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凡 | 首发 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 Apr 1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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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还不知道刘海鸥是谁。作为“95”后的我，出生在文革结束近20年之后，读过一些关于文革的作品，但对那一代人——尤其是女性，如何度过文革十年，以及她们一生因此所受的影响，并不能通过自身去理解。对“红卫兵”、“造反派”、“思想改造”的理解，也仅是文字层面的。
我最初是被她的自传体“文革连环画”《画说我的一生》一书吸引，逐渐了解到，她也是家族自传《半壁家园：刘辽逸家事百年》的作者。她的作品，曾被中国民间杂志《记忆》连载和选登。她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刘辽逸，1951年起长期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介绍苏俄文学，是《战争与和平》的译者。刘辽逸早年追随共产党，不惜与家族决裂——她的祖父带领大家族去了台湾，只有父亲这一支留在了大陆。新政权下，刘海鸥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并不受待见——文革时期，他们都被下放牛棚。刘海鸥出生于1947年，算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她在大连出生，在北京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成长期经历了文革，曾去新疆等地串联，文革结束后在北大读哲学研究生，1980年代开始任教。后来，她在强大的计划生育压力下生了二胎，最终离开了中国。
和其它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不同，刘海鸥出版于2023年的这本自传，每一节叙事都配上了中国人熟悉的连环画。她清醒而明确地向世人袒露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发现：她曾经非常“左”，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她竭力改造思想，希望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但最终发现：革命原来是一种特权，她是造反派的“革命对象”。
在一章一章阅读她的人生时，我屡次被她的文字逗笑，有时候她的语气好像我钟情的女性脱口秀演员，机灵、快速、敏捷，而且犀利、迅猛，直击要害。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好像一个段子手，用夹杂着幽默的叙述口吻，并保持着写作者的独立与抽离态度。我认为，这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人的写作中尤为罕见——那不是一个鼓励人，更不是一个鼓励女性拥有独立视角的时代。在一个消灭人的个体性，要求人全然泯入整体的时代，她始终没有完全泯灭掉自己的个体性，而且把这一切都写和画了下来：
例如，在她小时候的认知里，长头发的是女性，短头发的是男性，所以当她看到毛泽东的照片时，她对毛的性别曾陷入深深困惑——因为毛主席的头发不长也不短，以至于她在坐黄包车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问司机，毛主席是不是不男不女；在爱的表达被禁止的时代，她偷瞄长相英俊、气质忧郁的男同学（后来这位男同学因精神问题进了医院）；在文革中武斗激烈的兰州和新疆，她和同伴们在炮火中一起打扑克牌。
她也写和画下来：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她，怎么进行自我改造——她曾站在火车轨道上，想象自己是舍身救人的“革命英雄”欧阳海，但却发现自己很恐惧，不能无私地为他人献身，而对自己的“阶级改造不彻底”感到愤懑；她热烈加入革命队伍，满怀热情地贴大字报，却因为体型，被红卫兵嘲笑叫刘企鹅，还被铁锨毒打，满身伤痕地回家，却从未向家人诉说过；她目睹自己所在学校的老师，被红卫兵折磨至死的过程……
《画说我的一生》（上）封面
《画说我的一生》一书中，有640幅连环画。文字和画面的结合，让作者在叙述文革中的经历时，能有效地呈现出个人与时代交织、冲撞、矛盾的画面。例如其中的一幅画，一个青少年女性一面背诵阶级斗争的语录，满脸正义感，但一面，脑海里缭绕出莫扎特的音乐旋律，于是她举枪对准了这个脑海里出现的莫扎特——这个画面对我——作者的诉说对象、一个后辈来说，冲击力是不同寻常的，我既觉得新鲜、欣喜，又觉得同情——为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欣喜，而能感其所感。
就像文革是一个高度集体化的运动一样，其实，后来对文革的叙述也常常是集体化的，例如1980年代，一场对文革记述与反思的文学运动，也曾被概括为“伤痕文学”。对文革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因为很多事情过于沉重、暴力与荒诞，也很容易被奇观化和浪漫化，让后代的阅读者难以相信——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以，当我看到B站（指中国青年网络平台 Bilibili)上青年们对文革怀旧，对毛的虔诚与热爱重返时，几乎可以理解，并觉得那是一种诱人的情绪——我们最终可以实现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过上幸福而不受苦的生活——这也许跟当时积极参加自我改造的刘海鸥的感情动力并无差别，但是文革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人会轻易陷入对文革的怀旧中？
进而我们也可以追问，为什么文革中的标语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都是诱人的？——再把现在的我们和50年前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个体可以在一场运动中丧失人性，被话语和权力统治，肆无忌惮地伤害权力所针对的对象？而与之相对的，是什么，让个体在一场席卷所有人、破坏人性的运动中，仍能保留人性的完整？
在书中，刘海鸥也曾多次反思自己，在文革中为何那么“糊涂”，以及为何这场运动可以迅速、强势地裹挟每一个个体。在读研究生时，她的题目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研究文革中的群众究竟是怎样参与其中的。她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中对权威的顶礼膜拜；“随大流”的集体思维习惯；以及非黑即白的思维，还有生存至上的实践理性哲学，都在极端的高压环境之下，成为了文革的推手。
1990年代，刘海鸥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她曾感慨，人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一点呢,不再关心那些沉重的命题呢?可事实上，她这一代人的生命，始终跟政治直接地、暴力地交织在一起，她难以做到不再关心——所以，从那时起，她开始书写自己的经历，最后形成这部画传。她说，选择用连环画的形式来表达，是她发现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兴趣不大。她的女儿7岁時跟着她到了澳洲，不会读中文，她的初衷，就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理解这段历史，把自己的真实经历，“留给孩子、留给后代。”
（以下访谈内容经过整理。）
舒凡：《画说我的一生》的记录从童年开始，前几章的画作基调是温暖、明亮的，到了文革前夕这样的调子被切断了，画面直接重现了文革中非常沉重、暴力的经历，比如你自己被殴打，以及目睹老师被殴打，其中一位被学生殴打致死等。对你来说，重现这段经历是这个创作中最沉重、最痛苦的吗？
刘海鸥：其实到了我这个年龄，很多事情已经看开了。在创作时，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痛苦感，因为我已经把当下的自己和过去的经历分开来看，是以一种“旁观”的状态在回忆。
不过文革中有一件事，对我打击最大，是我被打的那一段，我40年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连父母都不知道，因为当时觉得非常羞耻。起因是我把（毛主席）“万寿无疆”误写成“无寿无疆”，被当作“反动”问题，后来在学校被造反派殴打。当时家里人并不清楚情况，我父亲也没有问我。直到他去世后，我和姐姐争执，她误以为是我带红卫兵抄家，说我是多么多么左，爸爸对这件事多么不满意，我才意识到这件事一直没有向家人解释清楚。后来我把事情告诉了母亲，一边说一边哭，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哭。后来我又给姐姐写了很长一封信，解释前因后果，她看后向我道歉。把这件事说出来之后，我才真正放下了。
舒凡：为什么当时觉得不能告诉父母呢？
刘海鸥：当年没有告诉家人，一方面是觉得羞耻，因为觉得这是我的错，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让父母难过，被打得那么惨嘛。直到跟姐姐吵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家里人一直有这样的误解，我爸爸就是带着这样的误解走的。我告诉母亲的当晚，她把脸转过去一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她很难过，但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整晚沉默。
舒凡：你在这里提到羞耻感，让我想到你在文革初期想要彻底“改造自己”，去第一个贴大字报，却遭到红卫兵羞辱，他们给你起了“刘企鹅”的外号。，你也在提到文革中遭受的羞辱几乎都与“胖”有关。还有其他女性，像喻瑞芬老师，最后被折磨致死，她单独被揪出来，也跟她胖有直接关系。我很好奇，为什么“胖”会成为一种被羞辱甚至被针对的原因，尤其是对女性而言？
刘海鸥：这种羞辱其实从小就存在。当时，电影、小说和绘画中地主资本家都以大腹便便的形象出现，所以很多人把“胖”与剥削阶级联系在一起，认为胖是因为吃得好、家庭条件好，所以看到胖的人，就容易把这个人归为“有问题”的阶级。当然，当时社会整体都很贫困，大多数人都很瘦，而我因为家庭条件较好，从小吃得好一些，就显得稍微胖一点，因此经常被骂、被起外号，也从小缺乏自信。我小时候在学校就有小孩追在身后骂我，甚至后来当老师后，也一直被羞辱，被人叫缩脖坛子。
在文革中，这种偏见被放大，变成一种带有阶级意味的攻击。对女性来说，除了政治上的打击，还会叠加对外表的羞辱，显得更强烈。另外，当时男性胖子本来就很少见，所以这种针对更多落在女性身上。总体来说，这是阶级观念和社会偏见共同作用的结果。
舒凡：这样的经历会让您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不一样的感受吗？会不会觉得如果不是女性，就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刘海鸥：我觉得没有。当时我并不觉得是因为性别才被针对，而是因为“胖”被当作阶级问题的象征。那时的逻辑主要是按阶级来区分，而不是按性别。整体社会的阶级观念非常强烈，这个盖过了所有别的标准。
舒凡：你在文革中一方面努力进行自我改造，甚至否定自我，但另一方面又始终保留着对音乐、艺术、自然的感动，在这样一场近乎癫狂的运动中，你没有参与对他人的伤害。在那样一个破坏人性的环境中，是什么让你保留了人的完整性？
刘海鸥：从小的家庭环境和本性来看，我其实是一个天性自由的人，这一点一直没有真正改变，只是被压抑，或者不断压缩了。六十年代初文艺界有过一次解放，引进外国音乐电影，跟我的天性是合拍的。另外，我父母都属于自由知识分子，家里的大量外国经典文学和家庭环境推崇的自由思想，也塑造了我比较强的个体意识。
后来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我一方面努力按照“阶级观念”改造自己，打磨自己，另一方面内心始终有疑问，也保留着对自由和美的感受，这种内在冲突一直存在。当时我在学习那些英雄事迹，比如欧阳海，也努力按照那种标准要求自己，但有一次听到莫扎特的音乐，我一下子晕了，那种被压抑已久的情感一下子释放出来，可紧接着，我又会觉得这种感受“不对”，认为这是不符合当时思想要求的，需要压制。这种自我否定越来越强，也与当时整个社会愈发“左”的氛围是一致的。
不过，在心里，我对自由的感受并没有消失，同时也一直存在疑问，并非完全接受那些观念。只是整体上，还是跟随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方向走。
等到文革结束、被全面否定时，我突然意识到，过去十几年的信念和自我改造几乎全部被推翻，这对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相当于自我被彻底否定。
舒凡：您提到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给您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现在的您会怎么分析这种痛苦呢？
刘海鸥：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全面否定，相当于把我这一代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仰一下子击垮了，这让我非常困惑和痛苦。不过这种痛苦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改革开放，文学、电影、音乐等重新出现，这些被压抑已久的东西一下子与我产生共鸣，迅速被重新唤醒。
可以说，我原本的天性只是被压抑，一旦环境放开，就很快恢复、生长。后来我考入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这对我的思想启蒙作用很大，导师们思想开放，他们讲的东西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我接触到的西方古典哲学，就是讲人类的认知之路，也对我很有启发，也促使我对过去的信念进行了再一次的反思与否定，也进一步重建了自己的认知。
舒凡：您觉得文革对人性破坏最严重的方面是什么？比如告密、失去信任，还是羞辱与折磨他人？
刘海鸥：我觉得最大的破坏是对人性的整体摧毁，包括良知和道德的崩塌。那种“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氛围，使很多人失去了基本的价值标准。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当时，还会延续到下一代，形成长期的后果。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我的看法可能有偏颇，也需要谨慎看待。
舒凡：我在阅读有关您的经历时，发现您笔下的新疆那一段的串联经历可能层次最为丰富，在激烈的武斗中，有独立成长的女孩、新婚女性的家庭、等待团聚的人，以及兵团中的上海女性。一面是武斗的炮火，一面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街头飘扬的维族音乐，这和我们常见的文革叙述（如《牛棚杂忆》）很不一样。新疆是否可以说是您在文革中感受到人性最丰富的地方？
刘海鸥：当时并没有“人性”这样的自觉概念，因为在那个年代，“人性”甚至被视为负面的词汇。我的感受更多是来自日常经验，而不是抽象思考。其实不只是新疆，文革中的任何地方都同时存在“两种世界”：一部分人积极投入运动，另一部分人大多数仍在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新疆也是如此——一方面武斗非常激烈，甚至有枪炮声；另一方面，小贩照常做生意，人们照样生活。
所以文革并没有对所有人产生同样的冲击。有些人是受害者，尤其是知识分子；但也有一些人并未受到根本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受益者”。比如有人从混乱中获取资源，或对既有秩序的破坏中获利。因此，他们对文革并不强烈反感。
就我个人而言，这种体验并不限于新疆。在贵阳，我会在破旧街巷中听到小提琴声，看到居民窗帘的非常美丽的图案和色彩。但与此同时，又会被革命歌曲激发出强烈的激情。所以这种状态是一种持续的摇摆：一方面是对美、音乐与日常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是被时代情绪裹挟的热血与激动。这两种力量始终并存。
舒凡：那您觉得新疆、贵阳这些城市和政治运动的中心北京有什么不同？比如在北京，人们是否更统一、更全面地投入运动？
刘海鸥：文革初期（1966年夏到秋），北京的“红色恐怖”非常强烈，气氛高度紧张，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严重后果。但到后来，随着红卫兵外出串联，北京反而出现短暂的缓和，人们逐渐恢复一些日常生活。我自己在1967年基本都在外地，没有长期待在北京。
总体来说，各地情况相似：一方面是激烈的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另一方面仍然存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种“两种世界并存”的状态，是文革时期的普遍现象，而不仅限于某一个地方。
舒凡：除了文革中的获益者之外，我也从我的爷爷奶奶辈观察到，有一些人——很多是知识分子，自身经历了文革的折磨，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仍然相信党始终是伟光正的。您提到自己是在生二胎（1986年左右）时——你把那段时间描述为人生中最残酷、最无人性的遭遇，“伟光正”的光环在您心中完全黯然失色。可以理解为，二胎时期的经历最终导致了这种信念完全的崩塌吗？
刘海鸥：对于我而言，这种信念的崩塌和生二胎经历是有直接关系。那时，我必须向党组织报告并获得许可——20天内，他们试图干预、甚至剥夺我肚子里的小生命。我那时已经临近预产期了，但党组织却千方百计地要我流掉孩子。他们多次开会、谈话，使用各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一个系统性威胁生命的情况：这个系统不是来保护你、让你活下去的，而是要让你的孩子死。这种直接、面对面的生命威胁，让我绝不能退缩。我只能硬着头皮顶住，坚决捍卫孩子的生命——这是我必须硬扛、绝不退步的时刻。
相比之下，文革时期针对个人的压力主要是红卫兵、派系斗争，而不是系统直接针对一个生命。在二胎的经历中，我必须硬扛、坚持到底才能保护孩子。这种系统直接对生命的剥夺，是我经历过最残酷、最无人性的事情。
舒凡：您生完二胎几年后，移居澳洲，写到海鸥南飞，终于感受到自由。这种自由的感受对当时的您来说是什么样的？
刘海鸥：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表达思想。不用在表达的时候，同时想着表达的后果，可以没有顾忌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放心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需要自己主动去想，我这样表达了会被别人怎么理解。
舒凡：您在书里提到，当您被人羞辱，叫刘企鹅的时候，女儿看到这里说，“企鹅很可爱”啊，您感慨，要怎么让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能认识到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对人的伤害呢。有时候我也觉得对于文革，还有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政治暴力，因为参与者对暴力的参与程度之深、之骇人，再加上审查和压制，本身缺少探索真实的渠道和资源，后人更愿意选择不相信，觉得这些暴力是虚构的。您觉得，作为亲历者，怎样把这种真实传递给后代呢？
刘海鸥：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即使我写出来，也有人不相信，甚至怀疑经历是编造的。我无法证明这些事情。但像大饥荒时期的惨状——饿死、吃人——在我家乡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有很多例子。只是现在亲历者和见证者几乎都去世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只能靠二手讲述。
这些历史本来就被掩盖，比如当年的死亡数据曾被下令销毁。我们只能从零散的记录、家族记忆中拼凑，比如人口突然减少、逃荒被阻拦、亲人饿死在途中等。这些如果不被记录，后人就更难相信。
我能做的只是写下来、出版，让更多人看到，哪怕只是少数人。当作一种历史档案保存下去。我自己印书、送人，也希望他们看完后能放到图书馆传播。例如我女儿看完后，就开始感兴趣，也想从自己的角度记录这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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