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朴 |转自 新世纪

 

 

中国传统史观下的「文革」历史

——《江青年谱》出版杂记

 

鲍朴
2026年5月6日

本文是《江青年谱》的出版杂记，适逢1966年在中国大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下文简称「文革」）60周年，也可充作再思历史的一篇祭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自创社以来，出版了一些关于文革的作品；近年来，则专注推出《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等人物年谱。此次出版的《江青年谱》是该系列的收官之作。

 

年谱是什么？

人物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种颇具特色的著述形式，其早期形态至少可追溯至北宋时期的《杜工部年谱》，即杜甫年谱。年谱将相关史料依时间先后逐条编排，与今日流行的历史叙事作品不同，它并不以阅读的畅快感为首要追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年谱绝不是史料的物理堆叠，更不是今人所熟悉的「电子表格」（spreadsheet）。

与其他传统史学品类一样，年谱同样有「破」有「立」，其中蕴含着史家对材料的取舍、判断与组织，也是一种「一家之言」的表达。 1930年出版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便是二十世纪年谱著作中的重要典范。钱穆撰写此书，直接针对康有为1900年《新学伪经考》中的论断，实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康氏在书中指称，西汉刘歆（音「欣」）为协助王莽篡位编写「建国大纲」，遂伪造古书。此说既提出古书作为「物证」，又赋予刘歆以明确的「犯罪动机」，好像已经破案的样子，当时即造成极大影响。倘若康氏之说成立，则《诗经》、《左传》、《周礼》皆将沦为「伪书」；甚至《史记》和《楚辞》都难免「被篡改」之嫌。钱穆则通过梳理西汉至东汉约一百二十年间各家经学的演变脉络，指出康氏之说在思想历史脉络上根本无法贯「通」。这一工作可谓为正在崩解中的经史传统挽回一局。自此以后，钱穆也逐渐成为在时代潮流中逆势而行，支撑传统史学的中流砥柱。

 

文革史的不「通」

「文革人物年谱系列」的作者余汝信，祖籍广东梅县，出身华侨家庭。其父于抗日战争时期归国求学并在越南北部地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生潜心治先秦史并在高等学府从事相关教学工作。文革期间，其父每每因文论事，往往通过比较不同作者的文章以辨析是非。这种治史与论事的方法，给年青的余汝信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又在潜移默化之中，竟逐渐形成其从事文革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若论文革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三条主要线索：其一是官方叙事，亦即所谓官史；其二是民间社会记忆；其三则是海外华人与西方学术研究。官方叙事至1981年已大致定型，即将文革界定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当时便有邓小平关于文革研究「宜粗不宜细」的指示。然而，「魔鬼藏在细节里」（德国俚语），甚至「上帝藏在细节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上帝和魔鬼都不见了，没有细节就是不明是非。所以，社会记忆与海外学术并未随官方定性而趋于一致，反而在此后逐步分化，形成创伤记忆、怀旧叙事、反思叙事与学术再诠释等彼此歧异的理解框架。余汝信所撰人物年谱，正可视为其文革史研究中一种另辟蹊径的探索与尝试。

文革历史研究「道术为天下裂」的势态暂时无法挽回。原因是官史、民间社会记忆以及海外和西方学术，各有其于史不「通」之处。本文中的「通」，即太史公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之「通」，意思不外就是历史事件的前后要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先说官史，中共党史与中国近代史专家金冲及曾言道：「一般人会觉得文革十年不好写，但实际最难写的是那之前的十年」【1】。这句话至少透露出两层意思。其一，它表明文革的起源应追溯至1956年及之后10年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其二，关于文革何以发生，至今难以提出一个足以充分阐明，并且条理贯通的解释。金氏语曰「最难写」，正揭示了这一点。官方将文革定性为「十年内乱」。然而，若在并无外力直接干预的前提下，这样一场被界定为「内乱」的重大历史事件，连官方史学专家都难以说清其成因，那么这场席卷全民的政治运动，其基本性质自然更难获得明确界定。由此会牵涉出一系列未来的难解问题。

再谈民间社会记忆。 1980年代前期，许多文革受害者陆续获得平反；与此同时，有关文革的社会记忆也首先经由文学形式释放出来，主要体现在伤痕文学与知青文学之中。此后，文革期间受难的原党内、军内高层人物之回忆录亦相继出版，例如原「林彪集团」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回忆，皆属其例。 「文革人物年谱系列」作者余汝信，当年即曾以「特邀编辑」身分参与《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并由此与本社结缘。彼时文革所遗留下来的若干根本性是非问题，至今仍未获真正解答。例如，这些一生竭尽全力、对党绝对忠诚的人，何以竟会在一夜之间被定为「反党集团」？进入2000年代以后，随着网络资讯时代的到来，这一记忆场域又有了明显扩张；然而，它的扩张始终只能在官方既有定性的框架之内寻求有限的表达空间。

民间社会记忆最初的主流，主要是「苦主」及其家属的申冤叙事。然而，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此类叙事最难贯通之处正在于：受害者及其受害情节往往具体可见，但具体的「加害者」究竟是谁，却常常难以明确指认。更重要的是，受害者遍及从党国高层到基层民众的广泛社会群体，层次之复杂，使所谓「加害动机」愈发显得扑朔迷离。此后，社会记忆进一步出现明显分化，呈现出多头并起、彼此牴牾的局面。受害者家属要求追究更深层的责任，自由派知识人则试图推动从政治层面作出更彻底的反省；极少数前红卫兵与亲历者曾尝试公开「道歉」，但由于无人愿意承接此类道歉的伦理与责任关系，反而再度引发争议。与此同时，还有部分「新左」群体，对文革期间的平等主义诉求、反官僚激情及群众政治参与抱有某种程度的怀旧，并试图淡化其中的暴力经验，甚至期待重新翻转官方既有定性。

至于海外华人与西方学界对的研究，对文革基本性质始终未能形成定论。本社于2012年出版了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文全译本。此书对文革的前因后果作了细致而周密的梳理，并将其政治根源追溯至1956年。这一时间判断，与官史研究者金冲及所谓文革前十年「更难写」的说法，恰可彼此印证。该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作者指出：在整个文革进程中，中共高层自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乃至邓小平、周恩来，虽无一人对文革甘心情愿，却也无一人曾对毛泽东表现出不忠；相反，人人都在其可能范围之内，尽力忠实执行毛的意志。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毛身边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其个人命运无不带有程度不同的悲剧色彩。当然，海外学界对此书亦有不同意见，例如作者过于集中关注高层人物关系，忽视制度基因等等。

就更大的学术脉络而言，二十世纪西方「汉学」的重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并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及其他研究路向。这一路学术取径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若仅以西方既有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与概念术语（terminology）不可能全面了解现代中国。麦克法夸尔正是哈佛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首铭」（epigraph）所引《水浒传》宋江之语，「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若为中文读者所留意，则其后叙事情节隐伏「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的悲剧张力。

至于其他海外与西方学术，则大体循着「现代化理论」及其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展开。前者往往预设西方文化具有某种「普世性」，而中国文化则被置于「特殊性」的位置；后者则可视为对此前各种「正统思想」的反思与解构。就中国研究而言，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可谓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其著述兼具黑格尔式历史哲学余绪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传统，善于凭借史料与细节，讲述可读性极强的中国故事。许倬云评「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之类的话，固然是赞其叙事才能，但也不免引出一个问题：这究竟是历史，还是故事？对今天的年轻读者而言，听了不免有些糊涂。

史景迁虽无关于文革的专门著作，但对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却有相当明确的判断，即所谓「骇人恐怖和荒唐滑稽」（monstrous and ridiculous）。在他看来，毛的「强悍」「怪异」与「握有非凡权力并且愚蠢而昏乱的君主们」同属一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传统」【2】。这样的判语，对不少现代读者而言，包括部分中文读者，读来痛快淋漓，然而其中仍有一层未必说得通之处：无论如何，毛泽东毕竟是历史上改变中国速度最快、力度最大的人物，其影响之深巨，甚至可谓超过秦始皇。倘若史景迁的判断可以成立，那么黑格尔那一著名论断似乎便仍然有效：中国历史乃由皇帝一人以近乎魔术师般的手法所塑成。如此一来，中国便不能说真正拥有历史，至少不能说拥有那种由「时代精神」（zeitgeist）所推动的人类历史。

言归正传，回到文革。依照官方叙述，文革无疑是失败的，故后来才有「拨乱反正」之说。问题恰在于：毛泽东执政不过27年，其间竟以十年时间为下一个十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内乱」铺路，那不印证了史景迁的「恐怖荒唐」论吗？在尚不足八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脉络之中，文革与毛泽东都仍难言其「通」；若进一步放入以千年为尺度的中国历史之中，又当如何论定？

上述一系列难解的历史问题，正是「文革人物年谱系列」展开探索与尝试的起点。首先可以看到，在「年谱系列」的写作中，官史、民间社会记忆以及海外与西方学术研究三者缺一不可。官史固然多有未能贯通之处，却仍不可或缺。在同一次采访中，金冲及曾说：「批林批孔，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胡）乔木要我们写作时搞明白，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来的？胡乔木认为，主席在探索前行的过程中，尤其到了晚年，陷入了一种矛盾。」然而，毛主席晚年究竟陷入何种矛盾，官史家却未见进一步说明。

中国传统史学素有「微言大义」的传统，官史家的只言片语，也可自具深远的历史意涵。所谓「文化大革命」，其所以得名，所欲「革」者，实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命」。由此可见，文革、毛泽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中国宏大历史叙事中的「通」与「不通」，终究仍与孔丘相关。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亟待破局的问题，也是关涉中国文明进程的重大课题。

其次，作者余汝信在《江青年谱》〈代前言〉中，以具体举例的方式说明：「收入本年谱的全部史料，均经过编者以常识及逻辑推理作反覆考证、对勘与辨析。」这样的申明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作为「文革人物年谱系列」的首部作品，《康生年谱：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于2023年出版。甫一问世，便有人议论此书有为康生「翻案」之嫌。所谓「翻案」，即指责年谱在叙述中「刻意」回避了康生之「恶」；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文革期间大量冤假错案皆与康生密切相关，因此，若从受害者及其家属，乃至一切痛恨文革后果者的立场出发，这样的写法显然难以接受。

随后，即有人出版《康生年谱另编》以作回应。该书称，康生「既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大坏人，又是一个稔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才子」，乃是「中国学界对康的基本定位」；同时又充分肯定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结论，用作者的话康生是「害人无数、命案累累的地道坏人」。 《另编》其实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尝试：其用意在于打击一切可能为康生这一「坏人」翻案的企图，亦即把「翻过去的案」重新翻回来；然而，其结果不仅是重新回到官史对康生的既有定性，而且也在无形中将文革责任限定于官方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范围之内，未免有「只敢打死老虎」之嫌。倘若《江青年谱》日后也有幸引出某种《另编》式的回应，结果可想。

由此便引出一个更具历史趣味的问题：如「两条路线斗争」「分清敌我」「大坏蛋」「批倒批臭」「永不翻案」等，这些充满敌我二分与绝对化判断色彩的语汇与思维方式，无不是文革深刻注入现代中国人心智结构之中的产物，且恰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所重视的「中道」思想背道而驰。 《另编》不过是再次使用了文革式批判逻辑，其作者或支持者们的「现代思维方式」非常普遍，是当今的常态。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自认与公认的发动文革者毛泽东而言，文革究竟应当被视为成功，还是失败？这又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官方叙述与史不「通」的延续后果。

为什么关于文革，官史、民间社会记忆以及海外与西方学术，皆各有其难以贯通之处？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答案在于为当代中国人所熟悉、所推崇的历史叙事方式，只能传录历史中的「变」，基本丧失了辨识中国传统历史中「常」的能力【3】。西方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并无「常」与「变」的分辨传统，不在本文话下。

中国有句谚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岁月流逝，文革这段历史也日渐远去。经历文革六十年之后的中国，究竟身处河东，还是河西？面对这一问题，当代中国人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十分明白。所能确知者，不过是时势确已变迁而已。于是，对文革的理解，恐怕也只能停留在「十人十义，百人百义」而各执一词的状态。

以下，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尝试，我们不妨以《江青年谱》为例，将之置于古人的精神境界之中加以审视。

首先，无论毛泽东或江青，都是逝去之人。按照中国传统，斯人已去，没有化做「撒旦」（Satan）而不复以「人」相待的先例。商鞅、秦始皇、毛泽东、江青，归根结底都是「列祖列宗」。对于祖宗的态度，中国传统提倡「敬」字为先。写到此处，或许有人已经开骂，但不要紧，先看所谓「敬」在古人精神世界中的含义。 「敬」绝非当代的「崇拜」（worship），而是一种修养来的个人德性，内心表现为专注、谨慎和清醒。可以说「敬」是中国古人面对世界时一种根本性的严肃感与责任感的集中表达，也是一切认知与理解的起点。开骂能宣泄情绪，持「敬」则能开始领悟世界。

 

女权的早期实践

江青原名李云鹤，1914年出生。就在她降生前三年，1911年的帝制终结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方向。她的人生起点，因此天然地落在近代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较早一代实际上已与传统文化断裂的「现代中国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妇女解放成为其核心议题之一。与同时代许多知识女性一样，李云鹤人生早期的基本追求，自然是「女性解放」与「男女平等」；只是由于际遇特殊，她所走出的道路显得格外曲折而醒目。

李云鹤在上海从事演艺活动时期，以「蓝苹」为艺名，并恰好饰演过易卜生《玩偶之家》（Henrik Ibsen, A Doll’s House）中的娜拉（Nora）。剧中的娜拉起初看似是天真快乐典型的妻子形象；但随着情节推进，观众逐渐发现，她在丈夫眼中并非平等伴侣，而更像是一个有「装饰性」和「玩弄价值」的附属品。至结尾处，娜拉决意离开丈夫与孩子，此举在当时的欧洲曾令众多观众震惊不已。该剧不仅开创了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生活中「婚姻制度和性别角色的批判」，成为女性解放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这两个方面对李云鹤一生都有重大影响。

《玩偶之家》1879年首演于欧洲， 1935年在上海登台，前后不过56年。若仅从时间上看，半个多世纪似乎并不算短；但若置于欧洲与中国各自延续数千年、彼此几乎互不相涉的两性社会关系与制度变迁之中来看，这56年其实短得近乎惊人。蓝苹活跃于上海的时期，娜拉这一角色已经不只是舞台上的舶来形象，而在李云鹤的现实人生中获得了某种真切的现实意义，背后便不只是个人的戏剧性遭际，而是中国城市精英文化正在急遽变形的历史事实。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并非中国自身两性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极短时间内，将一整套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女性解放议题，移植到中国社会土壤之中。中国女权运动以如此奇特而断裂的方式嫁接于西方文化脉络之上，实是一个牵涉极广、后果深远的重大问题。只是此一问题所触及的，已不仅是蓝苹或李云鹤的个人命运，而是整个现代中国精神世界如何被重组、改写，故已远远超出本文所能处理的范围。

若以专注、谨慎而清醒的态度加以审视，其实不难发现：蓝苹是女性解放的舞台形象，而李云鹤则是知识女性解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者。面对报刊上的流言与绯闻，按她自己的说法，「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这已足见其性格之鲜明与意志之坚决。又如她所言：「我开始爱了别的人，在这样（与唐纳分手）的情形之下，我爱了别人，与他有了什么相干」（年谱1937年6月1、2日），更可见她在追求女性解放的同时，对自己所要的是什么样的男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自己不要什么样的男人，始终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所谓绯闻，无非不过是几段情感关系而已。 1930年代的中国，妻妾成群的男性并不罕见；既然如此，纵使她的绯闻对象再多出十倍、百倍，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而言，亦未尝不是题中应有之义。

李云鹤对女性解放的理解，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走出传统家庭，「试问，娜拉离开了家庭是不是就不被人玩弄了？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人？」她在〈演员独白〉中问道。 （年谱1935年6月27日）。从她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Roxane Witke）的谈话可见，她心目中真正倾心的女性典范，乃是1933年好莱坞影片《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中的形象。历史上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1632年六岁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其人终生勤于读书，学识广博，醉心宗教、哲学与文化艺术，并试图将斯德哥尔摩建设为「北方雅典」。然而，比这些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拒绝：常着男装，拒绝理所当然的政治联姻（当代浮现同性恋取向的猜测， 事情发生于17世纪，难以考证），并以此震动欧洲。若说娜拉意味着从家庭秩序中出走，那么克里斯蒂娜所象征的，则是对整个男女性别社会秩序的反抗。李云鹤所向往的，或许更接近后者。

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取向之下，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便不可能停留于都市文化圈中的个人奋斗，而必然进一步转向更为广阔、也更为剧烈的政治舞台。 1936年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在一般中国人的想像中，充其量不过是「聚义的好汉」或「造反的草寇」；西安事变之后，其政治地位则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登堂入室」，被承认为中国正统与合法性结构中的一部分。大批左翼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成为可能。

 

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

1937年夏，李云鹤抵达延安。在延安时期，她由「蓝苹」改名为「江青」，似乎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也标志着她自觉进入了人生的另一更高阶段。次年，24岁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婚。需要指出的是，彼时距离毛泽东最终取得政权尚有11年之遥，在1938年的历史情境中，几乎无人能预见其日后竟得「大位」。就此而言，江青所选择的是毛泽东这个男人，而不太可能是其尚未成形的权力。蓝苹在上海的绯闻，经中共新四军系统汇报到延安，党内多人反对婚事，并去信给毛，结果「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年谱1938年11月）。毛的性格，自不待言。

 

 

江青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极难作简单概括。由于毛泽东无上权力位置，二人关系中，毛无疑处于绝对主导，不可能为江青所「利用」。 1949年以前，江青无疑可说是毛的灵魂伴侣。至1966年，「五一六通知」既出，文革正式启动；如此「一阵风雷惊世界」的大事，即使是毛泽东也难免思前想后。当年7月，毛致信江青，倾诉心曲，极为罕见，堪称窥测毛泽东内心世界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年谱1966年7月8日）。

江青未必「懂政治」，但她确实「懂戏」；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文艺是「文化革命」最具体最可操作的内容，江青之成为「文革旗手」绝非偶然，当然离不开毛的授权。江青也确曾尽其所能忠实执行了文革精神。她所推动的几部「样板戏」，尤其是《红色娘子军》，一方面展示「阶级斗争女权」最后「去性别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从苏联输入的西方极端意识形态与文艺形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被推至极端后所呈现的状态：此后既无从重现，也不能再向前推进半步，终成「千古绝唱」。

 

到了1973年7月，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借批评外交部而进一步疏远了周恩来——这位或许已是当年「梁山泊聚义兄弟」中最后仍堪相与之人（年谱1973年7月4日）。同年8月，毛又发动其人生最后一场政治运动「批孔」；孤家寡人的毛所能依赖者唯有江青，而江青则仍是一往无前。 （年谱1973年8月5日）

 

由上述事实看来，至少有一点似可成立：若问毛泽东一生之中最为贴近、也最为信任的人是谁，若只能择其一，恐怕只能是江青。也正因如此，官方叙述将文革内乱的主要责任归结于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历史逻辑上实难谓通。与其说江青「反党」，毋宁说毛泽东「反党」；而就文革的实际发动与运作而言，二者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如果我们承认文革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剧变，那么对于历史有意义的问题便在于：它究竟「变」在何处？而所谓「常」，亦即其未曾改变者，又是什么？文革结束以来，半个世纪已过，这一问题其实已渐渐显出轮廓。文革被称「史无前例」；若就其最具震撼性的方面而言，真正称得上「史无前例」的，正在于中国人对孔子的批判与否定，在这一时期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凡事要达到历史上的某种「造极」境地，从来都不容易；而文革何以竟能至此，其答案其实可以部分地从江青一生的经历之中寻得。

 

江青生于1914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二人相差21岁。这21年恍如隔世，其间中国接连经历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科举废除以及1911年的帝制终结。江青最早的精神领袖是鲁迅，其一生的思想根柢，深植于1919年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的反传统潮流之中。毛泽东不同，他深谙传统文化，青年乃至壮年时期显然尊孔。 1937年所作〈祭黄帝陵〉四言诗便是一证，其中如「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等语，皆足见其精神世界并未脱离中国文明的传统秩序。

毛泽东晚年何以愈益走向反孔，其历史因果的追溯远超本文所能及。就中国历史而论，反孔并不稀奇，但绝非凡握有大权者，都有能力将反孔推至如此地步。明太祖朱元璋便是一例，此处姑不具论。文革之中，反孔之所以能够形成排山倒海之势，无疑首先来自毛泽东那种史无前例的个人权力；而作为「旗手」的江青，其义无反顾，也同样是事实。二者相加，遂使其力量之大，竟至于将素有「当代孔夫子」之称的冯友兰，活生生逼成了「梁效」顾问（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在「梁效」笔下，孔子被斥为「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如此反孔的措辞与声势，在中国文明史上，当真是登峰造极。

 

鲁迅是江青首个精神导师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前文提到，麦克法夸尔固然成功地将文革的政治起源追溯至1956年，但他终究未能将文革放回中国历史之中加以更全面的贯通；其关键原因，正在于他并未进一步追索文革的思想起源。事实上，反孔在20世纪具有极其深厚的思想根基，其中不少观念，到了21世纪，甚至已经化为中国人的常识。不过，这又是一个远远超出本文范围的宏大问题，此处只能略举一端，以见其意。

例如，《江青年谱》序言作者秦晖教授一方面指出，将毛泽东的历史问题归咎于江青，以所谓「女祸」论之，实属无稽；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江青以《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那套女权实践并未成功。这里所牵涉的「女祸」观念，恰好触及一个极有意味的思想问题。其源头目前只能追溯到江青第一个精神导师鲁迅。

是鲁迅让当代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将政治失败归咎于女性的「女祸论」，根源出自中国传统历史叙事；最常被举出的例子，便是「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甚至连「红颜祸水」这一说法，也在流传中悄然改变了原有语义：本来「红颜」指褒姒，「祸水」则指龙漦，亦即龙之涎液；但在后世理解中，却逐渐被简化为「红颜」即是「祸水」。

这一点，恰可与西方《圣经》作一对照。在〈创世记〉的叙事中，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吃下禁果，从而触发所谓「原罪」；她先食其果，继而分给亚当，最终导致二人一同被逐出伊甸园。西方传统解释往往将此理解为女性的软弱与悖逆。然而，问题的关键也正隐藏于此：中西两种文化传统在处理「诱惑」这一主题时，实各有其微妙而深刻的差异。

鲁迅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将19世纪末西方〈创世记〉诠释注入中国历史而成新解。 1936年2月，他在杂文〈阿金〉中写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

然而，若仔细阅读中国传统史书，便会发现其中的因果逻辑与责任归属其实并不含混：被诱惑的主体是男人，作出决策、丧失理智的是男人，最终丢掉政权的也还是男人。换言之，真正承担历史责任的，本来就是君主，而不是女性。就此而言，褒姒并不比《圣经》中的那枚「苹果」多出半分责任；若一定要将亡国之罪归之于褒姒，那固然荒唐，却正是鲁迅式的批判逻辑。循此逻辑推之，上帝真正应该惩罚的，似乎倒更应是苹果与蛇，而不是亚当与夏娃。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推论虽然痛快，却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历史中的责任、诱惑与决断，推向了一种过于简化的理解。

在鲁迅看来，中国历史一页页翻过去，无非处处皆是「吃人」；所谓「女祸论」，不过是男性在历史败局面前推卸责任的另一种说辞而已。耐人寻味的是，偏偏又是身为「文革旗手」的江青所主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把这「吃人」二字重新塞进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工人之口，化作对孔子的控诉：「孔老二的『仁』就是『吃人』。」

 

孔丘不是赵姨娘

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二十世纪以来深厚而激进的反传统思想积累，至此可谓集中爆发；其所形成的全民性参与应了那俗语「墙倒众人推」，不能不说没有持续的历史效果。 《红楼梦》中，丫鬟平儿曾替赵姨娘说过一句公道话：「好奶奶们，『墙倒众人推』，那赵姨娘原有些颠倒，着三不着两，有了事儿都赖他。」文革之中，儒家传统一切有形可见之物，几乎都遭到了彻底的扫荡；若以「墙」为喻，中国传统这堵墙无疑已被推倒，甚至连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被翻检了一遍。

半个世纪过去，历史所显示的，首先是：孔丘毕竟不是赵姨娘。由孔子所开出的正史传统，也并不是一堵一经推倒便可永久废弃的残墙。暴力不能真正将其摧毁，言语也不能真正将其消灭。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毛泽东、江青之于孔子，不过是历史上一类「罪我者」而已。此类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其兴起、其用世、其结局，也自有其在历代祖考中的合法位置。

依孔子所开创的正史传统所载，商鞅变法曾使秦国迅速强盛；然而，其执法过严、手段过峻，结下怨恨。待昔日太子即位，当年权倾一时的变法者转瞬沦为通缉之人，连夜出逃，最终又恰恰死于自己所制定的严苛法令之下，此所谓「作法自毙」。

毛泽东死后，江青旋即被捕，莫名其妙地成为所谓「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彼时，先前在其身后参与「批林批孔」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面仍在诚心诚意地高呼「继承毛主席遗志」，一面却又热烈欢呼「粉碎」包括毛的遗孀在内的「四人帮」。如此荒唐景象，放眼古今，亦属罕见。曾经以历史维系其价值判断的中国人，经过文革之后，至此几乎已彻底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

1980年，在审判庭上，江青自辩道：「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殊不知，当年追随其后、投入文革的所谓「亿万人民」，在毛死之后竟会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又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38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回应她的，却只是法庭后方传来的一阵男人轻薄而讥诮的笑声。至此，她苦心塑造的《红色娘子军》式那种去性别化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女性解放」，可谓灰飞烟灭。江青的命运，不知怎得，又一次应验了「作法自毙」的历史宿数。

再说毛泽东本人，他对历史上楚霸王项羽的命运极为关注，也曾多次提及。 1962年〈七千人大会讲话〉中，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更著名者，则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熟稔历史的毛泽东，当然清楚传统叙事中的项羽乃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剧英雄，而虞姬之从死，亦正是此一历史形象的重要部分。只是到了毛的笔下，项羽被重新诠释为沽名钓誉、终致败亡的典型。这种对传统历史的重新裁断，不能不说对现代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若就现实政治而言，毛泽东当然更像秦始皇。然而，不论文革之「变」曾经造成多么猛烈的冲击，其发动者终究无法支配其身后的历史。毛死后，江青曾献上花圈，署名「您的学生战友」；1991年5月14日，她最终选择自杀。彼时距苏联解体，不过七个月而已。置于浩瀚的历史时空之中回看，江青的命运又何尝不像是虞姬？

 

说到底，中国传统信仰中所谓「天命靡常」之中的那一道「常」，终究并未被文革摧破。中国文明的精神世界，远远大于现代中国人今日所能窥测的范围；而这样的精神世界，也绝非凭借单一理性所能完整穷尽。

2026年5月6日，于香港

 

注释

【1】刘功虎，〈历史学家金冲及谈新书：「文革」前十年最难写〉，《长江日报》，2014年12月02日 。

【2】Jonathan D. Spence, Mao Zedong A Life, A Lipper/Viking Book, 1999

【3】有兴趣的读者可从余英时先生的〈历史的变与常〉开始了解中国传统史学，此文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反思：现代史篇》之〈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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