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书摘】2026-5-14
十九、零八宪章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一份名叫《零八宪章》的声明，从北京经由网路发出，出现在美国境内的中文网站上，以英译版出现在《纽约时报书评》。此消息透过媒体瞬间传遍全世界。这是经过细心斟酌写成的声明，列举了从言论自由到宪政到教育到环境保护的种种政治理想，可看成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血腥镇压所间接导致的结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权威已沦丧到几乎荡然无存。一九八○年代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已对这个政权的所有统治者死了心；其中有些人已跨到「体制外」，有些人则离国。留下来的人，这时把这个体制视为只是个机器，一个既不符他们的理想、也不配他们信任的空壳。中共政权开始提供他们赚钱机会和肤浅的民族主义，把它们当成可供人信仰的东西，但若要找到道德理想或政治理想，只能往别处寻。
以表面的顺从掩盖对中共政权之反感的中国人民，远比该政权所想要承认的多了许多。抵抗者不只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社会许多领域里的平民百姓。中共政权掌控几乎所有有形资源，竭力维持表面的安定，但表面的安定和底下的抗争始终格格不入。二○○○年代初、中期在多个领域的许多案子里大展身手的维权运动，以及每天平均有两百多件「群众（抗议）事件」，足以证明民心的不满。
知识分子开始私下探索可以如何转换阵地再出击。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东欧人能提供助益。在哈维尔的著名文章〈无权者的权力〉中，他写道极权主义和人的正常生活背道而驰。生活始于自我，极权主义始于控制所有自我的一个体制。毛泽东说，对革命者来说，生活就是反抗。哈维尔不这么认为，说生活就是生活。生活可能有反抗，但始终不只有反抗。天安门事件后，这种新思维愈来愈受中国境内年轻人青睐。这思维令他们认识到，人可以拿自己的处境和判断作为人生的起点，不再需要抬头望着什么权威。然后，随着人们自行选择准则和理想，他们会发现可作为新共同体和休戚与共精神之基础的天生契合之处。网路成为把人凑在一块的一大推手。感到孤立的人远比以往少了许多。
东欧的影响，特别是哈维尔的影响，明显可见于《零八宪章》一名里。它仿《七七宪章》而取名，《七七宪章》则是在一九七七年，即一群自称「宇宙塑胶人」的捷克年轻人，因用歌曲唱出捷克政府所不认可的东西而被捕——且其中某些人被关——的一年后，出现于布拉格的「公民倡议」。对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其他人——哲学家扬．帕托契卡（Jan Patocka）、演员帕维尔．兰多夫斯基、文学评论家路德维克．瓦楚利克（Ludvik Vaculik）、曾任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伊日．哈耶克（Jiri Hajek）——等人来说，逮捕「塑胶人」一事，代表自由受到不容接受的威胁。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他们公布《七七宪章》，连署者两百四十一人来自多个领域：作家 、演员、教授、工人、不满于时局的年轻人；既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最后共有千余人连署。该宪章的立场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于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协定后签了两份国际人权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未予以落实。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迁徙自由上和在尊重隐私上，当局的作为与国际公约背道而驰。
《七七宪章》的作者知道自己在表达广大人民由衷的心声，但小心翼翼不逾越分际。根据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的遭遇和自己国家一九六八年的遭遇，他们知道让苏联的卫星国感受到政治威胁会带来可怕后果。 《七七宪章》的确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政权的垮台起了重大作用，但该宪章一开始并未把那当成揭橥的目标。
一如《七七宪章》，《零八宪章》最初的连署人来自多个社会领域。律师、工人、农民、教授、作家、记者、企业主、环保运动人士、退休的共党高官、经验丰富的异议人士、草根行动主义者、「天安门母亲」成员，共三百零三人，在该宪章发布之前就连署。但就内容来说，《零八宪章》大不同于《七七宪章》。它涵盖范围更广，触及民主、宪政、司法独立、教育、社会福利、环境、土地所有权等。它的措词大体来讲温和，但可视为在呼吁建立新政体。比较两宪章和与它们同时存在的反对运动的先后关系，可理解两宪章的差别——一极简约，一涵盖甚广。在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激发了接下来的反对运动。在中国，《零八宪章》是已打造将近十年的反对运动的产物。在这两个团体如何看待自己和更大社会的关系上，也可看出两者的差异。哈维尔觉得需要「谦卑」。 《零八宪章》运动人士以先行者自居。
最早提议在中国推出宪章者是杭州的温克坚。二○○二年张祖桦（最后成了《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人物）开始在温克坚的网站「春蕾行动」管理一些挺民主的专栏时，温克坚已认识他。张祖桦个性内敛，具学者气质。维权运动期间，他的许多朋友靠着针对公共议题公开发声赢得名气时，他低调不张扬。他发起数次请愿，但直到《零八宪章》方案问世，他才广为人知。温克坚每逢张祖桦发起请愿就连署，两人的互信之深，最终到了温克坚要张祖桦不需事先问他意见就自行将他的名字放在请愿书的程度。温克坚于二○○三年在网路上结识刘晓波，两人的互敬也迅速增长。
温克坚为宪章方案挹注了重要资源：他在浙江大学所习得的法学素养、敏锐的法律思维、他在进出口业的工作经历、甚广的人脉。他和他所认识的许多人交谈时，常听他们说，「对，对，对，我们知道……但你要怎么做？解决办法为何？」这提问使温克坚开始思考会得到民间人士认同的一个总愿景声明的用处。
温克坚觉得维权运动有一个固有的弱点。它太倚赖特定案子：SARS案、刘荻案、孙志刚案等。每个案子都广受看重，因为它代表一个原则（言论自由、免遭随意逮捕的权利等），而它得到全国各地支持，系因为它所涉及的原则，而非只是因为案子本身。维权运动未充分凸显原则，未让人们知道那些原则彼此有多相关。在各领域，维权运动的支持者可以说同时增加：人权律师想要司法改革，记者想要新闻自由，经济学家想要有更理想的市场，公共知识分子感兴趣于宪法和公民社会。温克坚推断，维权运动所需要的，乃是一份最高的政治原则声明，而且这份声明要能兼顾到不同利益方，要能历久而不变，要能作为整个社会的愿景。
温克坚知道，要在中国共产党带有猜忌的严密审查下提出一份愿景声明，需要小心着手才能成事。七年前的一九九八年六月，温克坚的一些浙江同乡趁着美国总统柯林顿访华，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以「终结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随之开始有人入党。但「终结一党专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红线，不容跨越。几天后，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就被捕，判刑九至十三年不等。因此，要提出一份基础广泛的原则声明，又不让人觉得声明的草拟者要组「党」，必须极小心。
但温克坚还是动手干。他把他的想法告知几个浙江同乡友人，得到他们的鼓励。二○○五年八月，他把这构想带到北京，告知刘晓波、张祖桦、刘军宁和另外七人，结果收到三种反应：加油；我不反对；最好不要。
刘晓波属于第三类，并列出三个理由说明他为何认为此事难成：涉及领域如此之广的一份文件，必然得用抽象言语呈现，因而可能让人觉得空洞、缺乏新意；过去已有类似的尝试，结果都未促成改变（在此刘晓波指的是秦永敏一九九三年和严家其一九九四年的两次倡议）；而且此时这样的作为时机不成熟。刘晓波觉得，等许多人发声要求政治转型时再这么做比较明智，那之后几乎一夜之间就能草拟并落实声明。温克坚听了，但不为所动。刘晓波所提到的先前两次倡议，拟得不够完善；它们的某些条文太薄弱，需要强化。此外，把愿景声明的撰写延到一危机的前夕，届时将没有多少时间可供形成对声明的广泛共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能为转型定下行动路线。
张祖桦比刘晓波更加鼓励温克坚往此方向走。张祖桦和刘晓波一样认为此时谈组党言之过早，但认为发表一份公开的原则声明值得一为。他已研究过南韩、台湾的民主转型，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网路兴起、维权运动出现——极类似台湾追求民主运动的「党外」阶段（从一九七○年代中期至一九八○年代中期）。在台湾，「党」指的是国民党和其一党统治，「党外」一词给了为多种目标的实现行动的空间：农民权利、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两性平等、学生权利等。诚如张祖桦所认为的，这些活动所打下的基础，使党外势力有机会在一九八六年下半年组党（民主进步党）。因此，对张祖桦来说，温克坚的提案提供了一份希望，把中国境内众声喧哗的维权活动都纳入支持民主这把大伞下的希望。张祖桦写道，既是如此，当下应为之事，就是「起草一份建立最大共识的政治纲领，以便把分散在各地民间民主力量、人权捍卫者和自由派人士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张祖桦的看法得到数人支持，尤其是善于表达的友人王德邦。王德邦一九八五年入读北师大哲学系，就在刘晓波以流利口才讲述审美与自由而让满教室的学生听得击节赞赏的那时前后。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王德邦是北师大所派去与政府谈的「对话代表团」成员。毕业后，他撰文批评中共政权，因此数次遭软禁在家，遭警方上门查抄。他支持张祖桦和温克坚，认为维权运动已走到瓶颈：
维权运动有较大的局限性：多局限于某事某地，而缺乏全域性的诉求，由此也使维权变成一种疲于奔命，忙于救火的抢险运动、亡命运动。事实证明，中国问题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维权只能越维越多，并且越维越艰，最终走向对抗与搏命。中国民间若没有整体性对制度革新的要求，也就是维权若不能最终提升到对国家制度改革与价值重建上来，维权不仅没有积累，不仅不能最终达成权利的保护，而且早晚在强权的碾压下支离破碎。
宪政学者刘军宁不反对弄出这么一份概要性文本。他提出一个建议，是否可以参照美国《独立宣言》，弄出一份言简意赅、高屋建瓴的文本来。这一类比未完全说服张祖桦，但的确使他把这份宪章构想为「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
接下来众人就该给这文件取什么名字有了热烈讨论。 「宣言」？ 「公开声明」？ 「宪章」（charter）一词有捷克《七七宪章》和一九九八年南韩光州《亚洲人权宪章》的先例。对具有学者气质的张祖桦来说，采用此词还出于一个原因。 「charter」一词最早出现于一二一五年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 / Great Charter），而该词的中文译名「宪章」，在古书《礼记》里意为「效法」或「借鉴」。东西方的这一偶然的交集，令他大为雀跃。眼下，在未达成任何决定前，诸位草拟者暂时只称它为他们的「政治文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安全考量。这一平凡无奇的名称或许会赋予它学术性或不具明确目标的观感——不是中共政权所觉得必须及早除掉的东西。
张祖桦草拟了此宪章初稿的大半，二○○五年后期已完成一万字多一点，将内容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大项。他觉得经济领域自己不尽有把握，于是把此部分的大部交给温克坚负责。出于类似的原因，他把政治领域的一部分交给刘军宁，但刘军宁是学者，措词让张祖桦觉得深奥难懂，需要改写为较平实易懂。在张祖桦草稿的其他部分，张祖桦极仰赖台湾民主转型时期的文件，尤其是一九九○年代后期民主进步党的总统大选文宣小册，包括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总统大选时该党竞选纲领「给台湾一个机会」；该党一九九八年竞选纲领「我们应该过得更好」；二○○○年七册的「新世纪新出路：陈水扁国家蓝图」。张祖桦谨记台湾的某些纲领不能照搬用于中国，因为台湾小了许多。
刘晓波未参与草拟。张祖桦完成其初稿时，给了刘晓波一份，刘晓波带回家读。刘霞看到他在读的东西，说：「被抓的人肯定是你，而且就你一个，我又要奔波在去监狱探视的路上。」她提醒他牢狱生活的凄凉，说她已不再年轻。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她去大连劳教院探望刘晓波三十八次，饱受奔波之苦，令她身心俱疲。对于刘霞的示警，刘晓波不能不认真考虑。
于是，在整个二○○六、二○○七和二○○八年上半年，刘晓波的友人继续为宪章争辩时，刘晓波与此保持距离。温克坚一年从杭州到北京约三、四次，带去他杭州友人的看法。他一再敦促刘晓波多投入点。刘晓波告诉刘霞，他打算只签名，不会太深入介入。他未参与草拟，但有时针对他人的草稿提供意见。二○○六年，刘晓波、张祖桦和各自的妻子都是每周打一次球的羽毛球团体的成员。张祖桦最终指望能趁打羽毛球和刘晓波讨论事情的机会让他改变心意。
二○○六年初，张祖桦开始为《政治文本》征集签名。六月时已找到三十六人连署，包括于浩成、包遵信、张显扬（中国社科院七十岁自由派哲学家）、丁子霖、蒋培坤。张祖桦想过在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国际人权日那天发布宪章，打算找一百人在那天发表一百篇支持宪章的文章。丁子霖、蒋培坤同意此想法。他们知道这可能招来惩罚，但他们自问，人活着为什么？还不如大胆干了。其他人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最好再等等。主等派占了上风。
一年后的二○○七年六月十六日，一场不在计画中但重要的会议，在丁子霖北京郊外的乡下农家小院举行，当时丁子霖、蒋培坤正在该处享受远离尘嚣的生活。这次会议的召开，系因为民主运动人士暨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创办人杨建利刚获释出狱。五年前，中共不准杨建利回国（尽管他有中国国籍），但他还是决定回国。当局在中国境内逮到他，以「非法入境罪」（尽管他持有效的中国护照入境）和「间谍罪」将他判刑五年。二○○七年四月他获释时，想要登门问候丁子霖、蒋培坤两位教授。两教授欢迎他来，而且邀了刘晓波、张祖桦、江棋生、包遵信、莫少平和另外一些人一起聚聚。张祖桦带了宪章草稿影本过来，热烈讨论随之展开。
在土地所有权上宪章要有何主张，引发的争辩特别大。毛泽东下令将农业完全集体化后，一九五五年所有农地都属于国家。毛泽东死后，一场重大改革让农民可以自耕自种，但土地仍归国家所有，国家随时能没收土地。 「国家」意指党，而在地方，「国家」指的是党国所已变成的利益小集团：地方豪强。在此宪章中，有个将农地私有化的草案，旨在打破这个紧箍咒，使农民可以在经济上自己作主，公平收取自己的劳动成果。刘晓波支持这项改革，写了数篇文章痛斥毛式土地所有制。他主张毛泽东未终结中国境内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倒只是把地主数量减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但参与此讨论的其他人反对土地私有化，而且提出理由。他们担心那会导致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从而导致社会不平等。在这点上，历史殷鉴屡见不鲜。
此次会议里出现的另一个棘手问题，系是否要提到「中华联邦」这字眼，以及若要提到，该如何措词。这涉及到要如何看待藏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在未来中国的定位这个需要小心处理的问题，以及如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名字指称这个国家实体这个危险议题。当局会把改国名之议视为攸关其生死存亡。最后众人同意继续分项草拟，待日后统一编整。眼下，完全不公诸于众。
二○○八年初，何时公布这份仍然称之为《政治文本》的问题再起。有人提议于八月八日奥运开幕日公布。另有人提议于十二月十日国际人权日。还有人提议等到二○○九年六月四日六四屠杀二十周年那天。二○○八年六月张祖桦、温克坚、王德邦去美国，与海外民运人士讨论时机问题时，众人一致反对于八月八日公布。那一天，全世界的注意力会摆在奥运上，宪章会得不到其应有的关注。
九月，张祖桦透过Skype 把最新版的宪章发给刘晓波。刘晓波认为内容没问题，但仍觉得如此重大举动时机还不成熟，也觉得遣词用字有点单调乏味——太抽象，太啰嗦。他认为，做些别的，例如一封聚焦于具体问题的人权公开信，会较可取。例如，一九九八年中国当局已签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今，过了十年，仍未批准该公约。这意味着中国公民仍无法正式要中共政权为违反该公约之事负责。刘晓波认为，一封有重要人物连署的公开信或许能促成该批准。眼下，比起试图推动这个分量庞大的宪章，这会更明智。
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以现代中国语言、文学、通俗文化、政治异议为题，写作题材广泛。
吴大志，刘晓波的长年友人。
书名：《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与遗产》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吴大志（Wu Dazhi）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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