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伦．拜勒 2026年01月25日 来源：上报
自二○一七年以来，数十万维吾尔人「被失踪」于广布中国西北部——中文称「新疆」地区—的拘禁营系统中。人口约一千二百万的维吾尔族，几乎人人都有直系亲属被关进某个拘禁营，或被迫在那里工作。此方案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所有人都不见了」或「失踪了」（维吾尔语：adem yoq）是二○一八年我最后一次去新疆做研究时，经常听到维吾尔人重复的话。在整个面积与阿拉斯加相当的区域，为数可观的成年人——尤其是十八岁到五十五岁的男性——被当成「极端分子」带走，留下的孩童通常被送到禁说维吾尔母语的寄宿学校。
被中国主流社会称为「新疆问题」的维吾尔族抗争始于一九九○年代，当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首次大批来到维吾尔人世居的南疆家园。这些移居者来此建造基础设施，并着手开采维吾尔沙漠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以便为中国蓬勃发展的出口驱动型经济供给燃料。其后三十年间，移居者接管了银行、学校、民政部门等地方机构，维吾尔人被迫放弃自主性较高的生计，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然而，他们在城市里找到的却是普遍的歧视。不像汉移民为了建筑业或自然资源产业的高薪工作从全国各地来到新疆，维吾尔人发现公司经常拒绝聘雇他们，而被录用者屡遭降调至低阶职位。租赁与房屋所有权之规定常使维吾尔人无法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反观汉移民却受到政府鼓励与补助在新疆各城市定居。强迫拆迁、征收土地、警察暴力和宗教压迫在在促使维吾尔族的抗争愈渐频仍，其中有些诉诸暴力，少数案例符合国际定义的恐怖主义。随着中国政府袭用源自北美与欧洲的全球反恐辞令，维吾尔族的所有抗争形式几乎都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捍卫伊斯兰教及民族传统的维吾尔人则被描述成极端分子。 《后街》以各种隐晦曲折的方式回应这种社会暴力的氛围。
二○一四年，政府当局警觉到维吾尔人日益显著的虔信表现，将其与暴力倾向混为一谈，于是宣布发动「反恐人民战争」，并开始「围捕」宗教领袖。对于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在二○一七年加速执行，当时，地方领导人接到中国中央领导层的命令，要对维吾尔族人进行大规模评估，以判定谁与维吾尔传统及伊斯兰信仰关系密切，因而是「不放心人员」。被贴上「不放心」标签的男女若非被警察关入监狱，便是被送进「再教育」拘禁系统。
这篇小说（《后街》）的作者帕尔哈提．吐尔逊（Perhat Tursun）就是先遭拘禁、而后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之一，失踪时尚未满五十岁。吐尔逊公开表示自己非宗教人士，也不提倡族裔民族主义，且反对用伊斯兰教来合理化对非穆斯林施暴。他被锁定为目标的缘由并不清楚，被拘禁及判刑的细节亦未公布。可能因为这篇小说的早期版本曾于二○一三年底发表在某个维吾尔文的网路论坛上；也可能因为他的其他作品，或是他使用虚拟私人网路（VPN，民间常称「翻墙软体」）来阅读未经筛滤的新闻，并与住在中国境外的人联络。显而易见的是，「再教育营」运动摆明针对具有社会及文化影响力的维吾尔人，而吐尔逊无疑是其中之一。
如同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后街》致力创造一个世界，与它所面对的现实相抗衡。 （《后街》书封／春山出版提供）
吐尔逊的失踪
吐尔逊身材瘦小，头顶微秃，看不出是乌鲁木齐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维吾尔作家。二○一五年二月，我在一家维吾尔文出版社的招待会上初次见到他，从他穿过人群时其他维吾尔人看他的眼神，便清楚可见其重要性。他喜欢引人注目。我们闲谈片刻后，他说他好无聊。他讨厌正式聚会和为陌生人表演，仪式一结束随即离去，拖着脚步穿过宴会厅，一面满脸笑容地打招呼，一面低声咕哝。我们一道走去他家的路上，许多人停下来跟他握手。
他住在一栋新公寓大厦的二十六楼，业主是维吾尔食品连锁企业阿尔曼集团。许多维吾尔名人都住在这栋楼。等电梯时，我们向电视演员克尤木．买买提（Qeyum Muhemmet）颔首致意，他后来与吐尔逊等四百多名公众人物一起在二○一七年被送进再教育营。比起大多数维吾尔人家，吐尔逊的屋子烟味更浓。他有几幅黄色抽象画，绘者是著名的维吾尔艺术家，画作似乎反映了维吾尔传统都市建筑的复杂性。此外，他的客厅到处铺着地毯，矮桌上摆满果干。
二○一四年我到乌鲁木齐，就维吾尔人从农村移居城市的经验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当时，吐尔逊的一位朋友，以下我将称他D． M，建议我读吐尔逊的小说《后街》，借以了解维吾尔人的迁移经验如何被呈现在更普遍的观众前。那一年，我一面读这本小说，一面开始跟一位维吾尔青年讨论它，他的处境与小说主人翁非常相似：屈就卑职、孤独疏离的年轻移居者，最近才因系统性的歧视而离职。最后，我的阅读伙伴A． A成了这本小说的共同译者。我们开始经常碰面，一起阅读并讨论文本中较具挑战性的段落。
随着翻译进展，我透过自己的解读和A． A的回应，逐渐明白小说对于维吾尔男性迁移生活的再现，引起广泛的共鸣。藉由将殖民暴力的叙事框架从国家威权转移到被殖民者挣扎求生的努力，《后街》给了A． A表达且被听见的新方式。他说：「我觉得这本书仿佛专为我而写。」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叙事中的感受都是他自身的感受；主人翁的声音感觉就像他自己的声音。几乎所有我访谈过的维吾尔移居者都说，我引述自小说的异化和排拒经验，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各方面相应：残酷的微笑、公开的敌意、官僚体制的冷漠。阅读《后街》成为帮助年轻男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探索人生道路的方法。诚如我的研究《黑甲山的微光》（Terror Capitalism）一书中所言，小说使他们能够在叙说自身故事时，把它当成更广泛的社会暴力共同经验的一部分。 《后街》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很有意义，且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人生。它也使A． A和我明白在应付孤立的处境时，友谊与讲故事的价值——这种生活实践成为我民族志研究的核心，同时也成为上述专书的其中一章。
D． M跟吐尔逊说过A． A和我在翻译这篇小说，所以他才会邀请我在出版社招待会后去拜访他。他告诉我，他视这篇小说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们有兴趣翻译，将它引介给英语世界，令他欣喜若狂。我们一面喝茶抽烟，一面谈论城市的浓雾如何扮演着某种背景角色：小说中，身为多数族群的汉人，因为突厥裔穆斯林主角的外表和他所说的语言而认定他一无是处；这种看待方式所衍生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过程，如何融入浓雾造成的寒冷感受。他说这故事取材自他在北京当大学生，和在乌鲁木齐当上班族时的亲身经历。在北京，他是第一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受中文教育的维吾尔学生，在这所由多数族群的规范与价值观主导的大学中，有五位维吾尔同学因错位（dislocation）与种族化的经历而精神崩溃。
吐尔逊说他自己的精神状态有时也不稳定。目睹同学发生这种事的经验对他造成冲击，让他想要解释异化与精神疾病和族裔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深受《瘟疫》影响。」他指的是卡缪的存在主义小说，讲述族裔民族主义如何在一九四○年代席卷欧洲，他说：「我一读再读。当我回想内容，总觉得每一行都在说重要的事。」他说话时手势很多，笑起来咧开的嘴仿佛要把脸庞切成两半。他似乎非常诚实，胸无城府。我说话时他专注聆听，茫然的凝视混含着炽灼的警觉。他看起来就像个渴望生命的人。
一九六九年，吐尔逊出生于阿图什（Atush）与喀什（Kashgar）双子城附近的村庄，翻过山岭便是吉尔吉斯（Kyrgyzstan）。如同大多数维吾尔同胞，他在群山南坡长大，周围都是依羊群节奏与棉花田需求来形塑其生活的农民。他描写村民以歌曲的长度衡量空间，并用太阳的倾斜度和清真寺宣礼员的唤拜来标记时刻，这些意象都反映了他的成长经验。
吐尔逊在维吾尔族的世界成长，但他也是教师之子，父亲于文革期间因涉嫌反革命而遭监禁。中国政治史直接形塑了他的生命历程与家庭生活，促使他思考村庄以外的事，并重新构想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毛泽东死后，中国开启了市场与意识形态改革的新时代，维吾尔文出版业得以蓬勃发展。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国文学与哲学著述的维吾尔文译本甚至开始传布到吐尔逊住的小村庄。透过这些书籍，胸怀大志的青少年诗人吐尔逊初次接触世界文学。但直到被选为首批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接受培训的维吾尔学生，他才潜心钻研维吾尔传统之外的语言与思维。
吐尔逊的挚友塔依尔．哈木提．伊兹格尔（Tahir Hamut Izgil）也在早期被送往北京的学生之列，对于那几年的发现记忆犹新。二○一七年设法来到美国的伊兹格尔，是知名诗人、电影制片及文学评论家。他告诉我：
我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初识帕尔哈提。第一次遇见他时，我觉得他非常忧郁、悲观，而且焦躁不安。但他对我们这些晚他三届的学生仍非常亲切。他建议我们多读西方文学。那是我头一次听到现代主义文学、佛洛伊德、尼采、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等。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此番培训引领吐尔逊攻读突厥文学博士，并撰写了一篇论文，探析构成维吾尔文学传统之基础的苏菲（Sufi）诗学。它也驱策他成为远近驰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经常突破现代主义形式的界线，同时也像他的苏菲前辈一般，挑战维吾尔的规矩分寸。
吐尔逊从未停止思考。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擅长实验性思考。他觉得思考本身就是人类的最高使命。吐尔逊的办公室堆满数百本帮助他思考的书。他拥有每一位当代汉语诗人的著作，连最晦涩的纳博可夫小说和卡夫卡笔记也有译本。他的藏书有些是英文，他读得很慢，但非常坚定而专注。一九九○年代住在北京时，他开始沉迷于逛国际书店，不管找到什么都买下来。他说：
我从西方哲学与文学学到很多。尤其是福克纳和叔本华。高中时，我读过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哲学的维吾尔文译本。书中谈论柏拉图、黑格尔和叔本华是多么糟糕的思想家。这想法着实激起我的好奇心。我以为既然马克思主义的书这样呈现他们，中国应该不会有任何形上学论著。但当我在八○年代中到北京，有人告诉我这几种哲学著作都有中译。为了能够读叔本华，我立刻开始学中文，读了中文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让我觉得汉语仿佛才是叔本华的语言。
他停下来思索这个意象—叔本华探讨世界上物体本质的论文中译。笑声使他随后讲的话听起来结结巴巴。
现在想想……那真的……很好笑。之后我读福克纳，接着读卡缪和卡夫卡，最后读了佛洛伊德、荣格及其他所有精神分析思想家。我试图写的是人类的经验。我对每种形式的人类思想都感兴趣。每种信仰的经文我都读。我认为宗教很美。像诗一般。我相信没有最终的真理。而且我相信精神疾病一直都存在。大部分情况下，它存在于各种形式的「正常」中。事实上，不符规范的人才是心理最健康的人。自认正常的人其实远较为疯狂。我喜欢描述特定时空下的奇怪个体，借以显示主流社会到底有多不正常。我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心理学和文学来诊断「正常」的各种疾病。
随着中国政府袭用源自北美与欧洲的全球反恐辞令，维吾尔族的所有抗争形式几乎都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 （美联社）
吐尔逊对于精神疾病、自杀和异化的关注——以及他用维吾尔文书写淫秽与性的决心——常使他成为主流维吾尔作家批评的标靶。这使出版变得困难，但作为有意识地努力探测维吾尔思想极限的作品，这也使它有助于思考。
二○一五年三月，吐尔逊又邀请我到他家讨论翻译进度和他想修订的内容。他太太做拉面给我们吃。我们边吃边聊了八小时，还喝完两瓶威士忌。他醉得愈厉害，讲话愈牵扯不完。他在某段大发议论中对我说——那时刚入夜，我的意识还清楚，没忘了做笔记——「米兰．昆德拉，那个捷克作家，也是在写人类的经验，但因为他的处境，他的小说就被解读成带有政治性。其实，它并不是从政治出发，而是被卷入其中。人际关系才是核心，只是被政治遮挡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多数作家身上，如果他们够诚实的话。」
但某些作家比别人更容易被卷入政治解读中。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后，以恐怖主义构陷穆斯林政治生活的做法传入中国，从那时起，维吾尔人便一直是「反恐」运动的焦点，因此，几乎所有的维吾尔文化生产全都被视为「敏感的」。不像汉族作者写的小说——如徐则臣在《跑步穿过中关村》描绘汉移民的生活，任何对于维吾尔人与汉族社会互动的描写，都必须说明贫穷与族裔种族化（ethno-racialization）如何产生某种异化的连锁效应（a cascading effect of alienation）。对当代维吾尔作家来说，城市生活不仅是农村出身的阶级差异问题，更是认知差异及其身体本身如何被解读的问题。由于维吾尔人讲的语言不同，无法冒充汉人，并主张世居的南疆土地为其固有家园，因此他们与城市汉人的遭遇便不只是阶级差异而已。那是殖民占有与统治的问题，以及论述——亦即被允许且形塑社会规范的言说——如何发挥力量，将他者化（othering）变成平凡无奇的正常事。在此脉络下，「维吾尔恐怖分子」或「极端分子」取代了「番人」或「蛮夷」等旧词。
想到他的身分如何挡在他前面，吐尔逊忆起不只一次，他觉得汉族知识分子似乎把他看成一个知识载体。
我在北京时，修了诗人张枣的一门课。还记得初次见到他的情景。我告诉他我喜欢他的作品，以及我用维吾尔文写诗。他说：「噢，你是维吾尔人，叫什么名字？」我跟他说帕—尔—哈—提。他说：「不，你的维吾尔名字是什么？」那是第一次有汉人教师做这样的事。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会说「哇噢，你的名字真奇怪」之类的话，但这家伙不同。那已经够棒了，但他接下来说的话真正感动了我。他说他才刚去过图博，发现佛教并非宗教，而是哲学。他说他非常仰慕达赖喇嘛。自从那次初见后，我们就很亲近。张枣已经过世了（二○一○年）。
除了张枣过世，以习近平形象为中心的汉族民族主义也在二○一○年代兴起，与卡缪描述的一九四○年代瘟疫遥相呼应。在吐尔逊看来，这促使人们对维吾尔族的相关知识极度缺乏好奇心。事实上，维吾尔思想与生活的存在本身开始被视为一种威胁。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我收到消息，确认吐尔逊已被失踪。二○二○年初传出风声，说他被判处十六年徒刑。等到吐尔逊出狱，将会是六十七岁了。这世界可能永远看不到他正在创作而未及完成的五部长篇小说。他在各种力量达到巅峰时被消失。目前留下的只有大部分尚未发表的作品片段，以及来自他所创造之世界的一些场景。 《后街》是他首部有英译本问世的小说。
吐尔逊的失踪是更大暴力的征兆。诚如介绍我读吐尔逊作品的朋友D． M在二○一五年（正值再教育营系统兴建中）受访时告诉我的：
像帕尔哈提这样的人很怀念没人愿意听别人吐真言的一九八○年代。当时好像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没人会为差异而烦恼。如今差异被视为一种弱点。
D． M接着说：
人们看不出现在这里的情况有多惨，因为我们没有耸人听闻的统计数据显示多少人已死亡或失踪。情况比这更复杂。它的运作方式是摧折人的精神并削弱其自我意识。突然间，伴随他们成长的价值观仿佛皆可取代为专制独裁的中国价值观或伊斯兰价值观。人们渐渐变成行尸走肉。在狱中，人们被教导要像警察那样思考。囚犯被配对、链在一起。他们必须一起大便。如果其中一人搞砸了，另一人会受责难。那是人间地狱。虽然生活条件本身不像以前那么差，心理上的折磨却变本加厉。如今他们试图摧毁你求生与拥有欲望的意志。
有一次，我在监狱服刑的朋友问能否观看维吾尔族的歌舞影片，狱卒说可以，于是约莫有三十名囚犯聚在一间牢房里看影片。几小时后，他们很开心，准备回自己的牢房，但典狱长说：「不行，你们要求看影片，所以请继续看。」于是他们看了二十四小时，然后又问能否离开，因为他们现在觉得很不舒服，但典狱长说：「不行，这是你们自找的，请继续看。」结果他们看了七十二小时。牢房里满是屎尿和三十个男人；最后，他们说他们永远不会再要求看影片，他才让他们回自己的牢房。
现在政府试图用教育作为同化人民的工具。但看看美国就好。在美国，美洲原住民被迫忘记自己的语言，迫于经济体制而融入主流社会，但仍维持自己的文化差异。他们不会被同化。维吾尔人也一样。所有的少数族群皆如此，尤其是那些无法冒充多数族群者。如果你是少数，你就永远是少数。那个立场不能被忘记。
帕尔哈提是个非常有趣的家伙。他的小说《自杀的艺术》（The Art of Suicide）其实被列为百大维吾尔文化作品，但当他听说这件事却勃然大怒。他写信给文化部，要求将他的作品从名单中删除。他说他不想要那种肯定。他不想让自己的作品与其他所有宣传废话并列。他还说他最伟大的作品还没写出。他说他写那本书时才二十四岁，对他来说那只是个写作练习，它不该被认真看待。他说他不想成名或受欢迎。他想当个隐晦的边缘人物。
二○一七年的某个时候，D． M亦消失于拘禁营。二○一八年，我发现一套他的演讲光碟在乌鲁木齐的一间私营书店出售。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D． M的面容。约莫同时，本篇小说的共同译者A． A也被带走。其他许多教我该怎么读《后街》的青年也都消失于拘禁营。确切原因无人知晓，但可能与线上活动有关。有些人是因为在斋月期间祈祷和禁食。他们之中没人鼓吹暴力，他们被吓坏了，根本不敢。他们只是想要生活和思考。
就像吐尔逊一样，他们已经变成被编号的羁囚，连拉屎也必须征得许可。一个接一个，那些让帕尔哈提放声大笑的知识分子开始失踪。随后失踪的是数十万名年轻男子。
吐尔逊失踪的消息透过暗语泄漏出来。一位共同的熟人告诉伊兹格尔，吐尔逊「住院」了：
当我听说他「住院」，便有很不祥的预感。我觉得非常难过。我试图安慰自己，想说这也许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帕尔哈提可能就会被释放，因为我想不出当局有任何理由拘禁并惩罚他。但我也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那时情况相当严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还记得那晚焦虑失眠的感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二○一七年七月十日左右。没有人确知接下来他出了什么事。
在吐尔逊最动人的诗作之一〈挽歌〉中，有个意象与他自己的失踪相应：
当他们搜寻街道却找不到我消失的身影
你可知我与你同在
阅读《后街》
如同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后街》致力创造一个世界，与它所面对的现实相抗衡。过程中，它也让读者更加了解正在形成的历史。我要建议的是，就像吐尔逊用以思考的作品——卡缪的《异乡人》、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柯慈的《麦可． K的生命与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等等，《后街》应同时被解读成一段历史切片与一则稜鏡般的文学寓言，映现被种族化的、族裔上的外人。如同这三位作家知识分子，吐尔逊也在用小说思考，抽丝剥茧地呈现他自己所经历世界的逻辑，看它将把他带往何方。虽然他确实运用了明确的意象与遭遇的场景，但与其说他在为殖民条件下的维吾尔生活提供纪实证据，不如说他是在某个象征层次上描绘它。在此，他效法卡缪，透过多种形式的存在主义质疑来展现种族对抗，那是一种由理念驱动的现实主义，不仅在人类的经验层面上，也超越了它。他试图捕捉某种既不可见又太过明显的生命特质。正是这个策略——时而严肃至极，时而荒唐可笑，在某种清醒的梦中往复进出于迷蒙虚幻的寒冷——让吐尔逊得以与埃里森等作者对话。华丽的语言、生动的意象，以及主人翁内心思绪的复杂意识流，使吐尔逊展现出与埃里森同声相应的风格。然而，尽管妙趣横生，他花俏的言说却带有严肃的棱角。众所周知，埃里森因共产党未能处理种族偏见而与之决裂；吐尔逊跟他一样，对伪装成真理的意识形态、暴力抵抗、虚假的利他主义及简易的解决方案抱持怀疑。他很清楚谁被授权代表谁发言。在这一切背后，是一个要求被承认为不可消灭的维吾尔生活世界。就像柯慈，吐尔逊用沉默来唤起那些凝视局外人生活的人，却不用腹语替他们发声。这些沉默同样也充满意义。主角所面对的茫然目光，暗示维吾尔人对于中国城市的体验里，含有更深沉、更根本的东西…（未完）
※本文为《后街》导读，戴伦．拜勒为《新疆再教育营》作者，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国际研究助理教授。 《后街》由春山出版社出版，作者帕尔哈提．吐尔逊（Perhat Tursun）是当代杰出的维吾尔作家、诗人兼社会评论家，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与诗，及三部长篇小说，包括一九九九年备受争议的《自杀的艺术》（The Art of Suicide)，被谴责为反伊斯兰。二○一八年，他遭中国当局拘留，据传被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