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一位老友拉我入一个新建（或重建）的校友群，并展示群中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以及包括点赞与异议的反应。那篇文章题为“浅谈经济学”，作者是经济学教授，也是一位老友，中学同学，在同一个公社插队，又同在一所大学经济系学习、任教。我对理论问题历来较真，忍不住，写了一篇评论，为避免文章被截、微信群被封，定了一个抽象的题目，“关于‘因果性’与‘合理性’”，发到微信群里。很幸运，国内群友能打开来读，群也安然无恙。讨论的是有意义的真问题，关乎经济学的根本——实证性研究与规范性判断。所以，提供出来，给更多朋友看。】
关于“因果性”与“合理性”
引文（摘自《浅谈经济学》）
和每一个原子、分子都毫无差别不同，市场经济具有多样性，这就需要用更具体的理论来解释。例如美国的市场经济更鼓励竞争性，北欧的市场经济更鼓励公平性，同样是市场经济，面貌却有很大不同，都有存在的理由，都应当获得理论上因果性的解释，以证明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这好像就有两种经济学了。
再比如西方多党政治+市场经济，我国一党政治+市场经济，不同的政治会影响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呈现出不同的样貌，特别是一党政治+市场经济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还会取得相当好的成绩，以往的经济学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也就不可能提供较好的理论解释，这就需要经济学作出新的理论解释。两种政治背景下的市场经济都有存在的理由，分别有为其解释的经济学。这里好像也有两种经济学了。
评论
我对上文作如下解读：世界上有不同体制模式，A、B、C，等等（这里A、B、C是抽象符号，并非实指美、北欧、中）。需要有不同的经济学，经济学A，经济学B，经济学C，对各个模式提供“理论上因果性的解释”，“证明各自存在的‘合理性’”。
我想，这种经济学或许可以称作“辩护”经济学，因为它的主旨，是证明某一个模式存在的“合理性”。设想这样的场景：我对模式C做了研究，对它的运作提出了“因果性的解释”，然后，依据一定的标准，批判并否定模式C。这时候，辩护经济学C出场，提供对模式C运行的“因果性”解释，宣示模式C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以此应对、反驳我的批判。
经济科学（实际上，所有的科学）探讨事物之间的“因果性”，特别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即所谓规律。经济学只有一个，对象是不论发生在哪里的所有的经济现象。研究一个经济体制，按“因果性”对其机制做出“合理”的解释，是一回事。判断这个体制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另外一回事。应该把二者明确区分开来。“合理性”要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判断标准是人建构的，涉及价值观，有多种标准。对一个经济体制，并非有了“因果性”的解释就能直接导出体制的“合理性”。
以上是概述我的看法。以下举例对这个看法涉及的一些要素，作补充说明。
例（1）：关于评价标准。评价经济体制运行业绩，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标准，包括效率，包括福祉，等等。宏观层面，效率标准可用GDP，福祉标准可用“人类发展指数”，它包含三个要素：人均国民收入、医疗、教育。按GDP总量评价，中国有长足进步，排名世界第二。按人均GDP评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报告，在19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第98位，差不多正好在中点，在中国之前是马来西亚97，墨西哥96。按“人类发展指数”评价，2023年在19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78，在中国之前是泰国76，伊朗75。这样的成绩，用外交语言来说：有进步，依旧存在重大差距。国际比较中经常涉及其他一些标准，比如说，经济自由指数、法治（产权、廉政、司法效率）、产业创新，等等。按这些标准判断，“中国模式”的表现如何？恕我不知道如何用外交语言表述。
例（2）：关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原理。经济学者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简洁答案是：经济学者运用一套经济学专业语言，包括概念和原理，去分析事物。基本分析工具包括：供给-需求，成本-收益，机会成本，激励机制，等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几位经济学奠基人概括出来，被视作“规律”。亚当斯密提出：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分工依赖市场交换，私有制自由市场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导致交易各方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提高（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会导致负面效果）。李嘉图提出“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理”：依据各国资源禀赋的相对优势进行自由贸易，会提高两国的福祉（施加关税会扭曲市场机制运行，损害各方利益和整体福祉）。在经济学领域，这些原理享有如同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地位。经济学只有一个，主体是实证分析，回答经济“是如何”运行的问题，还包括规范分析，研究价值判断的标准，用来评价经济运作业绩、经济体制的优劣。这“一个”经济学，用同样的工具、依照同样的原理去分析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制、不同领域的问题。经济学内有各种特定学科，有不同学派。所有科学分支（物理、化学、生物等等）无不如此。
例（3）：关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与“辩护”经济学的区别。福格尔对美国奴隶制有一项著名的研究，表明：美国南方奴隶制在农业生产效率上并不低于自由劳工制度，种植园制度存在规模经济性，奴隶营养摄入等某些指标并非传统历史叙述所说的极端低下。他以扎实的史料，为种植园奴隶制的运作，提供“因果性”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这为奴隶制体制提供了“合理性”？确实有人如此看。福格尔是杰出的经济学家，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经济学，属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覆盖的所有经济学领域汇成的那“一个”经济学，不是“辩护”经济学。福格尔明确反对奴隶制，支持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他曾经多次澄清，他研究的是制度运行效率问题，并非为奴隶制辩护。为什么反对奴隶制的存在？依据人权、自由等价值标准。
例（4）：用基本经济学工具分析“中国模式”的一些问题。（1）房产业。造出足够全国一半人口居住的新房屋，是供给过剩。前途：房价跌，一些房地产商破产，一些买家财务受损，直到供需重新平衡。（2）汽车制造业。造出超过国内需求量两倍的汽车，是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前途：汽车价格下跌，一些厂家破产，一些厂家向国外倾销，导致外国反制。（3）居民消费。居民消费额占GDP份额长期低于国际（甚至是低收入国家的）水平，收入不均严重，基尼系数0.4（达到公认的可能引发社会不安的“警戒线”），大量民众无法提升消费，造成总需求不足。前途：纠正“GDP至上”，彻底变革体制模式。（4）股市。中国股市2015年6月发生“暴力救市”事件。我在7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总产值、GDP与股市股指”，发在“共识网”上。其中写道：“一切由政府来决定。政府有无限权力用一切手段实现其目标。这样的政府干预、管制，这次即使能‘维稳’股市股指于一时，对股市的制度性破坏，对股民的利益和信心的伤害，已经造成。其全面的恶果，自当逐步显现出来。”其后十年期间，上证指数确实“维稳”了，一直在三千多点波动，直到最近才突破四千点。同期道琼指数从一万七开始，在波动中上涨，不久前突破过五万。其原因，如我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国“股市已经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市场机制下的股市”。换句话说，是政府管控造成中国股市这样的业绩。前途：废除那种政府管控。（5）高铁。造出铺满了全国的高铁网，但只有富裕地区少数线路（据报道占全国6-10%）有盈余，其他线路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运作成本，更无法偿付巨额贷款。这里有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两方面因素。前途：提高票价，借新债还旧债，关闭一些边远线路（已经发生），等等，看不到有可能短期扭转局面。这些问题，无一不关联到“中国模式”的根本性弊病，那就是：极权政府管控+“GDP至上”。这是我依据经济分析得出的“因果性”解释。“合理性”判断？我不细说了。
例（5）：关于“中国模式”的“制度基因”。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它的起因、机制、业绩，等等。其中有一个（制度经济学领域的）话题，叫“制度基因”。许成刚2024年发表《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的专著。书中详尽考察了中国帝制与苏维埃基因。我曾提供评论，把以下两个要素看作是中国制度的特征，认为是这两个要素导致了“中国模式”的“成功”，或者说，避免了其他威权、极权体制那样的失败崩溃。我的看法摘要如下，放在方括号【 】中（改动了几处敏感词）：
【(1)“定于一尊”：自秦汉持续至今。历史上有强势皇帝、弱势皇帝，但“定于一尊”是理论模式和现实体制。“中国历史上，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崩溃，‘定于一尊’的极权终身制，总是反复地重建起来。”
(2)“直下底层”：大体以保甲制、连坐法为代表，起于商鞅（法家），宋王安石、明王阳明等儒家都推行，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采杨永泰意见建保甲制度，推行全国。49年后的居委会制继承那个基因。
我认为“清零”（对付异己）的“维稳”体制是结合这两个要素而且发挥到极致的产物。“中国模式”因此有超越其他全权、威权体制的强大力量。】
例（6）：关于“中国模式”发挥到极致的实况。记得疫情期间上海封城吗？记得“白大褂”的威风吗？记得管控之严厉吗？当年有报道：一位孕妇临产，到医院，因为打疫苗针的问题，医院不收。产妇在医院门口坐着流血。
例（7）：关于比较体制分析。我曾在2020年作文介绍当时刚出版的一本书，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著的《狭窄的通道》，题为“历史歧趋中一条狭窄的通道”，发表在《经济观察报》，链接是（这是国内大报的网站，写此文时，在我这里，点击即达）：
http://www.eeo.com.cn/2020/0106/373459.shtml
两位作者2024年与另一位长期合作者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公告说：三位获奖者“论证展示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繁荣的重要性。存在糟糕的法治与剥夺民众的体制的那些社会不能带来增长或向好的变化。获奖者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其原因。”我希望这篇书评可以展示经济学家如何解释不同体制的存在、运作和演化。书中把中国当作“专制的利维坦”体制的代表，我的书评中有一节专论中国。遗憾的是，发表时这一节未能保留下来。全文在墙外发表了，我也曾发给很多此群中的朋友。
例（8）：关于对中美体制的经济分析。我写过一篇比较中国、美国体制的文章，题为《造金字塔与建设国家公园——政府支出效果异同论》，发表在2015/7/29“共识网”。这个网站已经“自行”关闭。这篇旧文，限在“政府支出效果异同”这个领域，就当时的状况，作了“因果性”分析。我想用它作为一个例子，显示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可以应用来做中美体制比较分析。引其中两段放在以下方括号【 】中：
“美国模式”【原则上，政府干预应该仅仅在“市场失败”而且没有恰当“市场解”的条件下实施——08年金融危机属于这种情况。在自由的民主政体下，体制、程序对政府干预设置了严格限制。政府有分权制约，媒体有新闻自由，公众有选票和问责权，这些力量集结起来，能够防止行政当局迅速、大规模地动用支出。由此，这种体制难以“高效率”地生成“政府失败”，发生了“政府失败”也比较容易发现、纠正。特别地，市镇政府的职责在维持境内公立中小学教育、警察、救火队、公园设施等等，其预算支出需面对议员、委员会、选民的审议问责，鲜见涉及投资扩张GDP者。】
“中国模式”【操作中，以“GDP至上”的目标管治国家。“GDP高速增长”是各级政府的施政目标、业绩标准、行动指南。应该承认，以GDP为中心，比起“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是重大进步。但是，把发展归结为GDP增长，是片面而扭曲的。发展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自由人权、社会正义等综合内容。中国特色是，各级政府以GDP压倒其他一切正当目标，地方官员也只关切GDP指标、增长率（而无需顾及选民意愿、选票压力）。GDP既是集权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官员仕途顺畅的依据。在这种模式下，投机行为，以造金字塔来增加GDP，就顺理成章了。在行政权力不受体制限制、不受媒体监督、不受选民约束的情况下，以政府支出造金字塔，就得以迅速、普遍、高效地发生。全国大小城镇中“政绩工程”遍地开花，有宛如白宫或国会大厦的市镇政府办公大楼，有小县城里宽广但空荡荡的多车道大路，有绵延数里沉寂无生气的开发园区，有荒废的“鬼城”。这些项目当年都计入GDP，支撑了GDP的高增长率，被认为是显示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总结：“中国模式”这一名称的历史，根据我的记忆，又参照Temini查寻的资讯，大体如下：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张维为等“学界”人物开始系统性阐述“中国模式”的优势。中共十八大以来（2012年后），官方表述逐渐从“走自己的路”转向“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模式，是苏维埃模式的变种，又加了一些“创新”因素。这些年来，我一直考察、分析其运作，根据我认为恰当的标准，批判、否定“中国模式”（如以上例子显示）。我不同意此文开篇引文的主旨观点：需要有针对特定体制的经济学，来提供理论上因果性的解释，以证明那个体制存在的“合理性”。我不仅在理论上认为那是偏误，还在实践中，对“中国模式”，做方向相反的事。
直书己见，只对观点，与老友商榷。如有冒犯，敬请原谅。如直书反驳，更好。
2026/3/1初稿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