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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国度：中国如何透过监控维系独裁政权
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
作者：裴敏欣
原文作者： Minxin Pei
译者： 林瑞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5/09/03
ISBN：9786267509654

台湾中文版作者序

中共为何能打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体系？

裴敏欣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量资源建立了一个高科技的监控体系。由于西方媒体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现在主要依靠人工智慧、人脸识别、高清晰度的摄影机、网路监控等高科技手段，来控制十四亿人民和维持政权的生存。这种判断只是看到了中共监控体系的表面现象。持有这一看法的人并不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事实：虽然现代技术使中共的监控体系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在中国的警察体系拥有高科技的设备之前，中共仅靠其无比的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就已建立了一个可以覆盖全国、有效的监控系统。我开始研究中国监控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一般读者知道，中共监控体系的核心不是高科技，而是其列宁主义政权特有的组织能力。要真正全面理解中共是如何依靠监控来维持政权的存续，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共的组织和政治动员系统上。

研究专制政权的监控系统的最大困难是获取可靠的材料和证据。由于有关中国政法系统（即公安和情报体系）的材料大部分是保密或「内部」资料，许多关键档案和资料很难从公开发表的刊物里找到。但是，有志者事竟成。虽然这类公开材料不多，但还是有。因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许多敏感材料会由于基层工作人员的不慎而被泄漏出来。譬如中国的公安年鉴、公安志、地方志、地方年鉴、政法年鉴、公安教科书等都会有零星的材料。透过几年的「侦探」工作，一个研究者还是能够基本上知道中共监控体系的规模、结构和运作。

总体来说，专制政权的生存依靠的是暴力。但是因为镇压的成本很高，暴力的过分使用会造成极大的代价。北韩、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史达林时代的苏联，过度运用暴力而消耗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后果是经济落后和社会贫穷。在毛以后的中国，中共的生存模式有了根本的改变。不仅暴力的使用受到限制，而且镇压的手段也变得更复杂和多样。这一变化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更明显。邓小平后的中共领导人从天安门事件中得出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镇压手段是「预防性镇压」；用坦克和冲锋枪屠杀抗议者是「反应性镇压」，不仅政治形象成本巨大，而且有可能触发精英分裂和政权危机。相比之下，透过监控和其他手段，「预防性镇压」可以在反对势力组织抗议之前帮助统治者锁定反对势力的骨干分子和了解他们的计画，从而在其行动之前就可以透过恐吓、绑架或拘留，使反对势力无法进行集体行动。

虽然「预防性镇压」的政治优势十分明显，但是「预防性镇压」需要十分可观的组织能力和经济资源。建立一个有效的监控体系，专制政权要雇用大量的秘密警察和发展许多「线人」。用技术手段监控也十分花钱。由于这些因素，并不是所有专制政权都有能力建立有效的「预防性镇压」体系。

但是在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具备了建立一个有效的「预防性镇压」体系的所有条件。政治上，「维稳」成了中共领导的最主要目标，因此北京愿意动用前所未有的资源来达到这一目标。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自上而下的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可以动员官僚系统贯彻执行维稳工作。由于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中共组织，掌握了许多宝贵的经济资源和机会，发展线人比较容易。学校、公司、饭店、街道居委会的官员可以动用他们的权力，透过威胁和收买让普通民众担任所谓的「信息员」。定期向政府和警察提供情报或担任特定的任务，如监视异议人士、上访人员、「邪教」信徒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政府提供了丰富的税收。和贫穷的毛泽东时代相比，天安门后的中共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一个庞大的警察体系和聘用几百万名「信息员」。在过去三十年内，中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为建立一个现代的数位监控体系奠定了物质基础。

和前苏联及一九八九年前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共现有的监控体系组织更完善、手法更有效、技术更先进。在组织层面上，中共有一个专门负责国内安全（包括监控）的党内官僚机构，即所谓的「政法委」。中国从中央到县的每一层政府都设有政法委，它的专职官员的唯一任务就是执行和协调「维稳」和监控工作。由于有效的监控需要协调不同部门和落实具体政策，政法委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前苏联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政权都不设政法委，所以他们的监控体系的组织动员能力没法和中共相比。从手法上来看，中共在天安门后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设立「重点人员」黑名单，在敏感时期（「六四」、「两会」等）加强监控异议人士。用「敲门」行动（即警察不定期到家里查询）来恐吓重点监视对象。由于中共大力提倡所谓的「科技强警」，现代光纤通讯技术和各种感应器材，使中国的警察拥有前苏联格别乌（俄语G.P.U.译为格别乌，后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KGB）和前东德史塔西（Stasi）做梦都想不到的先进监控能力。

我们可以用许多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化。除了所谓的「业绩合法性」（即透过发展经济获取民众支持）和煽动民族主义 情绪，中共政权得以生存和其行之有效的以监控为主的「预防性镇压」有紧密关系。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书中描述的「哨兵国度」，中共的维稳会如此成功和有效。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高估中共的监控能力。暴力和恐怖不能保证一个专制政权的长期生存。中共在天安门后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靠的不仅是「哨兵国度」，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起飞、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务实的领导。这些有利因素在习近平时代已基本消失。因此中共今后的生存不能仅仅指望「预防性镇压」。只有透过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中共才能重塑其合法性的基础。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甚小。这是中国真正的悲剧。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