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8日，伊朗哈梅内伊神棍政权对全国断网，随后便对2025年底因爆发经济危机引发的遍及全国31省的人民的抗议示威实施有计划、有指挥的国家暴力。安全部队（包括革命卫队IRGC、巴斯基民兵）使用实弹（AK-47、UZI冲锋枪等）、金属散弹、近距离向民众（包括儿童）无差别射击，还使用了化学毒气。镇压中还焚烧建筑围困示威者、故意瞄准头部、眼睛、胸部、生殖器射击，进医院突袭逮捕伤者、用集体坟墓掩盖尸体。

《泰晤士报》报导伊朗两周镇压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超过了加萨两年战争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三周后，随内部数字流出，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8万人，失明者1万人，35万人受伤……。这是继北京“八九六四”，世界最严重的国家恐怖主义。但是世界上曾经狂热声援哈马斯和加萨的左派人士却用寂静和沉默面对哈梅内伊神棍集团犯下的旷世的反人类罪。

迫害还没有停止，处于经济崩溃的神棍政权正向被害者家属索要高达5千美金的子弹费。

没有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没有1989年的“六四”屠杀，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和革命输出的世界的邪恶轴心也不会是21世纪的样子。

“以史为镜”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当今具有普世价值。世界的每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应以诚实与勇气，去面对正在重复的历史错误。高瑜女士用英国新右翼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42年前的作品《纪念伊朗》，来阐述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经典表述“如果我们继续对伊斯兰主义者采取姑息态度，我们的文明将无法存续。” 

伊朗神棍政权的罪恶正是世界左派和媒体欢呼的1979年伊朗革命写就的剧本。】

在网上看到欧洲保守主义思想家的领军人物英国新右翼哲学家、美学和政治哲学作家罗杰‧斯克鲁顿（1944——2020年）对伊朗哈梅内伊代表的伊斯兰主义的经典表述：“如果我们继续对伊斯兰主义者采取姑息态度，我们的文明将无法存续。”

斯克鲁顿担任过撒切尔夫人和其他政党领袖的顾问。一生有50本着作出版，上述的经典表述选自于他的重要著作《How to Be a Conservative》中译为《如何成为保守主义者》。

西方右翼（传统保守主义与自由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民粹右翼与极右翼）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 / 民主社会主义、绿色政治 / 生态社会主义、激进左翼 / 反资本主义左翼）是西方政治架构中最主要、最持久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轴。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源自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意识形态，并非西方内生对立的核心，但自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作为外部挑战和地缘政治因素深深嵌入西方左-右谱系的分歧中，尤其在移民、反恐和文化整合议题上。

斯克鲁顿区分了传统伊斯兰（Islam）与现代政治化的伊斯兰主义（Islamism）。他赞扬伊斯兰的灵性、美学与哲学传统，如苏菲主义。视其为伊斯兰文明的瑰宝。他认为苏菲主义强调“沉浸于上帝”，与西方哲学平行，属于西方文明的共同财富。

他强烈批评伊斯兰主义为一种“武装教义”（armed doctrine），类似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模式。它试图让宗教控制国家，而非服从世俗国家，这构成对西方文明的严重威胁。

他认为西方社会因失去对自身生活方式的信心、多元文化主义的宣传，以及对伊斯兰移民的过度容忍，导致伊斯兰主义在欧洲滋长，形成与主流社会对立的“飞地”。

因为以上观点，斯克鲁顿不得不承受“反穆斯林”这样污名化的攻击， 甚至2019年因相关言论被英国特里莎（Theresa May）的保守党政府短暂解职（后复职）。也在这一年他的健康严重恶化。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在西方支持下获得成功。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推翻了亲美、亲以色列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结束了伊朗2500多年的君主制，建立什叶派反美、反以色列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伊斯兰主义在世界的重要扩张，改变了地区权力平衡，至今影响全球地缘政。

罗杰·斯克鲁顿1984年11月6日《泰晤士报》发表《In Memory of Iran》中译《纪念伊朗》》，是一篇极具批判力与预言性的政论。文章写于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约5年后，当时霍梅尼政权的恐怖统治已显露无遗，而西方主流舆论却已迅速选择“遗忘”这场革命的后果。

斯克鲁顿该文表达的核心立场：“伊朗革命不是人民推翻暴政的胜利，而是西方知识分子与媒体出于自我憎恨，合力把一个正在现代化的世俗君主国，送进宗教极权恐怖统治深渊的可耻共谋。”

围绕这个核心立场，斯克鲁顿分层次阐述了以下数个观点：
1.1978——1979年西方知识分子与媒体对伊朗革命的狂热支持是一场可耻的背叛与集体失智。

文章一开头就连续用“谁还记得伊朗？”来质问：当年那些热烈支持推翻巴列维国王（Shah）的记者、知识分子、左翼学生、政治人物（例如爱德华·肯尼迪），如今对革命后果集体噤声。他们当年大肆渲染国王的“腐败”与“暴政”，却故意忽略或扭曲国王的真正现代化成就。

2.巴列维国王并非暴君，而是一位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有限君主”（limited monarch）。

斯克鲁顿明确区分“专制/独裁（autocracy）”与“暴政（tyranny）”的不同： 

巴列维国王虽然是独裁者，但他试图在自己的权力之下建立议会、独立司法、相对自由的媒体与大学。。 

他推动了扫除文盲、经济现代化、妇女权利等改革，若能继续，很可能避免人民落入“邪恶毛拉（mullahs）的暴政”之下。

这是这篇政论最关键的为历史翻案：国王不是被推翻的“暴君”，而是被妖魔化的现代化推动者。

3.伊朗革命的真正性质：从一开始就是走向恐怖统治与社会大倒退

斯克鲁顿認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预见，在当时伊朗的社会条件下，革命必然带来巨大混乱与恐怖政权（无论是宗教极权还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但西方左翼与媒体却选择性失明，积极为这场革命背书。

4.西方文明内部存在一种深刻的“死亡愿望”（death wish）
这是这篇政论最著名、也最具哲学深度的判断：

西方意见领袖之所以那么痛恨一位亲西方的盟友国王，并乐于看到他被推翻、看到中东陷入混乱，根源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毁灭冲动。

他们不惜“传播任何谎言，只要能损害我们文明存续的机会”，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厌恶自己所属的文明与其价值。

5，唯一可能的救赎之路：恢复有限君主制

斯克鲁顿在政论结尾明确提出：伊朗唯一出路是恢复巴列维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建立有限君主制（limited monarchy），这才符合伊朗的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需要。

斯克鲁顿这篇政论虽然没有提到当年西方左翼政府的政治误判和情报失败，诸如卡特说服伊朗国王出国访问，同时透过秘密管道与霍梅尼联系，安排他从法国流亡地返回伊朗。

这是卡特政府的左翼外交政策机构破坏伊朗国王的统治，整体颠覆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还包括解散罗德西亚、放弃巴拿马运河以及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这个错误的左翼政策，也导致卡特连任失败。

但是2025–2026年伊朗街头持续出现“国王回来”的口号，显示了对42年前斯克鲁顿政治判断的强烈回响。

2026年1月23日，川普总统从达沃斯返回美国途中，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我们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前往伊朗方向”、“我们有一支大部队前往伊朗”、“我宁愿什么事都不要发生，但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他们。”、“以防万一”/“也许我们用不着动用它”。

推翻哈梅内伊残暴神棍政权的主力是伊朗人民。对伊朗人民伸出援手的是川普和纳坦雅胡代表的西方右翼政权。

附录：

《纪念伊朗》 

作者：罗杰‧斯克鲁顿 

谁还记得伊朗？也就是说，谁还记得西方记者和知识分子对伊朗革命的盲目追捧？谁还记得针对巴列维发起的歇斯底里的宣传攻势，那些关于腐败、警察压迫、宫廷腐朽和宪政危机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谁还记得成千上万在西方大学就读的伊朗学生，他们热情地吸收着那些空谈激进分子兜售给他们的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谬论，以便有朝一日领导那场导致巴列维垮台的骚乱和谎言运动？

谁还记得那些劫持了为他们提供「教育」的国家的使节的学生们的行为？谁还记得爱德华肯尼迪指责沙阿统治“历史上最压迫的政权之一”，并从伊朗窃取了“数百亿美元”？

谁又记得我们的记者偶尔让我们得以窥见的关于巴列维真正成就的真相：他在扫除国家文盲、落后和贫困方面的成就，他开明的经济政策，以及如果他有机会完成这些改革，本可以使他的人民免受邪恶毛拉暴政的改革？谁还记得记者在伊朗可以自由安全地活动，收集那些为他们编造恐怖统治故事提供素材的流言蜚语？

诚然，巴列维国王是一位独裁者。但独裁统治和暴政并非一回事。独裁者可以像巴列维国王一样，统治一个代议制议会、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甚至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和一所自主的大学。巴列维国王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他与阿塔图尔克有着相同的愿景）一样，将自己的独裁统治视为建立和保护这些机构的手段。为什么西方政治学家中没有人费心指出这一点，或者重申这样的理论：我们不仅应该珍惜民主进程，还应该珍惜那些即使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蓬勃发展的代议制和制衡机构？为什么没有人敦促我们比较伊朗与伊拉克或叙利亚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学家急于支持伊朗革命，尽管有证据表明，在那种情况下，革命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恐怖统治？为什么西方知识分子一再重复巴列维应对这场革命负责的谬论，而事实上，霍梅尼和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为此筹划了30年，尽管他们多次尝试发动革命，却只获得了零星的民众支持？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巴列维是西方的盟友，他在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建立有限君主制的成就，有助于保障我们的安全，为中东带来稳定，并遏制苏联的扩张。巴列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西方舆论的制造者会因为他创造了保障他们自由的条件而爱戴他。恰恰相反，他们憎恨他。巴列维没有料到，一种巨大的死亡冲动困扰着我们的文明，这种冲动驱使那些聒噪的成员散布任何谎言，无论多么荒谬，只要这些谎言能够损害我们生存的机会。

当然，一段时间内，那些叫嚣不已的人会就伊朗这个令人尴尬的话题保持沉默，他们认为伊朗机构的崩溃、宗教恐怖的蔓延、苏联对阿富汗的扩张以及该地区稳定局势的终结，都是由伊朗革命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那些助长这场悲剧的人只是对此视而不见，转而前往其他地方，为土耳其、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智利、南非——或其他任何可能损害我们切身利益的地方——制造类似的后果。

当然，现在西方记者很难进入伊朗，即使进去了，也不会是为了好玩。他们无法像那些从贝鲁特发回报道的「食尸鬼」一样，摆出一副前线英雄的姿态。他们必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中，默默地目睹那些难以形容的景象：革命卫队肆意妄为的「正义」行径，令人震惊的暴力、酷刑和疯狂暴行，妇女遭受的公开羞辱，以及每天都有无数年轻的生命被牺牲，他们甚至还来不及理解自己为何被判处死刑。

他也必须面对多年来一直摆在他面前的真相，如果他仍然保持承认错误的习惯，他就能认清这个真相：有限君主制才是适合伊朗的政体，而伊朗只有透过恢复巴列维合法继承人的统治才能得救。但这样的结果不仅符合伊朗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西方的利益。因此，很少西方记者会接受这种观点。 

（1984年11月6日）

作者：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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