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六四37周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17岁的儿子蒋捷琏89年6月3日晚在阜成门立交桥被枪杀，帮助她重新挺立起来的有她不同时期的两位学生，一个是62级的高瑜，一个是79级的高潮。两个学生互不相识，帮助她的方法也大不一样，丁子霖介绍他们认识，结果他们在1993年先后进了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次年被判重刑。
高瑜女士笔下写的是一段令人发省的故事。中共政权是一个残暴无道的魔鬼政权，它既在不断制造人权灾难，迫害社会良知；也在腐蚀它自己的肌体，有理念、有普世价值观的青年学子，进入权力中心，在金钱的诱惑之下，顷刻就会成为腐败分子，害人害己，被它像烂肉一样割掉。然后是又一轮的循环。】
茶先生又绣出一个人物——高潮。而且下笔是从我开始，描绘我与高潮“彼此的人生轨迹中都相互留有大的印痕”，这句话是否精准，请推友看完我写的高潮再做评论。
我认识高潮，是1989年6月3日清早被绑架， 1990年8月10日因犯心绞痛昏厥（心绞痛是1990年1月被关押期间得的），28日没给一个字的结论，就被专案组组长开车送回家之后的事。事后我才知道，从犯病到送回家的18天，我的名字大概经过两次高潮之手。
下边內容是2002年我的长文《自由是吾辈的目标和旗帜——我的新闻履历》记述过的事情。这篇长文是当时中国人权的苏菲女士给我联系的纽约的出版社出版自传要求的4万字简介。4万字写好了，我没有交给苏菲女士，因为我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允许我用数月以至半年时间写《自传》。失言苏菲女士，我感到非常抱歉！24年了，诸事纷扰，至于苏菲的约稿我仍旧在酝酿之中。
我与高潮的关系，写在四万字长文“我与八九民运”一章中“1990——1993”和“我的入狱“两节。
六四之后初见丁子霖老师
“我被释放的第二天，我丈夫对我说：‘你谁家也不要去了，但要去看看丁老师，他儿子被打死了。’我浑身的血液似乎被凝固住了。我记起被绑架到平谷安全局的学校，在漫天造谣报纸上看到人大附中一个高三的学生不听家长阻拦，被关在厕所里跳窗去长安街，20分钟被打死的报导，怎么也想不到是丁老师的儿子，她的儿子应该读高中二年级呀。
第二天，8月30日我去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去看望丁老师和蒋老师。蒋老师先迎出来，随后走出来的是泪流满面，因吃激素浑身膀肿的丁老师。丁老师哭嚎着给我讲述了琏琏被打死的经过。我问为什么《北京日报》报导琏琏是高三学生？丁老师悲愤地回答：‘他们造谣！回避17岁，这个未成年的年龄。为此我去质问过我的同班同学，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志坚。’
“以后我每月去看望一次丁老师。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向我哭诉。我一次又一次思考如何帮助她从悲痛之中挺立起来。
琏琏火化后，骨灰在哥哥学校集体宿舍秘密存放3个月，百日之祭，父母舍不得将他埋葬，而是将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亲手为他制作的一个木制纪念碑中。碑里还存放他求学时的心爱之物。碑的正面刻着爸爸隽秀字体的碑文：‘这短暂的17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永恒的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1989.9.11 ’
家中完整地保留着他的房间，小床、书桌、书籍、照片……。琏琏的生日与亡日只差一天，89年6月的挂历也成为家中的纪念物，用镜框镶挂在墙上，2日是红框，3日是黑框。
我想这一切都应该让世人知晓，但不是我来写，而是让丁老师沾着流淌的心血来写，这反而能让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修复创伤。
1991年春节我问丁老师和蒋老师：
“你们想不想把你们的心里话对世人倾诉？敢不敢让世人知道真情？”
他们非常勇敢地回答：
‘敢！’
很快我就得到两位老师完成的三篇文稿，其中丁老师的《我的话》，公开声讨李鹏，这是‘六四’死难者最先发出的声音。我把三篇文稿交给共同经历了‘八九民运’的两位香港同仁——程翔和刘锐绍。他们和李子诵社长一起离开《香港文汇报》之后，正艰难经营着《当代》杂志。三篇文章刊登之后，影响之大可以想象。全美学自联最先给丁、蒋老师来信，称：‘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后来丁、蒋老师见到的全美学自联的代表，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妻子的弟弟。我又联系了多家香港和外国主流媒体采访了丁老师、张先玲和其他死难者家属。
美国ABC为丁老师做了视频专访
“1991年4月，美国ABC制片人赵爱素找到我，我介绍她去采访丁子霖，她求之不得。我先征求老师们的意见，并告诉他们：‘要做好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准备。’丁老师是中共党员，蒋老是九三学社成员。
过了两个星期，蒋老师没有约我到他家，我们在北三环转西三环的十字路口见面，他给了我答复：‘同意’。这个视频采访使得全美各地母亲，全世界的母亲听到了一个中国母亲丁子霖的声音：‘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我终于选择生，我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我等待历史作出公正结论。
全世界都声援她，因为站在世界面前的是一位中国天安门母亲。
“赵爱素的采访很快就上了中南海的内参，只有寥寥数字：‘美国ABC采访人大丁子霖、蒋培坤夫妇。 ’茶先生说的赵爱素和人大学生交谈后被国安局套上“黑头套”抓走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ABC摄制组进了丁家，整个过程，每个人的位置、说的话，都有详细的报告逐层上报。
政治风暴对于两位老师才刚刚开始，丁老师的中共党员不予登记，人大停止了他们夫妇的教职。国安、公安无穷尽的监视和骚扰，丁老师搬出人大校园之后，隔壁的单元房被国安买下，24小时窃听、录音。
丁老师给我介绍了高潮
就是在1991年，丁老师给我介绍了高潮。她对我说：‘我教过的两个学生对我最好，也最有出息，都姓高，一个是你，一个是高潮。’
高潮当时是中办综合处副处长。中办每日要发6种内参，5种是高潮个人负责的，他上边没有处长，他就是处长的不二人选。他是人大语文系的79年本科生， 83年毕业之后直接就分配到中办。
高潮个子不高，为人热情、谦和。我和他接触不算多，只记得他的太太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请我到他家西长安街阜成门一座高层楼吃了顿日式烤牛肉，还有酱汤。房子是中办分配的。他对我说：“以后你不用买牛肉、苹果，我敞开供应。 ”大概接触时间短，他的话并没有兑现过。
1993年初，我接连找过高潮，都是为王军涛，他在延庆监狱单独关押还传染上乙肝，同时患了心脏病。关键一次找高潮，是侯晓天给了我阜外医院开具的王军涛“T波倒置、心脏病四级“的证明。我很着急，那是1993年2月25日，高潮让直接送到他的办公室。我到了府右街中南海的西门，他很快就从办公楼下来，我把军涛病情证明交给他，就准备走了，没想到他一定要请我到他办公室坐坐，我犹豫片刻，说“我没别的事了。 ”他继续邀请：“我们这里宽松的很，你上来坐坐吧。 ”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是50年代一座苏式三层灰楼，楼梯宽大，楼层有4米多高，我们爬上三楼，他的单独办公室有40多平米，一进门他又说了一遍“我们这里宽松的很。 “还指着一台粉碎机，告诉我：”刚安的。 “他办公室好像没有沙发，我在他办公桌对面坐下来。他先扔给我一份很厚的复印件，是江泽民在军委反腐倡廉会议上的讲话。我告诉他：“这个讲话香港东方日报已经整版报导了。 ”他带着微笑说： “太长了，我看5000字就够了。 ”（一年多以后我才知道，他认为这份需要大大压缩的讲话，他竟然打上“绝密级”下发。）
高潮看我已经知道这个讲话，就又扔给我一份很厚的复印件《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他特别指点我看了部委调整部分，我告诉他机构改革香港报纸吵得很热，我也用过香港消息，记不起来是否准确。我问：“这点可以抄下来吗？”他回答：‘可以’。我再问：“可以公开吗？”他也回答：‘可以’。他说：‘已经讨论两年多了，国内报纸都有报导了。’
很快这份纪要作为文件经高潮下发，香港文汇报全文刊登。
1993年4月5日高潮突然受大邱庄打死人案牵连被安全局逮捕。7月禹作敏被判20年有期徒刑，《法制日报》有关详细报导中，涉及了高潮。高潮曾经向禹作敏透露中共高层对禹的处理态度；接受禹馈赠的一条金项链、一千美金和大邱庄的两万债券。我和丁老师都为他惋惜。
我在赴美前两天被捕
93年我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务长给我发来的亲笔邀请函，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社科院三年没有给我安排工作，这次总算认账，办公厅和保卫局很快就给我办理了出国手续。
我的机票是9月23日，途经香港。 《镜报》、港记协给我安排了两个讲座。 23日正是2000年奥运会投票的一天，我想那天全香港媒体都会把精力放在摩纳哥举办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101次全体会议的投票上，中国为了争取主办权，9天前刚刚释放了政治要犯魏京生。我担心这天到香港，会不会给大家添加不必要的麻烦？征得哥大的同意，我把机票改成10月4日。摩洛哥投票出来，已经是北京24日凌晨，2000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委会，中国差两票输给悉尼。
我不知道如果我不改动机票，能不能够顺利赴美？ 10月2日下午2点几个彪形大汉闯入我家，给我出示一张刑事拘留证，罪名一栏空白，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被直接投进大红门安全局看守所。十天以后我转捕，罪名一栏依然是空白。香港、海外舆论沸腾，铺天盖地的报章将我被捕和奥运失败相连系，我只引一小段：
‘申奥一失败，中共立即决定要动高瑜，高瑜是在香港和国际有重要影响的一位大陆记者，多年来她的文章主要是经香港转载于西方世界，产生重大冲击波。动高瑜主要则是向西方世界重做一次人权的强硬姿态，出一出奥运失败中郁积的恶气，同时也是要捞回向西方屈辱释放魏京生失掉的血本。 ’
1994年4月，我的律师张思之先生告诉我，王军涛已经赴美治病，他从延庆监狱直接拉到飞机场，和父母家人见了一面就登机了。陈子明因为患癌，也将保外，我很欣慰。4月20日我被秘密开庭 ，北京市检察院依据1993年2-3月我给香港《镜报》、《华侨日报》的4篇评论（《镜报》内容占90%）和高潮一份完全颠倒黑白的谎言书证，以《反革命罪》中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向法院起诉。
我的两位律师为我做了”无罪“辩护。他们依据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指出，构成‘非法提供罪‘，必须是由境外机构提供金钱、设备、管道……，对于我，根本不存在。张思之律师拿出54份和报纸一样大的物证，证明我的四篇评论根本不存在国家秘密，都是国内外报章同时期公开报导和讨论的内容。那位女公诉人据说是北京市检察院厉害角色，她出手，死缓变死刑。我和她唇枪舌剑在法庭上干了一场，直到她向审判长提出：”提醒法院注意高瑜六四中的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导致她今天犯罪”。我再回击：“公诉人的提醒违背事实，六四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北京市安全局对我1年4个多月的审查可以证明”。 才结束了法庭辩论。
我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足‘，一再退回检察院重申。依照法律我最后的宣判日不能超过1994年10月10日。整个10月悄无声息过去。直到11月2 日看守所早晨6点半唯一的一次新闻广播中，播出李岚清副总理结束访美回国，对访美成果没有下文。我知道复关谈判告吹了，涉及到我的因素：高潮、申奥、复关，齐了。我的宣判日期就要到了。
以上是我2002年自传提纲涉及到高潮的内容。下边我要讲一下我没有写过的内容。
与高潮决绝大红门
茶先生写道：“高潮说和我见最后一面是1994年11月10日”。没错，这是我们一审宣判的日子。从被抓捕到这天，我经历了1年1个月零8天，他竟然经历了1年7个月零5天。我被带出看守所，看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警车，还看见高潮已经在车前等候，他消瘦许多，精神萎靡，竟然没有认出我，甚至也没有看我这个同上车的人一眼。
他坐右排最前端，我坐左排中间，我一直盯着他，他竟然还没认出我。警车发动，我冲着他说：“你咬出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他这才抬头看着我，认出我之后，眼镜后流露出熟悉的热情。驾驶室的法警立刻回头干涉：“不许说话。”一路上我们不断连比划带说，驾驶室内发出的干涉不断。他说他单位估计他会判7年，减刑之后，5年多能出来。
到了北京中院，我和高潮被带进不同的审判庭。中国法律的硬性规定：“一切宣判必须是公开的。“但是我只见旁听席上坐着5、6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没有我的家属。律师辩护席竟然是空的。审判长将我的《反革命罪》里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改为《公务员渎职罪》里的“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判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审判长问我是否上诉，我心里回答：当然！但是口头只说“再考虑”。
回看守所的路上，驾驶室里的法警不管我们了，我一把抢过高潮手里的判决书，他是因公务员泄密罪和受贿罪被判11年。泄密罪包括他将十四大江泽民的报告提前一天提供给禹作敏。禹当时是政协委员，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大会堂里聆听。判决书几页犯罪事实都是他和禹作敏的违法情节。只在最后一行写到他向我提供两份“绝密”文件。这不是事实，他主动让我看的只是两份会议的复印件，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密级，密级都是后来高潮定的。我把判决书还给他，没有说话，他说：“请老赵多关心我家，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回答。
茶先生写高潮说，他和我同一天离开大红门看守所。这恐怕是他凭空想象。依照他软弱的个性，他不会上诉。他下的是北京第二监狱，他的副处级属于 “特管犯”，减刑条件优于普通犯人。
我上诉后，再见到张思之律师，他告诉我他提供给法庭的54份物证没有再看到。他痛斥不让律师出庭宣判是严重违法行为。他说二审就不会了。张律师估计错了，二审宣判就在大红门一个摆满皮沙发的巨大会见厅。高院审判长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头（防备我再申诉，找都找不到他），带着一个小女书记员对我宣布维持原判。连法庭陈述都不让我做。旁听者只有一个大红门的副所长。
我的二审法庭陈述是一个看守偷偷给了我一支圆珠笔，我躲在厕所，避过偷窥，用半卷卫生纸写成。后来看守所给了我一天时间写陈述，我很快就写完了，我等于把储存于脑子里的内容做了一个抄件。手纸写的原件已经带出看守所，辗转交到程翔手中。
据说看守所看了我的陈述，几个领导决定：“高瑜一天也不能留！”1995年1月5日，我下到延庆监狱，成为该监狱的1号“特管犯”，但是特管的优惠条件于我无用，因为我不认罪。
高潮在我人生中大概只能算作一个匆匆过客。若不是茶先生写他，我几乎想不起他。我和高潮的关系，止于1994年的大红门。
作者：高瑜
【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www.ipkmedia.com 】
【作者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