多。但到一九五八、五九年，国内搞的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全国出现大饥荒、在大陆读书的香港学生，大都返回香港。中学毕业后，我也曾想过回国内升大学，但因家累太重，加上在港也有意义的事可做，最终没有成行。现在回想，可说是侥幸。以我这种性格、在反右及其后的连串政治运动中，肯定不能过关，被批斗甚至丧命。部分由我动员回国的同学像叶容枝、黄国兴、麦耀基等，便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每想起他们的遭遇、我心总觉戚戚然。

叶容枝在五十年代初入社，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叶父共有九子一女，几兄弟都是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也是学友社的社员，跟我感情要好。容枝的家庭非常富有，战前从事收买二手缝衣机（俗称衣车）生意；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蔓延到香港，港人逃难时多会携带衣车同行、以便走难途中，帮人缝补衣物，换取粮食和金钱。由于供不应求，香港的一些人家，宁愿用物业，向叶家换一部二手缝衣车，带返乡下。战后，叶家累积的物业，多不胜数，并全数放租。每月收租前夕，他们一家要全动员通宵签写租单。虽然出身富裕，但叶容枝不顾父母亲反对，毅然回国内，到东北升学。不过，美好的理想遭残酷的现实吞噬，他的爱国热情得到的回报，却是无情的政治迫害。富裕的家庭背景，令他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斗，不幸去世，连尸首也找不到。他的哥呵灿枝为此四出打探，多年后才找到他的遗骸，火化后带回香港安葬。

另一位是黄国兴，是石硖尾大火的幸存者。他在中国造船厂当学徒，虽是工人出身，但因曾念过中专，也可算是参加学友社的一个知识分子。在内地，凡是工人阶级出身，都被视为进步青年；他也被我动员返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文革高峰期，他参与批斗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后来，有感国内政治形势与自己的理想的差异、于八十年代黯然回港。一次，我们在电话中对谈，他慨叹自己当年错误决定回国，我只能安慰他说，能够平安回港已算幸运，很多回来不了的港人的下场更惨呢！

麦耀基也是我动员回国的社友之一，他回港后几乎与我绝交。他的弟弟成绩很好，考入港大，并住进学校宿舍，后因交通意外死亡，当时，麦耀基尚在国内，丧弟之痛令麦父大受打击，加上眼疾缠身，更遭逢失业，景况凄凉。每逢农历年，我都会探望麦父，希望借以弥补我动员麦回国读书，为他老人家造成困扰的遗憾。后来麦耀基回到香港。八十年代，我在女青年会游泳时，常跟他碰面，但他对我不瞅不睬，形同陌路。直至前几年，他看到游顺钊在《明报》（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写的《永远不逝的彩虹》后，麦才稍释前嫌，跟我打招呼。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 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