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民国女子 ，作者叶何其
鲁迅说：
“在我13岁时，我家里忽遭遇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这听上去很惨，好像鲁迅家遭遇火灾，一夜之间把所有东西烧没了似的。
事实并非如此。
富人说穷，与穷人说穷，是两回事。
穷人说自己家“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是家里连根草也没有了，富人说自己家“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是扫扫地缝子，还够吃三年。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破船还有三斤钉。
此话不假。
一
鲁迅家住在绍兴的富人区——新台门。这是周氏家族的三座台门之一。所谓“台门”，就是有着高台阶的大宅。
这些住在“台门”里的子弟，有个专门称谓“台门子弟”。这个称呼有敬仰，有尊重，也有隔膜。台门内外，有一道看不见的沟壑。
鲁迅出生时，新台门六房已经末落，最后一个耀眼人物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周福清于1871年考中进士，三甲十五名，名次不算好，不过，这可是进士，哪怕最后一名，也是精英人才。
周福清在翰林院几年，下放江西金溪知县。从翰林院出来的知县，俗称“老虎班”，没人敢惹。但是周福清脾气坏，嘴巴臭，无人不骂，官场上混的人缘很不好。家里，夫妻不和，妻妾争风，闹得家反宅乱。当了没几年县令，被林则徐女婿两江总督沈葆桢参了一本，革了职。闲了几年，他捐了一个内阁中书，是个没什么外快的小京官，他也不是孤身在京，而是带着小妾，雇着奴仆，薪水够用而已。
他的孙子周作人说：“介孚公（周福清字介孚）在京里做官，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周福清宦海浮沉二十年，大约当县令那几年弄了点钱，时间不长，也没弄多。鲁迅说他家是“小康之家”，这话没错，在台门人家，他家确实只是小康，跟普通人家比起来，就不是小康，而是大康。
一个人通常只是跟自己阶层的人相对比，很少与远远低于自己的阶层的人对比。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一个算盘没打稳，把他家带进了深渊。
1893年，周福清听说主持浙江乡试的是他的同年殷如璋，就想向殷如璋行贿，让他长子周伯宜和几个亲友的子弟考中举人。消息泄露，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周家变卖家产，上下打点，周福清才保住命。
一位人人仰慕的进士，转眼变成死囚犯。一个堂堂翰林府，转眼变成囚犯之家。此事轰动绍兴城，周家的人出门，人们的眼光跟聚光灯似的，照得他们无地自容。
鲁迅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受父亲牵连，革去功名，还要忍羞含愧，卖地，典当，给父亲保命。周福清保住命，他又要出钱给父亲租房（周福清所谓的坐牢是在监狱附近租了座房，与小妾、小儿子、次孙、佣人居住），送生活费。
周伯宜染上大烟瘾，卧床不起，也要花钱。
他的长子周樟寿（鲁迅原名）代替他的角色，抱着包袱跑当铺。那时鲁迅才十来岁，身材还没长成，个子很小。当铺的柜台特别高，鲁迅常去的恒济当，柜台接近两米高，小小的鲁迅，踮起脚尖，才能把包袱托到柜台上。
掌柜和伙计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打开包袱，对里面的货物评头论足，吹毛求疵，挑够了毛病，才给出一摞大洋。
恒济当老板姓夏，捐过一个湖北粮道的官儿，他经常拿着水烟袋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那些落魄人家的子弟抱着包袱来典当，心里美滋滋。
有一回，鲁迅抱着一件狐皮袍子来典当。夏老板拿着水烟袋，笑哈哈追出来说：“怪不得人们都说你们周家家底厚，这都几年了，还有狐皮袍子。”说着又是一串哈哈哈。
他不过是开开玩笑，觉得人们很久以来的猜测得到证实，心里很得意。这对正在青春敏感期的少年鲁迅来说，却是终生抹不去的愧愤与耻辱。
敏感的鲁迅，从夏老板的话里，知道从他祖父出事起，他家就是绍兴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他家人的每个举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他每一次进当铺，人们后面就会推出一个周家典当物分析。
不过，夏老板说的没错。
一个家庭靠着典当过日子几年，家里还有狐皮袍子，这家底是很经得起掏的。
真正的穷人是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似的，从省城里考试回来，家里已经无米下锅，老娘“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家能卖的，只有一只下蛋的母鸡。
如果范进没中举，真不知他卖完那只鸡，还能卖什么？卖儿卖女，他也没的卖。老婆是胡屠户家的丑姑娘，没人要。卖他自己，谁会买个年近半百的干巴老头子？
这才是真正的穷，家里没有值钱物，连个值几两银子的人，都找不出来。
二
有人会奇怪：鲁迅家住着大宅，卖地、典当衣物首饰，怎么不卖房呢？
原来周家老祖宗分房子时，唯恐不肖子孙卖房，分房时楼上楼下交叉分房，谁家也单独卖不了房。
在周福清没出事以前，鲁迅家是新台门里是最好的，别的族人日子过得更惨淡。光景越不好，内部矛盾越多。
鲁迅之弟周建人说新台门里乱象：
“姑嫂勃谿，妯娌争吵，婆媳不和，夫妻反目，今天这个上吊，明天那个投河，你吞金子，他吃毒药。加以鸦片进口，大户人家的老爷、少爷，本来无所事事，也就以吸鸦片为乐，弄得壮志消磨，形毁骨立，到时还是寻死的一个简便办法——吞鸦片膏……末代子孙吃不上饭的很不少，有的背了一身债务，到死也还不清。”
1911年，这个家族再也维系不下去，各房签字画押，分了家。
各家的地卖完了，他们就联合起来卖掉公共的祭田。
祭田卖完，他们又联合起来把新台门大宅卖给了城里的新贵朱阆仙，价格是一万两千大洋。
周建人说：
“现在，树倒猢狲散，这一代已是末世子孙，把祭田卖了，祖坟不管了，祭祀也免了，各自拿了有限的金钱，营造安身立命的小窝。大家明白，今后已经没有什么祖业可以考了，这有限的金钱，究竟能够维持多少时日，谁也没有把握。”
聚族而居上百年的宅子，说卖就卖了，乱糟糟搬家，空荡荡房子，谁看到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是，咱们以为人家没法活了，就又上当了。看看周建人写的搬家经过，会刷新我们对台门人家家底有多丰厚的认识。
周建人说，他们搬家的时候，很多旧货商赶来收购旧物，急于搬家的鲁迅把两担字帖书画以十元钱的价格卖给了旧书店。
十元钱两担，卖的是废纸吧？
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旧书画里面有很多是徐文长、陈老莲、赵之谦、任伯年等人的书画。
徐渭、陈老莲、赵之谦、任伯年……
我在美术课本上才见过他们的画，竟然被鲁迅以十元的价格卖掉了！我真想隔着时空伸过一只手，抢出一两张来，我眼下的房贷车贷就有着落了……
周建人还说，他记得他家墙上挂着一幅赵孟頫的画，在混乱之中，不知给谁拿走了。
赵孟頫的画？
大家到网上搜搜赵孟頫书画的价格，会吓个跟头，我们把家业全卖了，都不够买块纸头。
在鲁迅家，这种够进博物馆级别的字画，随随便便挂在墙上，被谁偷去都不知道，丢了也不当回事。
富人穷了，跟穷人穷了，真不是一回事啊！
三
周建人笔下的新台门，一事末世的悲凉感。
末世，是一个旧时代的结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919年他们搬离新台门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还在大学里兼职，周作人也在大学里教书。那时大学教师薪水高，兄弟两人还写点文章，翻译点国外名著，一月下来，好几百大洋。
鲁迅兄弟拿出历年积蓄以及卖祖宅所得的一千大洋，以三千五百元的价格，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一座三进四合院，有三十多间房，一个跨院，一个花园，规模虽比不上新台门旧宅，可是新台门旧宅是六房合居，现在是鲁迅一家住这个大宅子。为了让鲁迅的日本弟媳羽太信子住起来舒服，还把一部分房间改成了日式。
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很摆谱，家里雇着七八个佣人，比周福清当年在京做官时还排场。
可惜鲁迅兄弟合居没几年，两人就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搬离了这座大宅。
少年时的不幸经历，让鲁迅一生对钱财很重视，他勤奋写作，收入颇丰，而且不许别人欠他稿费，欠他的，他打官司也要讨回来。
鲁迅一直维持着很好的财务状况，一生虽没大富大贵，也没缺过钱。
由此想起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他倔强爱骂人的性格，在清末官场混不开，若是生在民国时期，混文坛，恐怕是一支好笔杆子。他若是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做自媒体，能写能骂，自带流量，会成为自媒体大王。
可惜生不逢时！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