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6 年 1 月 16 日 来源：思想坦克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时代
战后的国民党政权制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宪法史上最具民主主义、最立宪主义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法试图继承辛亥革命以来的《临时约法》血统，继承民国的法统。但是，当时的宪政基础太脆弱了。因为宪法的制定过程与宪政的实施过程中，有过多混乱。横亘在战后中国的各地的分裂状况与多样化的局势，使得要靠宪法整合之事变得困难重重。尽管宪法重视民生问题，也在宪法中加入了「国民经济」的条目，但现实的社会性经济基础却已经崩溃了。民国看起来好像终于继承了法统，但革命再起，又开始动摇了它的法统。国民革命军虽然在宪政实施后改称为中华民国军队，诞生了制度上的「国军」（国家的军队），但共产党拒绝接受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宪政，因此于一九四七年3月私自编组了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六年6月，国共内战再启，在内战最初，国民党占有优势，一九四七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然而，因为战后共产党在被称为解放区的根据地再度展开土地改革，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不过，一九四七年10月的实施的《土地法大纲》，连没有协助过日本的地主与富农的土地，也被强行没收，这样激进的政策，确实失去了部分农民的支持，这是事实。土地改革的成果，其实并没有共产党所强调的那么大──，再加上从延安撤退后展开的游击战，慢慢扭转了共产党军事上劣势。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又在苏联的默许下，势力很快的从东北扩张到华北，一九四八年9月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3月成立中原人民政府，同年8月成立东北人民政府。
共产党能够挽回劣势的原因，还有其他。
就如前面已经确认过的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因为失败的经济政策，到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权统的情势越发恶化，国民党因此在同年月再度祭出《国家总动员法》，那是与宪政逆道而行的政策。原本配合宪政的实施而采取的自由化言论政策，再度蒙上管制的色彩，国民党在同年10月视民盟为非法组织，把民盟驱赶到香港。又，一九四八年秋天开始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是决定共产党军事最终胜利的关键，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治游说也取得成功，让国军屡屡不战而降。隔年1月，北平更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向共军投降了。
中国国内这样的情势变化，与美国与苏联的对华政策，也有着关连。一九四六年3月，苏联虽然自东北撤退，但长期默许共产党活动的苏联势力，仍持续以东北地区为中心发挥其影响力。再来说美国这一方面，美国原本寄望中国成为战后东亚的中心，但在国民党政权不稳定，共产党势力扩张的情况下，逐渐把对抗苏联的东亚据点转移到日本。而中国的对外情绪，也在一九四六年12月发生美军对女学生施暴的事件后，从原本亲美反苏的感情，逐渐变质成既反苏又反美。
此外，在中国还努力寻求与日本达成和平条约之际，美国从一九四八年，便开始强调日本经济上独立的重要性，因此须要加紧重建日本。这加剧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为了安抚中国，美国也试图透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争取对中国的援助，回应国民党政权的追加支援请求，于一九四八年6月通过了「对华援助法案」。然而，透过善后救济总署所提供的援助，却远不如中国所期望的，善后救济总署提供援助的领域仅限于粮食、重建农业和医疗教育等方面。此外，因为美国希望以复兴欧洲为优先，所以仅批准了亲国民党派的议员在《对华援助法》中提出援助金额的三分之一。这让中国对美国的不满始终无法消除。
总而言之，国民党政权不仅寻求美国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援助，也向苏联寻求提供最大限度的合作，以便顺利接管东北并迅速展开重建的工作，但这两个努力都没有得到效果。在美国眼中，国民党的政权正走向内部分崩离析的局势，美国在一九四九年8月发表的《对华白皮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政权自我毁灭的行径。
共和国的正统性与日本、台湾、香港
一九四八年秋天以后，共产党陆续取得了军事方面的胜利，吸引了逃亡到香港的共产党员和属于第三势力的知识分子返回东北，开始思考建立基于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权。相对的，在北平的国军于一九四九年1月21日向中共投降后，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成为代总统，继续探索与共产党和谈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要求惩处国民党战犯，并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及其法统。对战犯的惩罚，无异于内战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这是国民党最难接受的一点。然而，放弃自身的正统性，对国民党来说也同程度的难以忍受。
因此，国民党正式拒绝和平谈判。国民党认为经过长期努力而来宪政，是不可以被破坏的，更以此固执自己是拥有民国的正统性。
之后，人民解放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并于一九四九年10月1日，以新成立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将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作为新共和国的首都。另一方面，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至重庆，并在同年月之前，将所有党政军的主要机关迁至台北。
就这样，中国的共和国从此分裂了，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以台北为中心的中华民国——台湾。当然，从双方各自的角度来看，对方都变成了一个「伪」共和国。于是在一九五○年代以后的国际社会中，形成了西方的强国美国扶持的中华民国，与东方强国苏联扶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存怪异现象。围绕中国合法性归属的争论，在东亚的美苏冷战期间，其紧张感一直持续存在。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对战后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先是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正统的中国，并于一九五二年与中华民国签订放弃向日本求偿的和平条约。日本的这一政治决定，自然意味着要与中国大陆推迟恢复外交关系。战后的中日关系开始变得扭曲。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英国为了继续统治香港这个殖民者，于一九五○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虽然一边高反美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但在亚洲陷于冷战的局势时，判断香港具有成为沟通东西方的窗口的功能，所以并未立即要求英国归还香港。所以自一九五年代起，香港
就开始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另外，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思想上，香港在国际社会中，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
在中国大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们，从上海等沿海地区移居到香港，进一步强化了广大居住在东南亚和欧美世界的海外华人联络网。又，以寻求重建中华民族主义为目标，对共产党的反传统主义持反对立场，以钱穆为代表的现代儒家知识分子，也从中国大陆逃亡到香港，并形成一支重要力量。这个思想群体最初与台湾的中华民族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
此外，香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反国民党势力，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转变为反共产党势力。同时，也聚集了支持中华民国但不支持蒋介石的派系。这些势力包括：追随赴美李宗仁的桂系、曾属于汪精卫派系的旧国民党左派及被视为汉奸的党员，以及曾参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靑年党和民社党中，批判蒋介石在台湾施行独裁统治的政治人物。这些人一边在持续在台湾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也在香港形成了一股力量。
换句话说，一九五○年代的香港，在美苏冷战时期，一边作为反共、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力量与台湾合作，一边同时也成为反对蒋介石及其领导中华民国（台湾）独裁化的据点。因此，香港的政治势力隐藏着试图在台湾内部重塑中华民国，与反蒋或反国民党的势力合作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强调自由与民主主义，集结了政治、经济和思想力量的联盟，它既反对共产党，但也反对国民党，却比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更有共鸣。正因如此，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香港一直是一个进行文化活动的重要地区。此外，美国希望香港成为反共基地，而英国则警戒着香港，不让香港过度反共，香港便在那样的氛围下，成为一个奇妙的国际都市。
当然，并非所有属于那些势力的人，都会继续留在香港。有些人回去中国大陆了，也有人视香港视为临时落脚点，之后移居到台湾、美国等地方。但无论如何，二十世纪上半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自一九四九年之后，便传播到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正如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强烈地批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一样，香港的自由主义者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在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杂志是《自由阵线》，那是一份隶属于靑年党的刊物，自一九四九年月创刊后，发行了十年左右。 《自由阵线》以政治民主、经济公平和文化自由为理念，它一边接受与美国关系密切美联社和国民党的资金支持，一边也对国共两党、美苏两国进行批评，并开始寻求与强调自由民主的海外反共力量建立新的合作。这个新的合作联盟，也包括了战后的日本。
作者一九七三年出生。曾任南山大学副教授、津田塾大学教授等职，现为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专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主要著作有《战后中国的宪法实施与言论自由1945～1949》（《戦后中国の宪政実施と言论の自由1945-49》）（东京大学出版会）、《中国、香港、台湾自由主义的系谱》（《中国、香港、台湾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谱》）（有志舎）。合着、编著作品有《战后大中华史概要》（《概说 中华圏の戦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战后日本与中华圈人物交流史》（《戦后日本と中华圏の人物交流史》）（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等作品。
书名：《对立与共存的中日关系──共和国体制下的中国》
作者：中村元哉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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