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计划生育，我尝言：邓小平拍脑袋要”人均千元”而强压人口出生率，活活消灭了四亿婴儿，人世间有何种恶魔可以与之比拟？该体制的具体执行者，便是恶魔之徒，双手染血，而决策者的手是干净的吗？
一、现代中国最严重的战略失误
鲁迅在”五四”时代喊过一声”救救孩子”。晚清有”弃婴塔”，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民间常常把刚出生的女婴，扔进此塔，不管是健康、残疾、是活是死，扔进去的都活不了。堆积的女婴尸体，会有人来清理。直到西洋教会建育婴堂，在大门上开个抽屉口，任弃婴者将婴孩放入，由教会养育，由此弃婴塔才消失，上海至今还有一条马路叫育婴堂路。我举此例，说西洋教会积德不是重点，而是说中国传统虽鄙陋，至少还有”弃婴塔”，进入现代之后毋宁更异常的残酷。
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
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
涂写在无数村庄泥墙上的这些标语，显示了一个比文革还要暴虐的时代，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政府宣称，”一胎化”政策减少了4亿新生婴儿——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杀掉了4亿婴儿。
中国人，尤其是十亿以上的农民，血腥土改、高征购搜粮捆绑、大饥荒人吃人、文革清队血淋淋，他们都没敢怎么样，只有”一胎化”，让他们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中国政府早在1971年制定的”两个正好”的生育政策，到1980年已经将总和生育率从5.81降到2.24，人口出生率高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一家生两个孩子，到2000年也能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但是，”一胎化”的1981年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是2.47，说明这个政策完全无效。而且，这个政策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所以一胎化政策，是现代中国最严重的、动摇国本的战略失误。这个政策的产生机制更荒谬。撰写《独生》一书的美籍华裔作家方凤美指出，中国厉行一胎化，是1980年邓小平要实现”20年后（2000年）GDP跃升4倍达1千美元”目标，专家告诉他达不到，除非把分母缩小，即人为压缩总人口，而出这个主意的，竟是军方科学家。她写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4年，中国社会学者、人口专家不敢讲话，声音无法进入讨论，只有国防科学家最具话语声量，国防工业又男性居多，以为”一胎化”执行后，若人口下降比率过多，调整数字、让人民再把小孩生回来就好，他们没想过社会不是说改就改，最后决定一胎化政策关键学者，竟是火箭工程师出身的宋健（时任国务委员，后主导三峡大坝兴建）。
这个荒谬政策的反人道性，更令人发指。 1983年中国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2000年达到8600多万例绝育手术；这一年全国二点四亿育龄妇女，有百分之四十八使用宫内节育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进行了输卵管手术结扎，永久绝育。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计生暴行和民众血泪，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中共首脑将活人当作死的数字拨弄，不止一次了，上一次是毛泽东狂想”大跃进”、”人均亩产万斤”，饿死了四千万人；这次是邓小平拍脑袋要”人均千元”而强压人口出生率，活活消灭了四亿婴儿，人世间有何种恶魔可以与之比拟？
二、比株连九族还要野蛮
维权律师滕彪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为”一胎化”时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档案。滕彪写道：
我觉得”野蛮”二字远远不能显示其罪恶的程度。这种邪恶超出了违法行政、滥施暴力、疯狂敛财、迫害人权、扼杀自由的范围；它摧毁和企图摧毁的东西是民间社会的伦理基础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基础。一个老党员受害者痛心地对我们说：”古代皇帝株连九族都没干过的事，让共产党给干了。”房仲霞的家属有22口被株连。先后被抓、被关押、被打、被收学习费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亲妹妹（孕妇）、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孙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孙女（不到四岁）、四姨、婶婶、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被发现就跑不了……受政绩驱使的计生运动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发现了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以罚代法，借国策疯狂敛财。
滕彪看到，临沂人在野蛮下，人性不曾屈服，体现不屈服的，竟是一个盲人，”陈光诚从三岁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但他听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个让人揪心的故事，是计生人员砸玻璃和打人的声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们的官话、谎话和骂人话”——陈光诚仿佛一个使者，由被杀掉的那四亿婴儿派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要他来搭救那些已经和将要落胎母亲子宫的弟弟妹妹们；由此他便一个人跟一个政权抗争，由此也引来全国网友一波又一波”探访东师古村”，使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中国由盛转衰只需3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针对中国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展开一项研究，得出这个结论，它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然后到2060年左右会再被美国赶超。中国生育率仍远低于其更替水平，这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开始萎缩。中国15岁至60岁群体的人数在2012年开始下滑，预计还会进一步降低。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力将下降约四分之一。到21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经济必然赶超美国，但在此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增长将开始减速。
三、人口控制在中国的人道和技术困境
在今日人类面临生育的种种困境，如人口过剩、性别失调、老龄化、家庭破碎、女性生育衰竭等错乱世态之下，中华民族先遭遇放任生育、人口过剩的困境，坊间有言「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然而不出二十年，更棘手的困境是，中国人口将出现断崖式萎缩。
以国家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是本世纪人类的一项重要尝试。它的必要性从全球利益来看是无须争论的，但它在某一国家的实施后果及其所引起的伦理困境，则是一个超越经济利益的终极价值问题，人类不能置之不问。就中国的尝试而言，它产生了两个基本困境：
第一，生命伦理受到挑战，但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生的诸如遗传操纵等伦理困境，而是人的自身再生产过程非自然化，同传统价值和基本人权的冲突﹔
第二，以计划经济模式套用于人口控制的弊病，显示了国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是令人怀疑的。
这两个问题的现实性还在于，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西方政府无奈地依赖或支持中国政府的人口政策，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中国人口爆炸这个世界隐患，是否沦为一个幻觉。
先谈第一点。中国没有西方的人口理论，只有相沿成习上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这种观念将传种接代置于人生责任的首要位置，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自近代以来传统家庭的解体而受到剧烈挑战，但在本世纪依然是广大民间的基本价值。这种基本价值，又是受到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支撑的﹐即落后的生产方式主要靠劳动力的增多而维持﹐小农经济和宗法家族制度的观念﹐都极为重视人丁兴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习俗。在未能改变生产方式之前﹐就彻底改变伦理观念﹐势必引起社会的强烈振荡。发生在中国的人类生育行为中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是﹕
——人们在恐惧中选择生育或不生育；
——生育第一次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孕妇为躲避强迫堕胎而大量逃亡﹐藏匿山泽﹔
——人为的性别淘汰，溺女婴之风炽起，女婴女童性别比例失调，从公开渠道能获得的资料，即1987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农村一岁女婴占总人口比例为47.15％（低于女性占总人口的48.33％〕，性别比为112.1比100，但熟知农村情形的人口学专家私下估计，被溺女婴加上被强迫堕胎的「超生婴儿」，全国每年当以百万计；
以上都是尽人皆知的，外界很少知道的还有﹕
——医生职业伦理的危机﹐这包括﹕被强迫给妇女堕胎﹐甚至将七个月以上的被堕而存活的婴儿用药物杀死﹔
——大量堕胎行为引起的一个医学后果﹕广泛使用死婴于解剖﹑器官移植以及药物﹑营养品的研制和使用﹔
——无计划指标出生者﹐民间称为「黑孩子」, 失去包括口粮在内的基本生存权利﹔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家庭，常常离乡背井，流落它方，因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郊区出现躲避计划生育者聚居的「黑村」「黑屯」 。
让人民付出如次代价以后，人口控制的效果如何？这是第二点。
关于国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在中国经历了一次荒唐的巨变。1949年后的政权最初曾实行放纵式的人口政策，即毛泽东的所谓「人多好办事」，持续二十年人口增长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38年间人口从五亿翻到十亿，从此形成一种举世无双的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这个过程发展到1970年代，被一项突然出笼的严厉措施拦腰切断，即中国政府强制推行的「一胎化」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得超过千分之十二的所谓「国策」。问题就在于，一个非理性的自然过程，是否可能被另一个极端激进的人为措施成功地扭转？
中国以中央指令式计划经济模式套用于人口控制﹐遇到的一个基本困难﹐是「数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功能不具备，这反映在﹕
——作为计划依据的人口统计不准确；
——以人为想象的计划数据代替人口增长的自然速度的不可能；
——用中央指令硬行规定地方各省的增长率以汇总全国增长率的虚假性。
中国政府每五年实施一个人口控制的「五年计划」，1985年制定的「七五」人口计划，要求五年后人口控制在十一亿一千三百万，但1990年的统计显示突破计划三千万人，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分析失败的原因时说，「七五」计划制定时就少统计了约一千三百万人。1991年制定的「八五」人口计划和十年人口规划﹐又要求到本世纪末控制在十三亿人之内，但1995年8月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宣布人口已达十二亿。
这里包含两个无法证实的因素﹕第一，十二亿这个对外公开数字是否仍有少估之嫌？第二，「八五」计划是失败了的「七五」计划思路的延续，后果的未知性极大，而一个可知的因素是﹐这个时期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高达一亿两千多万，再严厉的控制也无法抑制计划外出生人数，而强行控制便意谓着大陆妇女权益的更大灾难和反弹，这也是彭佩云检讨的「七五」人口计划失败的另一原因。
同时，这样严厉的控制，又缺乏必需的教育水准和知识的前提。中国政府的宣传和说教，面对的是两亿六千万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22‧27％，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妇女），效果极其微弱。这个因素﹐既是民众抗拒计划生育政策（抗拒的基本动力不仅来自强大而无形的传统习性，也来自一种更原始的生育冲动）的原因，同时也是政策实施粗暴化的主因，其表现形式是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和深入到乡村的所谓「计划生育工作队」，对违反政策者（无生育指标而怀孕或生育）所施加的强迫堕胎、经济惩罚以及对所有育龄妇女的预防性的输卵管结扎，这当中所发生的政策偏差和过渡报复，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把生育行为当作经济行为﹐以国家计划的方式来控制﹐不仅如同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一样要失败﹐而且暴露出严重的反人道性。它的有限控制效果﹐是以剥夺基本人权﹑伤害传统价值﹑牺牲无数生命换来的﹐代价高昂。中国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100万左右，净增1400万，这个增长势头将以每年1700万左右（相对于一个中等国家）走向本世纪末。中国政府自己估计﹐一旦突破十三亿，预计到下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约在15-16亿之间，如果控制不住，将达18亿。那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将真的变成世界难题。
四、生育权与幸福感
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家周孝正，是一个能把人口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的学者，他首先强调”生育权”，然后阐述关于”幸福感”的一个重要观点：
『十七大的时候，政治报告里头讲，要稳定低生育率水平。那十八大，也就是三年以前开的十八大，政治报告里已经讲了，要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因为我们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可持久发展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所以说，从经济来讲，是一个考虑。从可持续发展来讲，又是另一个考虑。特别是从人的幸福，因为前一阶段，我们也讲要追求我们人呢要追求幸福。而幸福包括幸福度和幸福感，幸福度可以用经济的收入来衡量；幸福感我们可以用三情：亲情、爱情及友情。一个情没有，遗憾；两个情没有，痛苦；三个情要都没有，虽生犹死。而手足之情就是亲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孩子从小，在家庭中跟他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块玩，兄弟姐妹欺负你了，你有挫折感；你把兄弟姐妹给欺负了，你有成就感；你跟他们玩，你有规则感，其中什么叫赢什么叫输，你输了不认输，你耍赖，人家不跟你玩，用老百姓的话叫臊着你，这样的话孩子就有羞耻感。这些感受对一个孩子是非常关键的，是他幸福的组成部分。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讲，要生你就生两个，要不然你就别生。生一个孩子是对社会的犯罪，所以人家说，一对夫妻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生出至少一个兄弟姐妹，我们叫手足之情。 』
人失去了生育权与幸福感，还是人吗？
令中国人非人的，当然不止一项计划生育恶政。
作者：苏晓康
2025-12-23
【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www.ipkmedia.com 】
【作者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