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家园  2025年10月9日 | 转自 新世纪

01

1960年的秋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起意外事故，弄残了我的一条腿，更是将我从地狱抛入了它的最底层，给了我人生途中命运的又一个重大打击。

去过大台的人都知道，大台煤矿那有一条铁路经过，这条铁路连着板桥古村和门头沟。这条铁路在经过大台的时候，有一座铁路桥。而这条铁路桥在原来修建的时候，是弯着的。这样，火车行走当然很不安全。于是，铁路部门决定把这座桥拆毁重建，取直铁路线。这也正是1960年的事情，工地离我们不远，工地上散放着一些钢丝之类。我的受伤就跟这些钢丝有关系。

有一天，领队王寿山说，我们场园要用碾子。可是这个碾子是石头做的，又大又沉，不是像粪土可以分成几筐背上去。那么这个碾子怎么样从梯田上层弄到下面梯田里去呢？光有麻绳肯定不够，万一麻绳断了，这碾子再掉下去是很危险的，必须有钢丝护着点儿。

所以，当时王寿山就安排我和刘圣恩两人去工地上去偷点儿钢丝。既然说“偷”嘛，那意思就是说不用得到人家的同意，拿了就用；否则万一人家不同意，反而没什么好拿的了。

我和刘圣恩很快从山上下来，就跑到铁路桥工地偷钢丝。那工地那时候也没有人看管，钢丝就在工地上乱放着，我觉得拿点也没什么关系。拿了一些之后，我觉得不太够，我就跟刘圣恩说，你先走吧，刚才拿的这点儿钢丝似乎不够，我再拿点去。

就在我回头拿了钢丝往回走的一瞬间，意外发生了。我被桥上下来的火车卷入了车底下。为什么我会被火车压着呢？因为当时大台铁路桥弯度比较大，跨度也比较高，跨度高又有些弯度，所以所有从上面下来的火车，都在下来之前先停下，拉响汽笛之后，悄无声息地滑行下来。

那么我再次拿了钢丝转身走的时候，正好是火车从上面滑下来的那一刻。当时我可能下意识地躲避，但躲避不及，还是被火车的惯性带到了火车头底下。后来我说，我背对着火车下来的方向，没听见声音。当时确实没听见声音，因为它是滑行下来的。也正是因为火车是滑行下来的，它毕竟还有个往下的惯性，坡度还比较大，它不可能马上停。火车司机看到前面有人，赶快拉闸，可是还是来不及了。

当时我马上就不省人事。我醒过来之后，有人告诉我，说我被火车头拖在地上25米后，火车才刹住车。火车头下面还有些各种管子之类，我倒地后，又被这些管子挂着了衣服，一直拖行了二十多米。

火车停下来之后，司机发现有人在火车头底下，赶快把我拉出来。据现场的人后来跟我说，当时现场血肉模糊，在被火车拖行的过程中，我的小腿还没有完全跟身体脱离，但确实已经压断了。当时身上其他也是伤痕累累。据大夫后来讲，共有十多处伤痕。还好，现在都没留下疤痕。

当时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刘圣恩看到这个意外情况，马上就回来，一道跟铁路职工们把我送往门头沟医院。当时也没有其他更快的交通工具，他们把我平放在火车头上的车厢里，不紧不慢地赶往医院抢救。毕竟当时火车只能以正常的速度开，不可能太快。

送往医院的过程中，我还多少有一点意识。受了这么大伤，流了这么多血，整个人已经昏昏沉沉、迷迷蒙蒙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能听见他们说话，隐隐约约听见他们互相讨论：怎么样？还有没有救啊？还有没有希望啊？……

当时血流得确实太多了，整个小腿断了。小腿断了，止血带怎么绑就很关键，止血带要是勒得太厉害的话，一方面会造成止血，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血管堵塞；止血带如果太松，那根本不能止血，失血过多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后来他们大概是止一阵血，又放开一阵，这样交替轮换，总算活着挨到医院。

从大台到门头沟医院，火车大概走了近两个钟头。现在看起来，当时门头沟医院的急救技术还是可以的，它尽管是个矿区医院，整个手术应该说还是不错，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门头沟医院。

经历这么大的事故之后，我总是暗自庆幸，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这条命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来的。

02

当时把我送到医院急救之后，学校人事处长等也都赶过来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当然就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的人怀疑我是不是自杀，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意外事故。

但最终学校认定我不属于自杀。他们觉得我的遭遇，完全是偶然事故，毕竟急急忙忙去偷人家东西，又怕人家发现，而且钢丝也很沉重，上面的火车又是无声无息滑行下来的……这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谁也不可能顾全。所以这个问题，最后总算下了结论，认定只是意外的工伤事故，因为是在正常劳动中发生的，因此属于因公致残。

我想这一点，他们从我在医院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我在医院里尽管受了很严重的伤，但他们发现我情绪还不错。我记得当时同病房有个小孩，得了癌症还是其他什么绝症，我还经常鼓励他要坚强。而对我来说，这个腿断了，也没什么，反正还可以安装假肢，生活还可以继续嘛。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说，学校刚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有自杀倾向，后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但是不论怎么说，对于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政治上划了右派，新婚妻子又离婚，现在又碰上这么一个车祸，这三个打击实在是太重了。这三个打击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划右派稍微早一点，后来就是离婚、车祸。应该说，在人生中碰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很痛苦的。我在那时候给自己写的一句格言，就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鼓励自己必须坚强。我想我后来之所以能够经受一些东西，宠辱不惊，泰然处之，跟这三大打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生最痛苦的事都已经经历过了，其他的算什么呀。

当时伤口换药的时候，那个疼真是钻心刺骨。因为伤口刚开始也不能全缝死，留一些口子，让脓水能够流出来，另外伤口面也需要消炎。所以每次换药的时候，都是扎心的疼，换药的时候就没有麻药了，大夫从伤口中抽出棉花，再把药放进去。这一出一进，跟割肉一样的疼。人生肉体上和精神上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也就这样了吧？

03

我常常跟人说，我是死过好多次的人。在大台火车轮底下失去一条腿，这已是第二次。以前在后八家劳动的时候，也曾经死里逃生过。

当时的后八家那一块，房子都是小土房，取暖都用小煤球炉子，没有烟囱，冬天又非常非常冷。那么我们住在里面怎么办呢？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最后商定，最后一个睡觉的人，在睡觉之前负责把炉子拿出去；煤球炉子绝对不能在屋里放一晚上，否则会煤气中毒。

我记得有一天，是我先回到屋里的。回来后，屋里很冷，我就先生着了炉子，然后就躺床上，想稍微歇一阵儿。谁知道这一躺下来，差点就永远起不来了。我当时心里明明想着在睡觉之前把煤球炉子搬出去。可能是因为实在太累了，我躺在床上慢慢就睡着了，没把这个炉子拿出去。

忽然间我自己惊醒了，一下子坐了起来。心里还有点意识，暗想煤球炉子要不拿出去，太危险了，我赶紧坐起来搬煤球炉子。当时还没搬动煤球炉子，自己突然间天旋地转，晕倒了，一头就栽在了煤球炉子上，把炉子也弄翻在地。

还好这一惊、一摔，紧张加上疼痛，不知道怎么着，立马又醒过来，赶快就跑出来了。当时棉衣已经被火星烧着，还好房子没有着火。这一次也是差一点命丧黄泉，一念之间逃出了大难，倘若我当时要是睡得再沉一点而不醒来的话，那肯定得熏死在里头了。

04

还有一次在劳动中，我们在场院里码麦垛。那麦垛是很高的。我站在麦垛上面，下面的人扔一个麦捆上来，我接住后把它整整齐齐码起来，就这样扔一个、接一个，接一个、码一个，这活本身需要一点技巧，但干熟了一点都不难。

但即便这样，意外还是发生了。我在接麦垛的时候，一不小心脚下踩空，结果重心不稳，一下子就从很高的麦垛上摔下来。摔下来之后，也是天旋地转、眼冒金星，着着实实歇了一段时间。

那几年，大概是倒霉到家了，总会摊上这样的事情。也可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人生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居然到最后还捡了一条命回来。

人生最痛苦不过划右派，那我是经历了；人生最痛苦不过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离婚，这我也经历了；人生最痛苦不过身体残废，这我也经历了。人生再痛苦，还有什么呢？

05

大概到了1961年年初的时候，我的伤口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安装了假肢，这样就能够离开双拐行走。接着“右派”的帽子也算摘掉了。摘掉“右派”帽子后，带来了短时间的欣喜。原以为摘掉帽子后，可以恢复原来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没想到摘掉帽子后，我只不过是从“右派分子”晋升为“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则永远没有再改正的机会，它永远留在你的档案里，白纸黑字永远抹不掉的。后来在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后的日子里，我真正尝到了它的“紧箍咒”式的威力。

摘帽之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也稍趋理性，我的命运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机，学校安排我到外语教研室教俄语。从1960年到1966年，这六年我就都在外语教研室度过。

那时候我想，能够再上教学岗位，而且教我还比较熟悉的俄语，从我本人来说这也是个很大的安慰，毕竟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即便不能够教法律，教外语也是很好的嘛！

那段时间，我跟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关系非常好。我主要上课对象是61级和63级，因为外语要上两年。外语课每周都要去上，而且当时外语课排得也不少，那时候毕竟还是单身，年纪又不大，跟学生接触也比较多，关系相当不错。尤其是跟政教系61级的三个班，跟他们来往很多，那些学生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右派，大家年纪相差不大，也能聊在一块。那时候的有些学生现在跟我还有来往。

但这也只是在政治宽松的条件下，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打成一片，一旦到政治条件紧张的情况，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就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06

令人想不到的是，后来“文革”时期出的问题，根源也就在这个时候跟学生的来往。1965年学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所谓“小社教”，在学生中开始阶级教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人开始揭发我，使我大吃一惊。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痛苦。

从大字报中揭发出来的一些材料来看，当时校党委是决定把我清除出校的。为什么要把我清除出校呢？我有哪些罪状呢？有许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改造好，拉拢腐蚀学生。

这就有点荒唐了。我到外语教研室之后，我的性格一直没有变，就是对学生的要求有求必应。政法系61级有个学生叫朱遂斌，很喜欢外语，也经常到我宿舍来。他来自农村，家境困难，困难到连回家的路费都成问题。

有一次，他来跟我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想要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我就说，这点钱还跟学校要什么啊，我给你吧，别跟别人说就是啦。

但后来揭露出来，说我这种做法就是拉拢腐蚀同学，批判者质问我：为什么学生要到学校申请助学金，你不让他申请反而自己给他？这不是拉拢腐蚀是什么……我还真哑口无言，好人真是难做啊。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荒唐。政教系三个班我都很熟，班上的学生也经常来我宿舍玩。有一次，有学生善意地问我：江老师你还能跳舞吗？我说，啊呀，我这是假肢，跳不了啦。这学生就说了，那苏联还不是有个“无脚飞将军”嘛，这“无脚飞将军”人家两条腿断了，还不是照样能跳舞嘛，江老师你跳跳看。于是推辞不过，我就在宿舍里面放了个唱片，试跳了一两下。学生当然很开心了。可是这事儿也被揭发出来，还是一句话：在家中开舞会，拉拢腐蚀同学。

更荒唐的事情是，有一次学生搞点小演出，没有西服穿，就过来跟我借西服。那时候，正好是1961年到1964年这期间，可以说国民经济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也比较缓和，学生开始有兴趣搞点文艺演出活动。有学生跟我借西服，我正好柜子里还有两件在苏联时穿过的西服，就借给学生了。这事也被揭露出来，说我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拉拢腐蚀同学。

可以说，到最后我跟学生的任何接触，都可能成为我的罪状。比如什么朗诵诗歌啦，看苏联时拍的照片啦，听听苏联的唱片啦，如此等等。

后来我被揭发出这些问题时，心里确实不舒服。我心里想，这个领导班子为了能够摆脱自己的困境，就时不时拿右派分子开刀了，管你是不是摘帽右派。

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把手刘镜西的儿子刘冠军，当时正上中学，外语不太好，一把手就点名让我来帮助他儿子补习外语，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右派，也不担心我拉拢腐蚀青年学生。可是运动一来，拉拢腐蚀青年学生的罪名就安到我头上了，院党委决定把我清除出学校，请我给刘镜西儿子补习外语的事情再也不提了。

这事也可以说明，当时我们这些摘帽右派的地位，是很脆弱的。只要碰到阶级斗争或者什么运动，需要做炮灰的时候，你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来源：《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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