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二〇一五年秋我们刚搬到华府，就遇到一个会议，是李恒青跟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VOC）筹备了一年多的「中国论坛」，机缘则是恒清向VOC分析中共强势压制香港台湾，乃是在太平洋地区向美国挑战，VOC 背后是传统基金会，美国保守势力的智库，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亲华政策早不耐烦了，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合发出声音，此举有两个重点：一是恰逢中国「七零九」律师遭遇残酷打压，而令他们的代表陈光诚声誉如日中天，以致VOC决定授予他「杜鲁门·雷根奖」，以为会议的一个亮点，吸引关注；二是设计为六四流亡群体（以王丹王军涛为代表）在华府政治圈重新出山的第一场露头戏；又恰逢冯客受邀前来华府，到论坛讲文革和大饥荒，记得我和恒青邀他到楼下喝咖啡，因我们俩正筹建一个「信息与战略研究所」，邀冯客加盟，他当场允诺。
今天回首往事，冯客早已鹤立鸡群，如他在《人民三部曲》之外又加上一部前传《红色黎明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 ，纽时中文网2026年2月27日有篇GARY J. BASS的评论《中共为何能成功夺权？要感谢日本、美国和苏联》，就是关于冯客中共「解放前」之说：「一个籍籍无名的宗教教派或小型秘密结社」何以窃得神器？
西方「中国通」（或称汉学家）写过许多中国近现代史，写当代史不多，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肯定和赞扬「中国革命」，其鼻祖大概要算哈佛的费正清。 《冯客三部曲》则检视和批评中国革命，可能是「中国通」当中的第一部，冯客诠释「解放」实乃一场恐怖和暴力，极为准确，此证实中共就是暴力夺得江山，所以习近平也只能暴力守江山，这个历史原本该由中国史学界来写的，然而自从「解放」以后，哪里还会有史学？ 】
一、冯客单枪匹马、鹤立鸡群
当代中国史学家冯客划时代经典──人民三部曲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权威巨著，了解20世纪中国史必读之书∶
《解放的悲剧：中国革命史1945-1957》
《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国浩劫史1958-1962》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
上述关于毛泽东统治时期的重要三部曲而闻名，冯客通过广泛发掘档案，记录了「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压迫与大规模暴行。尽管中国官方持续否认或淡化这段历史的残酷现实，但冯客就像是一个单枪匹马的真相委员会，坚持不懈地揭露那些夺走了数千万生命的恐怖事实。
我有一文《边缘人窃得神器》，与冯客一样梳理了「解放后」的恐怖：
二、暴力治国：关于「解放后」
《红色黎明照耀中国：共产主义如何征服四分之一的人类》
A SPECTATOR AND NEW STATESMAN BOOK OF THE YEAR
‘A revolutionary book’ Sunday Times
‘A pulsating account that makes clear how important it is to look beneath the surface when it comes to any period or region in history – but above all to China’ Peter Frankopan, TLS
‘Essential reading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know what has shaped today’s China and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hoices mean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Statesman Books of the Year
Choice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 2023
纽时中文网评论：
中共为何能成功夺权？要感谢日本、美国和苏联
GARY J. BASS
2026年2月27日
在《红色黎明照耀中国》中，这位任职于香港大学和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为他的三部曲加上了一部有力、动人但充满个人观点的「前传」，揭示了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是如何一路厮杀夺取政权的。
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冯客极具深度的研究。他怀着极大的热忱研究了流转至香港的300多卷党内文件，它们来自全国各地。他的雄心在于为数以百万计被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暴力与镇压所噤声的中国人发声。
冯客指出，从1921年建党到1945年二战结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根据共产国际夸大的数据，1940年以前的中国，大约每1700人中才有一名共产党员——这一比例与当时的美国大致相当。
那么，这支小小的队伍是如何接管了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的？冯客的回答直截了当：「关键词是暴力，以及施加暴力的意愿。」冯客重新讲述的中国革命并非一场势不可挡的浩大群众运动，而是一场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其动力与其说来自民众支持，不如说来自毫不妥协的残酷手段，以及相当程度的运气。
像许多内战一样，毛泽东也得到了外部援助。尽管中国革命者标榜自己代表了人民的真实意志，但冯客认为，他们的运动曾多次被外国力量（尤其是苏联）塑造并拯救。中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灵感，并从苏联驻华特工那里获得培训、思想灌输和武器。
1926年，一名苏联共产国际特工任命了时年32岁的毛泽东去管理一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
尽管有史达林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中期仍险些被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剿灭。共产党当时并未赢得城市工人，而且尽管土地改革具有吸引力，但农民更畏惧红军的恐怖手段和征敛。
相比于「商人阶级的剥削」，农民们更担心旱涝灾害。冯客尖刻地写道，到1935年共产党结束了从国民党追击下仓皇撤退的长征时，其队伍已严重削弱，以至于他们「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大概只相当于一个籍籍无名的宗教教派或小型秘密结社」。
我亦有一文《东亚架构六十年》，诠释中共「解放后」靠日资经济崛起、但又以仇日意识形态维系政权：
三、知中、知共、知文、知知
颜择雅可谓「知余」之罕见者：
『余英时过世后，很多人称许他支持六四。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成龙，郁慕明，连战不也曾支持六四?
支持六四有何奇特？ 1989到苏联垮台那几年，搞不好是余英时一辈子最「吾道不孤」的时期。当时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共政权可撑多久。
余英时奇特，是在于他既知中，又知共。
知中，就是他对中国历史有无人能及的理解。知共，则是他既熟读马克思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对中共党史也清清楚楚。中共任何话术，他都有办法用中共自己讲过的话来反驳。
读他的政论，会特别感觉到知识的力量，雄辩的力量。
《余英时评政治现实》购书连结:
余英时谈哈佛与「中国研究」：
『我和费正清私人交往不是很多，就是去对方家里吃过饭，他忙得很，我如果没什么事不会上门找他，想和他谈，可以去办公室。我到耶鲁大学之后，有一度他让我和他合作，改写中国教科书，我嫌麻烦，没参加。后来他和赖世和一起写的，是很权威的书。
最好玩的是，邓小平去白宫访问，费正清收到请帖，要去陪邓小平吃国宴。当时我已经在耶鲁大学任教了，他收到请帖之后从哈佛打电话到耶鲁，用英文问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文原文是什么？我告诉了他，知道他大概是要跟邓小平说。我心里想：可能那时候杨联升先生身体不好，不方便问他，本来费正清是应该问杨先生的。
我们不把费正清当作纯学者来看待，而是学术界的领导人。他提倡学术研究，是开风气的人，不是纯粹念书的书呆子型和学者型，是事业型。因为他的中文到底还是不够好，看资料没那么快，他早期写的中国沿海贸易之类的东西，都是靠英国、美国、法国和香港的英文档案。早期中国的英文材料很少，后来用到中国资料，很多都是助手帮他忙。他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基本上是靠中国的助手帮忙。当然他自己也努力不懈，主编了很多西方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规模很大，推动了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他这种人只有在特殊状态下才能产生的，像现在就出不了这样的人了。 』
余英时的知知
不过，欧美学界左派知识分子「亲中」就会「亲共」，至今如此，北京非常笃定，很清楚此局难改；难解的反而是，解放军杀进长安街妇孺不避之后，震碎无数人之三观，正好显示「人民」毫无「知共」的丝毫知识，我最后一文《李鹏智商析疑》，以示「解放后」的民智：
作者脸书2026-03-13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