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6 年 1 月 23 日 来源：思想坦克

第三章 中国世界观的变与常─历史考察

本章目的在于简要回顾，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盛行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世界观。习近平并非活在历史或思想的真空之中，他对于国内外现实的看法，受到他承继的思想世界所影响。因此，要解读习时代的变与不变之处，就得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各种世界观──无论是共产党执政之前或执政期间，都至关重要。

事实上，习近平建构意识形态世界观时，主要援引两大源流：首先是千百年来，中国为了应对持续发生的国家治理挑战，所发展出来的古典政治哲学与实用治国方略；其次则是仅在百年前才传入中国，马列主义的复杂思想体系，包括这套思想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的应用。

习近平的世界观兼容并蓄地融合了这两种传统。从古典传统里，我们看见法家思想下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回响共鸣，源自「天下」观念、以中国为中心且渐趋民族主义的世界观，以及新朝贡体系架构──这是历史上中国与邻国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再现。正如前一章开始探讨的，从马列主义中，我们看见党扮演核心角色的意识形态印记：在中国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各领域推动革命，建立富强国家，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意识形态传承，都影响着党如何诠释其国内外政策环境，以及党的最佳应对策略。

古典传统对当代中国世界观的影响──「天下」观念

中国战略与军事思想的各种古典传统，对后代中国政治领袖的世界观，影响深远。中国最早的世界观之一，体现在「天下」这个普世概念上，字面意义即为「普天之下」。此语源于中国最早几个朝代，即夏代、商代与西周（约西元前二○七○至西元前七二二年）的神话、文学与哲学传统。中国皇帝，即「天子」，统治着「普天之下」的一切，因为他独具维系天地间宇宙平衡的能力，从而确保人间政治与社会和谐。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著作《中国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所述，天子「在理论上无所不能，集军事领袖、行政官员、法官、大祭司、哲学圣人、品味仲裁者、艺文赞助者于一身」。天子也拥有「天命」以履行这些职责，然而若皇帝未能妥善履行其职责，天命可能会被收回（至少根据中国儒家的治理经典定义）。更甚者，若未能顺应天意，将导致秩序崩溃，即出现「乱」象，帝王垮台，甚至王朝倾覆。数千年来，这些原则深植于中国政治精英心中，经常被表述为「内乱外患」──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命运。古典传统认为，内部动荡会引来外部威胁，此为中国历史上反覆出现的强大组合，有时甚至导致汉族政权彻底灭亡，并暂时由蛮族王朝所取代。正如费正清精辟指出：「中国的外部秩序与其内部秩序息息相关，两者皆无法长期独立存在。」

因此我们就要探讨一个关键问题：「普天之下」 的地理范围， 以及其与所谓的「中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约西元前一○四六至西元前七七一年），指的是出现在黄河流域的政治实体与族群，他们后来被归类为「汉人」。因此，「中国」的范围比本质上没有边界、包罗万象的「天下」要来得狭窄。然而，这些中国以外的区域，便是「蛮夷」之地。中华古典文化的妙处之一，在于近乎分类所有事物的惊人能力，以及列举各类别内种种排列组合的能力。这也用来对不同等级的「蛮」或「夷」进行概念化。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区分中国文明之地，与「四夷」之地的纪载──包含东、南、西、北方的蛮夷。到了汉代，区分扩大为「九夷」，个别部落各有名称，超越了单纯方位概念的群体。然而，在向来复杂的中国世界图像中，有些蛮人被认定比其他人更野蛮。西元前一千年中，创造力丰富的中国官僚思维，开始将中央之国往外辐射的区域，划分成几个地带。最初是五个，后来是九个，但大致可分为「内夷」及「外夷」区域。对此繁复的中国中心世界观，费正清精要阐释为，约为一系列同心圆：中心是汉文化核心；接着是后世的朝鲜、越南、琉球（偶尔包括日本）的「汉化」文化；接着是西方的藏族与北方的蒙族、满族、维吾尔族组成的「内夷」；最后才是与中心接触较少，来自海外的「外夷」。

这些或许听起来有点深奥，但这些古典分类，持续对现代中国世界观产生影响，特别是展现在中国对其近邻的政治与文化期望上。在古典时代，这些期望及其依凭的假设是相对清晰的。首先，天子认为他的统治领域，就像池中石子所激起的无尽涟漪，不受任何类似现代国家的边界​​所限制。其次，中国文化优于中央之外的汉化与蛮夷世界。第三，其他人可以透过「来华」过程（意即「来到中国」），经由接触中国文化而得到提升，甚至转化。第四，这些族群欢迎来向皇帝进贡，然后或许可以进行常规贸易，前提是他们先要行适当的臣礼（「朝贡体系」在帝国时期中后期的运作详见下文）。任何违反与中心互动仪礼的行为，官方评论明确点出天子的处置方式：「凡是南、东、西、北的蛮夷部落，不服从国君命令，放荡醉酒，违背一切社会义务，国君便会下令攻打他们。（原文：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最重要的是，中国皇帝将其与中国以外世界之间的外部政治关系，视为中国内部社会阶级制度的逻辑延伸。因此，在中华帝国朝廷的完美世界观中，倘若你是「天子」，你的领域就是「普天之下」，就定义来说，此皇权便位于国内外两个世界的顶端。实际上，一种社会政治秩序几乎以天衣无缝的方式融入另一种秩序。尽管现实世界里可能有所不同，特别是王朝衰弱、失败及崩溃之际。然而此世界观中内建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涟漪，将一路延伸到现代。

习近平对外人演讲时，经常引述一句与「天下」观念相呼应的古典格言，亦即：「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句话出自晋代学者葛洪之笔，意在传达：「天下」万邦若与中国有共同的世界观，中国则欣然与之合作。

当然，统治中国的天子始终居于「天下」体系的顶端。

古典中国世界观中的战略现实主义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朝统一中国之时，对中国统治者而言，中央集权一统国家带来的问题，跟过去政治前人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在统一之前，中国经历了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西元前七二二至西元前二二一年），分裂成多个独立王国，分布在今日华北的多数区域。这段时期，思想上百家争鸣，中国三大本土思想流派崛起──儒家、道家及法家。这些思想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各国治国理政的实际需求，以及个人在应对家庭、社群及国家关系时的复杂道德规范。同时间还出现大量战术及战略著作，以协助君主及官员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大业中胜出。这场伟大的文学与哲学思潮，发生在各国军事冲突连绵不绝之际，最终演变成战国七雄之间的全面战争，并以秦国胜利告终。

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汲取了七部经典兵书中所阐述的现实主义战略思想；这些作品多数在秦国一统时便已问世。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成就，成为两千年官方历史中的永恒叙事：凡是统一国家的皇帝，即为英明；导致国家分裂者，则受人鄙夷。重要的是，共产党时期，毛泽东曾高度赞扬秦始皇成就，包含统一国家，以及对国内施政时的专制手腕。回顾秦始皇活埋数百名异议儒生的恶名昭彰之举，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夸口：「我们胜他一百倍！」早在一九三○年代，毛泽东就坦承他打算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方式统治中国。他甚至感叹党内出现分裂，一部分人推崇秦始皇统一并强大国家的专制成就，另一些怯懦者却回避他的遗产。

这些关于中国战略及军事现实主义的古典文献， 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家思想， 对中国后代政治领袖的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论及国家权力、国家存续、战争预防及发起等核心议题时， 经常引用这些文献。这些构成了江忆恩在其重要著作《文化现实主义》（Cultural Realism）中妥适描述的「中国战略文化」（China’s strategic culture）。尽管有些人可能质疑一国的「战略文化」是否能严格等同于该国的「世界观」，但正如马若德（Rod MacFarquhar）精辟的观察：「关于军事力量的运用，中国人绝不亚于任何其他文明。这一点学者历来争论不休，因为他们误读了中国古典著作。」同理也适用于现代。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七年），共产党仍为长期生存而奋斗时，毛泽东便指示副手研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用到中国军事经典和现代军事科学领域。千百年来的中国领导人，都相信中国的古典世界观与国家权力、国家存续的长治久安大业之间，具有不证自明的连结。此点不仅适用于帝国时代后期的朝贡体系，也适用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及此后的动荡政治局势。

习近平在公开演说中反覆引用的相关格言之一是：「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这句话出自十九世纪清代学者魏源之笔，具有双重意涵。首先，伟大的领导者应妥善履行职责，以引导世界各地的小国（包括「朝贡体系」中的「蛮夷」），与「天子」应承担的责任「同行」。其次，这些国家同行时，应参与一种合作架构。唯有如此，国家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若「孤身而立」，美好未来便难以实现。

朝贡国家体系

朝贡体系正是「天下」古典概念核心中，以中国为中心、阶级分明世界观的具体呈现之一。费正清关于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朝贡体系及其作为中国「世界秩序」典范之意义的研究，虽然不乏争议，却也成就斐然。在费正清的论述中，非中国政权透过帝国宫廷规定的礼仪，与中国的世界进行互动。这包括：将外国君主册封为清朝贵族成员的繁复程序；提供对首都通信时使用之皇家印玺；严格规范的正式访问中，呈献贡品与颂扬奏章；在皇帝及朝臣面前行叩拜礼；获得帝国赏赐，作为朝贡回报；获得对中国（京城及边境）的特定贸易特权。到了清朝中期，官方纪录列出来自朝鲜、琉球、安南、寮国、暹罗、苏禄、缅甸、荷兰及「西洋」（指英国、葡萄牙与教廷）的定期朝贡使团。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几乎专注在清朝，但文献证据显示，清代之前的明朝朝贡体系，范围甚至更广。包含明代中期曾有长达一百二十五年的时间（一四二五至一五五○年），帝国朝廷坚持所有对外接触，都必须透过这套复杂机制。对中国明清两代来说，朝贡体系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文化优越感，不断重申汉族在帝国境内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也是规范控制中国与各色「蛮夷」整体接触的实际机制。

费正清对朝贡体系作为理解帝制中国外交关系模型的分析研究， 由康灿雄（David Kang）进一步延伸阐述。康灿雄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五百年里，朝贡体系代表着东亚地区阶级分明的普遍单极体系，其基础是政治参与者之间公认的不平等关系。康灿雄的论点反映江忆恩早期部分研究，即在朝贡体系的总体架构之下，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生态系：一种是朝鲜、越南、日本及琉球的「汉文化」世界，他们都拥有康灿雄所说的，中国的「儒家世界观」；另一种则适用于蒙、满、维吾尔及藏族等蛮族部落，江忆恩描述后者持续与天朝处于持续「准战争」（para bellum）状态。就康灿雄来看，这些国家共有的世界观，大致解释了这五百年间，汉文化世界主要大国为何几乎能够和平共处（尽管他也承认日本是历史上两个主要例外）。而对北方与西方的蛮族，暴力、入侵与反入侵，几乎是持续性常态。

康灿雄的假设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他颇具争议地指出，在这种阶级森严的中国中心世界观之下所达成的「数百年稳定」，比一六四八年后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组织原则之西伐利亚秩序更加优秀。西伐利亚秩序是由政治上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在西方，国家间战争「频繁不断」。为了将战争风险降到最低，或在战争来临时让国家战胜的前景最大化，追求权力平衡，包含「制衡霸权」，几乎成了西方普遍的战略逻辑。然而，康灿雄认为，在亚洲却非如此。事实上，在东亚海洋地区，几乎普遍认可由中国作为中心主导力量，促成了中心与边陲之间的一系列朝贡安排。这些安排对参与者来说，是互惠互利，同时也给了边陲政权「实际行为上相当大的自由」。

康灿雄的逻辑结论，挑战了中国中心世界必然不如西方西伐利亚现实主义残酷选项的假设。此说还挑战了沃尔兹（Waltz）的假设，亦即跨越所有地理区与文化，在「我们所能考量到的所有时间中」，无论多令人遗憾，这就是「真实世界」的模样。因此，康灿雄对其定义下的朝贡体系好处进行历史考察，让他明确挑战了范亚伦（Aaron Friedberg）的结论，即「无论好坏，欧洲的过去可能是亚洲的未来」。

到了晚清，当现代改革者开始面对中国的生存挑战时，王朝历史已经给政治继承者留下如何看待世界的悠久深长思想传统。然而，这些世界观及其产生的政策，都未能有效应对抵达中国海岸的强大新敌，这些人来自海外的「外夷」之地。欧洲殖民列强为北京带来古老恐慌的致命新变种：内乱与外患。这次威胁的规模之大，远超越中国古典传统曾经历过的一切。 「天下」实际上已经崩溃；「天子」也不复存在。朝贡体系早已名存实亡数十载。文化优越感遭到揭穿，不过是个迷思；以中国为中心自然形成的国家阶级体系，以及伴随而生的中央控制贸易，也不复存。

剩下来的，是古代「战略现实主义」的持续脉络，好几代的改革者与革命者以此为基础，试图「救国」。无论千百年来自我肯定的中国中心主义留下何种余晖，随着帝国消逝，外夷登门踏户，真正重要的，是在中国此刻面临的系统性崩溃与国家分割的生存危机中，持续保持现实主义态度及务实应对。这正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数十年间，主导中国政治的这一代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改革者所关注的知识与政治焦点。

作者为澳洲第26任总理。曾任澳洲外交部长、亚洲协会全球会长兼CEO、国际和平机构董事局主席。目前担任澳洲驻美国大使。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着有《不畏：陆克文自传》（2021）、《可避免的战争：美国与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2022）等多部作品。

书名：《论习近平：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如何形塑中国与世界？ 》
作者：陆克文（Kevin Rudd）
出版社：明白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