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铨 （网友推荐）| 转自 新世纪

【缅怀李金铨教授（1946–2026）

 

著名传播学家、本刊编辑委员李金铨教授于2026年4月14日离世，《二十一世纪》同仁致以深切哀悼。李教授专研中国媒介、政治经济学、民国报人等问题，于1990年代至2010年代在本刊发表了不少饶富价值的文章。本刊选录李教授的数篇大作与读者重温，以表敬意与哀思。
📖文章回顾
〈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

（2002年12月号）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中港台传媒与民主变革的交光互影〉

（2003年6月号）
〈民国时期的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

（2011年6月号）
〈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

（2015年10月号）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本书取名为《报人报国》，是《文人论政》的续篇。 《文人论政》自从 出版以来，引起台海两岸和香港跨领域学者不少深刻的回响，使编者和 作者深受鼓舞。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联同传播研究中心，再 度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部分历史、文学和传播学者 共济一堂，继续研讨，促进华人学术圈跨学科的不断对话，庶几「旧学 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朱熹语）。本书是这次会议的成果。这 篇「代序」取意「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的联系，以便说明本书涵盖的 主题和讨论的范围。

历史学家帕辛（H. Passin）论断，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经济落后的文 明古国）霍然惊醒于外在世界的存在，在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威胁下，产 生了民族自觉，因此近代新闻业的兴起可说几乎完全是西方的影响。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报刊的主调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这是中国文人论政的报国情怀。帕辛说： 在现代文化和民族发展初期，过去的还像现在那么鲜活，新的却在 向还没有彰显的奥秘挥手，这时「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就出现了。 帕辛想到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鲁迅等承先

后的例子。帕辛所依托的「现代化」理论一直遭受批评，但就中国近现代报业的轨迹而言，先 受西方传教士影响，又向日本和欧美取经，帕辛诗意般的比喻倒是符合 史实的。

余英时教授说，自从 1905 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的知识阶层逐渐 边缘化，传统士大夫转型为现代型的知识人，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 6

情怀始终没有稍减，于是透过报刊、大学和学会干预政治。 中国文化 传统看重知识阶层的角色与情怀，这一点连西化派领袖（如胡适、丁文 江、傅斯年）也不例外。本书的「报人」是泛称，而不仅限于特定的职业 角色。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士、学者、报人往往角色交叉混杂， 文士、学者在报刊论政或兼职，报人在大学教书，都非常普遍，不像现 代西方专业化报刊的角色那样泾渭分明。梁启超固然以言论迪民智，以胡适为首的知识群体（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他的同辈论敌（陈独秀、李大钊），乃至下一辈储安平的《观察》， 还有围绕 着这些刊物的几百名投稿人，几乎都是著名学者兼政论翘楚。直到《申 报》中期、《大公报》以及《世界日报》，虽然开始了报人职业化的势头， 加强新闻采访面，但言论始终是摆在第一位阶，报人首先追求的还是言 论「一言九鼎」，主笔地位始终高于记者。 文人论政，报国情怀。安德森（B. Anderson）界定民族国家为「想像 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这篇代序用「国家想像」为题，倒不是 要学某些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特意强调国家的虚构面，从而企图以边缘的地域、族群或身分去瓦解「中国性」。 本书旨在考察报人到底「想 像」了哪些方案、思想、办法可以拯救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内忧 外患的文明古国。葛兆光指出，中国自从秦汉以来，即使有分有合，版 图或大或小，但历史是绵延不绝的；尽管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 一直是清晰而稳定的，而且从宋代起就有近「民族国家」的意味。因此， 他反对硬套近代欧洲才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以解读（解构）中国。 事 实上，近现代中国史一直随着「救亡图存」的主调旋转，报人对「亡国」、 「亡天下」有切肤之痛，也普遍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他们在政 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皆以「中国」为安身立命的「实在」共同体，绝不 会 把 它 当 成 一 个 抽 象 而 缥 缈 的 建 构。 根 据 李 欧 梵 的 研 究，中 国 文 人 —— 从徐志摩到一般知识人 —— 对于「现代化」的想像一直是相当实在的，不是虚无的遐想。 这些救国方案从自由主义（包括杜威〔John Dewey〕/ 胡适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包 括从英国引进温和的费边社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乃至激进的共产主义），不一而足。但中国思想界病急乱投医，「主义」驳杂，「问题」 混乱，各种势力的滋长与斗争，更反射报人的热情与无奈。 在 1949 年 以 前，中 国 近 代 报 刊 大 致 有 三 个 范 式：一 个 是 以《申 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第二个是国共两方面的党报，第三是 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专业报。商业市场勃兴是报纸专业化的原动力， 这在美国报业发展史看得很清楚。 《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商业 运作都相当成功，但《大公报》更受知识人尊敬。 《大公报》自称是文人 论政、言论报国的工具，不惜高薪养士，希望办成《泰晤士报》般的影 响力；但它怀疑商业和金钱的腐蚀力量，因此极力维持儒家自由知识分 子轻财重义的作风，认为言论独立必须来自知识分子的良心，高悬「不 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原则，是中国新闻界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 竿。 除此三类报刊，还有许许多多风花雪月、有闻必录的猎奇「小 报」，为文人所唾弃，但近年来有学者为它们「洗冤」，肯定它们的价值。 当然，任何分类都不能绝对化而导致非白即黑，当时许多大报也 以小报作风吸引读者。 本书称为《报人报国》，关心在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报 刊环境中，「报人报国」的「国家想像」如何落实或落空？在「文人论政」 的历史脉络下，自由主义如何获得理解的？这篇「​​代序」准备从七个问 题勾勒各篇章的旨趣，建立其内在联系。这七个问题是：（1） 「自由主 义」及其商榷，兼及美国「进步运动」的影响；（2）自由报人的实践与困 境；（3）民族与民主的矛盾；（4）延安党报范式的建立；（5）报刊与政权 递嬗的关系；（6）历史研究、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和（7）报刊的 「公共领域」在哪里？最后我希望把《报人报国》与《文人论政》姐妹篇连 成一气，建立有机的联系。

「自由主义」及其商榷：「进步运动」的余波荡漾 近现代中国报人最关注的问题，历来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而 以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为次。民族与民主的辩证关系暂留后再论。现在涉 及的，是中国报刊对于自外引进的「自由」与「民主」两个概念，语意混

淆，歧义丛生。 桑兵教授警告，「自由」 （liberty 或 freedom）一词于 19 世纪上半叶从日文移译过来时，未曾深究背后的来源，以致到了中国变 成滥用词，连「革命」和「专制」都可以用「自由」来包装。同盟会的分支 「自由党」提出民生主义，便有社会主义的色彩。民初政局混乱，党派林 立，报纸互相攻击对方，完全没有道德规范，表面看似「自由」，其实任 意妄为。当时言论自由没有保障；自由的背后应该是责任，即使言论自 由获得制度的保障，也未必保证人们会有负责任的自由言论。王泛森提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模糊、附会、飘忽不定，当时左右夹 杂，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互相排斥。毛泽东早年阅读的书刊左右并存； 蒋介石在五四时期也阅读《新青年》、《新潮》，而且想游学欧美；傅斯年 曾在《新潮》介绍过俄国的社会革命；罗家伦念北大时和李大钊过从甚密，主张俄国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将成为世界潮流。 即以毛泽 东而论，青年时期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时期敬仰胡适（毛对斯诺说 的），成为政治领袖以后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晚年更自称是「马克 思加秦始皇」。

高力克教授以个案分析号称自由主义者的「哥大四杰」。胡适从政 权的批评者，转为体制内的诤言者，终于和国民政府温和合作；「九一 八」事变以后，蒋廷黻于 1936 年入阁，「论」而优则仕；罗隆基热衷实际 政治，后来接受了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费边社理论，加入国社党和 民主同盟，最后更走向了反对派；而徐志摩选择远离政治，独自走上文 学的道路。留美归国学人也许相信自由主义的抽象理念，但总怀疑它是 否适合当时的中国。钟鼎山林，人各有志，哥大毕业生各走各的阳关 道，这是自然不过的事。高教授所刻画的正是留美知识人心路历程及其 政治道路的几个典型。知识人在个人自由与国家重建的矛盾中煎熬，左 右摇摆，忽左忽右。倒不是他们骑墙，也不是没有主见，而是任何思想 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各种主义一窝蜂涌入中国，思想界对这些新 生事物一知半解，根本来不及消化，更遑论达成共识。 章清教授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最早原是被政敌所戴的一顶帽子，颇有贬义，后来才逐渐为知识人所接受。 所谓「自由知识分 子」，立场笼统而分歧：有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对「自

由主义」也不以为然；有人开始不肯认同这个身分，随着时势变化才开 始慢慢接受；有些「自由主义者」甚至有条件接受独裁专制。胡适的《努 力周报》和梁启超的研究系有龃龉，但研究系和梁启超自以为是「自由 主义者」。即连「胡适派」的成员，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完全是自由 主义者。丁文江同胡适一起办《努力周报》 （1922–1923）和《独立评论》 （1932–1937），但他原是师礼梁启超的，和胡适立场未必完全一致。罗 隆基、闻一多和梁实秋这些清华校友，自美回国后，一起参加以胡适为 首 的《新 月》 （1928–1932）， 但 他 们 在 美 国 留 学 期 间 发 起 的「大 江 会」 （1923）却信奉国家主义。后来梁实秋转入自由主义的阵营，罗隆基却加 入国家社会党，转民主同盟。抗战后期，西南联大许多英美派学者纷纷 左倾，闻一多尤属激进，他们算不算是「自由主义者」 ？如果我们从「自 我认定」的角度和从「后设」的概念来衡量谁是「自由主义者」，结果可能 大相径庭。至于陈寅恪浩叹「最不自由是文人」，又当别解。总之，标签 贴得这么乱，令人不禁想起法国大革命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 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以行！」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半是书斋型精英，咄咄书生，空有理想， 只能纸上谈兵，既没有组织力，也没有行动力，在整个中国茫茫人海中 不啻是孤岛；不论从出身、教育背景和关注的问题来说，他们和社会底 层几乎完全是脱节的。但他们背腹受敌，布尔什维克者骂他们保守，保 守派骂他们激进。 1930 年代以后，有些文人进入政府体制，虽有报国情 怀，却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倾轧中浮沉，丧失理想；更大多数 文人论政而不参政，与权力中心若即若离，在政治势力的夹缝间单打独 斗，最终怎能不头破血流而以失败收场？

在整个知识群体中以胡适的「自由主义者」身分纵然最硬朗，他的 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经过不断发展修正。我们知道，胡适曾于苏 维埃革命以后九年（1926），访俄三天，盛赞其「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 验」。胡适反对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但自承是「新自由主义者」或「自由 的社会主义者」。胡适向来主张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不讲没有证据的 话，不讲言过其实的话。游俄短短三天，可说什么也没有看到，顶多得 个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发表随感或杂想则可，怎能对这么重大的问题做出匆促的结论？如此轻率，显然不符合胡适严谨的个性，可见 这次短暂旅行观察不过给他一个机会，印证平时累积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访俄，美梦破灭，获得与胡适完全相反的结论。 胡徐 书生，争论斯文；连同胡适后来与蒋廷黻等人为民主与新式独裁的辩 论，是不是应该看成自由主义墙内之争？ 胡适对苏维埃革命的态度并不是孤立事件，孙中山提倡联俄政策， 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褒扬俄国制度，都反映了当时一般知识精英的心 态。这种心态自然是受到西方「进步」知识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 胡 适 对 苏 俄 的 看 法 得 自 何 处？看 来 他 是 受 到「进 步 运 动」 （Progressive Movement）左 翼 那 一 派 思 潮 的 影 响，以 芝 加 哥 大 学 的 哈 普 尔（Samuel Harper）和 舒 曼（Frederic L. Schuman）为 其 领 袖，政 治 系 教 授 梅 里 姆 （Charles E. Merriam）也是此中同道。长期以来，「进步运动」一直抨击美 国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工，弱肉强食，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缺乏社 会公义。 1929 年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恐慌，更使得资本主义的弊端毕 露无遗，霎时间衬托出苏俄特别美好的形象，是一个独立、平等而有效 率的国家。其实，进步知识界普遍向往苏俄，矛头正是指向美国母体社 会。 「进步运动」的领袖们先鼓吹美国应该向苏俄学习，促进经济平等， 这本来是十分合理的主张；只是他们为了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竟愈来愈 一厢情愿，以致看不到苏俄制度的血腥和残暴，最后甚至甘为史达林的 激进辩护士。

梅里姆说，苏俄摧残「反革命行为」，是为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试验， 胡适认为「此论甚公允」。不特胡适等人憧憬苏联，其他人证物例所在多 有，连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杜威也未能免。 1919 年胡适和蒋梦麟邀请他 们在哥大的老师杜威来访，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运动」爆发，接着 在华逗留了两年多。他与英国哲人罗素访华（1920–1921）重叠一年，两位大师共同掀起了中国文化界的高潮。 杜威访华过后七年（1928），方 程赴俄考察，时间上比罗素和胡适毕竟都晚了数年。杜威以实践主义 的理想看苏俄，欣赏苏俄创造 「集体心态」 （collectivistic mentality） ，对 「十 月革命」以后苏俄国家机器与教育体制的密切勾连尤其击节赞赏，他还为列宁、托洛斯基和史达林的残酷手段说了些好话。 不管出于误信、无知或善良愿望，不少西方知识人一时间跟着苏俄的宣传鹦鹉学舌，表 现出「朝圣」般的热情，为此列宁给他们取了一个颇为捉狭的名字： 「有 用的白痴」 （useful idiot） 。如今回顾这个狂热现象 —— 不止是「有用的白 痴」 ，而是「好用的白痴」—— 简直匪夷所思，简直败了「进步运动」的名节。 众所周知，胡适终其一生是个光明磊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行动 从来不太狂热，实在当不起「白痴」的骂名，但他的自由主义道路不是没 有转折的。上个世纪 30 年代，他所以一度称道苏俄，主要是因为他认为 苏俄要采用杜威「从做中学」和英国道尔顿制的欧美最新教育学说，甚至 因而论断「社会主义是民主运动的逻辑顺序」 （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ment） 。 然而苏俄说要采用那些教育学说，毕竟是纸 上文章。没有多久，苏俄开始批判并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杜威当然 比谁都明白，唯有相对独立于国家体制的钳制才可能有自由教育。 「进步运动」的影响深远，它和杜威的实践主义都是从自由主义所派 生的，其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胡适又是杜威在华最重要的门生。

但这个问题牵涉太广，这里只能约略涉及「进步运动」对美国新闻界和 对胡适的影响。 「进步运动」对内刷新了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面貌，对外促进美 国开海外扩张的雄图霸业，以至于崛起成为取代英法帝国主义的 20世纪世界强权。在内，「进步运动」维护了中产专业阶层的兴起，新型记 者以改革者的身分，不断在杂志上揭发政客贪腐，攻击财阀垄断，形成美国新闻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粪（揭丑）运动」 （muckraking）。 媒介社会 学家甘斯（H. J. Gans）指出，美国媒介专业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 后蕴藏了一组「恒久价值」 （enduring values），包括种族中心主义、利他 性民主、负责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不走极端、向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凡此皆是「进步运动」的产物。 新闻专业追求平衡客观，不偏不 倚，事实与意见剥离，但操作起来绝非缥缈无根，更不是漫无边际；除 非深植于若干基本假设之上，否则必无着落。这些基本假设是一套习以 为常、习焉不察、视为当然的「恒久价值」。倘若社会缺乏基本共识，恒 久价值不断受到挑战，相信新闻专业意理是无从落实的。 「进 步 运 动」领 袖 写 文 章，多 刊 登 在 李 普 曼（Walter Lippmann）于1914 年所创立的《新共和》 （New Republic）。胡适留美期间最醉心于《新 共和》，回国以后更积极仿效它的风格办同人杂志，对国事发表各种主 张。他在《努力周报》宣传「好政府主义」 ，不就是「进步运动」的中国版？ 话说杜威思想主导「胡适派」的自由主义，特别在实践哲学、科学方法 和实验教育方面，但他对中国报刊的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杜威不以报 刊实践闻名，他的旅俄印象在《新共和》发表；杜威反对精英政治，但 他提倡的「大众民主」在封闭而分裂的中国根本是空中楼阁，毫无实现 的机会。胡适回国办刊物，还得结合美英派的知识精英，其精神、路线 与风格显然受到杜威论争对手李普曼的启发。 这里要顺带一问：密苏里新闻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各大学，为什么势如破竹，完全没有遭遇抗拒？盖密苏里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蕴藏「进步运动」的基本价值，符合中国知识界领袖（例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对「德先生」和「赛先生」 的追求，「范式转移」自然水到渠成。

除了美国「进步运动」的知识领袖，英国哲学家罗素（B. Russell）亲 睹苏俄革命，前后立场发生变化，也刻画了自由主义者左右摇摆的窘境。 1917 年苏维埃革命成功，三年后（1920）罗素即实地往访考察，时 间 上 比 胡 适 早 六 年， 比 杜 威 早 八 年。 罗 素 原 先 在 纽 约 的《解放者》 （Liberator）杂志撰文赞成这个革命，但身历其境以后却改变初衷。他 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太好了，好到简直可以不择手段，以致残暴统治， 剥夺自由，在所不惜，宣传如宗教狂热，人民生活却贫困不堪，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罗素于 1920 年秋结束苏俄之行，直接到中国访问，盘桓 了一整年，与杜威分别发表一系列哲学演讲。罗素初抵华时，警告中国 应该采取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谨防帝国主义的干 预。不料数月后他在告别演说时转了个大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俄式国 家社会主义，才能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等到实业和教育达到英美的程度，再回头铲除资本的流毒，此外别无他途。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大 师曾经左右摇摆，罗素对胡适说苏联的 dictatorship 最适用于俄国和中 国，因为在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閙得稀糟，爱自由的 人只好牺牲一点，胡适谓「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

自由报人的实践与困境 民国报业和报人走进史学研究的视界，规模初具，不仅在华人地

区，即在海外的英文著作也累积了可观的成果。 本书除了提供宏观分 析，也包含意义深远的个案研究。质言之，这些个案分属四个主题： （一）以胡适、成舍我和陈冷做报人的经验为例，知微见着，以折射他们 争取新闻自由的实践与困境。 （二）王芸生、萧乾、陆铿和刘宾雁等人， 遇到时代剧变，政权动荡，个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每个关头都必须做 出痛苦的抉择，以致人生转折多变，更具体而微地刻画新闻自由的代 价。 （三）留美的自由派报人抗战期间出任官员，其负责检查外国记者在 华报道的心路历程和理据。 （四）另一个异常的延安革命党报模式。先此 简介胡适、成舍我和陈冷的个案，其他且留后再叙。

胡适与《努力周报》 五四运动以后，中共诞生，国民党改组，军阀跟官僚政客争权夺 利，报纸党同伐异；南北对立，日趋紧张；战乱频仍，政治无望，自由 主义极难生存。胡适于 1917 年回国，宣布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在中国 你不碰政治，政治会来惹你。他只好破戒，于 1922 年 5 月创办《努力周 报》，仅一年六个月而寿终。胡适宣布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舆论家，只问 是非，不论党派，「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 膊上」。 《文人论政》一书中许多篇章以胡适为主，特别是几篇研究《独立评论》 （1932–1937）的文章。 本书中，潘光哲教授再续前作， 对于胡适 创办《努力周报》再做生动分析，折射自由主义在中国如何遭受左右夹 攻。胡适在美国求学就有开风气之志，深受《新共和》的影响。胡适论 政，不愿卷入实际政治的漩涡，他要做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 者。他认为，主义不能包医百病，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而提倡一点一 滴的温和渐进改良。他提倡「好政府」，消极上防止营私舞弊、贪官污 吏，积极上替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容纳个人的自由。这是个立宪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胡适的「好政府」脱胎于进步运动。 他呼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显然也源自实践主义。胡适提出 「公」的理想 —— 讲公道话，做公正人，这种「低调民主」碰到「高调革 命」，自然就窘态毕露了。右派有邵力子的《民国日报》攻击他，左派有 张国焘的中共机关报《先驱》攻击他，张申府、周恩来也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批评胡适妥协。 当时还有别人（如成舍 我、陈冷）鼓吹说「公道话」，所见与胡适略同。政治激情，导致言论白 热争锋，反映当时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现实，本来是应有之义，然当社会 共识薄弱时，不知道说「公道话」的基础和标准何在？这是值得深思的 问题。

陈冷与《申报》 上海旧公共租界望平街，仅一百米的窄街，却聚集了《申报》、《新 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四报，是民国时期的报业重镇，全国舆论 的 中 心，报 人 的 避 难 所。 《申 报》起 于 1872 年，终 于 1949 年，为 时 77 年。晚清《申报》初创时，社会上普遍鄙视报纸，认为是江浙落拓文人科举落第的归宿，生活清苦，名誉低下，「几与沿门求乞无异矣」。 民 国以后，报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大报的老板和主笔俨然跻身社会名 流，有的甚至晋升为党国要人，然而在小报贩卖风花雪月为生的文人仍 然声名狼藉。

《申报》有过十个主笔。陈建华教授所分析的陈冷（景韩）是第七任 主笔，从 1912 年到 1929 年，历 17 年，这时报业开始向职业化转型，记者群体意识日益成熟。陈冷是前清秀才，同情革命党，自日本归国以 后，1906 年开始在《时报周报》写短评。胡适早年从徽州到上海求学， 也是他的忠实读者。 1912 年陈冷为史量才以高薪延揽（《时报》每月付 150 元，《申报》倍之）出任《申报》主笔，仍是《时报》顾问。陈冷的贡献 在新闻史上几乎湮没不闻，陈建华教授对他多所褒扬，不愧为其后代知 音。

陈冷于 1918 年在《申报》 「自由谈」副刊开辟了一个「自由谈之自由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谈」专栏，笔名叫做「不冷」，每天写一篇「报屁股」短评。 1920 年由周瘦 鹃接棒。陈建华教授认为，这些报屁股文章用嬉怒笑骂回避政治钳制，又在许多社会议题上开拓了言论自由的空间。 陈冷尤在《申报》写了六 千多篇时评，陈教授认为切中时弊，笔锋犀利，开创了中国报纸「时评」 的体例，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冷的时评并具有四大特征：一，以 社会的立场发声；二，宣扬宪政理念，讨伐袁世凯；三，经验思辩，不 事高妙的理论，不故作深刻，「报纸之用力，不在一时，而在继续」 ； 四，修辞雄辩。 面对军阀和政府压迫报纸，报纸党同伐异，陈冷稳妥把舵，《申报》 注重揭发社会阴暗面。他强调自由独立，但不是理论的诠释，而是长期 在报馆每天低调跟议题打交道。他提出新闻必须「确、速、博」，略近于 先前梁启超的看法。外勤要多跑，要客观，不加己意，反对流水账和起 居注式报导。陈冷提出报纸是「公器」。公器者，何也？戈公振说「上足 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赵君豪说应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之精神。准此，公器所服务的是政府与人民、国家与民族，既不徇党派 之私，但也不是西方严格意义的「报道真相」。 陈冷鼓吹立宪，支持地方自治，批评专制政治。他是留日学生，应 该受到日本报纸以及从西方转介的自由思想所影响，表现于日常报业的 实践，当然和旧派士大夫不同。他毕竟是个实践者，不是理论家，对 「公器」的阐释失之于简，尚不成体系，然不知与《大公报》的「四不」原 则或西方报业标榜的专业主义有何异同？陈冷为人低调，与蒋介石私交 甚笃，却婉拒蒋的邀请入阁或任其重要幕僚，与董显光等人「大势所趋」 而从政不同。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的人马进驻《申报》，曾邀请陈冷 再任总主笔遭婉拒，所送薪资亦被退还。他风骨嶙峋，体现了自由报人 的风范。

成舍我与《世界报系》 一战即将结束之际，中国知识阶层纷纷抛弃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 论，转而向往互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舍我的思想渊源来自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派」 （以留法的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为领袖，有别于留日派）。 当时国人一方面反传统，一方面囫囵吞枣地接受各种驳杂的 西方思潮，对它们只有模模糊糊的片面理解。唐海江教授指出，成舍我 毕竟以儒家之理，「格」无政府主义之义，以为世界主义就是大同主义。 他创办报系和新闻学校，均以「世界」为名，可见他对世界主义有多推 崇。国难迫在眉睫，他主张先要有民族主义，才能进到世界大同。世界 主义因而暗合民族主义，这个立场与孙中山如出一辙。无政府主义那时 是社会主义改良的一支，批判欧美资本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成舍我 主张以人道和互助实现理想，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抗战时期他和 《大公报》都不反对统制新闻，但鼓吹政府借鉴欧战时期英国经验与新闻 界合作。

成舍我报人生涯三十年，坐牢不下二十次，报纸封门十几次。他创 办北平《世界晚报》，创刊号即公布四条宗旨：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 收津贴，消息灵确。他一辈子捋权势的虎须，在《世界日报》攻击军阀 段祺瑞、张宗昌、阎锡山，差点被张宗昌砍头；在南京《民生报》揭发 彭学沛贪污，得罪行政院长汪精卫，最后被汪勒令永远停刊。成舍我不 支持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1948 年底《世界日报》被查封，改为《光明日报》继续出版。 他是五四时代的人，但任凭如何反对儒家传 统，也浇不熄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这种不畏强暴、言论报 国的精神，何尝不是体现孟子式的担当？

1830 年代，纽约《太阳报》把售价从六毫降为一毫，并且着意渲染 犯罪新闻和人情趣味的故事，因此招揽了大量新兴普罗读者，开了贵族报纸平民化的趋势，报纸的财源由原来倚重发行变成倚重广告，史称 这是影响深远的「毫子报革命」 （penny press revolution）。英国报业巨子北 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向美国取经，而成舍我又矢志向北岩看齐，不 但希望开创中国报业的托拉斯，还想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大众化。成舍我 先后创办北平《世界晚报》 （1924）和《世界日报》 （1925）、南京《民生报》 （1927）、上海《立报》 （1935），建立了托拉斯的雏形。 《立报》是他毕生 办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尽管上海报业已由《申报》、《新闻报》和《时 报》三足鼎立，但成舍我走通俗路线，「小报大办」 （篇幅小，容量大），用人不拘一格，左右相容，又拒绝向上海滩的帮会黑社会妥协，发行量 一度攀达二十多万份，居全国之冠。可惜《立报》仅维持两年两个月，

淞沪战争爆发便告停刊。 1945 年抗战结束，他接收上海《立报》，恢复 被日本人没收的北平《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还希望复刊南京《民生 报》。 1948 年与陈立夫商议成立中国新闻公司，在各地成立分社，变成 名副其实的托拉斯，然壮志未酬。 成舍我主张以报纸教育大众，必须力求通俗。他批评中国的报纸太 贵，文字太深，内容与多数国民无关痛痒。迥异于西方报业托拉斯垄断 言论的流弊，他提倡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讲话。主张由国家 立法，设立董事会，规定资本家延聘编委会成员三分之一，余皆由学术机构、法定民众团体和读者代表担任，董事会决定主编任免和言论方针，资方无权干涉。他希望办平民报纸，人人看得起，以对抗资本家的操纵。 要资本家出钱办报，又要「立法」不许资本家干预，这个绝无仅 有的理想如果成功，很难想像会是何等光景。 成舍我认为报纸必须为多数人民说话，因而反对报纸中立。他记 录英伦考察旅次的见闻时，叹道：「〔英国报纸〕初不似吾国报纸，一方 面环境压迫，不能为自由之表白；一方面报纸自身，亦乐以模棱游移之说，博『中立』、『不党』之美名。」 他批评「不党」，然则他要站在国 民立场，正视事实，以自由思想做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此 又何异于《大公报》的「不党」原则？ 1920 年代，《努力周报》以少数知识 精英为对象， 《大公报》的读者是政界和知识界精英， 《申报》和《新闻报》 争取政商两界，陈独秀和李大钊正在组织群众革命，唯独成舍我致力 于办平民报纸。以他所吸收的文化资源来说，无政府主义如何与儒家 自由主义有辩证的互动，又与频仍的国难有何交涉？他的理念在中国 报人中独树一帜，但报纸内容是否与众不同？他代表的是什么诠释社 群，以谁为竞争对手？他的平民报纸与平民教育运动（如晏阳初）有没 有互相影响？他是否以知识精英的身分，揣想平民要说什么话？这些 问题尚待追踪厘清。

民族与民主的矛盾 张咏教授提出一个问题：接受自由主义洗礼的留美报人，理应捍卫 新闻自由，为何回国后（特别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纷纷加入国民政 府，居然当起记者痛恨的国际新闻审查员？有趣的是，他们多半是江浙 同乡，有教会学校背景，得风气之先，出国后到密苏里大学念新闻，回 国组成了「密苏里帮」，这是一张由同乡、同学兼同事组成的人脉网络。 他们年轻时都热心国事，曾矢志献身新闻事业。 「九一八」事件爆发，密 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学生义愤填膺，在校报发表中国同学联盟反抗日本 侵华宣言，并在中国留学生季报热烈讨论国事。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不证 自明之理，毋庸多说，然而密苏里新闻教育不断灌输报人的社会道德与责任，强调新闻必须「平衡」，对中国留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国 难的需要与命运的安排，他们变成了新闻审查官时，即以外报报导失衡 作为检查的理据。 张咏教授聚焦于中国政府新闻检查员如何为其立场辩护。首先，他 们指责外国报纸和驻华记者为了母国利益，对中国常常不怀好意，又充满偏见与无知，报道扭曲失实。 在巴黎和谈失败后，外国报纸煽动在 华武装干预。 1924 年联俄容共，西方国家对国民政府有了疑虑，纷纷阻 挠国民革命，其中以英国最为嚣张。抗战初期，英法不断讨好日本，牺 牲中国利益，昭然若揭。其二，董显光诉诸「世界主义」的道德原则， 以世界和谐为最高利益，恳求外国报业同情、帮忙这个追求进步理想的 年轻共和国，勿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丑化它的落后。第三个理由，民族独 立是实施民权主义的前提，在民族绝续存亡的当头，检查制度不仅有其 必要，而且是行使独立主权的「绝对权力」。第四，如王世杰所言，新闻 检查是战时的临时性必要措施，连美国在战时也如此。 《大公报》虽然崇 尚西方新闻自由，却也批评西方记者对华的扭曲；《大公报》和《世界日 报》不质疑特殊时期的新闻检查，只批评检查方法和素质。倒是胡适一 贯委婉撰文反对检查外报的措施。 「主权」压倒「人权」，「民族」战胜「民主」。余英时叹说：「一百五十 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方一直抱着两个相反的情绪 —— 一方面憎恨它的侵略，另一方面羡慕它的价值。…… 在二十世纪，民族独立和民主同是 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 第三世界各国以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 从此国家至上，成为集体认同的来源。五四以前的先觉者（严复、梁启 超、孙中山）强调「民权」，都为了实现国家权利、民族独立，而不以保障个人自由为前提。 孙中山先提出民族主义，以排满为目的，后来才 发展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抗战前，《独立评论》一批有名的「自由主义 者」 （如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均主张以「新式的独裁」取代民主，几 乎只靠胡适独排众议，极力维护民主价值，可见一般中国学人对民主的 信心何其脆弱。

再进一步剖析，西方国家对内讲民主自由，对外拓张帝国霸权，一 表一里，携手并进；对它们来说，内外有别，采取双重标准，大概是天 经地义的。萨伊德（Edward W. Said）揭发若干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伪善， 痛击他们反对别人殖民，却维护自己殖民。例如法国的托克维尔（A. Tocqueville）撰《民主在美国》一书，极力抨击美国南方白人蓄养黑奴的 野蛮行径，转个身却支持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的严厉行动，对伊斯 兰教更充满了偏见。他的英国朋友米尔（J.S. Mill）写《自由论》，是阐发 自由主义的经典宏著，但米尔在印度任英国殖民政府公职时，却反对印 度人自治。最恶劣的莫过于法国人芮南（Ernest Renan），他说：「老天制 造了一个劳动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手脚极灵巧，几乎毫无荣誉感；只 要治之以正义，征其税，聊以津贴征服者，以换取〔征服者的〕恩宠，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原来这个「劣等」民族是等着优越的外国人来征 服（拯救）的。萨伊德列举许多极负盛名的欧洲知识精英都是种族主义 者，但凡讲到「劣等民族」，无不极其轻蔑不齿而粗暴的。美国虽然没有 殖民经验，在海外却进行新型的征服或剥削。 第三世界独裁政府往往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压抑民主的呼 声，甚至丑化民主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余英时说：「民族主义 是被侵略、被欺凌或被征服的民族的正当防卫武器，但超过了正当自卫 的界限，它会立即转化为邪恶的势力。特别是在专制或是集权的国家， 它更是统治阶级 —— 专政的党或基本教义的政权 —— 维持和扩张其绝对权力的有效工具。」 如何调节或平衡民族与民主的矛盾？萨伊德倡 议，以《世界人权宣言》和《日内瓦公约》为蓝本，制定「新普世价值」 （new universality），禁止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个人或团体的权利。 这样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价值的矛盾加以辩证统一，允为高瞻远瞩 的洞见。

建立延安报业范式 如前所述，相对于商业报和专业报，还有党报系统。在国民党方 面，以《中央日报》为主；在共产党方面，则有重庆的《新华日报》和延 安的《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红区的农村派，反对自由主义，确立 党报为喉舌的原则；《新华日报》在白区，代表都市派，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以作为对抗国民党的策略。 毛泽东领导《解放日报》，对周恩来 领导的《新华日报》曾有严厉的批评。 1949 年以后，《解放日报》成为中 共办报的唯一模式。 党报「延安范式」的确立，源于 1942 年《解放日报》的改版，「不完全党报」变成「完全党报」，成为一元化领导的工具。 「改版」是「改造」 的突破口，通过版面的调整，在办报思想上，确立党报是「党组织的喉 舌」，不是报社同人的机关；在实际操作上，强调党性、阶级性和政治 性，并把「全党办报」的原则具体制度化，使报纸的报导与党组织联成 一起，不许表现「独立性」。黄旦教授续前文，在本书进一步考察该报改 版时编辑部的「新型记者」 。从身分意识来说，他们是党的喉舌和耳目； 从新闻操作来说，以政治为原则，「用事实说话」，也就是用事实说党要 说的话；在办报队伍的建构上，反对「记者办报」，奉行「全党办报」， 消除办报者的专业意识，走向工农结合并改造自己。通过这一切，终使 办报者完成了主体的「重塑」。 《解放日报》的改版重建了党喉舌的原则，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这里我想简单回顾整风的历史脉络。 1937 年，中共有两个权力中心， 一个是延安的中央政治局，由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康生和陈云领导；另一个是武汉的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主其事。 1937 年 8 月，毛希望利用抗战全力发展中共的武装，主要打游击战，避 免与日军正面交锋。史达林怕惹怒蒋介石而造成统一战线破裂，导致日 本在华制俄；周恩来附和史达林和共产国际，带头反对毛的决策。 1938 年春夏之际，毛一方面争取共产国际支持，一方面把刘少奇调回延安， 同长江局斗争。 1938 年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但他留在重庆工作，《解放日 报》实际上由张闻天管，1940 年 11 月博古回延安以后才真正负责。 1941 年 6 月，纳粹突击苏联，苏联自顾不暇，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王明失去 后台老板。 1941 到 1942 年，毛泽东发动了「整风运动」，以毛泽东为首 的「正确路线」 （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高岗、林彪和邓小 平），批判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 （博古、王稼祥、张闻天），以及周 恩来为首的「经验派」 （包括朱德、彭德怀和陈毅）。从此，毛泽东思想 与马列并列，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随后召开的七大宪章。 1942 年 2 月，陆定一进入《解放日报》，凌驾于博古之上，确立毛泽东「党性第 一」的原则，新闻的快慢要以党的利益为准则，要运用报纸指导运动， 订立新闻保密和分层阅读的制度。 「整 风 运 动」还 夹 了 一 个「抢 救 运 动」。抗 战 时 期，特 别 是 1937 和 1938 年间，很多青年从国统区投奔延安，都是周恩来在武汉的长江局所 介绍的。 1942 年初全国党员约九十万，新干部党员九成都是这些知识青 年。另外，土改时期提为干部的，大多来自农村，先加入军队再当干 部，对知识分子有排斥心理。毛泽东曾公开斥责「许多所谓知识分子」 比工农分子无知。 1942–1943 年，康生圈定一些名单，逼供在各单位抓 「特务」。 《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起初没有抓到什么特务，受到康生的严 批。后来搞「逼供信」，在两个单位中，被逼承认是「特务」者占一百几 十人的七成。

杨奎松教授提供一段饶有深意的插曲：延安的办报干部习惯农村作 业的方式，他们长期在战争的环境中，接受阶级斗争的训练，培养出高 度的政治警觉性，连气象都视为机密。胜利进城以后，游击气息，散漫 作风，不细致，不严密，依然如故，完全无​​法适应都市办报的复杂性。

《人民日报》连连出错，毛泽东极为恼火，说：「你们学学《大公报》嘛， 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还特地从上海调《解放日报》社长范 长江北上，出任《人民日报》社长。毛虽然反对专家办报，但他显然是 有《大公报》情结的，范长江被看上是因为他在《大公报》的资历。

关系 《大公报》最受知识人和政治领袖（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所推重。 1949 年政权易手以后，考虑到报纸的影响力大，首先从报纸管理下手。 出版社直到 1956 年尚且容许私营，没有事先报批审查。根据杨奎松教 授的统计，1947 年上海总共有报纸 96 种，1949 年中共只批了 14 种，其 中属于公众性报纸的只剩 10 种。 《大公报》有风向标的作用，天津《大公 报》改名为《进步日报》以后，引起国外各种不安的揣测。为了顾及国外 的观感，几经周转，毛泽东决定让上海《大公报》维持原名，但是改变 了性质，从此该报江河日下。 《大公报》的改造既是一叶知秋，也是特殊 处理。 《大公报》直到文革时期才寿终正寝。 杨奎松教授运用绣花细针的手法，组织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刻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政权变化前后的心理变化，栩栩如生，令人读了 仿佛身历其境。王芸生目睹国民党大势已去，担心共产党不要他这种 人。不料他在策反以后，声称是来「投降」，经过思想改造，很快就跟上 时代，对自己和对《大公报》都是上纲上线，骂得一文不值，既自谴， 又自贱。他骂《大公报》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基本属性是反 动的，实际上给反动的统治阶级起了掩护作用」。他骂自己是形式主义 和客卿思想、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资产阶级办报的思想以及官僚主义 的领导作风，总结起来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好名思想」。 不止他，很多「民主」报人（如徐铸成、萧乾、储安平）也都经历这种扭 曲，难道这是一般自由知识人共同的归宿？ 「民主」报人纷纷「认错」， 是不是就意味着向新主「投降」 ？王芸生虽然受辱有加，但由于毛的特殊 关照，只有他在这批「民主」报人中幸免划归「右派」。挨到文革结束以

后，幸存者（储安平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个个急于跳出来表态，后悔 当年发违心之论，又当何解？ 《大公报》在接受中共改造以前，是不是游走于国共之间的「第三条 道路」 ？自从恽逸群（中共华东局代宣传部长）在 1948 年说《大公报》对国 民党「小骂大帮忙」，长期以来俨然已成定论。近年来开始有翻案文章， 其中方汉奇直言《大公报》对国民党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甚至 「怒骂」和「痛骂」。他说《大公报》骂国民党比骂共产党更多、更经常； 《大公报》为中共争取了中间的支持，「更多的是帮了共产党，而不是帮了国民党」。 孰是孰非，迄今尚难定论。 我们且从人脉、立场和影响三方面来探讨。 一是人脉，在抗战以前《大公报》社论批评当局颇为严厉，抗战以 后国难当前，张季鸾跃身变成「国之诤友」，与蒋介石和陈布雷私交甚 笃。张去世以后，胡政之和蒋走得并不近，王芸生与蒋若即若离，更时 常受到《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两边严厉抨击。王的言论到底代表自由主义，还是出于他自诋的功利思想？ 他在 1949 年以后思想言论转 向如此迅速，除了时势所逼，不得不然，是否代表了自由主义者的必然 归宿？ 二，以立场而言，王芸生在国共内战时期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 国家化」，这是美国政府的立场，成舍我的报系亦持此论，更是当时主 流舆论对国共当局的拳拳殷望，似乎不是标新立异。但这个论调算不算 「第三条道路」 ？ 三，从影响来说，如前所述，恽逸群批评《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 骂大帮忙」，是帮闲和帮凶，但方汉奇翻案说它替共产党争取了很多中 间读者。我们知道，由于《大公报》标榜「不党」，只要发现员工是国民 党党员立即开除。然而国民党在明处，地下共产党员在暗处，最后当杨 刚和李纯青策反王芸生向中共靠拢时，发现报社内有很多共产党埋伏的 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不出几年，情势逆转，对国民党不利，《大公报》 在舆论上是否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 世变之亟，原有价值体系整个崩溃，新秩序尚未完全稳定，这时最 容易看到个人怎么抉择生命意义与事业前途。我以「记者与时代相遇」为题，选择三位著名报人的生命史为个案，以小见大，初步探讨三个关 键问题，以建立座标式的了解。第一，时代与报社的关系：政权交替 （国共之间）或政权内部系统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内部）之际，如何影响 右（南京《中央日报》）中（《大公报》）左（《人民日报》）报社的运作？第 二，报社与记者的关系：萧乾比《大公报》略左，是中间偏左；陆铿比 《中央日报》略左，是中间偏右；刘宾雁则是《人民日报》内部所谓的「右 派记者」—— 当记者与报社发生矛盾时，他们如何调整与自处？第三， 记者与时代的关系：记者在时代的变局中何去何从，付出什么代价？ 我接着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分析三位记者的出身背景、意识形态和书写 方式。这是抛砖引玉之作，尚祈方家赐正。

历史研究、社会学与社会科学 由于与会人士的训练、兴趣和才情不同，对于历史研究方法有很多 讨论。这里我想说一下自己粗浅的想法。梁启超说：「中国旧学，考 据、掌故、词章为三大宗。」他把考据摆在第一位，足见史料的重要。 历史材料经常隐而不彰，真假杂糅，故需要细加辨识和甄别。中国近现 代报刊的历史很短，不过一百多年，印刷术已经很发达了，在考据方面 的难度相对较小，但个人通信和日记多为手写，要辨识起来也是个挑 战。新闻史料不会开口说话，因此需要研究者做出细致的分析，理出材 料的内在逻辑，揭示隐匿其间的意义。如果只记流水账，停留于某年某 月发生了某事，却把「分析」悬置起来，而指望材料自我表白，一般不 可能是精彩之作。流水账貌似客观，它的史料还是有选择性的。 流 水 账 只 顾 堆 积 材 料，缺 乏 问 题 意 识，绝 非 合 格 的「叙 述 历 史」 （narrative history）。做「叙述历史」，要有讲故事的本领，但光讲故事不 够，「还得应用若干分析、说明、阐释的方法，就我们所知事件系列对人类命运有何影响，从而更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历史事件 有来龙去脉、节奏脉动、前因后果，其「变」与「常」也归纳得出形态， 这些问题分析得愈透彻，推论愈可靠。我的学术训练来自于社会科学，偶尔涉足新闻史的问题时，自然会问材料的内在逻辑何在？各构成要素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彰显了什么意义？要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就得 用具有概括能力的语言，总结那些复杂而具体的历史事实，用比较抽象 的概念抽丝剥茧，甚至画龙点睛。历史材料也许乍看散漫不经，杂乱无 章，仿佛毫无头绪的线团，但如果找到了涵盖力强的概念，不啻牵出一 个「线头」，不但理顺、而且理活了整个材料。 西方历史学和社会学交融，一方面发展出「社会历史学」，强调用问 题意识分析历史；另一方面发展出「历史社会学」，强调社会研究必须关 照历史的具体性。韦伯和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都出自这两个传统的互相渗 透，新闻史的重要作品也必如是。据我粗浅的观察，中国传统偏向直觉 直观的统合性思维，往往得意而忘言，观点虽然切中要害，但分析可能 比较粗疏，材料的说服力不足，不够细致而剔透。再说，如果中国学者 喜欢从整体演绎到部分，结果可能见林不见树；西方（至少英美主流）学 者却偏重从部分归纳到整体，这种取径可能见树不见林。这两个「可能」 都是相当概略的说法，例外必多，下面将提到的德国学者瓦格纳，便是 从大理论演绎，而不是从史料归纳的。两条道路各有利弊得失，处理得 好的话可以殊途同归，甚至相辅相成。我受益于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研究 的训练，觉得的确有助于勾勒材料，但不必放弃中国的宏观思考，这样 互相渗透，彼此吸收，当可收宏观微​​观并举之效。

何炳棣忆述，1930 年代在清华大学念历史系时，系主任蒋廷黻认 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要先学西洋史，采取西方的方法、观点和长处，再综合分析中国历史的大课题。 何在哥大先攻英国史，毕 业后转为研究中国史，故养成比较的视野。他以当时社会学流行的「机 缘结构」 （opportunity structure）概念为引导，研究明清社会史。他遍查 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以及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地方志，以及官书奏 议，统计分析两朝进士 15,000 人、晚清举人与特科贡生 24,000 人的家庭背景，终于得出中国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畅通的结论。 这种方法在当时 算是十分新颖的，但其用处必有时而穷，他晚年自承，就史料和在汉学 界他是「一等一」，在社会科学理论却得「挨揍」。

倘若何炳棣仅以叙述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呈现一个现象，许倬云自云，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结合社会学、文献学和考古资料， 以统计方式进一步做横剖面和系统分析，「根据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 世和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再从这些现象讨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变数如何配合而有其相应的社会变动」。 借 用各种层出不穷的推论统计（inferential statistics）为治史工具，做得好固 然另辟蹊径，推陈出新，但陷阱实多，盖若非对史料性质、分析模型、 理论假设，乃至统计方法的极限，方方面面皆了然于心，便容易违背 「效度」 （validity）和「信度」 （reliability）的严格要求。有时为了过分追求 整齐简约的规律，牺牲历史曲折深微的面相和丝丝入扣的意义，更是不 可不防的代价。 桑兵教授指出，史学和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分别在于「见异」和「求 同」，由「见异」的进程可以把握「求同」的所以然，而不能以「求同」的 架构来重组史事。 19 世纪德国史学巨擘兰克（Leopold von Ranke）有言： 「从特殊性，你可以升高到普遍性；然而从普遍性理论出发，就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殊性了。」 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宁可以「见异」 为先，以「求同」为次；与其一开始即搬出普遍理论粗暴地概括（以至于 抹煞）具体材料，不如以特殊性为始，逐渐在抽象阶梯上升级，最后归 纳或彰显「具体问题」的「普遍意义」。人类社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对文史研究者来说， 「小异」往往比「大同」更有趣，更精彩，因为「大同」 也许只需要概括描述， 「小异」却得费神解释相异的复杂原因了。无论如 何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为的是要活络思想，勾勒史料，而不是用史料 迎合社会科学的理论（不管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段，或是哈贝马斯的「公 共领域」）。尽管抽象概念对于历史分析非常重要，具体的历史证据毕竟 是第一性，历史研究必须站在证据的基础上说话，分析必须跟着材料和 证据走。要是本末倒置，把历史当成理论的资料仓，随理论的需要入仓 淘货，这样的东西焉能不信口开河？ 余英时指出，严耕望治制度史，受到社会科学的暗示，故能看到长 期性结构变化。严耕望没有在社会科学上求之过深过细，否则「不仅本末倒置，而且必然流入牵强附会」。 余英时说，考据将点与点之间互 相联系，因此又从点形成了很多线，进一步因为线的交叉形成一个网络。历史学家对人性、人情、事理懂得越多，挖得越深，这就是历史 的想像力。有了这种想像力，才可以深入异代人物的内心活动，与之发 生共鸣，从现在重构过去。历史想像必须跟考证材料结合在一起， 实证跟诠释结合在一起，灵活使用社会科学概念，但没有给它牵着 鼻子走。

余英时笔下对王国维和陈寅恪融汇中西、创造转化的过程，有非常 深刻而亲切的描述。王国维年轻时浸淫于德国哲学，包括康德、叔本华 以及尼采，而且遍读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从心理学到社会学，从法学 到逻辑，无不涉猎，代表当时中国人对西学了解的最高峰。这些早年的 经验构成后来宝贵的知识养分。当他回头研究中国的中古史地，固然得 益于新出土的考古文物以及欧、日汉学界的成果，但最重要的是他接续 乾嘉之学，加以发扬光大，将它带到一个新高峰，学风所及，影响了以 后数代学人。王国维成熟时期的作品几乎不提康德，仿佛全然不懂康德 似的。余英时说，王国维如果不是早年接受这种西学的训练，而且将其 精神内化，断无可能提出这么具有原创性的问题，做出这么严格精辟的 分析。

陈寅恪是百科全书式的史家，与王国维「风义平生师友间」，清华 园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就是他写的。余英时追述陈寅恪的史学有三变。 第一变，陈寅恪受到欧洲「东方学」的影响，以其通晓十几种欧洲、边 疆和西域语文的优势，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于史实考证和音韵 训诂，发人所未发。第二变，中年以后「捐弃故技」，转而治隋唐政治史 与制度史，由于早年游学外国时经历过「学习世界史」的自觉阶段，能 够自如运用重要的概念，使史实复活，对中古史提出崭新的、有系统的 整体解释。第三变，则发挥飞跃而入情入理的历史想像力，通过明清兴 亡的故事，以及三百年前人物的种种活动与「心曲」，撰写他个人的「心史」。 王国维和陈寅恪，学贯中西，融会贯通，把中国史学最好的传 统加以现代化，攀登学术的顶峰，允为最具启发性的典范。

报刊与「公共领域」 援引「公共领域」的概念 社会研究始终在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和中距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之间摆荡。因宏大理论太抽象，空疏而缥缈，学者转而寻求中 距理论，以便联系理论概念和经验资料；但过一阵子，学界逐渐不满中 距理论零散，没有提供一幅全面而整体的解释，因此又回头向往宏大理 论。自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J. Habermas）提出「公共领 域」 （public sphere）的宏大理论，并译介到英语和中文世界以后，一般学者趋之若鹜，纷纷援引为统摄性的叙述或分析概念。 1990 年代以后， 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最热衷讨论明清有没有出现「公共领域」，著名的 《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和《现代中国》 （Modern China）还为此出过 几个专辑。 海德堡大学瓦格纳（R. Wagner）领导一群同事，研究晚清与民国之 交的上海报业，即是个中着例。我觉得他们太削足适履，理论先行，强把历史材料塞进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宏大理论的紧箍咒。 他们聚焦于 《申报》及其名下的《点石斋画报》 ，加上各种上海闲言闲语的小报，企 图论证早期上海报业带领中国「加入全球公共体」。哈贝马斯指的「公共 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真空地带，陌生人汇聚在一起，寻求 理性、批判性的对话沟通，以达成公共政策的共识，既免于政治权力的 压迫，又免于市场异化和金钱污染，这是个近似乌托邦的理想境界。海 德堡学者认为，上海华洋杂处，「公共领域」超越国界，异质性强，高阶 与低阶的报刊杂糅成种种论述。在哈贝马斯看来，西欧资产阶级「公共 领域」的发展是与国家逐渐剥离或对峙的；而海德堡学者认为中国的轨 迹与西欧分道扬镳，晚清上海报刊官民、雅俗、华洋一锅粥，合力在创 造一个「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书译介到英文世界二十多年，学界已对他的理论耳熟能 详，也已经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正：（1） 「公共领域」不是单一的，应当是 复数的，重叠的，也是不平等的；（2） 「公共领域」除了政治领域，应当包涵民间、文化生活各领域；（3）除了肯定媒介传播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应当再度重视面对面的人际沟通。 但无论如何延伸，没有人像瓦 格纳把「公共领域」界定得这样浮游松散的。报刊当然有论述，有话语， 难道就是「公共领域」吗？照此说法，还有哪个报刊是撇在「公共领域」 之外的？这样，要解答上海有无「公共领域」，自然落得说「有」容易说 「无」难的境地了。例如围绕着沪上名流与名媛「每日西洋镜」打转的娱 乐小报，素为知识人所不齿，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竟赋以崇高 的文化意义，说它们间接折射大都会生活的病症，「为建构中国的公共 领域及其多样性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页 227），但又说不清楚娱乐小报如何建构中国的公共领域及其多样性。 这类证据阙如的民粹式抽象概 括，全书比比皆是。不说别的，林语堂对 1920 和 1930 年代的上海报业曾有严厉尖刻的批评， 海德堡学者至少应当回应之，不能只顾说自己 要说的话。我最近邂逅一些初步而有趣的研究，窥及民国时期上海报人 与帮会的复杂关系，益发觉得处处和「公共领域」的论调背道而驰。

在我看来，瓦格纳俨然以「后现代」的手法，「建构」公共领域的「现 代性」，「有意无意间扛着颠覆正统、边缘战斗的旗帜，以致抹平中心与 边缘、雅与俗、高眉与低眉、深刻与肤浅的种种界限；于是，作者给边 缘者以权力，将默默无闻的东西浪漫化，为流行事物披上理想的假相」。 与其硬将中国报业史塞入「公共领域」的宏大叙事，肯定或否定 「全称命题」，我觉得宁可扎根史实，联系媒介文本到晚清乃至民国的政 治、经济与文化脉络，总结社会学家墨顿（R. K. Merton）所倡议的「中距」（middle-range）论断。 举例言之，上海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 和中国追求现代化三股力量激荡下，跃身为世界都会，但它毕竟是一座 半殖民地的「孤岛」，被中国社会、人口与文化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试问 这个混生的角色对其报刊生态有何涵义，报刊内容和品味如何，有什么 读者看哪些报刊，报刊促使他们产生了什么互动和影响？这些问题一环 扣一环，抽象层次适度降低了，我们势须透过经验研究加以还原或推 论，不能「大胆假设，粗心论证」，随意给个泼墨式的答案。 然而，另一个极端的学术取向也不足为训，例如部分海外华裔学 者，他们企图从「后现代」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中国性」，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想像的共同体」，与他们的身分认同扞格。 学者倘搬出「后 现代主义」唱唱反调，颠覆中原霸权的压抑性和排他性，我认为是有积 极意义的。即使个别学者，不管由于实存经验，或出自意识形态，不愿 意认同「中国性」，也悉听尊便。但「中国性」不特是主观的身分认同， 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那就不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了。若一味援引西方 理论，以边缘身分的建构抹煞中心的存在，则未必符合史实。葛兆光警 告，这些华裔学者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 化同一性，他们「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只是来自某种西方时尚理论的后设观察，成为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后 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有血缘之亲，但未可混为一谈。萨伊德批 评「后现代主义」有太多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理论和审美标准多半强 调地方性和偶然性，饰之以无足轻重的历史、刻意模仿的文学，再加上消费主义。」 学者企图瓦解「现代性」、解放、启蒙，一旦过了头，则无异于西谚说的把婴儿和洗澡水一齐给泼掉了。尽管这两个研究的旨趣 南辕北辙，一个建构（瓦格纳），一个解构（上述华裔学者），它们都奉 当今西方流行的理论为本，而以中国的历史材料为末。 往日是否真的有过一个美好的「公共领域」呢？美国学者舒德森（M. Schudson）以研究新闻的社会史闻名，他颇怀疑历史上有过那么浪漫的 「流金岁月」 （good old days），他反对哈贝马斯过于强调商业的负面作用，以为报纸的商业化未必腐蚀公共空间。但他认为「公共领域」这个 概念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是提供规范性的指标，引导我们反思理想的社会应该怎么样，二是刺激我们想像一群深刻 的问题，以分析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生活。

英国传播学者科伦（J. Curran）就是以「公共领域」为规范性的纲领， 建构「社会民主」的媒介蓝图，以抗衡美国式「自由民主」的模型。他的 蓝图由一个同心圆组成，核心圈是公共服务电视，辐射并贯注到第二圈 的四个领域，分别是（1）专业传播者领域，（2）市民社会内各政党、社 会运动、压力团体从事的传播活动， （3）私营领域，以及（4） 「社会市场」 （social market）领域，即由国家支持但市场经营的少数媒介。 尽管各行 专业学者以种种理由批评哈贝马斯，但这些批评都是无关宏旨的，因为科伦只取哈氏的理想原型，而不涉其分析是否站得住脚。更早前，英国 文化研究巨擘威廉斯（R. Williams）认为世界各国的媒介体系可以分为权 威制、家长制和商营制，但他又高悬「公共制」 （public），备为真正体现 民主精神的理想一格，在俗世中找不到，悬为共同奋斗的鹄的。

本书多位作者的取径迥异于科伦。许纪霖教授分析近代中国报刊对 于「个人主义」的传播，章清教授追溯中国公共舆论的形成，唐小兵博 士考察清末民初的报刊，都是以「公共领域」为史学探讨的起点，而不 是归宿点。他们从「公共领域」的概念出发，激发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但答案却是开放的，并未预设中国社会有无出现过「公共领域」，主要是 回到历史的经验研究中索解，有则有之，无则无之。他们关心的是：中 国传统「清议」和现代「公共领域」有何关系？当时社会缺乏共识，党同 伐异，中产阶级薄弱，市民社会尚未形成，知识群体在边缘化以后如何 重新定位？报刊如何促进或形成「公共领域」 ？当然，兹题体大，牵涉甚 广，理未易明，史料恐难全面而充分，论断无法清楚俐落。 「公共领域」 可能似有实无，可能似无实有，而且除了「有」与「无」，还有「多大」与 「多小」的问题。我们唯有逐步厘清许多环环相扣的问题，方可望取得比 较接近事实的学术共识。

「公共」与「公开」之间 「公共领域」是 public sphere 的中译，然则 public 这个字究作何解？ 在英文和法文里面，此字略同于中文「公共」的意思，其反面就是「私 下」。然此字在德文另有「公开」的意思，下面再回来讨论。在美国社会 的语境里，这个「公共」的语义引出两派典型的论述。一派以李普曼为代 表，他认为公共事务太复杂，新闻记者只能通过「刻板印象」 （stereotype， 这是他首创的学术概念） ，把「外在真实」转变为「脑中图像」，而报道挂 一漏万，新兴的公关人员又兴风作浪，蒙蔽事实，所以他主张由专家精 英阐释真相，作为媒介与公众的中介。这是一个间接、类似代议政治的 「低调民主」。另一派则以实践主义的巨擘杜威为主，他虽也同意公共事 务太复杂，却反对李普曼的精英主义，而提倡草根大众透过直接参与，进行社区全面理性沟通，在这个过程中「面对面」直接沟通自然比间接接触媒介更重要。 这是个典型的「高调民主」 ，带有浓厚草根甚至浪漫民粹的 味道，至于如何在幅员广阔的大陆型国家促其实现，可是史无前例。一言 以蔽之，李普曼鼓吹的是上下「垂直传播」 （vertical communication） ，杜威则 提倡左右的、水平式的、平等的「横向沟通」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这两个论述的典型俱在美国民主制度的语境内交锋。 假如摆到思想的光 谱上来看，保守右派姑且不论，李普曼代表中右派，杜威应该是中左 派，而早期的芝加哥社会学家则介于中右和中左之间。直接民主和间接 民主这两种想像滥觞于古雅典和古罗马，美国开国元勋在立宪时更曾展 开激辩，李普曼和杜威在这个语境内交锋，而日后许多学术辩论虽貌似 新鲜，其实脱离不了这两个原型。 早期芝加哥学派认为 public 是理性沟通的人群，mass 则是非理性的 「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的成员来自各行业和各阶层，是互不知名的群体，彼此少有互动，群龙无首。 然则 mass media 与 public opinion 的分 合与交涉何在？据史学家卜斯丁（D. Boorstin）探源，14 世纪时 opinion 原指不确定、易错、无法明证的信念，其残意仍留在 opinionated 一字， 指「充满私人偏见」 ；18 世纪末以后，现代自由主义在西欧生根，代议民 主政治抬头，「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的名誉好转，「它不代表任何 人的意见，却大体代表每个人的意见，其弱点难定，长处却笼罩在团体智慧的氛围中」。 凝聚众人的「偏见」 （opinion），俨然摇身变成了充满 理性智慧的「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其实，中国古人在更早的君主 时代即有此说​​，可见人同此心，而非巧合：「个别的『民』可能被愚弄， 但『民』作为一个集体则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因此（宋）程颐与陆九渊 都明说『夫民，合而听之则圣，散而听之则愚』 。现代一个动人的口号：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早就由理学家在一千年前道破了。」 假定「三 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汇聚了成千上万个臭皮匠的「公众」偏见， 当然更加理直气壮是「公共」智慧了。有趣的是：正如「偏见」蜕化为「公 共舆论」，mass 的污名也因 mass media 的量变带来质变而「漂白」。英文 世界直到 1950 年代才出现 mass media 一词，即是中介于（按 media 源自 mediate）李普曼说的「外在真实」与「脑中图像」的媒体。 「乌合之众」（mass）转意为「大量」 （massive）信息与受众，然其贬义尚未尽除，大众 传媒与公共意见的关系于是呈现了诸说纷纭的状态。 上个世纪从一战到二战期间，芝加哥大学以都市社会学在美国独领 风骚。它秉承了 20 年代兴起的实践主义，主张以科技和知识为本，鼓 励民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凝聚社区共识，促进社会沟通，以达成温和 渐进的民主改革。质言之，芝加哥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社会历 经大规模的动荡（都市化、工业化、移民潮），如何重建有共识的和谐秩 序，其中一环牵涉到媒介扮演什么角色。例如为了抗衡赤裸裸的种族歧 视，芝加哥学派提倡「大熔炉」 （melting pot）理论，派克（R. E. Park）研究移民报纸如何整合各种背景的少数民族于美国社会。 芝加哥学派也许 美化了个人的能动性，强调社区智慧，它对大众媒介的角色忧喜参半， 深恐它妨碍甚至取代社区沟通。及至二战结束，美国国势如日正当中， 措意持盈保泰，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典范由温和改革的「实践主义」转向 保守的「结构功能论」。相反的，欧洲各种激进学派风起云涌，从法兰克 福学派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派（如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无不炮火猛 烈，轰击资本主义逻辑扭曲「公共领域」，媒介所有权高度集中垄断，造 成政治控制和商业污染的双重异化，以致蒙蔽公共舆论的清明。

如果 public 在于英文和法文里是「公共」的意思，在德文则等于中文 的「公 开」， 其 反 面 就 是「隐 秘」。 德 国 传 播 学 者 诺 里 纽 曼（E.NoelleNeumann）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沉默的螺旋」 （spiral of silence）理 论，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她说，每个人都有个心理机制，为了不愿 意受众人孤立，不断在审时度势，盘算并评估哪些属于主流意见；为了 怕被孤立，不敢拂逆多数意见的「公开」压力，因而人们支持主流意见， 如果许多人一窝蜂跟从这个「潮流」，多数意见自然会像螺旋般逐级向 上，愈卷愈大，逐渐占领支配的地位。相反的，假如站在少数意见那边 的人隐而不宣，甚至放弃己见，转而公开赞成多数的意见，那么少数意见必然像螺旋般拾级向下，逐渐萎缩而沉寂乃至消失。 因此 public opinion 变成一种趋同的巨大压力（pressure toward conformity），「去」异以 求同，而非求同而「存」异。中国人所谓「人言可畏」，众口铄金，便是 施展舆论「公开」压力的一例。反其道者，谔谔之士敢于对抗诺诺之众的压力，「创造性少数」 （creative minority）不惮与众不同，以致获得出类 拔萃的成就。 另一位德国人哈贝马斯，他的 public sphere 建构了免于政治压制、 免于商业异化的场域，一方面批评恶质资本主义，一方面抨击专制列宁 主义，追求近乎乌托邦的境界，使人们能够充分进行批判性的沟通，互 相争鸣，使理性更澄明。哈贝马斯毋宁更接近英文「公共」的意思，而 不是德文的「公开」。相对于诺里纽曼的右派到中右立场，哈贝马斯当然 是左派，但比哈氏更左的人只肯承认他是中左派。西方「左派」马克思 主义内部歧异甚大，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可以按下不表。但凡意识 形态的标签，必然涉及基本价值的取向，需要在特定的时空语境内获得 相应的理解。哈贝马斯于 2005 年访问中国时，若干「新左派」人士引为 同道，但他明确捍卫人权与个人价值的普遍性，对后者曲解他的学说与 立场甚不以为然，就是眼前的一个趣例。

「公共领域」的中国语境 在中文，此「公」又该当何解？ 《礼运大同篇》提到「天下为公」，史 书上和市井间充满了「大公无私」乃至「破私立公」、「公而忘私」等等词 语，显系指「公共」的第一义。推至极处，光明正大的「公」仿佛时时、 处处不忘与肮脏邪恶的「私」作战，道德陈义这样高，以致落得「满街皆 圣人」之讥，近者如图腾化的雷锋精神，率皆不近人情。而报刊是社会 「公器」这种说法，既有形成「公共」舆论、反映民间声音的第一义，又 是监督政府、给政府施加「公开」的民意压力，属于第二义，可谓两义 兼备，至于报刊离开理想境界多远则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近代报刊是否促进「公共领域」 ？以我的浅学，实不敢妄断。要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牵涉到「公共领域」如何定义，然后判断这个概念 是否适合中国社会的历史情况。要是适用，是否可以进一步假设中国历 史上既非「全有」亦非「全无」公共领域？那么，我们得从历史研究找出 线索，以斟酌「公共领域」的质与量了。这里我想举出四个问题作初步 综合探讨。

第一，传统儒士「清议」是不是近代西欧社会的「公共领域」 ？传统 的清议包括奏折、书信和廷议，以儒家义理臧否人物，批评政事。但是 儒家的义理，在朝廷崩溃以后，根本无法应付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 之变局」，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知识。梁启超是新旧交替的人 物，受到由日本明治维新所转介的西方思想所影响，引进西学到中国， 他自言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常常自相矛盾，可见当时知识界 思潮之混乱。清议在士大夫系统内有道德净化的功能，被批评的同僚莫 不引以为耻，「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变成小人，功业名节尽废， 即连林则徐、曾国藩等名臣亦莫不深畏之。 尽管如此，清议在本质上 是朝廷时代下对上的谏诤，也是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约束，而「公共领域」 是民主社会的平等对话，无论基本精神或权力关系都截然异趣，从清议 转化成为「公共领域」需要哪些条件？ 第二， 「公共领域」假设以家庭的私领域为堡垒，培养非功利的自由 心灵和有理性的个体，当个人走出家庭，进入国家与社会的缓冲地带， 一群陌生人必须理性沟通。近代中国家庭制度不断解体，五四时期攻击 旧家庭制度不遗余力，巴金的小说《家》、《春》、《秋》正是最鲜明的写 照。私领域的家庭疏离如此，公领域也没有类似近代欧洲沙龙和咖啡馆 论理的空间（以中国的茶馆、戏院、公园附会之，是耶，非耶？），「公 共领域」着落在何处？原来中国的「民间社会」类似于这个「缓冲地带」， 由乡绅担任朝廷和民间社会的纽带，但始终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市民 社会」 （上海顶多是「小市民社会」）。后来社会环境变化，乡绅地位式 微，新式学会社团逐渐兴起，中产阶级逐渐形成，白话文应运普及， 社会意识跟着提高，但影响所及仍以都会为限。中国太大，识字率太 低，1920 年罗素访华时一眼看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提倡教育，振兴 实业。据明史学家黄仁宇忆述，他抗战时投笔从戎，在国军当基层军 官，曾经转战内地许多农村，最令他触目惊心的，莫过于生活条件原 始落后，仿佛时钟停摆在数百年前的明朝不动，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现 代化为何物。

在近代中国，报刊流传是点的，不是面的，顶多限于都会知识群。 清末民初报纸读者大致是中上层，下层社会大量必须靠传统文化的形式（如演说、戏曲） 蒙。

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写的言论，针砭时政，介绍新知，笔锋带有感情，深刻蒙了数代转型的知识人（包括毛泽东和胡适），但一般老百姓是看不懂的；章炳麟当年在《民报》 发表的文字，连今天一般读书人可能都嫌太艰深。白话报开办了一些， 以《京话日报》 （1904 年创立）最有名，是办给粗通文字的人看的，发行 量达万份；不识字的人也从茶馆、宣报处、街头演讲间接获知该报的新 闻评论。民国以后，即使《申报》的销路大于《大公报》，也未能渗透到 社会底层。

由于时局动荡，成舍我的平民报纸率皆短命，对民众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恐不宜高估。一般来说，文人论政以知识群体和政界为对 象，往往沦于各说各话，没有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相互连系的局面。等 到报刊彻底「党化」以后，整体情况更为不堪。 报人和报刊到底发挥多少影响力？众人走过的路必然留下痕迹，有 的径道也许被历史烟硝湮没了，但如何挖掘残留的蛛丝马迹，从点连成 线，甚至从线连成面，则是一场艰难而必要的历史重构。既然「公共领 域」是理性沟通的「动态」场域，除了文本（text）分析，我们必须看到「人」 的活动，了解传播者（报刊及其主笔）和受众如何透过文本（内容）而产 生什么互动（思想变化、行动、效果、影响）。因此，分析者必须旁敲侧 击，把文本回归到历史语境（context），并且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脉络。质言之，没有联系脉络的文本分析，未免给分析者太多自 由，却要求太少纪律。脱离了历史语境，文本分析容易切割得支离破 碎，或信口开河，或断章取义，或过度解读，很难还原整体的图景，更 抓不住历史的趋向。要之，我们需要内证（文本的理路）与外证（语境和 脉络的联系）交叉配合，才能推敲「公共领域」是如何运作的：各受众群 体（阐释社群）究竟如何解读报刊文本？它们是各说各话，还是围绕公 共议题展开生动的沟通、对话和辩驳？在这个互动的场域中，报刊到底 是调节者、仲裁者，或是议题设定者？在众声喧嚣中，读者有没有进一 步化对话为公共行动？ 第三，理性沟通的基础在哪里？近代中国报纸党同伐异，成为政党 控制的工具，思想混乱，报刊没有专业化。清末民初的《申报》只有访 员，没有记者，只是落拓文人的归宿，内容以奏折、官方文书、各省琐录、诗词和广告（商家市价、轮船航期，戏馆剧码）为主，没有太多新 闻。以 1922 年为例，《申报》新闻占不到报纸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国际 新闻只占新闻的 4%，根本微不足道；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也好 不了多少。

直到 1932 年林语堂还在抱​​怨《申报》因循守旧，只会以一些无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

这样的报刊，开拓怎样的「公共领域」 ？

然而事情总有两面，上个世纪 20、30 年代，我们看到张季鸾在《大公 报》、胡适在《独立评论》、陈冷在《申报》以及成舍我在《世界日报》等等 的努力，是不是象征近代中国已开始发展出「公共领域」的雏形？陈冷 主持《申报》的笔政，先后和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用冷嘲热讽的笔 调讽刺时局，应该如何评价？陈建华教授认为，「鸳鸯蝴蝶派」代表「被 压抑的现代性」，其嬉怒笑骂，从事边缘战斗，足以颠覆宰制的权威、 传统与成规，争取自由；但也有人感叹，到了民国时期还要靠「鸳鸯蝴 蝶派」的风月文字争取自由，不亦悲乎。

前有袁世凯压制新闻自由，接着军阀混战，后有国民党在统一全国以后，也开始承袭苏联或法西斯 理论，党义和舆论合而为一。要是报刊必须躲在租界才能讲话，理性沟 通的基础到底在哪里？ 第四，现代知识分子在边缘化以后，重新进入政治中心，进入官场 的放弃批判政权的角色，未进官场的跟政治若即若离，论政而不参政， 没有组织力量，政治上几无着落点。大学教授办同人报刊，都是教书以 外的副业，自己捐钱捐时间，而刊物本身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读者圈 极小，知识群体与社会底层脱节，他们表达「公共」意见，只能凭「良 知」，此外还靠什么？丁文江在燕京大学演讲，鼓吹「少数人的责任」， 即是靠知识、教育和经验孕育出来的理性和政治成熟，他们负有道德承 担，勇于为国是建言。

这种高尚情操是「人文论政」的宝贵遗产，但毕竟是「作之师」的精英主义，不是市民政治。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崇 拜文字，连西化派（如胡适、丁文江和傅斯年等人）和平民派（如成舍我） 都不免高估了知识精英「坐而言」的作用。 「坐而言」未必「起而行」。胡 适想成为「监督政党的政治家」，立场是「超然的，独立的」，「只认社会 国家，不分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储安平的《观察》声称代表一 般知识分子为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这些善良的愿望如何实现，「超然」、「公正」以什么为立足点？ 《大公报》提倡「不党」，超越狭隘的党派 利益，但是无党无派、超越党派是不是就代表公共意见，也颇值得商 榷。 《大公报》揭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在理念上是​​中国报人 专业意理最成熟的表现，但未尝不是反照当时报刊充斥着「党、卖、 私、盲」 ， 《大公报》希望匡正时弊？可惜《大公报》长出的萌芽，因为时 局变化太快，又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新闻专业意理始终没有机会茁壮。

结语

风声雨声，国事天下事，中国知识群体事事关心。但他们的国家想 像往往与现实政治有许多冲突。西方社会当然有「指点江山」的精英报 刊，但主流毕竟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报刊，其动机未必是精英自觉 的报国情怀，而中国近现代报刊的主流却是「文人论政」的报国情怀。 「文人论政」是中国报业的基本特色之一，是非优劣，都不同于西方的专 业报刊。近代中国知识群体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以进入报刊的方式重构 社会与文化的重心。 《文人论政》和《报人报国》这两本书的旨趣在于从 学术对话中廓清历史脉络，多方面考察「文人论政」过去的成就和内在 限制。 「文人论政」的前景可否预卜？这个题目需要专文探讨，但大致来 说，鉴于知识群体的性质急剧变化，再加上政治情况和经济基础的发 展，我认为「文人论政」可能是媒介史进程上的一个驿站，不可能长驻 不前，也无法让时间倒流。不论「文人论政」的前途如何，即使原有的 形式不在，中国知识人报国的情怀却必然长存，也许必须以别的媒介形 式表达出来而已。 正如李公明教授在评论《文人论政》时说： 本书以「文人论政」为切入主线，而展开的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文人论政也就是中国现代史的另种读法，本 书的多领域学术工作为挖掘和接续「文人论政」的传统提供宝贵的 学术资源。

 

这两本书的篇章既有深入文化肌理的个案研究，也有全面性的历史观 照。新闻史的研究不能抱残守缺，必须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吸取理论和方 法的资源，同时从新闻史回向给人文与社会科学，保持一个开放互动的 态度。 「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还没有到下定论的时候。即使下了暂 时的结论，也是权宜性质的，一旦有了崭新的材料和观点，跟着不同时 代感的呼唤，历史的意义自然也有所不同。 哲学是什么？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告诉我，哲学就是「没有一拳可以 击倒对方的论述（no knockout statement），因此对话才可以不断继续下 去」。旨哉斯言。历史真相是曲折、复杂、具体而矛盾的，更不可能「一 语定乾坤」，唯有多视角多维度探索，切磋琢磨，才能慢慢地还原历史 场景，逼近历史「真相」，配合时代的呼唤以获致更真切而有意义的了 解。我们愿意在这个平台上对话下去，有志者盍兴乎来！

注释（略）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