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习近平为何要对宗教信徒强行“夺舍”？
作者：新高地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宗教中国化”被官方表述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路径，正如提供的文章所述，北京通过“四个着力”——爱国主义教育、宗教思想建设、传统文化展示和公益慈善行动——来推进这一进程。然而，从更批判性的视角审视，这一政策往往被解读为一种“夺舍”式的干预，即中国共产党（CCP）试图通过国家机器“占有”或重塑宗教信徒的信仰空间，以维护政权稳定。这种比喻源于科幻或民间传说中的灵魂占有概念，这里用来描述当局对宗教领域的渗透和控制。
为什么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要采取这种强行干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传统上依赖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已在国人中逐渐式微，甚至被部分民众和国际社会视为一种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遗迹”或“邪教式教条”。与此相对，面对社会转型、经济压力和政治不满，国人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日益增大，这构成了对政权潜在的挑战。本文将基于“动摇国家政权根基的四种力量”理论（即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包括政府、资本和舆论）进行分析，探讨这一现象，并结合中国主要宗教信徒人数的估计数据，揭示控制宗教的深层逻辑。这些力量中任何一种失控，都可能导致政权面临灭亡的风险，而中共的应对策略往往体现为独裁统治下的产物：通过“姓党”化来确保忠诚。
共产主义信仰的崩塌与宗教需求的崛起
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一直将马列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但近年来，这一信仰体系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显著衰弱。国际观察家指出，市场经济改革、腐败丑闻和疫情管理失误等因素，让许多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怀疑，甚至视其为一种强制灌输的“邪教”——强调集体服从、领袖崇拜，却忽略个人自由和精神慰藉。
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中国许多成年人参与宗教实践（如祖先崇拜或寺庙祈福），但仅有少数正式认同宗教身份，这反映出官方意识形态的空洞化。与此相对，面对社会焦虑（如城乡差距、老龄化和社会不公），宗教成为民众寻求精神寄托的替代品。文章中提到的“去中国化”倾向和境外渗透，正是当局对这一趋势的担忧体现：如果宗教不受控制，它可能成为反体制力量的温床，导致政权根基动摇。尽管中共党员人数已超过1亿（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为10027.1万名），但这一数字在14亿人口中占比不足7%，且党员身份往往更多源于实用主义而非真挚信仰，这进一步凸显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
具体到信徒人数，中国宗教景观复杂，官方数据往往低估实际规模，因为许多人私下实践而不公开承认。根据可靠来源的估计（包括美国国务院、Pew Research、World Population Review和CIA World Factbook等，到2025年左右的数据）：
佛教徒：官方估计约2.54亿（占人口约18%），但非官方数据更高，如一些报告称达4.7亿（2023年数据）。佛教在中国根深蒂固，常与民间习俗融合，是最大宗教群体。
道教徒：官方宗教人员约4万，但信徒估计在4000万至1亿之间，许多人将道教与儒家或民间信仰混杂，实际参与者可能更多。
基督教徒：官方数字约4400万（3800万新教徒、600万天主教徒），但独立学者预测到2025年将达1.6亿以上，甚至2030年超过2.47亿。地下教会和家庭聚会推动了这一增长。
伊斯兰教徒：官方和国际估计约2500万（占人口约1.8%），主要包括维吾尔族、回族等10个穆斯林民族群体，分布在新疆等地。尽管有镇压事件（如拘留营），这一群体仍保持显著规模。
法轮功修炼者：自1999年被禁以来，无官方数据。历史高峰期（1990年代末）估计7000万，但镇压后转为地下，当前估计在1000万左右，主要通过海外网络传播。
其他教派：包括民间信仰（祖先崇拜和地方神灵崇拜），估计达数亿（约4亿），常与佛教和道教重叠；儒教作为文化影响而非严格宗教，影响广泛但无固定信徒数；少数宗教如犹太教、印度教或锡克教等，信徒数万至数十万，规模较小。总体上，中国有超过3.5亿宗教信徒，但许多人持混合信仰。
这些数字显示，宗教信徒总数可能超过5亿，远超官方认可的“无神论”主流，也远超中共党员人数。这股力量的壮大，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垄断，促使当局通过“中国化”来“夺舍”——即强制融入社会主义元素，以防其成为独立于党的精神权威。
以“四种力量”理论分析中共的控制策略
“动摇国家政权根基的四种力量”理论认为，任何专制政权都依赖对宗教信仰、政治党派、资本和舆论的严密掌控。一旦其中一种失控，政权就面临崩盘风险。中共的宗教政策，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体现，通过“姓党”化来确保所有力量服务于党的利益。这种策略是独裁统治的典型产物，强调统一而非多元，导致社会张力积累。下面分别举例分析：
1、宗教信仰力量：宗教能凝聚人心，提供超越世俗的道德框架，如果失控，可能演变为社会运动（如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共通过“宗教姓党”来防范：如文章所述的“四进”活动（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进宗教场所），本质上是将党的符号强行注入宗教空间，迫使信徒在政治上“形成正向共识”。例如，对佛教和道教的“中国化”阐释，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释教义，剥离任何“境外影响”。对基督教，官方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取代地下教会，确保牧师效忠党而非梵蒂冈。伊斯兰教在新疆面临“再教育营”，旨在“中国化”其实践。法轮功则被彻底妖魔化，视为“邪教”而禁止，因为其“真善忍”理念直接挑战党的权威。如果宗教失控，如信徒大规模抗议（如新疆或西藏事件），它可能动摇政权根基。
2、政治党派力量（包括政府）：这一力量的核心是党的垄断，禁止任何竞争性组织。宗教被视为潜在“党派”，故中共严格“禁止党员信教”，视之为思想污染。例如，党员若公开信教，可能被开除党籍，这确保政府官僚层保持无神论忠诚。文章中强调的“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就是将宗教人士转化为党的外围力量，避免他们形成独立政治势力。如果这一力量失控，如宗教领袖公开批评政府，政权将面临内部分裂。
3、资本力量：经济资源能放大其他力量的影响，中共通过“企业资本姓党”来控制：要求民营企业设立党支部，确保资金流向符合党利益。在宗教领域，这体现为限制境外捐款（如基督教会的外国资金），并鼓励“公益慈善行动”如“斋月善行”或“光盐行动”，但必须在党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宗教组织积累独立财富。如果资本失控，如富豪资助反体制宗教团体（如海外法轮功媒体），它可能资助颠覆活动，导致政权经济基础崩塌。这也是习近平强力推行国进民退、不断打压民企的原因。
4、舆论力量：媒体和网络是塑造叙事的战场，中共通过“媒体姓党”和控制民众言论自由来主导话语权。宗教相关信息被严格审查，例如，禁止传播“逆本土化”内容，强制正面报道如北京的“宗教和谐”。社交平台（如微信）监控宗教讨论，删除敏感话题如法轮功迫害或新疆伊斯兰教镇压。如果舆论失控，如宗教信徒通过网络组织维权（如基督教徒抗议拆十字架），它可能引发全国性抗议浪潮，类似于2019年香港运动的放大效应。
这些例子显示，中共的“四个着力”并非单纯的文化融合，而是系统性“夺舍”，旨在将宗教转化为党的工具。独裁统治下，这种控制虽短期维持稳定，但长期可能适得其反：压制需求只会让地下信仰更顽强，积累不满。
非法管控与自由的挑战
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给人民的基本权力，习近平肆意剥夺人民的信仰自由其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习近平对宗教的“夺舍”式干预，源于对政权生存的焦虑——共产主义信仰崩塌，而宗教崛起填补了真空。但从长远看，习近平这种非法之举更会加剧社会分裂。真正的宗教中国化，应尊重信仰自由，而非强制“姓党”。否则，四种力量的失衡，将使政权面临更大风险。国际社会应关注这一动态，，以便保障中国宗教信徒的合法权益。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 新高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