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翔 原刊于《众新闻》 2021年4月10日 转自 消失的档案 | 新世纪
历史学家易中天教授曾经著书谈及中国文化人的种种丑恶嘴脸，他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其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谱，指出很多「知识份子」在历史和当下社会中扮演的帮忙、帮闲、帮腔、帮凶等四种角色。所谓「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吟风弄月是「帮闲」；歌功颂德是「帮腔」；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1。他的结论是：「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笔者议论时政，一贯以事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盖「人各有志」也。无奈近日港事，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每多与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协理副校长刘智鹏先生有关，究其言行，堪称完美地演绎了易中天笔下「四帮分子」的丑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评论一下人物。
一曰「帮忙」
易中天定义的「帮忙」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最近刘教授改变「通识教育」为「公民与社会发展」，就是典型的「为皇权或当局服务」。
众所周知，中共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为香港社会动乱之源，所以一直要求废止这个学科。刘智鹏就被委任为「香港新通识课程发展委员会」主席，专司其事。
被废除的通识教育科的课程内容涵括六大单元：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等。六个单元，使学生对自己所处的世界有个充分的认识。当年主其事者梁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此三人皆知名亲北京人士）说：「我们需要有广泛、创新和全球观点的毕业生去维持我们在新世纪的竞争能力」。
「被改革」后只剩下三大单元：「『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总课时由以前约250小时大幅缩减到150小时，约有三分之二的内容为「中国国情」。其中「『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主题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等。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顾名思义不会碰触让中共难堪的文革等恶迹，即使只谈改革开放后，也避开「法治」及「社会治理」等重点（这都是中共的弱点），刘智鹏以课时不足为理由（笔者按：因为上述大幅度缩减课时）不谈政治。至于原来的「当代世界」则内容再「浓缩」。关于新课纲如何戕害学子，时事评论人区家麟有详细的分析2，这里不赘。
刘智鹏强调，他不否认「改革」后的课程可被视为「国民教育」，并振振有词地说美国都有国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学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什么人、国籍是什么、我的国民身份的意义何在等，然后去了解香港、内地以及世界的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从回归的那一天，香港已经不再是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实实在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国家的关系、市民的国民认同却一直没能明晰」3。可见得他是努力在「帮中共的忙」来对香港青年学生进行「洗脑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请国安处向教师提供教材说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二曰「帮闲」
易中天说「吟风弄月」是『帮闲』」，笔者引申为「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也是帮闲。最近刘智鹏作为三名主要编辑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在这套书中，人们充分认识他在重大历史问题上的「帮闲」角色。笔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颇失实以及为当权者讳的特点4，这里不赘。即使中共自己承认的，「建国」以来曾经在香港问题上犯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5，《香港志》都不敢登载这一事实，则可见其「为当权者讳」、「为当权者『隐恶扬善』」的用心。
《香港志》固然不敢记载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事实，就连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动」期间的错误，也愿意配合去洗白。 2018年他接受一个专门游说北京及特区政府为「六七暴动」平反的组织的20万元捐款，要在岭南大学建立一个所谓「六七暴动资料库」，岭大发新闻稿形容为「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由刘智鹏主理的「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承办，其资料不言而喻都是强调香港左派的观点。于是我们发现，有关六七暴动期间由北京直接指挥的「沙头角枪击」事件（发生在1967年7月8日，是香港历史上除日本侵华之外仅有的一次边界军事冲突6），在《香港志》中无影无踪。从这一事实，联系到刘智鹏接受左派的捐款去洗刷其历史污迹，则刘教授的帮闲角色也实在太露骨了。
左派金主石中英及前警司林占士成立的「见证六七」2018年12月捐款二十万港币予岭南大学建立「六七暴动资料库」，由刘智鹏的华南历史研究部承办。捐款仪式由校长郑国汉及刘智鹏接受。 （图：岭大官网）
捐款仪式上，因「历史科试题」被左媒猛烈抨击后辞职的前考评局经理杨颖宇（后排中）亦在场。 （前排左二）刘蜀永，（前排右一）石中英助手张伟成，（前排右三）六七动力研究社社长陈仕源。 （图：岭大官网）
这种「帮闲」的心态，亦可见于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在关于新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六四屠城」事件作出轻描淡写的叙述：「中央与学生对话失败后，至6月4日凌晨，政府下令军队进行清场，以武力驱散示威学生和群众，运动最终平息」。对这个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作出这种轻描淡写的做法，刘智鹏认为合理，他说：这些字眼描述六四合适，属事实陈述，「几合理、深浅合适」，不会引起太多「不必要的猜想」。至于课本正文旁设「课堂讨论」问题「中央处理六四手法惹来国际社会的谴责，事件对中国发展造成什么影响？」他认为影响分国家内外层面，比较复杂，要论「造成影响」，可能今天都未「结案陈辞」；又说中三程度应深入浅出，而非「抬高历史去政治、国家高度去思考」7。
三曰「帮腔」
易中天说，歌功颂德是「帮腔」，诚然，但帮统治者骂人也是「帮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的考试中，其中一题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释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惹来争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声明，认为试题的资料极为片面和「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则发声明，强调一如其他科目考试，历史科设有「审题委员会」，委员的背景有大学教授、具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及/或校长、课程及学科专家等，依据该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与《评核大纲》拟定试题及评卷指引。当时已经考虑不排除评卷员的家人可能曾经受日军不人道对待，因而有机会令评卷员受情绪影响。经详细讨论之后才正式定稿。换言之，试题已经在考虑到各方对此试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定稿的，因而是一个集体决定而不是个别人肆意妄为或者独断独行的。但是在左派舆论压力下，考评局被迫撤回试题，而且有两人因此辞职。在这件事上，作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历史委员会主席的刘智鹏，虽然本人未必需要对该试题负直接的责任，但在整个事件中，他显然未能维护考评局的专业性及独立性，而是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压力，从而「帮腔」谴责该试题。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认为试题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惊」，赞成取消争议试题，他认为「题目提供的两则资料立场均偏向正面，『利多于弊』属引导式提问，而且题目牵涉年份太广，认为题目设题不理想」。
四曰「帮凶」
易中天说：「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刘智鹏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竟然在所谓「国安第一案」中，担任控方「专家证人」，论证被告唐英杰电单车上挂有旗帜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具有「分裂国家」的意义。哈！一个历史学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法证专家」。控方透露刘的报告指，被告挂有「光时」旗帜电单车，犹如古时战士插上战旗，骑马上战场。罗织罪名，莫此为什。
据控方说，刘智鹏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提供这个「鉴证」，可惜连法官都无法接受他的「鉴证」，只准许部分内容（只限于他对八个字的解释）作为呈堂证供，刘教授枉作小人了。
如果刘教授能够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悟出「分裂国家」的意图，那么面对中共曾经公开地、明确地提出分裂、颠覆国家的宣言、决议，刘教授又是否应该论证中共是分裂、颠覆国家的犯罪集团呢？请看看以下例子：
例子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1922.7）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在是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其决议案明确指出：「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决议案并附录加入的条件十多条，除了要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外，还要「全力拥护苏联」、其政纲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必须执行等。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页134-5）
请问刘教授：中共这种行为是否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例子二：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1923.6）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其中强调：「⋯⋯8.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同上引，p.253）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同上引，p.255）
请问刘教授：中共是否煽动少数民族独立？是否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而本党党纲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这是否甘愿成为外国傀儡呢？
例子三：
1922年7月中共通过《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7），声称「苏维埃俄罗斯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动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p.136-7）
请问刘教授：中共自己承认苏联（而不是中国）是他们的祖国，这是否数典忘祖？这种行为说明什么？
例子四：
1929年11月苏联因「中东路事件」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60号通告《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式就是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中直白的表示，「执行武装保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是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换言之，就是通过在中国全国发动暴动来保护侵略者。
请问刘教授：这是否资敌行为？是否里应外合来灭亡中国的行径？
例子五：
毛泽东曾经多次表示感谢日本侵华，都记载在中共正式档中8，请问刘教授，如果 DSE 试题令您觉得「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惊」，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话算不算「汉奸」、「辱华」？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中共正式档记载的，其文意都非常清晰，不必劳烦专家去「解读」或作「鉴证」，清楚无误地说明中共的卖国本质、及其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刘教授，您会根据中共自己的文献，撰文揭露中共这些本质、谴责中共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吗？
所以，刘教授是易中天笔下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四帮分子」。
注释：
1见易中天《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见区家麟：＜通识科弃尸 国民教育还魂＞，载《众新闻》，2021年2月8日。 ↩︎
3见2021年2月4日刘智鹏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的讲话。 ↩︎
4见拙作＜《香港地方志》失实偏颇＞，载《信报》，2021年1月14日，及＜《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载《信报》，2021年1月21日。 ↩︎
5见前国务院副主任李后撰写《回归的历程》，三联出版社，1997年。 ↩︎
6沙头角枪击事件，多年来官方说法都是民兵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但笔者引用官方材料证明是中共中央军委直接策划，详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141-152页。 ↩︎
7见《明报》2021年4月5日报道。 ↩︎
8关于中共官方文献记载毛泽东感谢日本侵华的详情，见拙作《难得机会认识中共历史》，载《信报》网路版，2020年5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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