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成信

二、图穷匕见

一九五〇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下达了宗教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共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三自爱国运动」正式成为改造教会的政治工具，意图通过切断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特别是罗马教廷）的组织联系，将其转化为一个封闭的、可控的、服从于党国利益的社会团体。迪乔瓦尼在书中指出，对于基督新教而言，由于其宗派林立且缺乏统一的国际领导中心，「三自」运动相对容易推行；但对于强调「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天主教会而言，切断与教宗的联系意味着切断信仰的根基，意味着自身神学本质的毁灭。因此，上海教区作为中国天主教的枢纽，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这场改造工程的前沿阵地。

迪乔瓦尼详细梳理了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间，中共如何在上海发动「控诉运动」与「签名运动」。这是一套典型的群众运动手法：通过动员教会内部的边缘群体或意志薄弱者，召开控诉大会，将宗教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把对教义的坚持打成「反动立场」。然而，龚品梅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定力。他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发布的第一封牧函中，虽然表面上对新政权保持了礼节性的尊重，但在核心原则上寸步不让。书中引用了这封牧函的关键段落，龚品梅明确区分了「爱国」与「爱教」的边界，指出天主教徒当然应当爱国，但这种爱国不能以牺牲信仰原则为代价。他特别警示教友，所谓的「革新」不能触碰教会的圣统制与教义完整性。这实际上是为上海教区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教会可以接受行政上的配合，但绝不接受神学上的阉割与组织上的分裂。

更为精彩的是书中关于龚品梅与中共官员周旋的细节。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天主教人士，试图以「统战」的笑脸安抚教会，承诺「宗教信仰自由」。但与此同时，上海的地方官员却在步步紧逼。迪乔瓦尼记述了龚品梅与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的一次著名会面。在那次充满火药味的对话中，潘汉年要求教会公开支持政府的肃反运动并与梵蒂冈「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龚品梅的回答掷地有声：「这就是天主教的立场，这就是我的生命（There is the Catholic attitude; here is my life）。」中共试图通过「切香肠」战术，先驱逐外国传教士，再孤立中国籍主教，最后分化教徒的策略，在龚品梅这里碰了壁。

中共建政之后，随着学校、医院等教会外围机构逐渐被政府接管，教堂成为了信仰的最后阵地。为了在日益逼仄的社会空间中维系教友的信仰热忱，特别是为了争夺青年一代的灵魂，龚品梅大力支持圣母军的发展。这是一个起源于爱尔兰的平信徒组织，强调通过祈祷、探访和个人成圣来服务教会。但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纪律性强、且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团体，在中共眼里无异于一个潜伏的「准军事化反革命组织」。

迪乔瓦尼利用教会内部档案，生动还原了圣母军在上海的运作细节。圣母军成员实际上是一群虔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震旦大学、在各个中学、在里弄巷道中，通过诵念玫瑰经、研读圣经、举行退省（Retreat），构建起了一个个微型的精神共同体。在那个集体主义高歌猛进、个人主义被彻底碾碎的时代，圣母军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归属感和精神寄托。书中特别提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上海军管会正式宣布取缔圣母军，并将其定性为「反动组织」的历史时刻。这是中共对上海教会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政府要求所有圣母军成员必须到公安机关登记并「退团」，否则将以反革命罪论处。

然而，让当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抵抗。迪乔瓦尼在书中记录了大量感人至深的细节：许多年轻的圣母军成员，面对学校的开除威胁、单位的政治高压甚至员警的审讯，拒绝签字退团。震旦大学的学生们甚至准备了简单的行囊，随时准备入狱。书中引用了一封由数百名学生签署的「血书」，他们誓言「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弃」

随着斗争的升级，流血已不可避免。一九五一年八月九日，上海教区耶稣会神父、震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张伯达（Father Beda Chang, S.J.）被捕。张伯达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深受学生爱戴的青年导师，是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之一。中共试图将他树立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典型，通过逼供信让他承认自己是「间谍」。然而，这位外表文弱的耶稣会士，在狱中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他在几个月的酷刑和洗脑中始终一言不发，拒绝配合当局的任何宣传。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伯达在狱中去世，年仅四十六岁。

张伯达之死，成为了上海教区与中共政权关系彻底破裂的转折点。官方试图封锁消息，甚至以此威胁教会，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那是中共建政后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自发性群众集会之一。成千上万的教友涌向教堂，在沈默中表达着无声的抗议。最为震撼的一幕发生在殡葬弥撒上：龚品梅主教一反常规，穿上了象征殉道者的红色祭衣（Red Vestments），而不是象征亡者的黑色或紫色祭衣。这一极具符号学意义的举动，胜过千言万语。它向所有信众宣告：张伯达不是罪犯，而是为信仰献身的殉道圣人。

进入一九五三年，随着朝鲜战争进入尾声，中共腾出手来，准备对国内的「残余反动势力」进行最后的清算。上海天主教会面临的压力骤增。迪乔瓦尼在书中记录了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君王堂事件」。当局试图接管这座位于市中心的著名教堂，并驱逐其中的外籍神父。这引发了教友与员警的直接对峙。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员警包围了教堂，架起机关枪，气氛剑拔弩张。然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教堂内的教友没有溃散，而是开始高声唱起圣歌。

这次对峙虽然最终以警方强行占领告终，但它向中共展示了上海天主教徒的组织动员能力，既让中共感到震惊，也坚定了其彻底铲除“龚品梅集团”的决心。与此同时，龚品梅通过发起「圣母年」（Marian Year），将抵抗引向了更深层次的灵性维度。一九五三年奉献给法蒂玛圣母（Our Lady of Fatima），一九五四年奉献给露德圣母（Our Lady of Lourdes）。迪乔瓦尼在书中指出，龚品梅推动的「二十四小时轮流诵念玫瑰经」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全天候的精神动员。在那个政治学习无孔不入、广播喇叭从早响到晚的年代，教友们通过在家中、在教堂里不间断的祈祷，构建了一个与官方意识形态完全隔绝的「神圣时间」与「神圣空间」。这是一种沉默的、「反极权主义」的生存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龚品梅告诉他的羊群：即使外部世界已被红旗覆盖，但灵魂的领地依然属于天主。这种灵性上的坚守，比街头的对抗更为持久，也更为隐秘，它成为了日后三十年地下教会在漫长黑夜中赖以生存的精神火种。

到了一九五五年，随着「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在全国展开，龚品梅和上海教区被定性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这标志着中共已经完成了对案件的政治定性，只待最后的收网。迪乔瓦尼在书中引用了当时官方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报纸、广播、漫画，全方位地丑化龚品梅，将其描绘成「披着宗教外衣的狼」、「美帝国主义的间谍」。与此同时，教会内部也开始出现裂痕，一些承受不住高压的神职人员开始动摇，这让龚品梅的处境更加孤立无援。他深知大限将至，但他拒绝了逃亡或妥协的建议。他对身边的神父说：「牧羊人不能在狼群来袭时弃羊而逃。」他开始秘密祝圣一些忠诚的神父，并安排教区的应急管理机制（Terna），试图为教会在「沉默的年代」预留后路。

三、卅载牢狱
迪乔瓦尼在书中详细记录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深夜的行动，一夜之间，上海教区失去了它的主教、几乎所有核心​​神父以及三百多名平信徒领袖。中共随即启动了强大的宣传机器，将龚品梅及其追随者定性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书中引用了当时《解放日报》等官方媒体的社论与漫画，这些宣传材料将龚品梅描绘成囤积武器、发报机，甚至阻挠教友「抗美援朝」的民族罪人。然而，迪乔瓦尼通过对龚品梅一九七九年狱中申诉书（见本文附录）的解读，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荒诞的指控。例如，所谓的「武器」不过是一支废弃的木枪枪托；所谓的「发报机」更是子虚乌有。更为残酷的是所谓「攻心战」，当局为了瓦解教友的心理防线，在审讯和学习班中反复播放耶稣会格寿平神父（Father Fernand Lacretelle, S.J.）的录音供词。这位曾深受敬重的神父在长达十四个月的密集审讯与精神折磨下崩溃，被迫承认「罪行」并指控龚品梅。这种利用人性的脆弱来摧毁道德偶像的手法，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群众斗争」与「攻心战」的典型体现。

一九五五年九月，当局在上海人民文化广场（原租界逸园跑狗场）多次召开万人控诉大会，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打倒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口号，数十名被捕的神父和教友被押解在场，面对着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怒吼。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编排的恐怖剧场中，人性的光辉依然闪烁。书中记载，当局试图强迫龚品梅在麦克风前认罪，这位身材瘦小的主教却昂起头，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高呼：「基督万岁！（Long Live Christ!）」随后，台下的群众中——尽管他们是被强迫来参加批斗的——爆发出了回应的呼声：「主教万岁！」。

龚品梅被捕后，并未立即受审，而是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审讯与监禁。这五年的沉默，是中共试图从内部消化、改造上海天主教会的关键时期。迪乔瓦尼指出，当局之所以推迟审判，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扶植一个顺从的替代品——即后来的「爱国会」，并试图通过漫长的折磨迫使龚品梅妥协，让他以「戴罪立功」的身份出任这个新教会的领袖。然而，龚品梅让他们失望了，于是，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七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开庭公审龚品梅。

迪乔瓦尼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判决书的内容。龚品梅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名包括「组织反革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作者敏锐地指出，虽然判决书充满了政治术语，但其核心罪状其实只有一条：拒绝切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在法庭上，龚品梅一言不发，但在宣判前夜面对检察官的最后一次劝降时，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答覆：「我是一名罗马天主教主教，如果我背弃教宗，我不仅不再是主教，甚至不再是天主教徒。你可以砍下我的头，但你不能夺走我的职责。」这种对宗教身份的本体论式的坚持，构成了龚品梅抵抗逻辑的基石。在党国体制的逻辑中，所有的社会角色都必须首先服从于政治效忠；但在龚品梅的神学逻辑中，主教的职分来源于上帝，经由教宗确认，世俗权力无权对其进行本质性的变更。

这场审判的另一个历史背景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与「自选自圣」主教的开始。一九五七年，在中共的操纵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其宗旨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一九五八年，武汉、上海等地开始在未经教廷批准的情况下祝圣主教。迪乔瓦尼指出，这标志着中国教会在制度上正式走向裂教（Schism）。上海教区的张家树神父被推举为「主教」，接管了教区的行政权力，对于狱中的龚品梅而言，这无疑是比肉体折磨更深的痛苦：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羊群被分裂，自己的教区被「篡夺」。然而，正是他的入狱，为那些拒绝加入爱国会的「地下教会」提供了最高的道德合法性。

本文由《中国之春》2026 年 1 月 31 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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