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思想坦克 2026 年 4 月 3 日
第四章 展演新生共同体
粤语的「手足」一词和华语相同，都是指兄弟姊妹，但这个说法相当正式，口语中不常使用。然而，如水革命期间，民主派阵营开始流行以「手足」来代表「抗争者」，仿佛彼此就是真正的兄弟姊妹。走上街头的抗争者自然是手足，而入狱的抗争者是狱中手足、流亡的抗争者是流亡手足、殉难的抗争者是天国手足。 「黄店」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优先聘用需要工作的手足。两场大学围城战期间，外界抗争者发起「围理大、救手足」行动，试图帮助受困者顺利逃出。 2019年11月18日当天，警方拘捕了将近一千一百人，是整场抗争期间的单日最高纪录。 「手足」这个冷门词汇突然被赋予新的意义，并且迅速普及，显示出抗争者正经历情感层面的转化，感受到一股亲如家人的连结。
这样的称呼超越了族群与阶级的界线，让众人分享同一个身份认同，彼此凝聚起来。 12月7日，中环爱丁堡广场举办了一场集会，抗议香港入境事务处强行遣返印尼籍家务工Yuli。她以自由记者的身份报导反送中运动，到场声援者指Yuli同样是手足。此外，曾有大学生试图说服校长加入运动行列，当时学生所说的话，令一位观察者印象深刻：「如果校长出来，你就系手足！如果有人敢打你，我实帮你挡！」
「手足」一词忽然成为日常用语，显现出港人有一种全新的归属感正在萌芽。持续不断的抗争运动就像熔炉，铸造出一个政治社群，而参与者深刻体认到彼此的情谊已经产生质变。激烈的街头行动将同路人凝聚起来，孕育出一种新的集体认同，承担相同的政治命运。一些学者指出，如水革命之前，香港的民族意识已经逐渐增强。为了维持一个不同于中国的身份，出现各种叙事，既有竞逐、也有重叠，包括本土论、城邦论、自决、独立、重归英治等主张。这些叙事的共同点在于明确拒斥「中国人」身份，并且决意夺回主导权，要自己掌握香港的未来。然而，一直要到如水革命，形势发展成长期对抗，香港的民族意识才受到强烈催动，透过示威行动、歌曲、口号、宣言、平面设计，唤醒众人的想像。本章将探讨全新共同体意识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行为、语言、视觉等方面。
受苦的共同体
反送中争议出乎意料地愈演愈烈，进而引发大规模动员，期间，参与者常常有机会再一次思考、再一次确认「香港人」的共同身份。特别是在情绪激昂的时刻，许多人都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与其他人的连结，进而采取平常不太可能做出的行动。举例而言，六月那一波自杀抗议，使多位受访者经历到深刻的内在挣扎。
其中，玲玲是一位年轻的上班族，她在2019年7月初加入一支临时组成的搜救队，团队约有一万名志愿者，但行动并未经过协调。起因是社群媒体上有人宣布，他要追随梁凌杰而去，从同一地点跳楼。玲玲的公司刚好在附近，她上班之前投入搜救行动：
那时我就是觉得很绝望，天气很不好，我找的地方就是我们游行常走的地方，我一直在想除了找人以外，还可以再做什么。 ……我们一直忽略小人物，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否可以从我的生活周遭有一些贡献。
那时候，玲玲原本打算离开外商公司，因她已录取公务员，但她最后决定放弃这个机会，转而投身反送中运动，成为社区中的行动者。在十一月的选举，她击败建制派的现任议员，当选为新一届区议员。
另一位受访者小咏对于层出不穷的自杀事件感到很难过，因此决定自行编印小志，希望以此支持香港人。七一游行现场有人发放明信片，写着「我喺度」（我在这），意思是鼓励大家积极生活，避免自杀。这张简单的明信片触动了小咏：
游行现场都是彼此不认识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关心彼此的安全，我受到很大的感动，因此我就记得这句话。我真想要告诉香港人，我们都在，就算是我们是离开了。事情一边发生，但是大家的情感连带都是在的。
当时小咏刚从英国研究所毕业，她很清楚离散港人其实有许多话想说。她自费制作小志《我喺度》，邀请二十多位海外港人亲笔写下心声，将心意传递给香港的同路人。有一些读者从这本作品得到安慰，小咏很高兴。
定居台湾的大雄则是忘不了那些自杀抗争者的遗言，这些话语在精神上不断督促着他投入运动：
对我来说，我跟其他香港人不同的是，我已经取得了台湾的身份证，我每天醒来都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关心香港，这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确的，我不会犹豫，这是我很想做的事，到现在动力还是很强。
阿辉则是因为社区中有抗争者自杀，众人举办一场悼念活动，他才开始参与如水革命。他帮忙布置简单的灵堂，上面摆满蜡烛与卡片。尽管阿辉的父母亲支持政府，认为死者「活该」，他仍决定站在抗争一方。后来，他走上勇武之路，在街头投掷汽油弹。他的小队几乎全员落网，唯独他在遭到起诉之前成功出逃海外。
在如水革命中，无论是抗争者以死明志，或是疑似遭警方刑求和卷入镇压致死的个案，都推动了抗争浪潮，除此之外，还强化了共同的归属感。不只是死亡事件本身的冲击，人们更聚集在一起哀悼，共同的悲伤经验凝聚了抗争者的情感。玲玲、小咏、大雄、阿辉四位受访者的经历显示出，集体情绪发挥了转化作用，使人能够做出不同的行动，若没有这些情绪的催化，他们在一般状况下不会如此。
除了死亡事件，迫在眉睫的危险同样能激发强烈的利他行动。 2019年7月1日深夜占领立法会的行动中，抗争者得知警方将于午夜清场，许多人开始撤退。然而，仍有数人坚持留下，打算自行承担法律后果。最后关头，一群原本已经脱险的抗争者步入会议厅，强行带走这几位「死士」。于是，在那个翻转历史之夜，他们并没有遭到拘捕。从抗争者在会议厅激烈讨论该撤或该留，到立法会内外众人大喊「一齐走」，网路媒体直播了整段惊心动魄的过程。后来，「齐上齐落」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多场抗争行动都喊出此一口号。
为了同胞甘愿以身涉险的行动，成为一股强烈的刺激，巩固了共同体意识。九月，有一位十九岁的大学生为了协助三名抗争者逃脱，持棍袭击警员。三人成功脱身，但他本人则遭到拘捕，被判处监禁十个月。该位大学生身穿「岳」字上衣，因此网民将他称为「岳义士」。冒险搭救手足的行为，使他立刻成了一位民间英雄。
对于共同的受苦经验如何能强化彼此的归属感，最鲜明的应该是梁继平的表述，也就是他在8月16日透过网路，对香港集会现场的抗争者发表的演说。梁继平在学生时代是本土派意见领袖，后赴美国攻读研究所。他曾亲身参与占领立法会，并选择拉低口罩、公开身份，以鼓励更多人留守。事后，他迅速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在这场远距演说中，他如此描绘「共同体」的概念：
唯有当我们能够将他人的痛苦，视之为自己的痛苦；将他人所作的牺牲，视之为是为自己而作的牺牲，并且将每一场抗争都看作是对前人付出的肯定和追认，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够成立。
梁继平对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关键在于分担痛苦，精准掌握了香港人过去两个月所目睹的一切，层出不穷的伤害、拘捕、死亡事件，将他们熔铸成一个民族，让众人的目标一致。
接受访谈时，梁继平谈到他想法的来源：
现在香港人讲手足，在七一之后，有个机会与海外香港手足见面，那时我才开始了解到什么是叫做手足，那时团结的情感，真的是像兄弟姐妺，所以我是真的想要回去香港，与他们共同经历他们所承受到的事情，我那时真的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就想要回去陪他们，一同受苦，就是一个很单纯天真的想法。
简言之，梁继平本身就是行动者，他从自身的手足经验出发，扩大推演到「香港人」这个身份。这样的观念，颠覆了原先常用来描述本地居民的刻板印象——例如随时要离开、缺乏归属感的「难民心态」，或是不问政治、埋头赚钱的「市场心态」——赋予「香港人」身份一层全新的意义。
言语的革命
随着如水革命不断推进，抗争口号与宣言也逐渐流露出新生的共同体意识，它们不只是言语，更成为具体的行动。抗争者在集会中庄重地朗读这些文字，如此一来，就是以仪式展现出新社群的诞生。
当抗争者在2019年7月1日晚间冲入立法会并短暂占领三小时，他们朗读了《金钟宣言》。宣言指出，这些抗争是热爱香港的人民所发起的公民抗命，香港人将会永远「追求本来应有之普世价值及社会制度」。若是港府拒绝进行改革，抗争行动将会升级。宣言并指出缺乏民主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求立法会议席及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立即更改，实行普选，这方面呼应了「五大诉求」。 7月21日，抗争者集结于西环的中央人民政府驻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现场有人朗读另一篇宣言，重申五大诉求。抗争者又表示，若政府继续无所回应，不排除成立临时立法会。
新学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日，香港大专学生举行罢课集会，参与人数超过三万人。活动中，学生代表登台，以粤语及英语发表宣言。如同美国《独立宣言》的格式，大专学界的罢课宣言在前言列举了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政府的责任。学生宣誓，由于港府肆意滥用公权力，「我们定当肩负起时代给予我们的责任，竭力抵抗制度压迫，展现我等的团结及坚定不屈的决心，誓与香港人同行。」10月4日，港府突然订定《禁蒙面法》，多地爆发示威抗议。在不同的晚间集会中，都有抗争者宣读网上流传的《香港临时政府宣言》，称特区政府已失去人民之认可及授权，因此其权力立即归入香港临时政府。
种种措辞强硬的宣言出炉，同样地，街头的抗争口号也愈来愈有战斗色彩。其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最具有代表性，甚至已经成了整场运动的代名词，其崛起过程值得研究。 「光时」原本是梁天琦的竞选口号，用来支持他在2016年2月参加立法会补选，不过，当时主要只有本土派阵营使用这句口号。温和派的政治人物与行动者，对于「光时」多半敬而远之，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句口号让人联想到激进和港独，在政治上只会造成反效果。然而，到了2019年7月，街头的抗争者开始自发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有不少受访者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对这句口号有所保留，但现在他们变得十分愿意在抗争现场跟着齐声呐喊。雨伞运动的其中一位领袖谈到，他的态度之所以改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随着「光时」日益流行，这句口号已经不再仅仅代表港独诉求；第二，在众多口号之中，这句话听起来最「叛逆」，最能体现出香港人强烈的抵抗意志。
「光时」之前，还有另一个流行说法是描绘反送中运动的愿望：「他日煲底除罩相见」。香港立法会大楼形似电锅（「煲」），示威区就在电锅正下方，因此称为「煲底」；「煲底之约」是期待终有一天手足们能在煲底用真面目聚首，不需要再戴口罩和面具隐藏身份。随着运动本身激进化，抗争口号也明显同步演变，焦点最初在于参与者的个人需求，但慢慢转移到香港的集体未来。香港人对彼此的呼吁则经历了三阶段演变，同样也是愈来愈强势：六月两场大游行期间喊「香港人，加油」，十月反对禁蒙面法时喊「香港人，反抗」，到了十一月周梓乐身亡后则喊「香港人，报仇」。
可以看到，如水革命进行的过程中，抗争者开始自由运用革命词汇，推翻政府、追求独立是清楚的弦外之音。对北京与在地协力者而言，这种日益激进的语言势必引起警觉；而对于较为温和的参与者以及支持运动的外界人士，也有理由担心这是否过于张狂，会造成反效果。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反送中运动在言语上的激进化？
可以确定的是，修辞变得强硬并不代表抗争活动变得更加暴力。第三章已经指出，暴力抗争事件一直属于少数，而且到了整场运动的衰退期，暴力行动开始对和平行动产生排挤作用。除此之外，如水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反威权抗争，最高原则仍然是「五大诉求」，没有突然变成武装起义或民族建国运动。既然语言的升级并不对应到暴力或民族主义的升级，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修辞与行动之间的落差？当然，批评者面对这些煽动性的语言，可以简单地斥之为幼稚不负责任，只是无谓挑衅中共，但此一批评无法解释为什么众人普遍接受这些措辞。
我认为，要理解这些宣言与口号，最好的方法是按照奥斯汀（J. L. Austin）的语言行动理论（theory of speech act），把这些话语视为「行事句」（performative）。行事句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而不只是描述事情的状态。奥斯汀指出，行事句不需要对应到现实情况，重点反而在于改变现状。因此，世界上虽然有一些行事句的效果不好，却没有「假的」、「不符合现状」的行事句。从这个观点来审视港人抗争中的革命语言，我们就不应按字面意义对其下判断。如果这些语句的作用仅在抒发个人心境，那么大可不必特地在群众集会中公开诵读。由此可见，问题并不是抗争者是否接受暴力或民族主义；我们更要注意的是，这些宣言与口号被念出来的方式高度仪式化，这一点说明了它们正是行事句。同路人高调发声否定港府、反抗北京，借此演绎出一个自主共同体在非常时期所会展现的姿态。总而言之，这些看似鲁莽的宣言与口号，作用并不在于陈述抗争者的意图，反而在于强力宣示其能动性；这是一个新觉醒的民族必须经历的政治洗礼。
作者为台大社会系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及兴趣：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劳动社会学。着有《支离破碎的团结：战后台湾炼油厂与糖厂的劳工》、《为什么要占领街头？从太阳花、雨伞，到反送中运动》，主编《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运动与日常抵抗》。
书名：《如水革命：香港人如何在反送中运动集体临机应变》
作者：何明修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时间：2026年3月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