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晨网见《支联会案」/何俊仁罪名成立》，我就去硬盘里搜一张照片，2011年岁尾诺贝尔和平奖典礼现场，找出来就贴上脸书，我的记忆果然不错，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坐在我的前排，这次意外发现的是，我三排后面还坐着黎智英，可见香港民主精英已然站在抗击中共的第一线，而今可说尽数陨落沙场，其象征意义，即标题上那八个字。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3847392843331】
一、诺贝尔和平奖典礼
十五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与典礼颇不相称；晓波获得这顶桂冠，就跟中国残暴、偏激、铜臭的现实，更不相称；几几后的中国青年，已不知他为何人；”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离中国更加遥远……为了这一天，我从《寂寞的德拉瓦湾》里，找来这段文字。但是我们都无颜面对他。
典礼场所，是奥斯陆市政厅，犹如艨艟两翼风帆高耸的一栋简朴砖石建筑。奥斯陆是一座没有森森殿宇巍巍钟塔的欧洲都市，与巴黎、罗马判若两界。这大概是维京人简朴文化传统的外部特征。据说欧洲古典建筑风格，有一种从西往东越来越靡费奢侈的倾向，当然主要是指教堂、宫殿。伦敦比巴黎简朴，罗马又让巴黎逊色，东正教的彼得堡最靡费。维京人偏处西北一隅，也许因此简朴？
奥斯陆市政厅据说建于五〇年代。会堂并不宽敞。走进去但见主席台上，右侧七把椅子，正中讲坛，左侧一架钢琴。席座好像都是临时摆的椅子，分三列，呈凹字型，中央一列只有一个空心岛，那里摆着两把座椅，我想当然以为那便是所谓「空椅子」。
按照入场券上明列的座位，我是20号，在右侧席座第四排最靠左，紧挨那个空心岛。李晓蓉坐在我右边，她再往右是一位女士——欧盟人权主席；我前排坐的是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
音乐起时，走来挪威国王王后，落座空心岛的那两把椅子。跟随他们身后的，是诺委会五成员（四女一男），鱼贯前行登上主席台。再后面，是丹泽尔．华盛顿为首的一批明星，从右首偏门入场进入座席。
「一年年地等待：
我始终深信，
你一定能回来，
……。」
舒缓、凄婉的女高音，引领典礼的开场。这首似曾相识的歌曲（节目单的歌名Solveig’s song，中文译为〈苏尔维琪之歌〉），一下子将我带到伤心处，好似一瓶打翻二十年未及耙梳的无言心情，泪水抑不住流淌，竟至抽噎出声。晓蓉从旁递过来一块白手绢，示意我拭泪，我这才看见她也是泪水满面。我哭得紧攥着那手绢不放，她又一把从我手里拽走；原来手绢是那位女士——欧盟人权主席的——据说那一刻很多人都在流泪，吾尔开希更是到了崩溃地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我虽男儿，这二十年里常常涕泪，但也并非「轻弹」，只是伤心不已。此处伤心究为哪般？当时滋味莫辨，行文至此再回想，我其实是在哭自己、哭旅馆里的傅莉。跟平时不同的是，我们二十年的苟且孤寂，到了这崇高场合，在这盛典、也在那盛典所掂量出来的价值——国内志士们在野蛮严酷的压制下刚强不屈，轮番入狱，仍坚守和平抗争——映照之下，显得那么不值得，统统化为委屈与悔恨。
方励之说得对，庆典的重头戏，是诺委会主席亚格兰的演说。他讲毕将一册证书置于他的座位右侧那把椅子上，方知那才是「空椅子」，而晓波的巨幅头像，便在那椅子后上方微笑着。
亚格兰的「精彩论断」大致有两个，一是历数「和平奖」遭遇独裁政权的历史，特别提到1935年授奖德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希茨基，「引起轩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个德国人前往接受任何一项诺贝尔奖。 「挪威的哈康国王没有出席颁奖仪式。」这次中共又创纪录——中国自近代为世界文明贡献寥寥，却常常轻易增添耻辱纪录，她还总是觉得自己「国仇家恨」——不仅获奖者身陷牢狱，甚至没有他的任何一位亲属、代表被允许前来奥斯陆，一百年多来还是头一次。
二是亚格兰精湛简述「和平」思想与人权、文明之接榫，与刘晓波「非暴力」信念之吻合，也进而评说「非友即敌」（非此即彼）思潮在当下的泛滥。不少人说，刘晓波的「和平桂冠」，有一半是胡锦涛相送，因为后者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重判刘十一年徒刑）。这只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诺委会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异常倾心。对于两极化日趋严重的这个世界来说，晓波的法庭陈述，又藉由诺贝尔桂冠的提携，而被赋予普世、先锋的广泛涵义。
挪威女星丽芙．乌嫚在典礼中朗读〈我没有敌人〉，宛如一曲歌咏，仿佛晓波当初就是写给此刻；而它的全部内涵，要等到这个特定场合，才能释放出来。也只有此刻此地，纯用中文书写的一种理念和情愫，才那么贴切地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完整表达出来；那是我们在其他时空中不可能读得出来的。尤其他写给妻子刘霞的那个段落，「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如泣如诉、如醉如狂，中英文在意义上的融合毫无缝隙，直抵美丽的境界。
我却在这殿堂里静思一个问题：刘晓波「非暴力」信念的价值来源在哪里？这对于思想史来说，或许还是一个靠得太近而难以厘清的课题。在这位「和平桂冠者」的祖国，暴虐历史、激进思潮循环不已，何曾有过「和平」之瞬间寸土？连他都曾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抑或因为他「执着」的西化？我们还在历史中，一时没有答案。
也唯有此刻，提供了一个超时空的场景，让你回味自己跟那个人的片段历史。刘晓波传奇，始于八〇年代「文化激进」年代，虽只赶了一个尾巴，却称得上是一记短促的压轴戏。我什至是先听说「黑马」之称，再听说他的大名。 「黑马」之谓，乃指他挑战「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李泽厚，那大约是1988年夏秋之交。当时我正跟李泽厚的一个博士生，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此君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的谈资却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刘晓波「文化激进」的顶峰，大概要算在香港说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世骇言，至今无人超越，因为中共始自毛泽东便以民族主义驭国，而西方学界则被左派「反殖民」论述驾驭，两厢均无此说的空间。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和刘晓波皆属「激进之徒」，在国内却未曾谋面。
对政治运动的态度，我跟晓波是两种人。八九风云骤起，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的天安门广场，飘荡着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胡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恐惧「革命」，在旁边又哄又劝。组织「劝架」最积极的人是戴晴，5月14日夜里她动员了十二名「著名知识份子」到纪念碑底下去，其中也有李泽厚和我。这事也怪我，戴晴到我家来动员的时候，我顺便说出了住在附近的李泽厚。面对沸腾的人海，李泽厚紧挨着我，身上微微颤抖，戴晴请大家对学生演讲，李泽厚和刘再复都拼命摇头——来到海外后，他们两人对谈了一本《告别革命》，我猜天安门现场所体验的刻骨铭心是原因之一——我倒是斗胆对着火烧火燎的广场侃了几句，语无伦次，却都被藏在人群中的便衣录了音。 「劝架」完了我们十二人被冲散，几年后李泽厚到海外才告诉我，那晚他竟找不到交通工具回家，最后是掏了五块钱，央求一个骑摩托车的青年载他回家。 ——这就是美学家遭遇革命的故事。
刘晓波那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者，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参加「革命」。十几天后，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到广场包围后，是他出面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厚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我与晓波失之交臂。他在国内坚持抗争，几进几出监狱。我逃到海外偏遭车祸，伴妻疗伤当「家庭主夫」之余，还兼职当《民主中国》编辑。这份网刊，成为我俩结缘的媒介。多年来，刘晓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 2002年5月16日他有一个邮件给我：
晓康：
这篇文章写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将近一年，写得心里很痛，有时还会流泪。常常因为写作过程中的心痛而搁笔。此前给你的那篇关于「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节自己的心态而写的。
十几天前，我决心完成这篇文章的动力，一是为亡灵，再有就是想起了与你通过的电话。你在电话中的自省之言，开始时让我有点感动，后来听到你说：「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辉煌的流亡，这辉煌让人陷于错觉……。」这话让我感到精神深处的震撼和共鸣。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于辉煌的错觉之中。诚实地面对自己，是保持谦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现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书。你可以寄一次试试，我有时能收到境外的政论杂志。
晓波
就在那篇断断续续写了一年的文章里，他提到「诺贝尔和平奖」。他极沉痛地拿「缅甸的曙光」，对照「六四」十三年后中国的黑暗：「1991年，翁山苏姬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一个剥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无法承受由此而来沉重的道义压力的……，军政府迫于国内局势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无条件地释放翁山苏姬。」——谁能料到，八年后「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刘晓波的头上，而奥斯陆庆典竟出现了「空椅子」。 「和平奖」的道义压力，遭遇了比缅甸军政府更颟顸的中共政权。
晓波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13周年祭〉，他写得很痛，长达一万四千字。完稿后两天发给了我，随即刊于2002年六月号《民主中国》。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其中有些文字仿佛在滴血：「谁也没有想到，八九运动的影响在十三年的时间内几近于消磨殆尽，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也被挥霍得所剩无几…。在当下中国，发动八九运动的道义激情和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
就在那很痛苦的时候，他提到我的那本《离魂历劫自序》，并称之为「自省之书」，要我寄给他。时至今日，我没有寄出这本书。我不敢寄给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种。他是悲愤，我是悔恨。但是这种区别，我很久都描述不了。后来，还是《离魂》的出版主编季季诠释出这种不同：
晓康以前在大陆出的书，都背负着为天下苍生请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写《离魂》之书，大骨架已被大时代拆解；在异国守着瘫痪的傅莉，笔下只有血肉和血泪，一字一句柔软而滚烫。
这「拆解」二字，真的入木三分。我在《离魂》中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如果晓波读到我的这些话将作何感想？他已经很痛苦了，我不想再给他添堵。
他指我说的「辉煌的流亡」，是我俩在Skype上聊天聊出来的。我俩互相朝对方倾诉，他怒斥国内知识界的犬儒，我则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话是：大概从二次大战犹太人流亡以来，没有谁像「六四」中国流亡者那样在西方如此受宠。这个意思，很让他吃惊。他一向是鄙视「六四」逃亡者的，从方励之到学生领袖们，当然也包括我。这也是我不敢寄书给他的一个隐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忧国忧民的「大骨架」之下，我找不到我所延挨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们的失之交臂，是多层次的。
直到在典礼上看到最后的童声合唱节目，我才破涕为笑。这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童声合唱团，首排最中间是个小男孩，也最矮小，被两侧高大的金发少女挤得好像无处安身，似乎不舒服地时而闭嘴时而唱两句，憨态可掬。 ——诺委会也邀请了中国童声合唱团，却被拒绝。
童声合唱是晓波对奥斯陆庆典提出的唯一要求。此刻，我忽然觉得自己跟巨幅头像上的晓波，交换了会心的一笑。我觉得，晓波「西化」的极致，即在此人性之微，而非政治、文化之大端。晓波也曾跟我谈到一次他的儿子，父子早已天涯沦落，他决不奢谈什么「望子成龙」，却要在这个时刻，让童声来告慰一点什么，于愿足矣。
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无疑既是自由主义的，也是温和保守的，虽然中共待他「如临大敌」、决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间却恨他还要「美化中共」，这样的尴尬，却是超过了胡适他们当年的。总之，将个人当作一种不可化约价值的那种环境，在中国尚为遥远，所以我想，刘晓波的寂寞将不会短暂。据说这次在奥斯陆有一本纪念册等着刘霞的邀请者留言，但我没遇到它，否则我会这么写：晓波，你是没有敌人，但是大众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会放过你。
到了2006年，我编辑《民主中国》这个网刊已十年有余，觉得累了，想停刊；又转念一想，何不干脆交给晓波去办？办网刊于我，不过是疗伤之余的副业，但我对中国已然生疏，对新一代网路作者的风格和思路，更如雾里看花；网路中文对我而言，纯属一种新的文字，我已跟不上，对稿件的筛选和编辑，皆颇觉费力。这意味着，我已是网路时代中国民间抗争的局外人。
总之，晓波先是接办《民主中国》，后又获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在虚实交错四通八达的网路世界开拓出一片民间中国的新天地，搞得热火朝天，着实让那个凶暴而糜烂的现实中国头疼至极。网路提供了一个超越「现代极权」的空间，晓波如获至宝，似乎不再那么痛苦。他从那里一路走到两年后的「零八宪章」。他走向了顶峰，但也消失在我的狭窄局促的视野里；直到我在奥斯陆市政厅跟那把「空椅子」相遇。
二、沦陷
最早是2019年11月12日港警攻进中文大学，我在脸书上贴了”香港沦陷：西方领先逆转的信号”一则文字：
香港人三十年前以”黄雀行动”救人，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今日我毫无作为，也无能为力。世界大势如此，个人虽渺小，却依然想做一只鹦鹉，”入水濡羽”，飞洒那香港大火。
警察进攻中文大学，难道不是一个香港沦陷的信号吗？谈香港总谈经济、金融，但是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香港沦陷的那一刻，我手中写着的一本《鬼推磨》正好收笔，此书中我梳理三十年世态跌宕、历史翻转，其中奥秘之一便是中共以”韬光养晦”之计，”全球化”之框架，廉价劳力之优势，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则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场化、互联网三道关隘，实现了”数位化列宁主义”的崛起，西方大梦如鼾；而西方失去”领先”，又在欧洲受福利主义拖累而过早衰落，美国则技术被偷、贸易被骗、领袖被唬，让中共当小孩一样耍了好几任总统，而我终于看到这”西方领先不再”的标志，恰是此刻他们无力来救香港了！
再到4月20日，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4名泛民人士，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英方”说三道四”，敦促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这用内地的语言形容就很难听，叫着”蹲在你有头上拉屎拉尿”。我在脸书又发一贴：
香港，是一块试金石——习近平要欧美承认其”大国崛起”之霸主地位。美国和川普，始终看不懂。这跟三十年前布什家族和克林顿看不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如出一辙。更早，在去年底警察攻进香港大学，香港就沦陷了，西方无动于衷。如果西方拒绝习，他就毁掉香港，并将这个曾经的”反共前哨”，一变而为”进攻西方”的前哨。至此，大多数人还认为，”香港国安法”出笼，只是要恐吓港人。其实香港是习近平的底线。
这次全球瘟疫，正渐渐被澄清是一场”生物战”——大陆盛传，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处理病毒所事件的孙立军，将资料透露给西方而被捕，国际社会正在酝酿索赔中国，而习近平已经悄悄地动员中国人准备应付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了。此所以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批准将永兴岛、永暑礁变成一个南海三沙市，南海备战的意味浓烈。
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虽然解放军也早已进入香港，但是那跟军事占领还差得很远，4月18日大逮捕，就是占领的第一步。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不是也频频进犯台湾吗？这是一样的举动，只不过中国还不可能在台湾进行大逮捕。
香港将被浸入血泊中，往后我们将看到无数的暴行和流血。从去年夏天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香港人民已经抗争了一年。这样的人民是不屈服于武力的，尤其”勇武派”的那些孩子们。
但是我很担忧，因为香港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前是香港的”黄雀行动”，将我从中国营救出来的。看到一个坦克碾轧、血光之下的香港，我会很难过。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邓小平也没有活到『回收香港』，他们更是饮恨台湾。这是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都要完成『统一大业』。今天的习近平反而是败相具露，已经退无可退，然而这场东西对决，一定要拿香港玉石俱焚吗？
接下来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落闸，我再贴”丢掉香港，全球沦陷”：
中国的”香港国安法”，设计成”全球国安法”，难怪他们人大162个常委15分钟通过，敢情中共要当世界警察，可以全世界随意捕人了。习近平拿到香港居然可以借它搞”全球国安法”了，这个念头看上去很 stupid，但那确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世界上多少人知道他有一个”五步支配世界” 计划，或者说还有谁记得习的十九大报告？他三个半小时讲了五件事。 ：
第一、2025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一带一路；，”一路”是中国从丝绸之路开始扩张，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控制”世界岛”，这就是”陆权论”；控制南中国海，在那里造岛，就是控制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
第三、5G网络；
第四、金融技术；
第五、人民币成为兑换货币，替换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成为世界霸权。
拿到香港，把它变成”进攻西方”的前哨，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由港，进口概不收税；港口发达，运输先进，通往各国航线极多，转运速度快；港商精通转口业务，与世界各地交往频繁，通晓各国语言、法律、惯例；香港参加了许多国际条约和协定组织，享受低关税和配额，等等，大陆没有一座城市具备这样的转口功能，那么当中国向外扩张、输出产业、技术、货币、劳力等等，不是首先得有一个金融枢纽和自由港，才可能做其他一切吗？
三、余茂春诠释中共毁港涵义
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已使美国认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名存实亡了。
中共彻底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影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新评估，因为虚幻的承诺不再后，对台政策的一块基石也就不存在。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贡献是不再将中国当成外交关系的一张牌，而且改变了尼克松政府以来的”求同存异”的政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规划顾问余茂春，十一月十二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记者曹郁芬专访时如此诠释北京毁灭香港的涵义。由于中共的强烈抨击使余茂春在对华决策圈的知名度大增。
这次专访超过三十分钟，第一次明确将台湾和香港置于”自由世界”体系之中、两者唇齿相依而加以表述，内容不仅涉及中共在习体制下出现”制度性崩坏”的政治学观察，也可视为美方对中美关系崩解的权威性性解释，或可归纳成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 中共背弃《中英联合声明》，是背弃了对全世界的承诺。因为中共把《中英联合声明》拿到联合国去备案，她在香港问题上向全世界做了保证，也导致美国在香港有很多重要利益和原则性问题要坚守。香港不单纯是美中两国的角力点，香港问题反应的是中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第二、美中面临的挑战，跟冷战时代美苏的挑战不一样，现在的中国在大力加强摊牌性军事力量的同时，更主要是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框架上进行逐步的渗透，控制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关键部门来达到全世界对它的依赖，这是更加有内在实力的，对付起来更困难；
第三、因为人权、信息控制或大外宣等，都不是在中美两国根本的政策框架下能顺利讨论，所以现在我们放弃尼克松以来所谓的”求同存异”，要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美国内在制度的竞争优势，来阻止中国的统治模式与主导权；
第四、不管未来美国谁当政，都会以保护台湾的民主为施政重点，因为台湾在世界的地位非常正面，台湾经验不可小看，把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变成一个多元化、非常有忍容力的地方，成为所有华人社区的骄傲，证明在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华人社区里，民主和传统并不是对立的；
第五、特朗普政府的贡献是革命性的，如对全球安全议题做了调整和分配，明确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威胁是头号的、最主要的，把中国当成美国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贡献，即把中共当成头号战略竞争者；
第六、中国的对美政策比较僵化，仍然维持冷战思维，它的基本政策、理念和框架，几乎全是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基本想法，充满”斗争”的提法都是列宁主义的说法，在大政方针上，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阴谋感，反应中共领导班子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不了解，或者了解但根本不相信；
第七、界定种族灭绝有一个国际标准，凡是以种族、宗教或不同社会团体而来对整个团体进行镇压，都可以列在种族灭绝的范围之下，因为他采取的政策是一刀切，是全方位的，不论大人小孩或信仰层级差异，都当成镇压对象。美国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中共在新疆的行为和政策。
四、黄祸之后来了瘟祸
爱达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远的丛林处女地，是未被掠夺过的，不像亚马逊盆地上的许多便易接近之处，其黄金、石油、橡胶、木材、奴隶及其灵魂，撩拨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毁，巴西上百万的印第安人口锐减至三十五万，丛林深处就藏着一些幽闭部落（uncontacted tribes）。当时的土著死于暴力冲突者并不多，大多数死于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们对此没有生物机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陆」环境相对隔绝，不似欧亚非三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交通以及连带的细菌病毒交换，西班牙殖民者（对旧大陆已经具有免疫力）把剧烈的新病毒传播到新大陆，没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带时，那里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计也超过十万人，但到一五二○年，那里只剩下一千个印第安人，和单一的一个世代，在这个岛上辉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体和灵魂，统统被摧毁。这堪称五百年前的一场”细菌战”。
接下来人类有过两次热战，
热战之前是冷兵器时代，
热战几乎引爆核战，
于是冷静下来就成了冷战，
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被称之为”新冷战宣言”，
难道要来一场冷战2.0？
不。下一次来的是
——温战。
太平洋上，一只鸟瘫痪一个航母打击群。
中国心脏地带的九省通衢，长江中游最大的江汉三镇，六年前还是一座仅次于上海的一千万人口的世界特大城市，瞬间成了瘟疫中的一座孤城，被死亡和哭泣淹没，它从”盛唐心态”到孤城鬼魅，这也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一种速度。
武汉封城前逃离的中国人，不到一个月已经散布到中国以外的382个城市。
这支病毒不出三个月就传到我们落脚的马里兰蒙哥马利郡。
美国因感染武肺病毒的生命折损、经济损失总数应相当于美国4年的国内生产毛额（GDP），约20兆美元（约584兆台币）；武肺病毒可能会感染1亿美国人，并导致100至200万美国人死亡，以及6兆美元的经济损失。
进步主义已在美国蔓延半个世纪，乘瘟疫陡然高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升级2.0版，”阶级斗争”被”种族歧视”替换，东西两岸大都市与中西部对立，美国分裂。
有一句老话：风从东方来；
有一句新话：毒从东方来。
克林顿有句老话：笨蛋，是经济！
习近平有句新话：笨蛋，是病毒！
当今演化生物学大家戴蒙教授（Jared Diamond）的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各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描绘1532年底秘鲁高原上的”千古一见”——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帝国皇帝，居然被西班牙入侵者皮萨罗所生擒，这个无赖手下只有一百多个乌合之众，人力悬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
“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获西班牙国王？”
近因答案，包括枪炮、武器和马匹的军事科技、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海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字等等，远因则是所谓”自行发展粮食生产业”（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领先群伦、所向披靡。
他也解答毛利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是欧洲人征服美洲、澳州、非洲，甚至亚洲，而不是欧洲人被他们征服？
而今日，欧美人也许需要反问：为什么病毒是从落后的中国之心脏武汉出发征服先进的西方乃至全球，而不是相反？
人类进入到一个混沌不明的瘟世间。
二百年前”西力东渐”，东亚桑植”亡国灭种”。
印第安人因隔绝而无免疫力，被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细菌灭族，这就是中国如椽大笔梁启超所恐惧的”亡国灭种”，这是一个虚言吗？晚清士大夫误读西典而迷信”天演”观与弱肉强食，也是过度紧张？恐怕当年严复他们并不确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细节呢，新大陆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于瘟疫，乃是现代生物学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现，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论构架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备。
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激进思潮澎湃的中国近代，又没有第二个人对后世的剧烈影响能与这个”笔锋常带感情”的”饮冰室主人”相匹俦，”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黄遵宪甚至说他”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只须稍爬疏一下，”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刻骨铭心、百年不泯，其催发戊戌变法求”全变””速变”、导引”五四”启蒙救亡于先，遵奉马列、躬迎专政、聊发共产及”文化革命”狂想于后，激进思潮如水银泻地，覆不可收，寻此滥觞，追溯上去，惊骇一世，鼓动群伦者，非粱任公莫属，而后来在历史舞台上风流过的人物，有谁不曾被他那令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文字触过”电”，包括毛泽东在内。
难道这个逻辑是，中国现代灾难的源头，是五百年前的一场瘟疫，即新大陆的”细菌战”之未预期效应，竟在大洋另一端的东亚桑植，诱发了近现代激化思潮，进而导致苏俄暴力革命元素乘虚而入，将神州浸入血泊？
激进化的后果不是”亡国灭种”，而是”亡党亡国”，可是中共以”韬光养晦”之计，”全球化”之框架，廉价劳力之优势，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则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场化、互联网三道关隘，实现了”数位化列宁主义”的崛起，西方大梦如鼾；而西方失去”领先”，又在欧洲受福利主义拖累而过早衰落，美国则技术被偷、贸易被骗、领袖被唬，让中共当小孩一样耍了好几任总统，终于悔青了肠子。
然而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甚嚣尘上一种”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相信，日本将武装中国入侵欧洲。不过细查当时历史，紧追在西方工业强国后面的，是东方的三个国家──中国、俄国和日本，三个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现代化后来者之间，有一场优胜劣败的残酷竞争，其结果则彻底的出人意料。先者，日本击败沙帝而称霸亚洲，入侵中国；沙俄败后则爆发革命酿成共产专制，跟击败纳粹德国的美利坚争霸成冷战；这厢，中国经饥荒文革屠杀发财而崛起，即要替代日本的亚洲霸权，跟美国抢老大，也要取代苏联领军共产体制。
经济学、政治学、思想史，一切从十八世纪诞生的典范，都被瘟世间颠覆。
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一种资源耗竭型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沦丧，太子党却”绝不做亡国之君”，要在废墟上”重整山河”，因为他们手中这个政权，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控制了巨大的财富，即两个一百万亿（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成功，下一步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然后是”五步控制世界”：第一步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步一带一路，控制”世界岛”和沿途主要港口；第三步5G网络；第四金融技术；第五步用人民币取代美元。中国到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可是这次很奇怪，西方无人 嚷嚷”黄祸”了，直到瘟疫突然爆发，全球中毒，千夫所指东方。
没有免疫力，一个凄凉的隐喻：无论是生物机能上的，还是文化制度上的。
新大陆隔绝，印第安人不敌从旧大陆带来的细菌，感冒就可以灭族；二百年后变成”中国咳嗽，全球感冒”。
这个「新中国」曾废除私有制度和市场半个世纪之久，很像当年环境相对隔绝的美洲「新大陆」，马克思把金钱视为「罪恶」的观念，恰好造就了对商品制度的「细菌」没有防御机制的一个社会，河南等地一旦将血液当作商品来买卖，对艾滋病毒没有免疫力的系统，首先不是人体而是制度，而所谓「科学」若不是随同整个西方系统来引进，则「赛先生」是引不进来的，形同虚设——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话。
“五月花号”从欧洲驶向新大陆。全球权力大转移，第一次是西方崛起，这是美国崛起，然后领了风骚一百年，傲视两次大战，俯瞰欧陆，怜悯亚非拉，尤其温柔中国。二战期间，马歇尔到中国斡旋，希望国共达成和平协议；韩战期间，杜鲁门政府希望阻止毛泽东派兵跨国鸭绿江；越战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节制在南越的参与，这一切统统落空了。
这基因又遗传给克林顿，他的落空，至少也有三条：市场经济并没有开发中国的公民社会，反而被中共引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做强做大国营企业，要做世界老大；第二，美国分享技术给中国，也被他们拿去升级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还盗窃更先进的技术，反噬西方；第三，美国也没有震慑中国放弃世界军事野心，更没能阻止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步步进逼，甚至谋求取代美国的地位。这一切，都要耗费近三十年岁月，才令华盛顿相信，却悔之晚矣。美国新教基督徒，相信天命，却左倾天真，从未获得对那个”欧洲幽灵”的免疫力，其仁慈善良，跟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可有一比，会不会因此而令丰饶的北美，再遭遇一次外力入侵，而致文明替换，上一次高级换掉低级，这一次或许是低级来换高级，也说不定呢？
要知道中国返回”上甘岭精神”去了，人家要”清场”美国。原来德国威廉二世的”生存空间”说在北京找到了继承者，中共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要为中国有限资源、人口膨胀、土地极限、环境污染等等找出路，用非常手段”清空”美国，不能用常规武器或核武器，唯有使用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这可能是关于”瘟世间”最准确的定义了。
今春一只黑天鹅从东方飞来。我竟感冒或跟病毒擦肩而过，以后戴口罩帽子手套才敢出门，每周仅一次采购食品，七月进入我的『疫情岁月』，当时就想，这种日子也不是过不了，晚年难道就锁在马里兰不成？如果人类就此进入另一个时代、那未经历过的『瘟疫世纪』，则它的降临竟然是无声无息的、恐怖的、迟缓的、一刀一刮的、像凌迟一样。我大概也会渐渐被切断跟外界的联系，不再发表文字，让自己慢慢消失……隧道尽头，唯一的希望是疫苗，闷在家里烦躁不安，十月份开始写起一本书来，就为调节心情。年底闻讯疫苗已成，政府宣布老人优先注射。待我打上疫苗，走出这”瘟世间”，世界还是原来那一个吗？
五、美国孤立主义再起，划出西半球生存防线
迈克·凯利(Mike Kelly)是联邦共和党众议员，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第16国会选区。他目前是美中工作组成员，并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税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昨天(2026年1月9日)下午，凯利先生在《新闻周刊》发表评论指出，’川普的”美国优先”西半球愿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多年来，我一直对外国势力在西半球干预美国事务发出警告。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重大的生存威胁之一。
因此，听到唐纳德·川普总统在周六宣布逮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门罗主义，令人耳目一新。
如果美国民众没有注意到总统的这番言论（就像当晚在加拉加斯的美国军队一样），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这项由詹姆斯·门罗总统在19世纪首次确立的外交政策，在今天仍然像200年前一样具有现实意义。
门罗主义确立了外国干预美洲政治事务可能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后来，在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门罗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罗斯福推论。根据该推论，如果拉丁美洲国家未能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欧洲的侵略，美国可以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
今天，我们正处于美国历史的一个新十字路口，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国家的边界。
川普总统以其”美国优先”的理念而闻名——对美国最有利的政策将指导我们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我相信他对和平西半球的愿景超越了上周末在委内瑞拉进行的非凡军事行动。我称之为”川普主义”——在国际层面奉行”美国优先”，并着眼于未来。
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极大地扩大了它们在美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以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并施加影响，但其影响力的核心是通过秘密和公开的战略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并塑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交政策偏好。”
报告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地与该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但俄罗斯却没有。俄罗斯”寻求维持与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国与国安全关系”，以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并通过向拉丁美洲国家出售军事资产来维持俄罗斯经济。
近年来，虽然其他国际冲突分散了美国人的注意力，但委内瑞拉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仍然是美国长期安全的一个隐患。一个稳定的委内瑞拉将有利于整个地区。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古巴的深水港。美国及其对手都认识到这些港口对于海上贸易和国防都至关重要。 2024年，一支俄罗斯军舰编队驶入古巴水域，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不到100英里。此次部署军舰，包括一艘核潜艇，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挑衅。这是莫斯科试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施加冷战时期那种影响力的最新尝试，而这种威胁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毋庸置疑：古巴至今仍然是中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战略要地。
在拉丁美洲之外，我们绝不能低估北极和南极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批评人士强烈反对川普总统关于格陵兰岛的设想。但我认为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北极和南极地区取得的进展。
北极研究所——环极安全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北极已重新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关键轴心。”报告补充说，北极是中国长期发展所谓”极地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寻求”将正在融化的北极融入全球贸易路线、能源走廊和治理框架”。 2024年，中国还在南极洲建立了第五个科考站，目前在南极大陆拥有的设施数量与美国相当。
格陵兰岛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仅是因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认识到它在经济、国防和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鉴于中国在南北两极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考虑格陵兰岛的未来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可能扮演的角色并非异想天开。
我们还必须记住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 100多年前，美国修建了这条长达55英里的水道，以扩大和便利国际旅行和贸易。 1977年，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错误地将运河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巴拿马于1999年获得完全所有权。如今，中国及其具备军事能力的船只越来越多地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港口。美国近40%的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这条运河。
在执政的第一年，川普总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对他来说，门罗主义绝非仅仅是历史课本上的内容，而是一项值得遵循的外交政策。总统正在重申美国的主导地位，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他启动这些对话和关于美国未来的全国性讨论是正确的。
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毫不掩饰地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包括在我们的西半球。像门罗和罗斯福一样，川普也在展望未来100年。历史将会如何发展？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如何才能制定一项以美国利益为先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川普主义的实践。
作者脸书 2026-1-22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