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博明表示:中共是所有对手背后的金主,打赢伊朗中共就难受,他认为欧洲和中东的战争全被对手串在一根绳上,北京才是背后的金主老大。只要委内瑞拉民主化、伊朗被拔牙去爪牙、乌克兰保持主权,就等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记重拳。打赢这几仗中共就会非常难受,绝不能让伊朗打完仗后掐住霍尔木兹、掌控全球能源命脉。这个脉络,也需要梳理。 】

一、川普轰炸伊朗之后,台海罕见「空窗期」

BBC 2026年3月13日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每日公布的数据,自2026年2月27日(最后一次侦测到8架次中共军机)之后,中共解放军(PLA)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ADIZ)及周遭空域的活动大幅减少,甚至出现连续多天「零侦测」的罕见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外界关注,由于此现象发生时机正值中共全国「两会」(3月期间)、美以联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后,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预定3月底访中前夕,因此,解放军军机这几天在台海空域短暂但不寻常的「清零」现象。

 

二、余茂春 冲击与清洗:美国军事优势如何瓦解中国战争机器

中国武器发展的现代轨迹,如果不认识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就无法真正理解:解放军的每一次重大跃升,几乎都由美国军事优势的决定性展示所带来的冲击而触发。

从海湾战争到近年来涉及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冲突,美国在战场上的压倒性优势一再暴露出中国军工体系的系统性弱点,迫使其经历一轮又一轮仓促的现代化、内部危机以及政治清洗。

这种模式不仅反映了战略竞争,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体制内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

从根本上讲,中共长期将美国视为其主要对手。从毛泽东关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到习近平强调”大国竞争”以及在各个层面对美国全球地位进行系统性削弱,党的战略使命始终围绕着超越乃至取代美国力量展开。

然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非稳步推进、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而更多是由美军不断的绝对性军事胜利所产生的冲击来推动。 1991年海湾战争使北京极为震惊,认识到精确打击、隐身技术和网络化作战的决定性作用;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以及2001年的EP-3事件,则进一步凸显了解放军的被动性和脆弱性,促使其加速在航空航天、网络空间和反介入能力方面的全面投入。

每一次事件都印证了一个规律:中国的进步并非源于持续的内部创新,而是对美国军事胜利的被动反应。

然而,这些努力始终受到体制性弱点的制约。首先,中共难以产生真正的创新,严重依赖逆向工程和窃取外国技术。其次,即便获得设计原图,中国在复制所需的工程精度和材料科学方面往往难以达到稳定性能的要求。第三,原本旨在加速发展的军民融合,反而在国防领域滋生了惊人的腐败与低效,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解放军武器质量与可靠性备受质疑。最后,一个建立在宣传之上的政治体系助长了夸大其词和自我欺骗,使真实武器系统的缺陷在实战环境中才能暴露出来。

正是在实际部署中,这些缺陷变得无可否认。在近期涉及委内瑞拉和伊朗的行动中,中国提供的防空网络、雷达系统和导弹平台在面对美国先进的隐身与电子战能力时,多次表现失常。

那些被宣传为能够探测或威慑高端威胁的系统,在压力下证明效果有限甚至完全无效。这些失败不仅削弱了具体装备的可信度,也暴露出中国宣传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中共的回应并非透明,而是内部震荡。与其反思结构性问题,最高决策人选择在军队高层和国防科研体系中展开大规模清洗。

自一月初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几近完美的军事行动之后,大量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消失”,包括最高层级的指挥人物。出席重大政治会议的军队领袖人数大幅减少——三月初”两会”期间,26名上将中仅有6人能公开现身,显示出军队内部极其严重的动荡。在中央军委6名军方成员中,已有4人(占三分之二)在近几个月内被清洗。

清洗还蔓延至中国武器研发体系的科研与工业核心。

自一月美国在委内瑞拉行动以来,与航母建造、先进战机设计、雷达系统、防空导弹及战略武器等重大项目相关的关键人物,纷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或被剥夺地位。其中包括歼-10与歼-20等先进战机的主要设计师杨伟,解放军首席雷达与反隐身专家吴曼青,防空导弹领域高级专家魏一寅,以及先进核武器设计的重要人物赵向庚。这些人都是中国国防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人物。类似情况还有数十起。

这些突如其来的”消失”并非孤立事件,而更像是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技术领导层的一次系统性拆解。

与此同时,国防工业领域也出现了高调的司法案件。上周三,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AVIC)董事长谭瑞松因腐败与渎职被判处死刑。该集团是中国大多数作战飞机的主要生产者。这一案件凸显了政治与经济刺激下的双轨体制如何扭曲武器研发过程,削弱其效率与可靠性。

此外,一些关键科研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也接连离奇死亡。在高超音速武器与先进空气动力学等中国新一代武器的核心领域,仍在工作旺盛年纪的科学家近期突然去世。其中包括中国两位最重要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究专家——68岁的方岱宁和57岁的严红。他们死亡原因的不透明发表,引发了外界猜测,也凸显出中国国防科研体系中高度封闭且高压的环境。

这些发展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无法公开承认失败。当缺陷暴露——尤其是在与美国军力对比的压力下——其反应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这就形成了一个以政治清洗取代技术改革的循环。

其后果极为深远。通过清除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和武器科学家,体系自身的学习与改进能力被严重削弱。同时,恐惧氛围压制了真实报告与批判性分析,反而强化了最初导致失败的夸大与低效的现象,使创新变得更危险,因为讲真话反而比犯错更具风险。

归根结底,美国的军事胜利对中国武器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们作为催化剂,迫使中国加速现代化并扩展能力;另一方面,它们又充当压力测试,暴露出一个重控制而轻能力的体系的结构性弱点。每一次对抗不仅扩大技术差距,也引发中国军队与科研体系内部的不稳定。
最终形成一种悖论:中共渴望与美国竞争,推动其不断追求更雄心勃勃的军事项目;但正是这个动员一切、好大喜功的体制,也限制了其成功的几率。缺乏透明评估、真实创新与制度韧性,使得进步始终不均衡且脆弱。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中竞争不仅是武器的较量,更是制度的较量。美国受益于一种容忍失败、以失败推动进步的模式,使其能够不断适应与改进;而中国的体制则将失败转化为政治危机。

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每一次美国军事优势的展示,不仅会在外部挑战中国,也会在内部动摇其稳定,从而加深它试图弥合的差距。

华盛顿时报英文原文在此: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us-military…/

 

三、邓小平望海有点晚

北京乱了营。外长防长皆失踪,经济熄火,青年失业严重,美中全面对决,北戴河元老们焦急万分,但是我看这些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打不打台湾!

习近平明白,拿不下台湾,他就歇菜;而外事口、军方衡度情势,断然没有决胜的把握,这军方,首先就是火箭军嘛,拿台湾,海军陆军都是第二位的,习性急也有道理,经济下行了,中国实力开始疲软,强国快成明日黄花,不只争朝夕就全黄了!然而这一切的前因后果,还得从邓小平说起,要说晚了一步,从他那会儿就稍迟了点。

当代中国,一切都是弯道超车,你说打仗、征服、军事的事儿,也能弯道吗?火箭井盖打不开咋办?司令员为此自杀吗?核潜艇机械失灵、缺氧咋办?虽然如同我在《海恸》的序言里说的,「共产党也终于读懂了西典,这回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令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小米加步枪」政权要造航空母舰了,此后经过二十年疯狂海军扩张,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驶入太平洋。 」这就像「大炼钢铁」那会儿一样,没用!

海牙法庭裁决中国对南海没有主权。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这是《河殇》解说词的最后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觉到它的滚烫。然而大海并没有邀请黄河。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二十九年前《河殇》就预言了这痛苦,如今成了互联网上爱国愤青们的咆哮,让我觉得很荒诞。

八十年代只有少数知识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还在黄土地上睡眼惺忪,而年青人则哇哇叫地往海外、往沿海城市蜂拥而去,虽然邓小平战战兢兢只敢开放一个深圳。那时候,赵紫阳在想海外来料加工、胡耀邦在想中国人能不能从吃谷物改成吃牛奶肉类、邓小平则总在琢磨陈云又会使什么阴招儿。他们都绝对没有关于航空母舰、南沙筑岛和”九段线”的想象力。那时中国只有”西洋幻想”而尚无海洋欲望,民间只涌动着一股挣脱封闭、无知、内陆的激情。

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不知为什么,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也说,左宗棠率军征西,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借银子。中国当时有内陆的麻烦和压力,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邓小平的”回乱”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大清还没找到”海洋”的感觉就垮了,邓小平的政权却存活下来,是靠屠杀学生娃娃而没垮掉。所以当时中南海哪有心情做海洋梦?这不仅让中国的”海洋欲望”晚了三十年,也叫这个政权受了釜底抽薪的戟伤。改革变成维稳。激情早已糜烂。

 

大一统欲望的延长

“六四”合法性危机,使北京丧失了对边陲的凝聚力,也引发了”边陲对中心的恐惧症”。疆藏两地抵死(自焚、武力)抗争;香港人则从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惧怕有一天港澳”中国内地化”;香港的沦陷,又激出台湾抵制”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让国民党丢了江山。继而,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也感染了中国边陲的恐惧症——这恰是”中国崛起”的本质:中国不仅不会”分裂”,这个坏制度得势了还要开疆辟土,对外扩张,于是东海南海从此不靖。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此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上台都要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业绩;又则,”统一大业”也是这个政权代价最便宜的合法性补充剂,因为被”民族主义”驯化的老百姓最吃这一套,马克思已经不灵光了。

以坏制度统合边疆、民族地区,是近年来中共的成功经验,因为它无须以老百姓感受为准,而是以试炼体制压制社会的”马基雅维利式”技术为准——今天我们看到,在其彻底控制下的新疆维族已近绝望,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被拖成一盘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缘而在无操作性的”独与不独”之间挣扎;北京唯有对鞭长莫及的台湾极尽讪笑。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海洋战略”,它只是搞定了四个边陲,心里说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泼?

《河殇》当年没说,黄河其实没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造岛:内陆型思维来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诱惑是石油。八九年邓小平杀了人就说:”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于是将中国转换成一座”世界工厂”,近二十多年”掠夺式”的耗竭型发展,搞得资源匮乏非常严重,必须到海外去抢了。一个海洋地质学家大声疾呼:”邓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韬光养晦,不与人争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国的石油有一多半都从国外运来,贸易也要依靠外国市场,如果再不争取海上利益就会为人所制。”这是六四屠杀的逻辑后果。

可是南海既无岛屿,更无土地,如何说它”自古属我”?中国喜好搬出历史来证明领土归属,乃是一种标准的内陆性思维,因为华夏汉族两千年来,便是从北方干旱的黄河流域,渐次垦殖到潮湿的长江、岭南、云贵地区来的,这种文化是离了土地就心虚的,脚下无寸土甚至不敢强词夺理,哪里像横行大洋的海盗,抢到你家门口也理直气壮。

所以中国南海造岛,立马勾起我的一个回忆:当年在山东烟台,我坐上一条小船,划过蓬莱水城的拱门,一看到黄海就想: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海来打明朝,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连想都没想过要去日本看看究竟?为什么欧洲的海军炮舰可以全球游荡,而中国的戚继光只知道把长城修到海边来?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岛是一个”维护国家面子、但缺乏战略逻辑作支撑”的政策,因为即使中国把整个南海变成它的内湖,也确保不了从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湾的各条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资研发新导弹对付美国航空母舰,对于解决中国的潜在安全难题作用不大,反而无端引发美国的对抗。

可是中国的想象力只有岛,只要在海上堆土,心里就踏实了。中国并没有从大陆运载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国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鲸”号,以”吹填法”,采用南沙礁盘周围大量的海砂造岛,但依然造价不菲,据《金融时报》报道,以永暑礁为例,工程总造价约为736亿元,连国人都惊呼:这哪是造岛,分明是造大陆。这造价是个什么概念?就算折价美元一百亿,恰是美国地产大亨川普的身价——这爷们只值南海一个人造岛。

 

政权保卫战契合海洋战略

对中国新的全球战略”一带一路”,西方分析家蛮赞成”一路”而批评”一带”(海上丝绸之路),说中国计划在中亚地区开发一条通向欧洲和中东的新”丝绸之路”,可以替代过度依赖脆弱海上航线的”一带”——其实”一路”穿过社会秩序彻底瓦解的战乱中东,恐怕更”脆弱”。

不过这是中国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痒;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南海怎么玩,都不会输掉什么。如今大多数人已经淡忘,中国兴起的后八九民族主义,直接跟太平洋有关,眼下遭遇”南海危机”,可以说早在预设之中。

九十年代初,人们预测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东亚崛起,将是下个世纪高度发展的地区。 1993年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指前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中国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

谁知中国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岛链”,其中台湾岛扼其咽喉;再往东又有第二岛链,从日本群岛向南链接印尼群岛,封住了关于太平洋的一切。我们不妨以此来解释近两个十年里在东亚和两岸发生的所有摩擦,诸如台海”导弹危机”、”钓鱼岛”纷争、东海防控识别区、美国”围堵战略”、中国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坏事变好事,这也给中共创造了一种极好的外部环境,它对此的投资极具”战略眼光”,将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两个岛国,尽力酿造仇外情绪,驯化大众的狂热民族主义,恰好可以转移他们对内部腐败、专横、不人道的愤怒,因为一个没有声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这里还有一层历史铺垫:新中国对太平洋只有痛苦记忆,毛泽东1950年派兵攻打台湾而全军覆没;蒋介石从台湾派飞机深入大陆,据说是激怒毛泽东搞”大炼钢铁”要造航母的诱因。情绪化常常是历史的真正奥秘。

从文化角度描述这幅景观,比政治、国际关系角度更准确。 “反太平洋狂潮”(涵盖反日、反台独)及其伴随的中文语境中的单向口水战,极致是所谓”情节雷人台词低俗的抗日神剧”大行其道,被网友用”四化”形容: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性受到某种禁锢,社会人格的发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区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联网获得长足发展 ,泛滥无度,以此解释中国人靠低俗、下流过嘴瘾靡然成风,再恰当不过。这绝非仅仅”文化商业化”而已,背后须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海牙一裁定,网上出了一个段子:中南海决心打大仗,是不必怀疑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战场选在横店还是中山影视城?二、战役任务到底交给八一厂还是华谊兄弟?三、前敌指挥选冯小刚还是张艺谋?四、还用不用抗战神剧名角、嫖娼被抓的黄海波?反正中国只赢不输。

 

长程历史的阴影

南海危机,说到底就是海洋和内陆的问题。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提出他的一个观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西北,从内陆亚细亚逐渐向海洋推移的一个过程。最初从汉代帝国唐代帝国所遇到的敌人,都是来自西北的,到唐以后,辽、金、元都是从东北西北,都是从不靠海的内陆开始,这是一个压力,是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地把汉民族从黄河流域推到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逐渐向海洋发展。余英时说这是一个从内陆来的政治压力,一个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是从西边向东边,然后从北边到南边,慢慢地越来越接近海洋,这种发展一直没中断,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响时就有转折。

他举例,第一个转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乐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对大知识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国的制度,自汉唐以来对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后来这些严酷的制度,当然是从内陆民族带来的,最早是金人,后来是蒙古人,然后是明朝人继承下来。但到明朝,向海外发展已经很大了,永乐有郑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艺覆兴的,研究航海历史的,都承认中国可以向西发展,它何以没发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乐的宫廷政治不允许这样的海外发展。由于满清王朝比后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取向,海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扰。余英时总结:

『我觉得海洋和内陆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是被内陆所左右的,经济文化是慢慢向海洋发展的,所以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有一种冲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冲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什至可以说包括共产党。它真正的基地是陕北,是在最贫穷的、也最能滋养原来内陆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土地上发展的政权,有一种封闭性,就是关门主义,对外面是恐惧的,不放心的。历史有时是奇诡的。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凭借。 脱离了内陆政治的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为畅快。 』

 

四、一匹战狼来到太平洋

(2023.08.10 美国之音专访苏晓康谈《海恸》)

最近,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作家苏晓康推出新作《海恸》,深入分析了中国问题及世界局势。那么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苏晓康又是如何看待四十年来所谓的「大国崛起」以及中共专制扩张问题的根源?以下请听本台记者凯迪对苏晓康的专访。

被颠倒的《庄子》寓言

记者:您好,苏晓康先生。我们今天想访问您,谈谈您最近出版的新书《海恸》。我们都知道您是1988年著名纪录片《河殇》的总撰稿人。

《海恸》和《河殇》,文字上有种相互对仗的感觉。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它是怎样一本书?

苏晓康:我从一则古老的寓言、庄子的寓言讲起。 《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是讲海神教训河伯,河伯就是黄河。就是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很狂妄自大,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海神批评了他几句。这是《庄子》里非常有名的一则寓言。可是今天,中国把这个寓言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的意思就是说,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要教训大海了。这个意思是我写《海恸》这本书的一个立意。

记者:那么对于《庄子》里的这个预言,您是如何具体解读的呢?

苏晓康:《海恸》这本书分了三层意思来解读。第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黄河就是中国。中国在一个坏的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于太平洋迎来了一匹「战狼」。第二层意思,养大这匹战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国。这就是30年中国崛起的内幕和诀窍。我在另外一本书叫做《鬼推磨》里讲了,这里就不多说了。第三层意思更有意思,诞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中华民族、这个汉族,他们曾经不知道什么是海洋啊。所以《海恸》这本书基本上讲了这么三层意思。

「战狼文化」与商韩法家

记者:您曾说《海恸》是”一部流亡者以血泪汇聚的世局观察报告”。我们知道,您从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30多年来,您主要生活在美国。那么身在海外,您是怎样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呢?

苏晓康:我刚才讲,中国崛起是在一种坏制度底下崛起的,一个坏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专制的制度,它比以前的专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从我《河殇》的思路来看,我们要寻找或者摸索这个专制制度、这个”战狼文化”在中国文化脉络里的深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是我《海恸》里写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记者:说到这儿,您能否解释一下,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

苏晓康:”恸”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很复杂,基本可以解释为”惊讶”。就是大海非常惊讶,它现在面对了大陆上的一匹战狼。一匹战狼来到太平洋,这是今天全世界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

记者:那您发现这个”战狼文化”到底来源是什么?

苏晓康:在中国文化里顺藤摸瓜,这个”战狼文化”上接的顶端是什么呢?是2000年前的秦朝、秦始皇的那一套文化。因为这里头有两个东西是今天习近平继承的,也就是今天中国这个制度继承的。什么两个东西呢?一个叫”大一统”,另外一个很简单,就是残暴。这两个东西是2000年前秦朝遗传下来的。所以你看,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批判传统,他们就批一个东西,就是儒家,但是从来没有批过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商韩法家”。商韩法家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一统”和没有人性、残暴。

「大一统」:西方至今不懂的中共逻辑

记者:那您能否再解释一下这个”大一统”?

苏晓康:我想告诉西方人,共产党不只是侵略扩张的问题,它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很受支持的。这个东西就叫”大一统”。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懂中共的逻辑叫”大一统”。也正因为如此,50年代毛泽东占领西藏的时候,完全在西方的视野之外,西方完全不知道。后来英国丢掉香港,到100年了就把香港还给中共了,也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大一统”这套东西。那时跟邓小平签的合约,什么50年不变。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拿下了香港就是在它的”大一统”的观念下,它一定要把香港改造成跟中国大陆一样。现在中国的下一步要拿台湾, 也是那个”大一统”的观念。美国直到今天,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普习同构」下的扩张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普习同构”的现象。您能否具体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察?

苏晓康:今天正在发生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完全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都经过了共产极权改革、复辟、扩张。今天我叫做它”普京和习近平同构”,就是一样的意识形态、一样道路、一样的个人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扩张。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仗今天还在打。然后习近平下一步要统一台湾。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不一样。俄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而习近平新建立的这个集权比普京比俄罗斯还要保守和落后。可是,他有比俄罗斯和普京厉害和强大、现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数码列宁主义」与「商鞅秦制」的结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上、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两个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今天的习近平。他们都遗传了中国传统中最毒的一个基因,就是刚才讲的千年秦制。

强大的专制与弱小的民间

记者:那么面对现在中共专制集权如此强大,您觉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苏晓康:这就是中国这30年经济起飞以后,没有改变制度的结果,就是国家强大到了民间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程度。今天习近平就是做得再坏,他也不怕,因为民间非常的弱小。重要的是民间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形成力量。我们看不到从中国内部改变这个制度的任何迹象。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慢慢地跟这个体制来较量。

 

五、习近平唯有继续顶缸

前阵子北京政变、软禁等传言充斥网络,其实不过是早前「换习」、「换人换制」等预期的再度延烧,借了习近平未露面的一个空档,可见中国人恨透了这个小学生,但是中共并未再次发生「林彪事件」,自有其原因,则更值得分析。我想习已焦头烂额,而中共内外交困,仍不换人,乃是无人可换,让习继续顶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为瘟疫传播全球、防疫禁锢全国也拖垮经济、一带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敌对等等,换了习就要有人出来应对处理,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今天还有这样一个人吗?而且「换习」意味着清算其路线,如今的常委们哪个脱得了干系?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中国墙内疯传一段”中央北戴河会议的最新精神”,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发扬”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像一篇小学生作文,然而六十年代”我们的黑白电影”单子里,也没《上甘岭》这部片子,而从电影里发掘”我党遗产”,是一个创举呢。但说这是”北戴河会议新精神”,你信吗?倘不在乎这些墙内词汇的隔世陈旧和荒诞可笑,其释放的信息,乃是习近平已从”大国崛起”战略转移为收缩抵抗。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有惊无险地扭转大战略,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新极权”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把老毛累得贼死,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不都白瞎了?

看来这次”北戴河”神秘不宣,应是政治局常委们接受习的”转舵”而不追究责任,任”小学生”继续瞎闹。但是,这一点或许恰是此党当下的”成熟”,因为西方大梦初醒、正兴师问罪,而海外”换人”呼声震天,此局势下”团结”才能共度危机,换习恰恰”要上帝国主义的当”。

这便意味着,该党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极权”支付代价;而国内百姓亦未觉得”换制”有那么要紧,或反正也换不了,就让习”下一盘很大的棋”吧。

一般的说法,是习不仅颟顸,也深通权术,乃中共三十年未见的狠主,直逼老毛。其实,六四屠杀以降,”合法性”成疑,该党若不走普世价值道路,只有相反走集权道路,而且必须越来越极端,俗话说,螺丝越拧越紧,松一扣就滑丝了,所以该党的前景,就是呼唤强硬独裁者,而牺牲社会发展和大众利益,且必须走到与西方和国际社会死磕的那一步,这是屠杀已经预设的前景,西方耗三十年从生意吃亏上才看到这一步。
习近平须回头发掘毛泽东遗产,不是什么”上甘岭精神”,而是”一穷二白”、”自力更生”之类,还有计划经济、票证制度、粮食副食布匹定量等等,而这样的社会也须有相配文化,比如当时全中国唱得最频繁的一首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被人把歌词改成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说到这儿,倒想起一个人来,跟习争储落败的薄熙来,最能玩这套把戏。2007年”十七”大后,他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从外地空降过来,把自己的亲信王立军从大连调来做公安局长,构陷炼狱、酷刑”治官”,重手荡平地方势力,称之为”打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众拥护,颇得毛泽东”文革”诀窍;”打黑”之后是”唱红”,2009年秋,中国最抢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阵式的胡锦涛阅兵典礼,而是重庆的”唱红”,嘉陵江畔传来高亢的”革命歌声”——红旗、红歌、红标语,组成”红海洋”,是被人遗忘了的一个旧景观,乃造势煽动,一种前现代的巫术,假如我们回到”文革语境”,便知道薄熙来是在搞”党内路线斗争”——他对治理中国,跟江泽民、胡锦涛有不同的思路,特别是他”善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传统,正以更有效的新术,谋取最高权力。

舆论皆称美国”灭共”,会把中共逼回毛时代,而邓的”韬光养晦”已经露馅,那”光”既蛮又蠢无法再”韬”得回去了。玩毛术,习不幸未经文革锤炼,那时他还小,”打过老师”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有经验,可这三十年都贪腐了,据说都对他咬牙切齿。我们不知道,如今在牢里的薄二哥,心里会不会嘀咕:瞧,我在重庆都替你预演过了,要让我来玩,指定比你玩得更花哨更娴熟;而曾庆红会不会暗暗叫悔:早知有今日,当初留下薄熙来多好……。

无论是川普的”贸易战”,还是习近平的”细菌战”,或者两者兼顾,将中国逼回闭关锁国,漂亮的说法叫”内循环”,按老话儿说,那叫”洋务运动”闭幕了,回首三十年师夷,邓小平不过学了一回李鸿章而已,没什么”总设计”可言,然而的确令人感慨:中国起飞,黄金万两,贫富崩裂,山河破碎。如今鸣锣收鼓,缩回去”循环”雾霾和污水吗?

习近平”转攻为守”,除了大力宣传抗美援朝、”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做好粮食及能源储备之外,似乎应还有个”花木兰精神”吧,还有诸如:

——启动国家经济双循环体系;
——大力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举国之力实现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业突破;
——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GDP 4%以上;
——突破美国构建的第一、第二岛链,实现对美国战略突围;
——大力发展核武器,真正以强大的核威慑震慑美国的疯狂,等等。

这些都颇有这个独裁者的风格,色厉内荏,然而更大的信号是,”中国崛起”告吹。

六年前,即2014年,我跟法广安德烈有个访谈《野蛮的崛起》,安德烈问:

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性质?

我说,中国经济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夺式」的资源耗竭型的发展,使它的资源匮乏非常严重。今天中国对外的发展,纯属资源争夺上的扩张。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杀,中国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发展道路。

核心问题是,邓小平要用经济发展来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治危机,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经济发展,不必走现在这种让中国资源全部耗尽,土地、水源、空气通通污染的发展道路;同时,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公平,极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国90%的财富,其他十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几的财富,我们还付出了环境的代价。胡平对此有一个极神似的概括:「枪声一响,变偷为抢」。

反过来说,不偷不抢的话,中国可以笃笃定定的走一条资源低消耗的发展路径,也犯不着到海外去抢资源。今天的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中国两个丧失:中华民族的生存家园没有了,还有这些年的封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荒漠,中国人失去了心灵的家园。所以我可以讲,中国十亿人今天在心灵上也是在流亡。

作者脸书 2026-4-1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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