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角 The Points 2026-4-9  作者：邹崇铭 | 转自 新世纪

瞥见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陈冠中和吕大乐的对谈，既是《号外》创刊五十周年，亦追忆那一代文化人的集体去向。作为曾经出版三本关于香港世代论专著的人，我实在忍不住要乘机「抽吓水」（注 一）——副作用是：总难免予人老气横秋的感觉，都冇法子！
对谈与其说是聚焦1970年代、尤其是1976年《号外》创刊之初，香港本土身分文化的奠基期；倒不如说还包含了呼之欲出的潜台词：到了1980、1990年代之后，这批具开创性的文化精英（包括陈吕自己）都去了哪里？ 「其后」才是对谈的真正焦点，亦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婴儿潮的黄金一代

事实上，这些被吕大乐称为第二代人、也就是香港本土初代的文化精英，黄金期大概只有1976-1985的短短十年（如果计埋后续的「阿叔话当年」，自然可以维持很长很长的时间！）。正如陈冠中开宗明义指出，创办《号外》乃是受欧美小报文化影响，乘载着左翼、反战和hippies等精神；但1976年正好亦是一个转捩点，不但四人帮倒台，中港两大的学运风云骤变，香港亦开始步上文化和财金之都的坦途。

对谈中最经常提及的名字，如已故的丘世民和赵来发，其后成为香港大众文化的骨干人物（赵离世前的几年，我还曾和他在《明报》短暂共事过）；就如陈冠中说，《号外》也很快被冠上yuppies的标签，他本人则往电影圈发展去了。至于吕大乐、叶健民（对谈主办者）和已故的曾澍基等人，则快速转战至扩展中的学术界（另一文化大台）。在香港文化和经济的起飞期，实在很难怀疑主流体制的吸力能有多大。

当然，如吕叶曾几位，亦曾经是新兴的政治大台——论政团体汇点的骨干成员（因此我亦和他们有过一些交集）；但几十年后回看，显然易见的是，当汇点急速步向参政之路，文化精英大都已经退居二线，换上了那些深耕社区运动、愿意「把手弄脏」的人——说得直白一点便是职业政客，并且背负着后人「民主回归派」的指控，历久不衰。

区运相对于学运和社运，可说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下文续谈。

刚好就在同一阶段，不少人觉得香港的电影新浪潮，如许鞍华、严浩等已经无以为继，徐克去了主流商业的世界，「第二浪」如关锦鹏、张婉婷等则变得工整精致得多；即使是在电视（大）台，拥有文化贵族气质如许冠杰、张国荣的，亦不再复见——代之而起是以市井形象示人的梁朝伟、周星驰。

那一代的文化、社运和区运中人，经常曝光而又历久不衰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冯可立（已于几年前与世长辞）、Q仔/Q爷（常见他在网上大谈饮食）、张灿辉和区龙宇（到了外地仍笔耕不断）。当然还可找到有一些其他名字，在此不赘，但就肯定不会太多了。

婴儿潮阴影中的一代

至于我们这些较婴儿潮晚生10-20年的，便显得格外平庸和毫不起眼——这和欧美关于X世代的描述，可说大同小异。但其中也有一些较为突出的人物，例如1964年出生的戴耀廷。在后来的占中三子中，他比陈健民年轻五年、比朱耀明年轻廿年。但自1986年起，他已经成为学界基本法咨委——侧面反映了无论你的政治立场，在那个年头，还是可能和「中方」有倾有讲的。

当然，整个世界在1989年反转了过来——就连咨委秘书长梁振英也成了反共旗手！戴耀廷其后转战到学术圈，不少学联同代人则加入了新兴的政党，担任了上一代政客的助选团成员——并且可能一当便是十几廿年！我个人虽然也曾助选，并一度被说参选，但毕竟由于性格不合而淡出，倒不曾面对过类似「上位无门」的困局。

事实上，我最早接触的政团不是汇点，而是太平山学会，现在不知还有多少人会记得呢？仅有的记忆包括上过他们湾仔的会址、见到何俊仁；不过何很快便加入了港同盟，太平山学会也就不见了。另一个重要印象是：该会虽然是根正苗红的民主派，但也不乏乡事会、街坊派等的成员，予人感觉是相当的大杂烩。

1994年民主党成立，就连汇点亦成为历史陈迹了。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年不少汇点成员皆踢足球，主场是大埔广福道（即宏福苑对面）。他们之中不少都是前述那种文化精英，民主党成立后便都彻底淡出政治了。而我则在踢球时不小心脱骹——同年刚和香港民主运动「失诸交臂」——对不起，这只是一个烂gag而已！

当然，一鸡死、一鸡鸣，也有不少同代人加入民主党，并且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能够坚持下去的好像没有几个。那些继续关心政治的，当年或许仍可在不同的文化大台上找到位置——就连比我年轻十年的一位「后辈」，都可以在《壹周刊》做到中上层位置。现时不少仍然活跃的KOL，撇除那些年近八十、半途出家政治的，年龄和背景也相当接近。

从2003的分水岭、有大台到冇大台

无庸多言，1997年后踏足社会的「后辈」，大多数便没有那么幸运了。吕大乐最广为人熟悉的「上位论」，正是指向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一代——「上唔到位」，上街去也！回想起来，我读书时也看过吕的学术专著——上一代中产在市场「买乜都有」，也就懒得上街（或参与政治）去了！好不简洁直白的唯物史观！

当然，那年头被称为「八十后」、或吕笔下的第四代人，到底是因为什么群起上街，现在大概已经有所公论了。他们并没有承继传统的社会运动，而是开拓出新文化和新社会运动，对此多年来已有大量研究，在此不赘（注二）。我反而想提出三点额外的观察：

一、那些年学联和学生会的参与度较低，组织上街的更多是已毕业的大学生。事实是自1990年代，香港学运便长期陷入低潮，在社运的角色愈来愈趋边缘化；

二、在天星皇后码头、囍帖街、菜园村等早期运动中，基本上都是以本土社区为基础的，同样愿意「把手弄脏」的大不乏人，但大部分却并不是以选举为导向；

三、那亦是一个纸媒江河日下的年代，各类网络媒体则方兴未艾——不少积极参与者既扎根社区，又具备高度的文化触觉，例如不少都和《独立媒体》有关。

或许可以说，这一代「动脑」的水平都很高，和1970年代末那一代本就不遑多让，但对香港长远发展却拥有更宏大的理念。与此同时，他们「动手」的能力就更强，能将宏大理念结合本土社区的实际情况——上一代是否也有这种融会贯通的精英？我更多听到他们说成长自屋村——不过，也就很快已经告别了屋村！

可惜这一代生不逢时，际遇也就差天共地。从2009的反高铁、2012的反国教到2014的雨伞运动，社区议题不断被中港矛盾淹没，本土议题让位予迅速膨涨的排外思潮；左右之间的政治分野固然可以辩论，但描述是否合乎事实却愈来愈难辨清。我自己作为土地运动的第一身（亦是最年长的一批）参与者，自有切肤之痛的体会。

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网络影音和文字资讯——当然亦蕴含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元素，通过智能手机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但同时又急步向美国巨企的少数平台集中。传统的新闻、电视和电影等文化大台，则完全失去了既有的聚焦能力，自不待言。

而在雨伞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双学」，似反映学生运动再重新走到台前，但很快又陷入「拆大台」以至「冇大台」的混沌中。香港民间似乎也涌现很多新的政治和文化论述，但就更易淹没在社交媒体众声喧哗之中。到了2019年前后，固然仍不乏捕捉时代变局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但必须坦白承认，均已难再刻印在我的记忆了。

区判、文化精英与象征秩序

执笔至此，思绪忽然飘回近半世纪前的一部巨著：《区判》。此书法文版出版于1979年，英文版于1984年问世，几可说是二十世纪末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全书厚逾千页，行文艰涩曲折，直到近年才有较完整的中文译本。然而多年前初读之时，虽然似懂非懂，却又忍不住一页接一页地追看下去，那种尖酸抵死过瘾的感觉，竟有点像读《鹿鼎记》的痛快。

说穿了，《区判》的问题意识其实极为简单：文化资本如何与经济资本进行角力。自此书出版以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几乎成为社会学最常用、也最具穿透力的概念之一。

若没有记错的话，《区判》的研究背景主要是二战后的法国，尤其是巴黎。当时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经济结构逐步迈向后工业化，文化产业与知识生产空间大幅开放。对布迪厄及其同代人而言，这是一个机会大量涌现的年代——某种程度上，与陈冠中及《号外》所处的历史情境颇为相似，只是时间上略早10-20年。

布迪厄在书中指出，在后工业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本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亦不断上升。新兴的文化生产者，一方面与传统（经济）资本家竞逐资源与地位，另一方面亦试图晋升、取得认可甚至融入其权力结构。然而，文化生产者内部绝非铁板一块——刚好相反，内部竞争往往比对外竞争更为激烈。谁能在众多竞逐者中脱颖而出？又是凭借何种策略和路径？

文化资本不仅有「多寡」之分（例如教育程度的高低），更有「性质」之别：传统与前卫、高雅与大众之分，正是布迪厄笔下的象征秩序的重要竞技场。对布迪厄而言，传统与高雅文化固然长期由统治阶级垄断，但前卫与大众文化的市场亦迅速扩张。它们往往源自反建制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然而一旦取得影响力，却又极易被统治阶级吸纳和转化，占据象征秩序中的策略性位置。

《区判》成书之际，正值大众媒体方兴未艾之时：电视、电影、电台与流行音乐迅速普及，文化产业的规模与影响力同步扩张。相比之下，陈冠中提及的欧美小报文化，由于对象较为边缘和小众，其发展潜力反而逐渐受限。那是一个机会广泛开放的年代——在香港称之为「黄金十年」，并不为过；对那一代而言，各行各业皆存在向上流动的实质可能。

然而，若将时间轴推进至1990年代中后，情况便出现了关键性的转变。表面上看，文化产业似乎变得更加开放：高等教育进一步大幅普及，创作工具与网络平台大幅降低门槛，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进场」。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更深层的收缩却悄然发生——那就是对「持久认可」的竞逐，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

换而言之，当代文化产业呈现出一种吊诡的双重结构：进入的门槛愈来愈低，但象征秩序的权力却愈来愈巩固和集中。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文化生产者数量爆炸式增加，导致注意力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二，网络平台与演算法垄断了分配机制，但运作方式却完全是黑箱作业；其三，传统中介制度（大众媒体、正统学院、出版体系）逐渐弱化，令原本较为稳定的象征秩序，转为短期而不稳定的曝光循环。

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化生产者竞逐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激烈——只是其形式已由过往的制度性竞逐，转为高度流动且不稳定的注意力竞争。过去那种可以透过时间累积、逐步巩固的策略性位置，如今愈来愈难以维持；取而代之的，是瞬间爆红与迅速消散的浮动循环。

如果说布迪厄所描述的，是一个可以透过文化资本逐步晋升的场域；那么当代的文化世界，则更像是一个不断开放入口，却同时收紧出口的系统。人人都可以参与，但真正能够被记住的人，反而愈来愈少。

起跑线vs.全过程的机会平等

在我移居加拿大之后，五时三刻总会听见上一代人细说当年，说自己如何胼手抵足、辛劳半生……终于可以修成正果、安享晚年（上删1000字！）。这除了反映那些年上流机会普遍存在，亦反映在即使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机会平等——就正如当年文化精英能够集体告别屋村——早已初步全面实现。

当代文化产业进入的门槛大幅降低，岂不意味普遍社会的机会平等进一步大幅提升？假如机会平等被定义为起跑线的平等，那当然是大幅提升了；但假如机会平等的定义，顾及从起跑线到终点线之间的全过程，那么结论便显然会截然相反。若再加上宏观社会上流空间的普遍收缩，则新一代面对竞争处境的恶化便可想而知。

然而，若我们的公平或平等观念，仍旧停留在上一世纪，聚焦起跑线的机会平等确是有所提升，便难免予人一种错觉，是社会普遍为新一代创造了更多机会（注三）。这种观点其实并没有错，但却显然是严重的以偏概全，忽视了到达终点线前的全过程，正如何到处散播新的不平等——而前述文化产业和知识生产空间的双重结构，便很能清楚说明这种转变的底层逻辑。

与此同时，假如新兴的文化生产者涉及经济资本的竞逐，则自然构成「上唔到位」的客观论据；但如上所述，布迪厄往往更强调文化生产者的内部竞争，「区判」更多发生在市场经济以外的空间，争夺的是政治和文化发展方向的诠解权，和经济资本的关联反而微乎其微，如此「上位论」便顿显捉错用神。

事实上，正如我在出版刚好廿周年的《香港的郁闷》中，早已明白无误地指出：「欠缺客观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新生代要突破婴儿潮——Bourgeois 或曰Yuppies的文化霸权，实在是谈何容易。在策略而言，新生代的确需要更多Bohemians激情和反叛的养份，但这些素质却不能依赖靠市场力量来培养，否则很可能立即破吸纳为Bourgeois秩序的一部份，变成大企业流水线上的一份子，就如Sunday的Bobos广告一样。吊诡的是，香港亦没有足够的非市场空间，令富创意和突破常规的文化素质滋长壮大，形成自威一格的次文化体系。」

我当时严重忽略的却是：香港以至全球其实皆拥有极多「非市场空间」，只是均不足以「令富创意和突破常规的文化素质滋长壮大，形成自成一格的次文化体系」，如此而已。

在人工智能时代，祈盼新秩序……

在此仍大可引用葛兰西的金句：「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正挣扎着诞生：在此期间怪物横行」——旧世界指「有大台」的出版、电视、电影、电台与流行音乐等大众媒体时代，新世界则指「冇大台」、网络平台、文化产品井喷和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悲观地说，后者永远再也无法建立新的象征秩序；乐观地说，只是新的秩序仍「正挣扎着诞生」。

千万不要忘记：现时我们每天花数小时在（很可能就是大家均正在看的）网络平台，无非都是中美科网巨企的产品，背后皆涉及两国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百花齐放的文化产品和知识生产空间，不过是公诸世人眼前的表层现象；背后仍存在完全黑箱作业的演算法，以至巨大政商利益深不可测的盘算。作为数码产品的消费者——以至生产者，我们对身处的网络环境其实所知甚少。

进入AI狂潮的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取代传统平台，运作方式就更加难以测知——当ChatGPT或Gemini提供貌似客观中肯的文案，天知道它们如何筛选庞大的后台数据？如何千挑万选喂饲给用户的答案？随着虚拟与真相的界线愈来愈模糊，用户更逐步难以辨清到底何谓虚假、何谓真实……但在人工智能超级强大的功能下，我们都甘愿选择臣服于它的操控，不再追问神奇力量背后的权力结构。

或者可以说，在当代的文化产业和象征秩序中，文化资本只占据了看似自由开放的最表层；往下深掘才知不过是经济资本堆叠的幻象，文化生产者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再往下更可能是无法洞悉的政治资本操作——事实上，在虚拟真实的年代，不要说威权以至极权得到巩固，自由民主的根基亦已动摇——这些看似由所谓「市场失效」所带来的秩序失控，其实全都建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上，很有可能只是统治阶级和精英权贵的操弄结果。

这是个全球头号的大问题，也不是简单三言两语便能说清。个人倒是倾向相信，唯有在高质资讯、知识和文化的基础上，民主才能避过扭曲和变质的厄运（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对哈伯马斯「沟通理性」的「愚忠」吧！）；反过来说，网络平台亦必须透明化、问责化以至民主化，才能远离精英权贵的利益捆绑。唯其如此，「旧世界才会真正死去，新世界才能真正诞生」，否则便只剩下无间断的「怪物横行」。

我当然没有万应灵丹，但上述种种，皆在即将出版的新书《Demotopia: an exploration of democrac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26）中，戮力尽心加以疏理分辨，务求对这些「时代之问」，带来一丝半点的反思。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期待你我一同踏上求索之路。

注一：我曾出版过那三本书，包括《香港的郁闷》（2006）、《80前后》（2010）和《这一代的郁闷》（2015），大致是第四代人活跃于学运/社运的年代。

注二：可参阅较新的《香港社运口述历史计划》（2025），我在那里曾经谈过的话题，在这里便不再复述了。

注三：我研究人工智能近十年，接触大量「科技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文献，却鲜有触及「科技制造机会平等幻象及其幻灭」的研究。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