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柴静采访严歌苓的这段视频下面，附上一大段文字，也说「原视频4分28秒视频片段因戏曲版权删除」：
『电影《芳华》解读引起巨大争议，柴静专访《芳华》作者严歌苓，讲述她亲历的文革。电影主角揉合了她的个人经历：反党作家之女，在文工团因为恋爱而被告密、审讯、集体批斗。作为战地记者目睹战争惨烈。这个访谈是《芳华》的现实版本—–少女如何在残酷和恐惧中长大，并内化于人。采访结束时，五十年前的叛卖者故事突然反转——她却选择：不问。
本节目为历史回忆与人物访谈内容，不包含对暴力、自残或身体伤害行为的展示或描述。它保存历史当事人的证言,展示人性在极端政治压力下的复杂性——施害、受害、背叛、忠诚这些身份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甚至由集体强加。严歌苓口述《芳华》中未能完全表达的个人史。

– 我们这些孩子走远路送姜茶给劳改的父亲。回身看时，所有人泪流满面。
我在窗口看着严凤英，感觉她越来越短
我用胳膊肘压着床单，因为那些人​​要撩起被子看她
被救活的阿姨看着我说：歌苓，你怎么也这样了？
他们把我的蚕宝宝全踩死了，地上是一滩一滩的水
团长的女儿写信给我，说当年我被选中的工作是”娱乐首长”
她说，他把我的情书交了上去，当投名状
我拿着一根背包带在院子里，找一棵比较好上的树
从此，我的日记是写给她们看的
她戴上大红花，哈哈大笑，说”我是英雄吗”,然后被送去了医院。
他下巴没了,脸上爬满了红蚂蚁，从此之后我反战，谁打我都反。
五十年后，他拿出一样东西，说：你真的相信我会背叛你吗？
感谢：Lawrence A. Walker 【《陆犯焉识】英文版译者】
海报：Ri

注：原视频4分28秒视频片段因戏曲版权删除，原文为：
演播室：忠于自己所爱的人是孩子的本能，十岁的严歌苓理解大义灭亲这四个字，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场景—–1968年4月8日，她父亲的朋友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当时（被认定）”封资修的美女蛇” 吞服安眠药自杀，亲人不被允许送她去医院，也不允许哭泣，组织认为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要剖开她的身体寻找发报机，并要求她丈夫签字同意，他后来写”我几乎疯了”。 10岁的严歌苓透过窗户看到了这个瞬间。

严歌苓采访：”她老公就说 那你赶快救人呐，他们说 那先让她说出来，再救人，也不知道要让她说什么，要揭发什么。然后她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她就反正是在那痉挛，然后越痉挛。我越觉得……我就在窗外看，我就觉得她越来越短”

柴静：”但后来发生了更残酷的事，嗯那个……你应该没有看吧？”

严歌苓：”我被轰走了”

严凤英的丈夫不能签字，也无力抵抗，他妻子的身体交由组织处置。而严歌苓的另外一位阿姨…”

勘误：9分22秒，”我是带着红小兵的这个袖章”，应为”我是戴着红小兵的这个袖章”。谢谢严歌苓指出。』

恰是在这段视频中没有的文字中，严歌苓提到她十岁时看到自杀后的严凤英，我则是在二十年后，采访到严之夫王冠亚，第一次听说她被「开膛破肚」的惨剧。 】

一、黄梅戏女演员严凤英之死

照今天的称呼，严凤英是「黄梅戏巨星」，在暴力横行的时代她被人剖腹杀死，施暴者一个是军代表，得以施暴无疑是权力问题，什么权力？是男权吗？从性别角度分析，那个军代表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然而他得以如此施暴的机率仍然很低，我把它解释为「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放大，我还是要问一句：中国走出中世纪了吗？

2007年秋天王友琴来邮件，说她要编《文革受难者》第二集，问我能不能把严凤英惨死的故事写出来，收进这个集子，我回覆道：

『关于严凤英之死，我偶然跟刘晓波谈起，他也要我写出来，前几天还来催过。我至今不敢动笔，是因为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个题目，只想好了文章的标题：《我们的七仙女》，可是——

‘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堪比中国古代凌迟剖腹，碎棺戳尸的阴惨之刑，昭然施行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伦理底线哪里去了？

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七仙女’今天是如何被平反、又被重新歌颂的？平反是如何绕过了这个惨烈的细节？而忘掉这个细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无法下笔，是我面对不了这几个问题，我一动笔就心里发慌。我不能陈述完事实就了事，与其这样，我宁愿不着一字。 』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穿越了古与今、南与北、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当今、官场与市井的一曲黄梅调，无论后来被多少人反覆咏叹了多少次，依然已成绝响，而严凤英这个”坠入凡间的精灵”，曾给中国民间带来的艺术享受，几乎空前绝后，是目下演艺界的”天王巨星”们无法企及的。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期可以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象的恐怖之境。一个艺人（江青）升天，且气焰万丈，则普天下的艺人均成另类，或入狱为囚，或揪斗致死，或忍辱自尽，活得出来的寥寥无几，然而身受戕害之剧烈，无人甚于严凤英。无疑，这不是一个”黄梅巨星”个人的荣辱沉浮之道，这是制度性的问题，但又不尽然，严凤英惨剧所映射的解读空间和涵义，早已溢出这些范畴。

1、严凤英丈夫陈述妻子遭残杀

八十年代我因采访书写的缘由，闻听过无数文革惨祸，可是严凤英的遭遇，还是让我听得喘不过来气。那是1988年岁尾，我带《五四》剧组 南下，首站直奔安徽，目标是两个安庆人：刚刚找到墓冢的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蒙冤二十年的”七仙女”严凤英。 12月18日记载：”中午一时抵合肥，住炮兵学院。晚上与导演去找王冠亚（严凤英丈夫），未遇。”19日记载：”下午再去王冠亚家谈严凤英事件。极惨。严吃安眠药自杀后，被剖腹。”我从当年的采访记录里，也找到了王冠亚的口述，有两页，第一句便是：”严凤英68年去世，已二十年了。”

王冠亚的大致陈述是：为追究六四年”天津黑会” 反江青，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点了严凤英的名，省艺校造反派就来逼供，她一天没吃饭，态度很硬，说柏龙驹 、王少舫 也去了嘛，却在这时王少舫贴出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她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4月7日她在家写了一夜，反驳王少舫，又曾去找柏龙驹为她作证，遭到婉拒，她气极。当夜，王冠亚被严凤英哭醒，发现她已服了大量安眠药、留了绝命书。以下直接引述采访记录：

『我把医生找来，又去找军代表，但他来了以后还想搞口供，严还是讲自己不会反党，边讲边哭，他们还不让医生进来。我去借板车，送到医院，第二天（4月8日）早上五点钟死了。军代表马上要牛鬼蛇神 表态，谁也不能流眼泪，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后来为了转移视线，说严肚子里有发报机，要开肠破肚，我几乎要疯了，要我签字，我不干，我走后，听说当众将严开膛，用开刀的斧头大开膛，从胸骨一直劈到耻骨，把肠子翻出来，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药，又拿去化验。军代表在现场。 』

我至今还记得王冠亚的样子，瘦弱、清癯，一脸不甘吞忍的哀怒，虽然1978年严凤英已被平反、1985年他也撰写出版了传记文学《严凤英》、1986年还在安庆树起了一座严凤英汉白玉雕像。这一切，算是还了严凤英一个公道了吗？只有王冠亚知道，九泉之下的严凤英，要的是一个公正（Justice）。

别说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天，文革仍然是禁区。中共不准人民再深究一步，于是，邓小平审判并监禁”四人帮”，也在全国逮捕各地的造反派头头，这么一场清算，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报了私仇。这里缺的也是一个公正。

2、杀戮现场指挥：军代表刘万泉

又二十年过去了，王冠亚还是没有放弃。最近我在网上竟又找到他的一篇文字，恰好拿来跟当年我的采访记录对照，关于”开膛破肚”的事实，这篇文字叙述得很详细，引录如下：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 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 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 』

1988年那次王冠亚并未对我提起那个军代表的姓名，在这篇文章里，这个名字出现了：刘万泉，一个军队俱乐部主任。
王冠亚写道：『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

王冠亚这段话，真叫我对他刮目相看！

3、中国人是毛氏大厮杀的同谋

至此，严凤英惨案已触及文革被隐讳的多个侧面。对中共来说，投鼠忌器，否定文革但不能”砍旗”，最大的元凶毛泽东必须赦免。公审林彪”四人帮”，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往上可以遮拦住毛泽东，往下则可赦免这场血腥民粹运动的绝大部分暴民，掐头去尾取中段，像极了一勺红烧鲤鱼，结果是赢来政权、又得民心，从此江山底定。否则，追究”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者之罪，如何摘得出来那个号召者呢？依照政治学的常识，特别是韦伯的学说来分析，文革这样的”全民疯狂”，乃是”奇里斯玛”型领袖（Charisma）与拥戴民众的一场”共谋”，颇有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特征，甚至也很接近纳粹德国全民追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那种”同谋”性质，这正是中国人难以彻底反省文革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至今默认中共袒护毛泽东，是在媾合一次新的同谋。亿万文革参与者内心的不干净，乃是这次同谋的心理基础。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其实谁也没有赦免，他们只是赦免了罪恶；他们也没有为这个民族找回丝毫公正，仅只如王友琴所言”遗弃了受害者”。

严凤英死于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厮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了”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于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沈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于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于事。

4、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1986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

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发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允许简单一点的描述，这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种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这么一来，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 “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二、岂容青史尽成灰

红卫兵话题，未必只是一个文革话题，也不仅仅是「红二代」话题，而是一个集权题目，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习近平是一个「黑五类」，却拿到权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训，是去迫害更多的人；而中共的「我们子弟接班」，极有深意地选「落难子弟」而不选正统红卫兵，连薄熙来也跟习一样的经历，其中奥妙何在？可惜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展开不了这个题目。

照相机，镜头，快门；一只食指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组电影语言：”摄下罕见瞬间”，或称”镜头里的历史瞬间”，其背后支撑的一个惊人细节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学生群殴致死的噩耗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去买了一部照相机。他要抢在妻子遗体被火化（成为灰烬）之前留下历史证据。这个念头，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后拍摄这部《我虽死去》成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纪实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扰”纪实思维”的多余镜头，在一个大规模销毁历史的时代，这无疑一种聪明的抗争策略；在针对记忆进行洗脑的一个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贵的电影制作。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将来一定会属于”抢救和解剖文革”的经典话语。一个更加摄人心魄的特写，是王晶垚从一只旧皮箱里翻出受害者遗物，而且是三十九年来的第一次，于是胡杰的镜头，又凝固了一种历史瞬间：校牌、怀表、手表，指针停止在三点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诠释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王晶垚永远占有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记录，暴政可以杀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剥夺和销毁这个历史。

镜头里，他也拿出一包血衣，里面有带粪便的裤子；带血的药棉，都是从卞仲耘身上的窟窿里和嘴里掏出来的；一件柞蚕丝衬衣，后背上还有一个墨写的”倒”字；王晶垚边拣翻边解说，又从那衬衣口袋里翻出手绢，嘴里说着：”你看，还有土……”，那竟然就是师大女附中那个广场上三十九年前曾荡起的尘埃，如今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灰烬，又不期然勾出那句”岂容青史尽成灰”的老话。这一切，也把观众全部带回到卞仲耘被殴打的现场，重构了今日中国的受难者言说。

放映胡杰这部《我虽死去》纪录片的现场，是2017年3月25日波托巴克文化沙龙举办的活动，题为”遇罗克、红八月、血统论，离我们有多远”。影片七十分钟，片尾是长达五分钟的”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背景声音是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文革大革命的通知》，这个男声在1966年春天曾响彻中国每一个角落；即使今天，它也会唤醒中国一个世代的记忆，这个世代大约是现龄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他们的记忆里都镶进了一段岁月，没有人能够拒绝它，区别只在于选择唤醒还是遗忘。

这份名单的提供者是王友琴。她的著作《文革受难者》新近出了日文版，她在《致日文读者》中写道：”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王友琴是最早试图描述、定性”红八月”暴行的中国人。她写道：”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 ……在历时三十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座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没有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

对教师的虐待和杀戮，强烈反衬了一个儒家治国千年的华夏民族。然而，共产党这个基本由农民组成、却靠欧洲来的一种理论所武装的集团，它的敌人其实是所有人，尤其是有知识的人。1966年的”红八月”，早就由前面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血红”所铺垫。毛泽东用一个外来语”阶级斗争”掩盖了压迫的实质，一直到中国出现了一位具有前卫批判性的青年，一针见血地揭示”红八月”的性质，是出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压迫、歧视，是一种前现代的野蛮”血统论”。遇罗克在现代中国的意义，就是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西方的意义；他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先知式的窥破毛氏宗教、大众迷狂和权力奥秘，他为此付出了27岁的生命。反对和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今天成为普世价值。

此刻，沙龙现场的屏幕上，投放了遇罗克版画头像和卞仲耘遗像，两位受难者交替凝视会场。主持人谷安民介绍了这次请来的两位讲员：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卞仲耘的学生张敏，两位”红八月”的见证人。

五十年前的8月4日，张敏所在班级里，开了一场”女学生批斗会”——她此刻演讲，第一次披露了这种”文革奇观”：教室里课桌统统靠墙摆放，留出当中空间，”红五类”一律坐在椅子上，约二十人（这是一所党中央常委的女儿们必读中学），”非红非黑”（教师、医生、职员出身）的学生们只准坐在地下。这里的一个”潜规则”是：坐椅子的可以打人，坐地下的只允许批判。

“黑五类”一字排开低头站在黑板前，一共十名，至少四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军人，还有美国归来的石油专家、小业主等。他们被勒令逐一大声报出自己的出身、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同时还要唱歌和念白，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就站出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张敏记得，当时的女孩子们还不习惯骂脏话，”他妈的”说得都不流利。期间还伴以殴打、浆糊、墨汁浇头。如此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忽然教室门开了，来了一个高年级女生说”可以了”。一切似乎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张敏不懂的是，”红卫兵”为什么知道每个学生的档案资料？

“大操场上烟尘滚滚，所以王晶垚说那衬衣口袋里还有尘土，人又多，又都在活动，又推又搡，又打又闹……卞校长他们后来又被带到小操场挖土……。 “张敏接下来叙述第二天她所目击的现场，她被同班的女红卫兵押解到广场上来”观看”批斗黑帮。”我离卞校长最近时大概两米远，看到这么多同学，有人手里拿着桌椅腿儿，上面是带钉子的，眼看着钉子刮破卞校长的衬衣，打进皮肉，就是一个紫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卞校长的乳白色衬衣，是柞蚕丝的……。 “她质疑，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是众人失手，还是有指令让她们可以打死，至今是一个谜。

遇罗文其实是在张敏前面演讲，他提出一个极富深意的命题：群众骚动与权力的关系。他先简略介绍了”红八月”中的两个事件。一个是北京”榄杆市事件”，厡在张学良军队做军需的李文波和妻子被红卫兵批斗，李急切中曾抄起菜刀，当场被打死，但这个事件却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报复”，不久国家总理周恩来，又在公开集会上宣布判处李文波夫妇死刑，李的妻子刘文秀后来也被政府处死。王友琴在研究中也指出，”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另一个是”大兴屠杀事件”，遇罗文写过一本《大兴屠杀调查》的书，他介绍当时大兴县一个公社就杀死了325人，22户绝户，年龄最大80岁、最小才出生83天。

他说，刚才我们看片子里”红八月”打老师的场面，好像是学生自发的，好像是政府失控了，其实不是，相反是政府在背后控制的，凡是这一类不可思议的坏事，政府不允许就绝对不会发生。

从五十年前大兴县屠杀，直到近年来的抵制日货、韩货，背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权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线。遇罗文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民间发生的大规模事件，不可能自发产生，不是当局背后操控，就是默许的，是政府行为；这个当局，也必定是最高层。 ”

三、多数人暴政：「文革」的一个侧面

实际上，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了，所以当他们陷入「大众暴力」，无论是肢体的还是「语言暴力」，都辨认不了这是「文革回来了」，而且大众暴力至今还是中共得心应手的武器，施加于知识分子以及后文革的世代们，尤其管用。芙蓉镇里那句「运动了」也变得陌生，对中国不是件好事。

在近现代世界里，足以同德国纳粹集中营比肩的大毁灭行为，中国大陆的「文革」是极罕见的几桩之一，可是中国人至今对它没有反省和忏悔。其缘故当然首先是中共讳莫如深，但全民族反省的障碍，也深藏在几亿参与者的心底，因为这是人类史上难得如此彻底的一场「多数人的暴政」。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有多少是手也干净心里也干净、没污辱也没曲解过自己的亲人或他人的，真是天知道。大家都有些让那个枭雄毛泽东担去全部责任便心安理得的味道。

不错，若没老毛，「文革」发生的机率大概是百分之一，即使发生也不至于人伦灭绝如此。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搞「多数人的暴政」的大师，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假如中国人不清算这一套，真是白受了一场浩劫。

全民发疯、人人成为一个无所顾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个尚有起码常识和秩序的社会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诀窍，其实很简单：他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前几天我们几个人的一次漫谈涉及到这个话题，「文革」中入狱近十年的作家张郎郎先生，对此归纳了一个绝妙的观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获得某种心理安全。

「文革」是以极野蛮原始的「血统」恐怖开张，被整肃的对象最初只是所谓「地富反坏右」，施暴行为从北京城的中学开始，高干子弟的恐怖组织「联动」到处横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风靡全国，它使社会以先天出身为标准自动分裂为「施暴者」与「受虐者」，但两者并非自觉「理所应当」。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个女中学生，名叫宋彬彬（中共现存「八大老」宋任穷的女儿），接受了她的一个「红卫兵」袖章以后，毛说道﹕怎么”彬彬有礼”呢？叫”宋要武”嘛！宋彬彬所在的是一所很著名的女子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卞仲云就是被一群十五六岁的「丫头们」活活打死的。毛泽东的”要武”口令，就是最先挑唆出身共产党干部家庭的中学生，给他们以施暴的「安全感」。如今去分析会很奇怪，毛搞「文革」不是要整当权派吗，怎么先给了「当权派的儿女们」以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所谓「安全暴力」的第一次出场，「施暴者」与「受虐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游戏规则﹕施暴者要心安理得、肆无忌惮。

接下来马上就轮到当权派去作「受虐者」了。毛想打倒刘少奇的动议，在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中央政治局里，绝对是少数，他必须借助一个”多数”；而要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拉下马，又必须让整个官僚集团（对共产党而言就是整个「党」）”陪绑”不可，这就需要借助一个更巨大的”多数”。据说，刘少奇在人大会堂与毛最后一次见面时，就曾说﹕我解甲归田，请不要再整各级干部，毛笑笑不作答复。他很知道打倒一个国家主席不搞”多数的暴政”是荒唐的，毛泽东这么一个光棍型的独夫，自己心理上其实也需要施暴的「安全感」。这一回他把「安全暴力」给了全民，好象你对这个制度不满这次都可以发泄，「文革」具有的反共产党体制的微妙色彩，即来自这里。我至今觉得，这个体制的很多受害者当时都误读了毛泽东的话，以为真的可以「造反有理」，其悲剧性一如五七年的右派被毛「引蛇出洞」。所谓「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分野，虽然有对体制「亲和」或「反叛」的因素，但更本质的是大家都获得「安全暴力」，演成全国性武斗，其结果恰是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在这个混乱期，「施暴者」与「受虐者」的界限不存在了。 「多数人的暴政」会产生「轮流上断头台」的效应，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景观，但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却是全民都沦为「受虐者」，「施暴者」只剩一个毛泽东。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局面。

毛泽东收拾这个局面的办法，是他第三次重新界定「施暴者」与「受虐者」的身份，1968年开始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把一切与1949年以前政治和社会有关的人，统统列入另册「待审查」。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最恐怖的一次，「受虐者」成为悬在当时四十岁以上者及其家属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预设恐怖的范围几乎覆盖所有人，以至「施暴者」第二天就可能成为「受虐者」，施暴者是在恐惧中施暴，「安全暴力」彻底变成每一个人拼命对他者施暴只单纯到为了自我保护。人与狼的界限没有了。

达到此境，连那个最后的施暴者毛泽东也没有事实上的安全了。荒诞的正好是，他最大的帮凶林彪，此刻正处于当初刘少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日日在恐惧中，终于为了自保而要刺杀毛了。这是「安全暴力」的终结。毛待收拾掉林彪，自己也接近崩溃了。

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生灵涂炭的后果和对人性的摧毁，至今还是两笔糊涂帐。后一笔尤其值得研究。 「多数」能够为广泛的过激行为提供”理由”， 本是一种民粹主义，但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以更大的权威来恢复秩序，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仑专制的道理。中国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别，最高权威毛泽东不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权威始终没有被怀疑过，以至社会的法纪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沦丧的境地。研究这个过程是政治学的范畴，如今「文革」已是美国政治学的一个「显学」，但也只能到此为止，无法逼视更深的问题——”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上述「施暴者」行为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这才是「文革」研究最大的挑战。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其实不止「文革」，许多中国人不愿相信大陆上居然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但在1959年至60年冬春之交的大饥荒中，河南、安徽都出现了历史上「易子相食」的惨状，那是人在生存绝境中人伦防线的崩溃。 「文革」则是一个纯政治性的生存绝境，毛泽东所刻意纵容的「施暴者」也是把生死悠关临驾于「受虐者」的，而且在”多数人的暴政”中，「施暴者」与「受虐者」的角色互换是个体所不能控制的，两者互为威胁和诱惑，一直堕落到人相食的境地，如在广西发生的情形，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设在人与上帝之间的善恶界限。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是「人相食」了。

这是比奥斯威辛还要难堪的一个人类耻辱。

四、满街都是刽子手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着「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1、牺牲受害者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

『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 』

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此一前一后，大相庭径。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党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覆向中共发出呼吁，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于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而所谓「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2、「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宾士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3、「代罪羔羊帮」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 「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稣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道歉者似乎只见陈小鲁一人？多数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4、「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

『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

五、文革远未成为普世记忆

文革未被这个体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遗忘了，中共通过沉默而遗忘文革，很吊诡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讳的，这说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红卫兵，对中共这样的集权制度，乃是一个大忌，所以中国人彻底遗忘毛泽东，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则是，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们，视八九学运为一次「红卫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机枪镇压，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从思潮、理论上清算过文革，如此注重意识形态的这个党，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种，还不要说习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这是2001年我在纽约市一个会场上的感想。

我刚才坐在下面听，有一些人在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比我们年龄小的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

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对”文革”其实并没有研究，会议邀请我来谈一下，我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赞成像王友琴与丁抒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王友琴默默无闻，完全靠自己的钱来调查、研究一九六六年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十年多的钻研，我很为她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以我接受此次邀请，但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从何说起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朋友给我的电子邮件，他是一个向美国出版界即书商介绍中国文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这些地区的小说、散文等的那么一个人。他的电子邮件是用英文写的，我现在把他翻译成中文。他说：

『我并不认为非常优秀的散文，比如像杨绛的《干校六记》，现在可以介绍给非中文的读者，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现在的”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很多非犹太的读者已经可以大量地读到关于”大屠杀”书籍；很多非法国的读者可以读到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它们两者即”大屠杀”与”法国革命”的事情已经跨越了国际的边界。 』

但是我们的’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世界的记忆”。这就是他跟我说的问题。其实，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了。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他完全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理论研究，但我在这里简单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觉得国际上对”灭绝、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对于灭绝、屠杀犹太民族的行为，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罪犯都要受到审判，逃避审判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捕。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吗？没有，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学界没有。美国的学界有许多左派，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都是些学有所长的学者，但他们直到今天都认为”文革”没有错。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他教了很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对现在的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大，目前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叫”新左派”思潮，鼻祖就是我们的杰姆逊先生。他对中国的”文革”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里的中国人圈子里没有人谈论他。（今天可以从网上搜索到：他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批评家。他的后现代理论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经典叙述。）

后来王友琴推荐给我一篇文章，作者叫郭健，文章题为《杰姆逊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章发表在一九九九年的《万象》杂志上。介绍杰姆逊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一篇叫《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杰姆逊用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新中国是完整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人做为集体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把握”等等言论。这样的文章，在中国竟然受欢迎，所以你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个论调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有相当市场。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文革”，但却不是研究”文革”的问题，而是研究”文革”的合理性。它为什么合理呢？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洋人的论调，对中国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文革”并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

“文革”主要还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感想。首先我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谓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结 束”文革”、邓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内容，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为。谁打过我、谁斗过我、谁整过我，我倒过来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种人”。如果说”文革”被清算过，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清算过，这就是老干部的报复行为。

当然”报复”的背后是权力，即邓小平要重新拿到权力，所以清算”文革”实际上是复仇与夺权；另外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的本质就是中共丧失政权的一次经验教训，按他的逻辑即我被罢黜就是丧失政权。因此，他的看法与杰姆逊解读”文革”是”人性的普遍解放”，则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作为这样的一种看法，”文革”就成了一个被研究的禁区，因为它是使中共丢掉政权的一次历史。同时，任何怀疑中共政权的思想与行为，都被认为是”红卫兵”思想。

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其原因不出其右。邓小平就认为柴玲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谈到这一点上，我们不去深入研究柴玲、李录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与六六年”文革”中的红卫兵有相似之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是不是在学”文革”红卫兵的做法？绝食——其实就是红卫兵的一种做法。

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这非常值得研究。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不可能成为什么”人类的共同教训”，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对红卫兵的记忆很有趣，例如今天国内对习近平搞清零、隔离所使用的人员，因为穿白大褂，而被人们痛恨地称为「白卫兵」，无疑是来自红卫兵的恐怖记忆。）

刚才那个女孩子的提问，她已经不耐烦我们的描述，她要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但是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描述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又怎样研究？又怎样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遗忘”文革”了！现在基本上想要把它描述清楚都已经相当困难，如果当”文革”的暴力细节都被遗忘掉，那么”文革”确实可以按照另外的逻辑重新建立起来，或就按照杰姆逊的逻辑建立起来，这就成了另外一回事，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成立的。

“文革”中毛泽东鼓吹的”造反精神”，真的流传下来了吗？在中国还有吗？过去我认为是有的，中国大陆到海外来的人，总是被其它地方来的华人视为具有”斗争性格”，这是因为”文革”造成的，都是”造反派”嘛。其实这几年我发现，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还存在，共产党在”八九”年杀了人以后，直到今天，没有遭到中国的任何人的强烈反抗，整个中国十几亿人还生活在一个大谎言里，并没有什么”造反派”出来造这个反，红卫兵已经永远没有了，这种精神不存在了。

（本文作者在2001年夏「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之春-2001年9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