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F Choi 脸书 | 转自 新世纪

回港出庭为幸彤作证人，预备了这份书面证词。 20260504

支联会煽动颠覆案：蔡淑芳证词

我，蔡淑芳，自愿作为辩方证人，提供以下供词，并愿意有需要可以亲自上庭作证。

我愿为支联会案作供，见证六四人性光辉

我见证发生在1989年六四凌晨的枪声、火光和血泊。在枪林弹雨下，我目击天安门广场周围到处都有人中枪倒地后被抬走。四时广场灯灭，在漆黑中意识到死亡威胁，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遗言。 (注1)

我随身有携带录音机，录下广场上透过喇叭传出来的广播。聚集在纪念碑附近的群众声音，绝食中的刘晓波等人的发言，在场学生商量撤与留的最后决定等，有完整记录可以参考。 (注2)

最后在​​戒严部队和坦克已经占据广场，刘晓波等人努力劝服人群由广场东南角和平撤离。我用相机最后几张菲林，拍摄到军人扫射纪念碑喇叭时子弹撞击闪射出来的微光。 (注3)

我曾经走到最前面坐下来与学生一起，面对辗过帐篷后停下来的坦克，正打算举起相机拍摄时，被学生喝止和赶走。我被木棍挥打下跌撞倒地，人压人又爬又跑被驱离天安门广场，没有见证血流成河和坦克辗压群众的场景。

六四时拍摄的照片、录音带、传单、签名留念的T恤等，都是我当年带回香港的证物，是个人希望保存的资料档案和私人物品。在六四20周年时，我全部交托给支联会保管，期望能够有一个六四纪念馆收藏，让人民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注4)

作为六四亲历者，我见证到广场上的人性光辉，大我精神的充份体现。我深受感动，十分支持学生的爱国及追求民主理想的激情。学生运动在争取过程中，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用游行、集会、大字报、对话等公开方式，寻求合情、合理、合法的商议途径去解决问题，全部过程并没有任何不文明的行为举动，去挑起野蛮冲突和仇恨敌对情绪。最激进的抗争就是绝食，因而触动人心，令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北京群众上街的声援行动，随后演变成为全国各省巿，以及影响香港和全球华人的支援爱国民主运动。

八九年学运发展至民运期间，需要考虑公众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时，游行及集会群众会自律有礼守规矩，自行组织纠察队协调，后来留守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不再是单纯的北京学生，开始有外地前来的学生民众、北京各界同情及支持的单位、组织、团体、机构等，不同阶层的人士、代表、巿民纷纷加入、全部都是自发组织起来形成队伍、群体，各自聚集，行动和平，街头没有发生过混乱、争执和冲突场面，民众协同合作，维持民间社会街头集会及游行活动的安全。

至于有关国家领导高层的政治问题，涉及党内派系斗争，是共产党与国家最高领导层、政府各级架构之间的意见争论、内部分歧、权力交接、利益转移等，十分复杂。相关政府机关的商议、决策过程、最后决定，和负责执行的部门、人物，以及究竟是谁指示军方下令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均属于国家安全及高度机密的事宜。民间百姓和普罗大众根本毫不知情，街头的学生、群众没有煽惑暴力动乱、反革命暴乱、推翻颠覆政权的行为，亦不会作出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叛国等行动，却不幸成为受害者遇难，至今没有任何来自官方高层的公开文件，正式全面公开交代六四事件真相和死伤人数。对失去子女、亲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欠缺道歉、赔偿、追责、平反的诉冤途径，以讨回公道。
1989年6月我在北京认识朱耀明牧师，回港后有提供我从北京学生方面获得的消息，包括有关死亡人数的估计、被捕及逃亡人士的资料等。据我听闻的估计死亡人数，参考红十字会的推算大约2600人左右。对刘晓波和侯德建公开表示没有看到广场有人死亡，我同意因凌晨在广场留守至和平撤离，确实没有重大伤亡。

不过，清场之前和撤离广场之后，都有发生无数机关枪实弹开火、暗处向人群扫射、被流弹击中遇害受伤倒地，流血不止没能及时救治，伤亡人数无法统计。我亦曾遭遇过突如其来的枪击场面，目睹身旁有人中枪，要互相扶持保护，迅速躱避后退逃难。我只在广场内实地视察，临时救护站不断有伤者抬来急救，及移走运送医院的紧张恐怖。 (注5)

我在安全撤离之后，打电话和发稿回报社时，有大难不死急报平安，身负重任迫切要报导见闻，须向外界详细实录见证。我是用「屠城」来形容六四凌晨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恐怖之夜，因为我完全无法相信和接受在中国首都北京，会发生机关枪实弹扫射，和戒严部队由坦克开路进城，以残忍行径驱赶聚集的群众，血腥杀害无辜的平民百姓。

对柴玲后来表示她目睹血流成河，是她撤离广场后在沿途一带目睹的景象见闻。我没有跟学生队伍一起走过长安街返回校园所经过的街道路巷，所以没有亲眼看到北京城区的冲突场面记录实际惨况。

六四之后，我曾协助朱耀明、刘千石等支联会常委，在香港西页区租村屋安置逃亡滞港及等待外国收容的流亡人士。我欣赏项小吉在八九学运期间作为对话代表团的表现，理性文明。同时，我仰慕苏晓康，受到他的《河殇》和报导文学影响，视他为启蒙者，学习报导社会事件的文风触觉。所以，得知他们在港，便主动借出居所的房间招待项小吉夫妇，也给苏晓康离港前在客厅暂宿。

支联会继承爱国运动精神 维园烛光延续悼念情怀

我只有四年任职记者的经验，经过六四事件之后，我开始搜集受害者和被捕人士的资料，同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协助和人道关怀，关注国内外人士的动向消息，我自觉这是爱国忧民的表现，相信人心不死，对中国和香港前途仍抱有希望。

支联会全称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援爱国民主运动」是创立时参与者共同商议的组织宗旨，前提是以「香港巿民」为主体。大家同意联合起来召集行动，议决五大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自1989年支联会一直沿用不改， 年年不变，成为形式化的口号。

六四之后，每听到有关通缉令和被捕人士落案、判刑等消息，对王丹、马少方、李进进等入狱，我都有揪心之痛。后来，我一直关注他们并搜集相关资料。作为香港巿民，完全支持支联会举辧的六四游行和维园集会活动，参加游行时会举起「释放民运人士」的示威牌，到维园悼念六四死难者，举起烛光表达哀思。

印象最深刻是1990年八九后的第一次集会，有一只飞虫走近蜡烛烫死在蜡液中，我感触到灯蛾扑火之举的致命。台上夏其龙神父的敲钟祷告，余音招魂般令大台布幕被突然刮起的风掀翻起来，这景象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如果烛光和祷告能起作用，我感觉力度最强也只不过是殉道自焚和风起掀扯惹来的触动感应，根本没有煽动性足以伤害他人或破坏国家的能力，更遑论颠覆政权的危害安全作用。所谓「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也不外乎悼念、祈愿而已

我从没缺席过支联会的活动和维园烛光集会，我深刻感受到支联会凝聚人心的力量，是爱国和善意的集体行动表现。主办单位搭建一个公民可以一起参与的平台，活动有序地进行，以确保游行集会及维园烛光每年顺利举办，参与活动的香港巿民和支联会义工都十分合作，保持游行畅通无阻和集会场地安全。支联会并不限制出席者举起自制的示威牌，亦有举办讲座、论坛给巿民公众发表意见，仅呼吁离场时自行捡拾遗留的垃圾，烛光集会后义工会刮走残留地面的蜡烛。

1989年至2019年，维园烛光成为天安门母亲的慰藉，也成就了香港之光，连系起中国和香港血脉相通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这三十多年来一直高喊的五大口号：「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至今没有任何一项能够实现达致，香港人的一丝丝希望，只好在回归后返回维护自身权益，想得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基本法》承诺下，赋予我们本来拥有的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普选的政治权利。可惜，五十年不变的保证，早就车毁人亡，不到二十五年就彻底粉碎。

1997年七一回归，我有参加七一游行，当时组织松散、人数零落。到2003年起民阵(民间人权阵线)开始主办，针对第23条立法，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作为香港巿民，六四、七一这两个日子，成为群众集体汇聚起来，无惧风雨的同路人，每年坚持游行争取民主，是继六四维园烛光之后，长长的一道绽放香港文明之光的游行路线和人流愿景。自此，六四维园烛光和七一游行集会，我风雨不改，未曾缺席，能成为香港巿民参与其中的一人，感到自豪和光荣。

2020年之前，无论任何日子、场合、形式的示威集会、抗议、游行和悼念活动，呼喊口号、举起标语、发表意见、表达诉求、点燃烛光等群众街头行动，都是可以合法进行。一直以来，警方与主办者关系良好，通力合作，经申请、商讨及协议容许的场地、估算人数，获批准不反对通知书后，双方事前事后作出适当人力调配及安排，合法、守规地保证能和平有序地安全顺利进行。

支联会和民阵成为发起和主办六四、七一的召集人和团体代表，一直坚持所有活动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与警方充份合作，获批不反对通知书后，会安排义工纠察协助维持秩序，保障所有出席的参与者人身安全，从来没有任何违法或警民冲突的事件发生。

香港巿民、警察、参与者、同行者、旁观者之间，彼此照顾，互相尊重，没有敌我对立，合力守护人权、恪守原则、坚持信念，这是香港示威之都的集体记忆。同情受害者和悼念死难者，是彰显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亦是认同国家，爱国爱港，追求理想，争取民主，我们只是希望有机会实现中国香港人命运共同体的最终愿景。

我必须强调，我一直以来所做的都是自愿自发的个人行动，没有受到任何人指使、或听命于任何组织，亦不曾收受过报酬或得到好处。我没有意图犯法作恶事或违背良知做坏人，对国家、香港和人类，绝不会做任何伤天害理，作出煽动颠覆、分裂叛乱或危害安全的言行。遇到悲剧惨事和重大伤亡意外的发生，只会在个人身心方面，难免有负面情绪反应，感受同体共悲的痛苦伤害后遗。我始终放不下六四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我感到遗憾的几件事：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逝世，触发我继续思考及关心中国问题。这年六四，我抄录了天安门母亲证词，撮写了部份六四死难者的遇害经过，获支联会接纳改写成几分钟的文字稿，在维园烛光集会时供朗读。可惜当晚因雷暴令音响失灵而提前结束集会。但我仍念念不忘六四遇难者，关心天安门母亲和国内在囚民运人士，每次出席游行时举起示威牌，继续高喊「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的口号，我完全明白诉求的意思。

2009年我交给支联会的六四资料文物，由于当时人手及经验不足，没办法做好资料档案，收集捐赠的物品缺乏有系统的记录，没能妥善处理和保管文物。多年来筹款设立六四纪念馆，始终没有专职人员负责，没有参考外国档案展馆的专业和保护文物的做法，出现有原始档案遗失，文物不知去向和不够尊重珍惜。对此，我会感到失望，怨其不足，但不会指责支联会负责人或职员的不是或犯错，义工人力及民间资源实在十分有限，不可能有过高的要求。

可惜现在，所有支联会的财产及物品被充公没收，不知道可以如何讨还。我个人希望能够取回自己捐赠出来的物品留作纪念，并且恳请当局将天安门母亲转交给支联会的死难者遗物，以尊重人性及历史的态度好好保管，千万不要破坏损毁。现在无法审理的，留待日后更公正的判决，无论根据香港基本法或中国宪法，都应该好好保存这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证物，它们终有一日会成为历史遗产。 (注6)

我有签名认同刘晓波草拟的《零八宪章》声明内容， 2009年12月25日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囚11年，此事对我刺激很大，更加明白「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重要性。此后，我经常出席中联办外的示威， 参加声援刘晓波的有罪同囚的共犯自首行动。虽然我没有被捕入狱，但是成为精神囚徒，解不开这道无形的枷锁。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在狱中表示应把奖项献给六四事件的亡灵，认为「天安门母亲」最应得奖。

2010年我在个人行动及游行路上结识的朋友，觉得六四游行的终点不应该在香港政府总部，在路线上与支联会有分歧，便自行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我们走在游行队伍末尾，约数十人继续向中联辧前进。为此，我跟邹幸彤不和，我坚持诉求应向中联办转交，她不认同我的激进。

我是在2008年到英国探访流亡人士时认识幸彤，她是剑桥留学生，一个人在剑桥校园组织六四河灯悼念活动，筹款人道支援天安门母亲。她有学识又能干，心地单纯善良，关心中国，同情弱势，乐于助人。回港后做支联会兼职和义工时，亦乐意义务帮忙我们组织民间自发行动，协助建立资料库、网站，筹组中国良心犯后援会、关注在囚民运人士的判刑，及网上纪念六四 等。一个正直刚毅，有原则，敢担当的女子，肩负起多个团体组织的重要岗位职责，又持续进修成为大律师，如此不可多得的才智兼备、人格高尚的人物，是十分罕见稀有的。

我自知有缺陷不足，感到惭愧无力，不求能与她共事合作，只希望能够卑微地作证，为大公无私的支联会​​仁人义士，说句公道话，望法庭接纳。现案中被告人支联会、何俊仁、李卓人和邹幸彤，被控触犯国安法的煽动颠覆政权罪行，是亳无证据的。支联会主办单位，他们负责筹备召集活动 ，只会为不幸的受害者发声，长期坚持采取合法守规的原则，组织行动和表达诉求，一直以来都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重视人权、公平和正义等普世价值，行事言行都是有原则讲道理，根本没有过激言论或作出煽动行为。

邹幸彤一个人点亮烛光、网上帖文公开想法，都是个别的独自行为，怀有赤子之心和同理受害者，只是合乎情义和据理力争的表现。她是大律师熟悉法律，明辩是非对错，怎会有公然挑战国安法，作出违法抗命之言行举动呢？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病逝，他自由了。我亦结束自己的精神同囚，解放心牢，希望走出六四困结，2018年决定离开香港到英国居留。我会出席伦敦的六四悼念集会，2019年反送中集会，及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封控下，到了六四，我都会独自在家点燃烛光悼念。 2021年在附近种植的小花圃，当作六四纪念园，写下死难者的名字，折纸鹤默默悼念。

我已逃离再不问家国事了，面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和邹幸彤成为囚徒，被指控「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我感到十分难过，良心不安，难道关心中国和香港，都有可能被捕入罪吗？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这段期间，我不在香港，控罪内容与我无关，但被告是我尊重和认识的支联会和代表人物，我不能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由于控罪严重，而支联会已经解散，李卓人、何俊仁和邹幸彤仍然在狱中受难，我希望能亲身为此案作证，若法庭认为我作为香港巿民，曾经见证六四事件和参与支联会活动，能够清楚解释前因后果，仍怀抱爱中国香港的感情，可以为此案控罪作出合理抗辩，我愿意提交这份书面供词并出庭作证，若要追究过去的行为足证此举有可能涉嫌同罪，我亦甘愿承担所有后果。

支联会没有违反国安法，被告人何俊仁、李卓人和邹幸彤，是香港精英、社会楝梁，一直以来只有爱国爱港的行为表现，他们只是感染到有心人同悲共鸣，没有诱发动乱、破坏社会安宁，亦不可能有推翻制度、政权或颠覆国家的能力，希望法庭作出公平、公正、公道的判决，予以无罪释放。

证人：蔡淑芳
日期：2025年9月24日

今天五四，我想从这个与丘延亮的访问笔记继续思考六四。

一九八九年，我到了北京，本来是打算做五四运动，访问知识份子的专题特辑，结果走进了历史的现场。
我是记者，见证六四，写下遗书，广场血泪，弹痕印记，化作活碑。
三十年后，我结识了1981年底被中共囚禁十年牢狱的刘山青。
20190504

与丘延亮谈六四──蔡淑芳访问笔记
https://sfchoi8964.wordpress.com/2019/05/03/

2018年12月中，刘山青问我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台湾，他打算约丘延亮做访问，他想谈六四的部份由我来预备。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丘延亮是何方神圣及有何背景。我已好久没有写访问稿，不过，以前做记者的准备功夫还是不会忘记，所以先做资料搜集了解被访者背景，再整理一个大略的探讨内容。

一. 个人经历。对六四所发挥到的作用。 1.台湾因素？ 2.1968年政治犯。 3.香港学者身份。 4.参与者出谋献策？ 5.在关键时刻起作用的人物？
二. 社会运动。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革命，非暴力抗争，兵变，政权倒台。嘉年华式颠覆。民族独立运动。

三. 历史契机。六四后苏东波的重演机会？东西德统一的经验？西藏、新疆、香港、台湾的民族自治、中间路线、灭族清洗的问题有何看法。法轮功，宗教打压。跟六四相类似的历史场景及教训。

四. 改变世界。六四的成败得失。屠杀从未中断，小监狱的政治良心犯和大监狱的沉默共谋。中美贸易战，制裁与惩罚。

五. 后世评价。文物保存、散失，怎样能拯救仅余及零散的当年实物、文件和档案？政权的毁尸灭迹，对见证者噤声、禁言，不准谈论，不能悼念。记忆与纪念：各地周年的活动，天安门母亲的声明，死难家属的要求：真相，认错，问责，赔偿。如何面对历史伤痕和灵魂救赎。

我参考几篇网上的资料，以下两篇我印象特别深刻：
六四争论依旧。丘延亮：没有人民哪里来国家！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42399

对于没有国哪里会有家的质疑，「没有人民，哪里来国家！」丘延亮拿出印有「是人民养育了党」照片的小手册如此反驳。

「从四五屠杀到六四屠城、野百合被摸头，两岸都走上了新自由主义之路。两个运动，都让我们重新思考形式的民主、一次反转性的运动，能走多远？」二十年来第一次谈六四的丘延亮深沉地重申。

他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没有六四的镇压，野百合的结果也会是不一样，台湾四十年来的所有运动，都造就了不一样的台湾。对比2003年香港为了反基本法二十三条百万人上街，现在台湾的政治，国族论述却成为唯一的争论，为了统独遗忘了运动。

香港黄雀行动，就是一群大哥、没有章程、没有制度，靠的是自己心中的正义。对于台湾，他痛斥，「我们已经忘记草根，也没有想到抗争的社会关系。」

《生活报报》台湾学生太乖学运弱化了
http://city.udn.com/62960/4222239

「六０年代因与作家陈映真共组读书会而坐过三年政治牢的丘延亮则建议学生，要常自问『当历史发生时，你在哪里？』他说，政治中有不少瞒骗手法，学生应让面对『真实的生活』，不要自我蒙蔽。」

我留意到丘延亮2009年才第一次谈六四。他特别强调的是「人」。他提到香港2003年七一的百万人上街，和黄雀行动靠的是正义感。我想，丘延亮一定是敢于面对历史走进现场，并且坚持真实生活。由于六四之后出现过不少枝节的争议。我尝试找出记述八九民运的网文中，怎样提及丘延亮此人。

几点枝节的争议：

（一）撤的问题
刘刚：再谈一下我同柴玲关于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争论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lihlii/4CsJKCCr2QI

「大家都知道是我当时最坚决要求撤出天安门广场，并因此在联席会议上同郑义，郑棣，陈明远，及香港的丘延亮发生冲突。他们几位坚持要永久占据天安门广场，每次因为我提到撤字就联合起来禁止我发言。郑义在会上指责我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再提出撤出天安门广场？现在广场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郑棣在会上说我是除了吃饭就是讲撤了。丘延亮则说，只要学生坚持广场，来自港澳台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就会源源不断。实际上郑义，丘延亮，和陈明远都是我请去开会的。后来，我在会后逐一地说服甘阳，刘苏里，包遵信，张伦，老木，闽奇等人，才使得我们主撤派在联席会议上渐渐占上风，也才使得我在5月27日能够再一次提出于5月30日撤出广场，得到了上述人的回应和支持。但也有人提出要坚持到6月20日，被我们否决。会后，不同的人都按照本人的意愿去解释执行不同的撤出计画。」

（二）5.23 改善广场的生存状况，长驻广场的物资提供
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 P168
https://fromnowonand.blogspot.com/2016/06/blog-post_18.html

「5月23日，在联席会议的会议上，总指挥部的领袖第一次请求香港的资助。在会上，柴玲请一位香港的教授丘延亮，帮忙改善学生在广场的生存状况。仅仅两天之后，第一批来自香港的现代帐篷和睡袋就送到广场。到5月30日，已经有数百顶帐篷在广场上搭建起来，同时还有更多的帐篷在陆续到达。」

（三）5.16 知识份子大游行，遇到丘延亮
戴晴：我的1989
http://www.mingjingtimes.com/2015/10/blog-post_86.html

「我本人，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却不过朋友力劝，参加了（1989年）5月16日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我见到无比昂扬地正走在队伍里的阿肥：蒋纬国的妻舅丘延亮。他当时正在读人类学的博士，这回是真心诚意地相信，1989年的此刻，中国，我们的也是他的中国，将发生伟大的民主转型。与阿肥大熊抱之后分手，随着游行队伍往前走，走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前边的时候，一个朋友见到我加了进来：剧作家王培公。一批学生围上来让我们在他们的衬衫背后签字。培公抽空偏过头指这文化宫大门对我说：“丫的们正在里头分副总理呢！ ”我隐约知道他指的是临时设在里边的“知识份子联络处”，以李陀、苏炜、郑义等作家为主。此联络点一直维持到坦克上街。具体故事，他们自己，还有曾经带着学生领袖前往联络的张朗朗，会讲得更加精彩确切。」

（四）营救工作
吴仁华：六四清场内幕（1）：八九民运第一位死难者
https://www.storm.mg/article/23030

「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会议上露面，引起了一位与会的香港知识分子（应该是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丘延亮先生）的注意，他特意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并将我的姓名、工作单位元、联络方式等基本资料记在了笔记本上。后来我了解到，包括丘延亮先生在内的一些海外有心朋友随意记录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领袖人物和骨干成员的个人资料，无形中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所展开的海外人道营救工作（所谓的「黄雀行动」）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档案资料。 」

我想向丘延亮提出了的一些疑问：

片断式模糊失真的错置记忆，虚构与谎言，如何能重组现场，揭露真相？历史现场的证据，真真假假的证词记录，应如何处理，及为当事人带来了多少的误会、误解，正、负面的影响？

对于他人的评价、忆述，有需要澄清吗？

还要等待五到十年，才适宜讲出你作为当事人所知道的真相？

港台两地的运动经验，革命的可能性。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吗，抑或又被扭转成为朽而不死的救命草？

最后，我看到苏晓康的几点感言，所以也想问丘延亮对知识份子反思六四有何意见补充？

苏晓康@Xiaokang Su

“六四”三十周年了，我们在想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1、大屠杀将中国拨上自毁之道，政治上一路走到又一个“王朝末日”，山河污臭、社会腐败，虽然于无声处发聩之言不绝，而民众“岁静”不醒，中华民族不是“向何处去”，而是毫无出路；

2、我们的一切想像和话语都在死亡。 “改革”，一个最霸权的话语，却是一个死亡话语，仍然垄断着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说，很少人觉察到它三十年来一直就是“体制自救”的“化石语言”，而且早已终结；

3、只要我们还害怕革命，就不会出现另外一种语言；然而，革命又如何可能？上层建筑包括国家、精英彻底坏死之后，下层就会发生民变吗？这个判断究竟是基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经验，还是来自西方政治学？但是我们至今看不到一点点迹象；

4、体制面临危机了吗？经济下行的压力含义是什么？中产阶级真的都在逃亡、抑或是里外各踩一脚？大众“梦醒”了又如何？大概只能接着恐惧上不了最后一班车，社会原子化已久，个体更依赖体制，而体制反噬、通吃的能力超过以往；

5、国际社会还拿中国有辄吗？毋宁是国际环境越发无序而诡异了。最近中美贸易战和华为事件，徒然刺激国内民族主义非理性狂潮，实际上在为极权充填更坚实的基础，长远而言，国家利益与文明提升、人权进步更加难以整合。

6、有人说，不会再有下一个“三十周年”了，所以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都在临终时刻。

我和丘延亮只见过两次面，分别是2018.年12月16日及21日。他同意当时的确准备了很多广场需要的物资，香港学生帮助外省学生提供食住所需的人道援助和补给。他认识戴晴，跟国内的知识界有互相接触和联系。至于黄雀行动，他完全没有参与过。

有关六四资料及档案文物，我提到为六四死难者做了一个网上纪念馆，但证物、证据、大字报、横额等实物，能保存和收藏的愈来愈少，香港开纪念馆也波折重重而且不安全。他表示印象中，芝加哥大学当年有收藏六四的档案。

丘延亮说现在不是时候谈六四，因为尚未成熟。等五至十年再讲吧，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跟共产党斗长命。但愿我们有命再活多几年，适逢其会，目击一场震憾性的人民自发的社会运动，人性光辉再现，希望到时是成功颠覆政权，而不是惨遭镇压屠杀。

20190416完稿
— with Xiaokang Su and 刘山青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