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天的文章《理解台湾历史的两个关节点》中指出,台湾之所以走向自由民主的两个关节点,一是1970年蒋经国访美遭到台湾留学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二是1984年在蒋孝武指使下,国民党情报局派黑道竹联帮杀手到旧金山暗杀作家江南。我这个观点与流行的把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作为关节点不同。

我之所以能够提出不同的关节点,是因为我不停留在所谓重大事件表面,而是去发掘这个重大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背后的动力来自哪里。

当你找到了导致重大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这才是促使历史转折的真正关节点。

平庸的史学家只是停留在重大事件本身,而不去挖掘深层的根本原因。停留在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就会歌颂他为开明君主。

但是深挖蒋经国为什么这么做,就发现他根本就是被迫无奈,不得不这么做。不这么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民党将死无葬身之地。

其实不仅看台湾历史需要寻找到真正的关节点,研究和思考所有历史都需要寻找到真正的关节点,才能深刻的理解和梳理历史。比方,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被史学家视为清兵入侵中原,大肆屠杀汉人,导致汉文化几乎被完全灭亡的关节点。但是,深究吴三桂为什么投降清兵,除了流行史学所说的要报杀父夺妾之仇,还有一个史家没有注意到的原因,这个时候的山海关城墙已经无法抵挡清兵的进攻。

为什么之前的城墙能抵挡清兵,后来不能抵挡了?

因为清兵拥有了之前只有明朝才有的红夷大炮。清军骑兵在大炮面前毫无办法,因此梦寐以求想得到红夷大炮。红夷大炮是明朝通过澳门向葡萄牙人买的。葡萄牙人红皮肤,因此被称为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是明代国之重器,被部署在辽东、山海关和北京郊区,是最高军事机密,严防落入外人之手。

那么清军是怎么得到了红夷大炮的呢。

1633年参军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夺取了登州。登州是当时明朝重要的火器基地,储存大量红夷大炮及葡萄牙炮手和工程师。

明军围剿后,孔有德弃城乘船北逃。 1633年(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率约1.3万余人、数百艘船、大量红夷大炮及工程师,正式投降后金(清前身)。

孔有德为何叛明?因为袁崇焕杀了他的顶头上司毛文龙。

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因为他拿着崇祯的尚方宝剑要完成五年复辽的使命。他要求原先长年驻扎在辽东的军阀服从统一指挥统一调派和核查粮饷。毛文龙不服,他就诱杀了毛文龙。导致辽宁明军人心大乱军心涣散。

后金趁虚而入,一路打到了京畿。虽然袁崇焕带兵赶回救驾赶跑了后金,本来就疑心病重的崇祯,怀疑袁崇焕谋反,就下令凌迟处死。袁崇焕杀毛文龙只是辽宁人心涣散,崇祯杀袁崇焕则是整个明朝人心涣散。

所以,1644年吴三桂引兵入关只是前因之果,早在11年前孔有德叛变就注定了明朝的灭亡。而更早的原因则是1629年袁崇焕杀毛文龙。

袁崇焕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最早根源。

这就是透过表面寻找历史真正转折点的结果。

后面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我们都应该以这种寻根究底的态度才能找到真正的关节点。找到了真正的关节点,才能对历史有清醒而深刻的理解。

(吴洪森写于2026年3月24日上海莘庄)

 

附:

吴洪森:理解台湾历史的两个关键节点
作者脸书 2026-3-22

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是一个戒严高压、白色恐怖笼罩的时代,台湾民众在长期殖民与战后动荡下,整体素质与国际形象处于低劣阶段。

当时美国社会流行一句经典俚语”台湾制造”,专指低级、劣质、造假的廉价商品。美国人骂人最狠的一句话,就是”她是台湾制造的”。

所以,台湾民主化之前,民众素质和如今的大陆人一样的低劣。所以,大陆人认为台湾能够实现民主化,一个是开明君主,一个是民众素质好,都是脱离台湾真实的迷思。

要抓住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核心,只需牢牢记住两个重大案件,它们如同两记重锤,彻底砸碎了蒋家延续世袭统治的美梦。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1970年4月24日的”四二四刺杀蒋经国案”。

当时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美,在纽约广场饭店门口,世界台湾独立联盟成员、黄文雄(康乃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突然冲出人群,举枪射击。子弹虽被美方安全人员托高手臂而擦过蒋经国头顶,但这一枪震惊全球,也让美国当局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已积怨深重。黄文雄被捕时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让我像个台湾人一样站起来!),其妹夫郑自才随后试图救援也被捕。

这起未遂刺杀案虽未成功,却让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评估对蒋政权的支持力度,同时极大提升了海外台独运动的国际关注度。它直接动摇了蒋家接班的”超稳定”结构,迫使蒋经国在1970年代初不得不做出一些”本土化”让步,开放部分本省精英进入权力外围。

第二个、也是更具毁灭性关键节点是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又称刘宜良命案)。台湾情报局吸收竹联帮成员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潜入美国加州旧金山,枪杀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

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揭露蒋家隐私与国民党秘辛,已被视为眼中钉;更因即将动笔《吴国桢传》而彻底触怒高层。

案发后,美国FBI迅速侦破,逮捕行动暴露了幕后主使——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而白狼张安乐更公开指证”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

这一丑闻直接触犯美国底线:台湾当局竟敢在美国本土暗杀美国公民!美国国会与国务院随即强硬施压,威胁停止军售、冻结关系,绝对不允许蒋经国将权力转移给蒋家第三代(以蒋孝武为代表)。

蒋经国被迫长考两个月,最终下令逮捕汪希苓等高层,并于1985年在国民大会公开宣示”蒋家的人不能也不该继承总统职位”,彻底葬送了”蒋氏王朝”延续统治的幻想。

更深层的是,这一切迫使蒋经国为自己的后代以及全体外省人着想。若继续高压,外省人在台湾将”死无葬身之地”。只有主动开明、开放权力与台湾本土精英分享,才能化解省籍对立,实现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和平共处。

大陆人把蒋经国晚年的解严、开放党禁报禁,浪漫化为”开明君主”的主动恩赐,甚至幻想大陆也能出一位”用铁腕结束专制”的强人领袖。这种期待忽略了最残酷的事实:没有岛内抗争、海外枪声、美国施压,蒋经国绝不会”放下屠刀”。

他一生掌控情报系统、主导白色恐怖,是高压统治的铁腕执行者;他的”开明”不过是权衡利弊后的被迫转向,而非道德升华。

把这种被迫妥协神化为”圣人”模式,只会让大陆人继续沉迷于”明君梦”。

(吴洪森写于2026年3月22日上海莘庄)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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