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视频的标题错了，应该是《养士：余英时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然而在我，进入这个「养士」群，竟然是安知祸福的，祸在当初我有多项选择，如去哥伦比亚大学，不来普大便躲过车祸一劫；然而那样我便遇不到余英时，失去的不仅是知识教诲，更是「先人活的生命力」，先生为我指点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如此幸运，一如福音或神迹，怎能不令我感恩备至！ 】

一、壮思堂

普林斯顿大学正门在拿骚街，右拐第一个路口，就是华盛顿街，临街的Jones Hall, 东亚系所在地，一栋古朴的建筑物，里面有系办公室、教授们的办公室兼课堂，二楼是葛思德图书馆，一楼尽头还有一间议事厅，高悬一匾额，上书「壮思堂」三个大字，据说是书法家傅申题匾；这栋Jones Hall（琼斯楼）就叫「壮思堂」，我猜是谐音。

毗邻一栋建筑Palmer Hall（柏墨楼），走道相通，此处前身是世界闻名的Palmer Physics Laboratory，当年爱因斯坦就在这里授课，或也是他的实验室，后来这里的学生更有一说，Palmer Hall的地底，搞不好还埋藏了一些辐射残余。东亚系余英时教授的办公室兼课堂，就在两栋楼衔接处，他的弟子王泛森回忆：

『这个「壮思堂」大有来头，因为过去数学系就在这里，所以爱因斯坦也常在这活动。电影《美丽心灵》中，纳什（John F. Nash）一开始听系主任训话，讲到冷战时期数学家应有的报国之道的那一幕，就在「壮思堂」。 』

传说纳什后来得了精神分裂，始终没能写出博士论文，也无法工作，但是数学系留下他，让他可以使用普大的学术资源，于是「壮思堂」又演出雨果《钟楼怪人》（《巴黎圣母院》）的当代版。

如此带有传奇色彩的学术重镇，未知哈佛耶鲁有没有？所以我说「壮思堂」乃神圣殿堂，接下来——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说：「北京通缉名单中的好几位著名人物在我们这儿」。来到这里的著名人物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学运后他曾避难于美国大使馆；其他人包括广场学生领袖柴玲、前经济体制改革所负责人陈一咨、总书记胡耀邦的智囊阮铭、激励学运的电视片《河殇》制作人苏晓康和中国头牌记者刘宾雁。普林斯顿，新泽西一个两万五千人口的大学城，具有提供政治避难的传统，1930年代一些流亡领袖从纳粹德国来到这里，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1960年代史达林叛逆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也在此生活过几年。 』（《时代》周刊1991年四月29日）
八年后，普林斯顿出现在我自己的第一本流亡自传《离魂历经自序》中：
『记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拍照录像的都有﹐照明灯一直打到「狐狸跑」来﹐「精英」们上英语课甚至考驾照﹐都跟着采访。这样的「流亡」大概古今中外从未有过。舒服是舒服﹐但有一样﹐是大家都拿命当儿戏的﹐即驾车。三十五岁以上者占多数﹐亦多数买二手车﹐若按美国交通事故机率的那种算法﹐年龄大和二手车是两大因素﹐这里恐怕就高得惊人。
「今天又是美国的什么节﹐孩子都不上学﹐一早就聚到我们家﹐整整折腾一天。我买菜﹑做饭﹐一天不知忙得什么。晓康又在接受采访。昨天和今天他都在接受采访﹗中午听说谁出了车祸﹐不寒而栗。天知道我开车的运气如何﹖」
补记﹕妻子买菜﹑做饭﹙给客人备茶﹐还得管孩子﹚﹐丈夫则只做一件事﹕接受采访——日记里这两句真的很传神﹐是「流亡度假村」的写照﹐家家户户大约都如此。 』

这是傅莉的日记，我摘进《离魂历经自序》中，描述她初到普林斯顿的不适，巧在她的记录中就有《铿锵集》的影子——『照明灯一直打到「狐狸跑」来』，我找到的旧照片，便有一张恰好是张国良率《铿锵集》摄制队在我家拍摄，镜头里是傅莉在厨房整理什么。

记得张国良当时还问我：将来结束流亡之后回了国想做什么？ 「办个电视台！」我顺口答之。这是1991年中秋之夜《铿锵集》第一次采访我，可知当时我虽流亡，仍心意极高，满怀抱负。

然而，留在《离魂历劫自序》中的却是：

『（九一年中秋节﹐傅莉来美国还不到月把﹐一个晚会散了之后﹐她回家黯然在日记里写了几句﹐车祸后我才偶然读到。﹚
「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三年来第一个团圆节。十二年前的今天﹐我和晓康结婚上庐山﹑泰山﹐时间过得让人不敢相信。刚才晓康说﹐你看你已经老了﹐当年登泰山﹐外国留学生还说你漂亮哩。我说﹐你这么说太让我扫兴了。但我的确老了﹐还一事无成。真让人伤心。……」』

十八年后，二〇〇九年春，一个周二，我约好香港《铿锵集》剧组的两位编导薛友德、潘达培，到普大东亚系的「壮思堂」做采访，他们从香港就联络我，计划拍摄《铿锵集》六四二十年特辑 《走过二十年》。

这时我们已经搬到德拉瓦，在九三年车祸后离群索居的第十六年，《铿锵集》是否知道这些变故，我其实并不清楚，我却仿佛觉得，让他们来德拉瓦拍摄，跟流亡似乎不搭界，要找一个比较神圣的场所才好，就想起来「壮思堂」，十八年前《中国学社》常在那里开会，于是联络东亚系秘书惠小姐，很多年来一有事情她还会打电话给我。

我也必须带上残废的傅莉，可是怎么好带她去壮思堂呀，于是我给普镇的一个朋友艾达说好，将傅莉「寄居」她家几个钟头。那天在一夜雨水之后，清晨还湿漉漉的，我们冒雨穿越费城南郊到普镇艾达家，放下傅莉，我再去接《铿锵集》剧组进「壮思堂」。

堂内寂无一人，窗外雨水潺湲。一张巨大的长方形会议桌，绕桌一圈椅子，靠墙还有另一圈椅子。堂内的空气中，悬浮着一股书香气，我眼前又出现在这里seminar的情景，我们不敢称「上课」，权且叫「研讨会」，请来各科名师，希腊哲学、柏拉图的republic、罗马衰亡与中世纪、希腊悲剧、罗马法、英国宪政史、启蒙运动等……。此即慈善家约翰•艾略特先生的恩赐。

东亚系由余英时教授领衔组成一个理事会，告诉流亡者要选举一个委员会，自己管理自己。获选前来的，大凡中国一时之选，都是名气很大的精英，”文人相轻”流弊甚重。论资排辈，刘宾雁、陈一咨、阮铭三位都是主席的人选，但是阮铭公开动员”选苏晓康”，结果硬是把我架上了火盆。事后傅莉指着阮铭说：”你安的什么心，要害我们晓康？”

从学社开张，到九三年夏末我遭遇车祸，期间筹办过几次讨论会；因为都是耍笔杆儿的人，少不了也会发表一批文章，但人事上波澜不断，是是非非,令我心灰意冷。其中只有一件事，是艾略特先生的美意，他觉得大家既然来了长青藤名校，学府里遍地是大牌教授知名学者，不是多少可以学得真东西吗？于是假借「壮思堂」为教室，遍请各科名师轮流来讲。谁承想精英们兴趣不大，迟到、缺席、厌烦、懒散，经反覆整饬，才勉强学完。据说令老先生颇寒心。 （《离魂历经自序》）

也许为了他，我至今还留着一张单子：
The seminar of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Sept 1991)
9-17 The Republic and Plato Prof. Furley
9-18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Prof. Peter Brown
9-23 History and Film Prof. Davis
9-25 Greek Comedy Prof. Zeitein
10-2 The Athens democracy Prof. Ober
10-9 Roman Law
10-15 The history of England Constitution
10-22 The Reformation at 16 Century Prof. Lowe
10-23 Issu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of. Jeums
12-3 Comparative Revolutions Prof. Surus
12-4 Censorship Prof. Grafton

二、收藏家艾略特

一九九五年春天，傅莉出院整一年，学社同仁刘宾雁、朱洪夫妇陪约翰．艾略特先生来”狐狸跑”我们住所看傅莉。她神态持稳，应答妥贴，颇显旧日风貌。约翰还问起我们的儿子，叮嘱别耽误他读书。其实，我们那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也听不懂，要靠翻译。朱洪是流亡者里唯一能讲英语的人。所以约翰跟「中国学社」成员的交流非常有限，也很少露面。我作为当时学社的负责人，跟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尤其遗憾的是，一个西方慈善家与一群中国流亡文人的故事，至今没有进入任何文本。

是这位约翰．艾略特先生，使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出现了”六四”流亡者组织”中国学社”；它的英文名称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就是他命名的。我们听到的传说，艾略特是中国古字画收藏家，一天他签好一百万美元支票要买什么，那天早晨新闻里正在报导北京坦克上街杀学生；他震惊之下，将这张支票寄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希望以此帮助普大的中国留学生。校长责成东亚系办理此案，散居世界各地的一批八九流亡知识份子，后来分别收到带有菊黑双色盾牌校徽标志的邀请函。

不幸艾略特先生几年后病重，住进费城宾州大学医院。九七年夏一日陈淑平告诉我，她陪余先生赶往费城探视，说他已是植物人状态，靠仪器维持生命，不知还认不认识他们，但迎以微笑。余太太说她看到这微笑，心里还是安慰的，认不认识都是次要的了。我心里恍惚了几日。我能很清晰的回忆起艾略特先生的微笑，很慈祥的微笑。傅莉九五年之前几乎没见过他，但是她自离魂中醒来，就从茫茫时空中拣出”约翰”这个名字，没有忘记因这个人我们才得以落脚普林斯顿，而那关乎苏单获得了很好的中小学教育，是她一辈子感恩的事情。我也很想去医院探望他，却走不开身。后来听说他弟弟决定为他拔掉管子。原来他才六十九岁。真是人走如灯灭。

两个月后我参加了约翰．艾略特的追思仪式，在校园里最瑰丽的亚历山大教堂内的理查森厅，有室内乐队伴奏，上台致词的人都会朗读一首怀念他的诗。这种悼念方式，优雅而略带哀伤，我还是第一次亲历。那些诗我大多听不懂，只对一首巴赫有所触动。致词者也历数约翰一生好事，却没人提他捐助支援中国八九流亡者，一个字都不提，令我有种尴尬的感觉，仿佛我们跟他徒然一场。不知这是约翰生前即有此意，还是致词纪念他的人强加附会？音乐一停我就走了。后来听说在场的流亡者也颇觉不快。一个时代、一场壮举、一个好人、一种历史，却又掺杂了一点荒诞。我身陷此中也不能抽身。将来如果有人要写世界流亡史的话，我希望不要忘记写上约翰•艾略特的名字。荒诞是我们整出来的；在他，唯有慈祥与优雅。

三、余英时释证陈寅恪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著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搂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唅，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设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节操，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著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救药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偌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 ，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四、忽到庞公栖隐处

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仙逝。我跟友人们在一阵慌乱之后，终于证实了噩耗。我往余府打电话，未能接通，无声仿佛就是告别。掐指已三十年，只觉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风，享受的丰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尽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难中得到余英时陈淑平伉俪的坚实慷慨的扶助，恩德重于山。这一番普林斯顿的际遇，一位大师级学人赐予我们的，不止精湛的知识，还有更伟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运。

普林斯顿小镇，被一条小街糖葫芦似的贯穿，南端伸出去的签子，接206号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参天古木，夏季尤为绿荫深浓。那一带是普镇精华，林木中散落栋栋宅院，让我油然想起王维辋川绝句里的”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这个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我驱车往返那丛林小径不知几何，常常不是伴随着翻腾的思绪，就是悲伤的咀嚼，皆因这是我生命中劫难的一段岁月，而小径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尽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众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纳，落脚普镇，我也忝列其间。大家在东亚系弄出一个流亡项目，有一次请历史学家余英时讲讲什么是历史。他说，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写历史则是另一回事情，你须先知道前人说过什么，然后才知道你能说什么。当时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贯耳的角色，且刚刚逃出一个血腥历史，然而”创造历史的人”竟是写不来历史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则非但没有写成什么史，反而跌入一场”离魂历劫”的个人灾难史，流亡项目散了，我却滞留下来又多年。

“很多人问起你，你也要考虑做些什么，不能说人就这么废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时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刚从台湾回来。我被崩溃感笼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应。先生为我指点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

两年后，余先生又相送《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两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刚从台北回来，其中《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便”完稿于台北旅次”。近乎墨新书香的两件文字，令我回家连夜读得如饥似渴，惊叹不已：一是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犹如一次”史学重构”，完全印证了余英时八十年代初对陈诗的释证，恐为当今仅见的学术奇迹；二是，该书收录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之于俗啼之桎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当箭牌；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做李商隐也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烟没。”这种气概，余先生称之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但是这文字对于我辈而言，四九后身在大陆却未知”天蛮地荒”，也看惯了”衰翁变姹女”，就有石破天惊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谈了近六个小时，旁及人生和学术诸多话题。先生说我：你静心修练几年，会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他说，为中国忧虑的人常常会遭遇大不幸。你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跳出来你才更理智清醒，缠在里面不好。要有长期准备了，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从最坏处着眼，期望不要过高，你才不至总被失望击倒。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充实自己。陈寅恪四九年后就是在极度的悲苦中只写心史的。我想谈陈寅恪，先生则对我谈了很多粱启超，他说，超越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梁启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断超越自己，后来康有为都说”我不如卓如”。

后续几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陈淑平的引领下，从普林斯顿”1915级的优秀生”王赓开始，一路写了张幼仪、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赛珍珠等一个”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国东岸被暴风雪袭击的那些苦寒日子里，用小纸条贴满书的精彩处，再去图书馆找其他参考书。我的英文也是那时候才读通的，写林徽因时参考一本英文传记，有耶鲁史景迁的一篇序，写得大气磅礴（余在耶鲁任教时，陈淑平是史景迁的中文助手），我翻不出来去请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从意思而不是从词句上翻译这类英文，最后还是他亲自润色的。 （后来台湾出版这书中译本时，译者很欣赏我译的这几句，全搬过去了，还付我几百美金。）那时余先生见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里，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给我，我是颇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写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巨灵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却哪一个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五四人物”练笔，其实是我的一个”书写覆苏”，不久我便应杨泽之邀，在时报《人间》副刊写起一年”三老四少”，最后由季季编辑成书《离魂历劫自序》，这个书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讨来的。这本书写到结尾时，屋后出现郁金香，开得正盛。余先生暮色里悄悄来看过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丛林中，小径狭窄而坑凹不平。那时余先生还在教书，府上门可罗雀，余太太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大西洋飓风或暴风雪会刮断树枝电线，掩埋道路，他们一直到退休后还住在那里。

2001春天普大有一场”中国的过去与将来”国际学术会议，其实余先生的荣退典礼，我去听了两天他的弟子们发言，觉得他们是被”余老师”训练得可以做学问了，都是从很小很专门的一点出发去研究，如王梵森谈明清盗版问题，罗志田则谈民初的《山海经》热，罗是唯一从大陆赶来的，变得很俏皮，说余先生在大陆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从海外回国捎来一本书到处炫耀：”这本《土与中国文化》最畅销。”

余英时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国版的韦伯”新教伦理”，讲的都是一种正派商业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国生活感受很深的一点，也是这个东西，美国人人炒股，天上掉馅儿饼的大有人在，豪宅名车却游手好闲的人约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视其为当然，没有嫉妒两个字，自己依然老老实实赚辛苦钱，一分是一分，我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小康而快乐。中国大概要恢覆到这种境地，才是正道。

大体来说，市场经济之下，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法制形成过程、银行系体完备过程、保险制度完备过程、必要适量的福利制度完备过程等等，才可能把传统的权力交换彻底转换为市场交换，其间无数的社会化细节大概要费百年岁月，才能渐进完成，而且还必须在一个风调雨顺、安定的百年里。由此而见，中国的一切，最终还是归结到不能激进，余英时的历史观在此便尤其显出深刻。

浩瀚的中国典籍，是没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门，也无处问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时这样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没剩几个了，他从耶鲁走后，那里的中国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汉这个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辈子给洋人写中国古典故事的牛津汉了。往下美国学界还会不会产生一个余英时，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汉学的危机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国学界如果懂行，似应在普林斯顿或耶鲁，让余英时这样的硕果仅存者，从中国找几个幼童来，关在校园里，不碰英语，专门办私塾，也许还可以一脉香火传承。

余先生也常说”对中国这个民族失望”。 2000年法国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早就有电话来采访，我说这是他个人的荣誉，跟中国和中国现代文学无关，台北的杨泽一听就笑起来说”真是怪人怪语”。其实瑞典煞费苦心，还是嘲弄了中国当局和中国现代文学，余英时说他很高兴这种选择，但也怪我说得太极端。高之获奖，至少是一个常识，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义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质下跌，通俗占据主流，阳春白雪已成绝响，种种下里巴人的说书、童话、言情、武侠、连环画汹涌澎湃；相反则是，在中文世界之外，却可养育孤独的中文精华。后来高行健的演说词出来，我立刻传真给余府，余先生随之来电话说”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并移用苏东波句，稍改两字赠高：”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国传统是”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叠、共识多于对抗。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从这里也可窥见余的学养何以围绕、尊崇两人：陈寅恪和胡适，前者长于印度佛学东渐中土的学识，后者则慧识于晚近西学东渐，此相距两个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国传统应对变局、顺应大势，皆依据内在感悟到的人类共通价值，而这也是余英时坚守人权、人道、民主价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变局，则是传统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余年中土应对变局唯有激进之道，终于是耗尽自我精萃而又未得普世真道，两厢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时洁身自好，凛然拒斥一切诱惑。他一直讲两个字：”骨气”。

然而，从普大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 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欲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

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两年后我搬离普镇去余府告辞，老两口拉我进去聊得恋恋不舍，余先生说：”我们是朋友，日后多回来看我们。”他拿出一页草稿说是”借宋代谈中国传统政治”，我问是朱熹吗，他说是的，五十万字已大致写完。陈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书他也想好了。””什么？””《唐诗与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书！

2000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余英时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分子被”先锋队”视为”乱源”，”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覆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感恩节前陈淑平告诉我，余先生的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被子弹打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母亲，要来美国探亲了，他们约在华盛顿见一面。节后余先生来电话：”告诉你一件奇闻，这次见了张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来是丁关根的太太，也就是说，这个丁关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过我完全记不得张先玲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们家住过一年，对她还有一点模糊印象，他们桐城张家，出过两个宰相的。这事只告诉你一个人，不能传出去啊。”秋天他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访问归来，我们在电话上聊起大陆暴富风景，他说他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短期内已不做预想，我估计他的失望也包括近来台湾的乱局，那么我问他，难道中共就此稳坐下去了？ “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苏联，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则看不到了……。”他说。

去年深秋，有人从国内，带来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给我，起初我想冲洗出来，寄给普镇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里的设备偏偏坏了，我也没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则一再劝阻我：”你去打扰余先生干啥？他已经死了回家的念头。”据捎来照片的人讲，安徽潜山的余氏老宅，现已定名为”余英时故居”，作为当地旅游资源而整修装潢一新，照片可见于故居正堂上高悬”五世同堂、七叶衍祥”匾额，乃乾隆御赐；另有一间屋子上悬挂”余英时主卧室”字样。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写到的”潜山县官庄乡”，”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困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从那个山乡走出来，再也没有回头。聊天时他曾跟我说，1978年他曾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看到的是”城郭如旧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块土地。记得1993年秋我们在水牛城出了车祸，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车赶来，我把余先生从病房拉到外面，哭着说”我想带傅莉回国去”，他很诧异我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共产党会那么仁慈吗？” 整整二十后，2003年春我父亲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绝给我回国签证。这个时间长度，显示了一种洞穿力，至今中国人中鲜少具备它。

“我是1950年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说。一个皖南青年，从那山乡走出来，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造就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

作者脸书 202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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