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未明病毒之 107
【1】
网络上与人交流，发现很多人无法对事物做出准确、清晰的判断，根源往往在于概念的边界能力非常弱。往往用大而化之的概念，代替准确清晰的边界。而且，越是如此，往往越显得高大上，显得神秘而有学问。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也是假大空，与西方思维的逻辑、数字，形成巨大分野。这，也许是文明在后来拉开差距的本质原因。
说起易经，道德经，很多人无比自豪，觉得它已经包容天下一切学问。
再比如中医，我们说中医是天体物理学，讲究人与宇宙的和谐，天人合一，很高大上吧，简直包容一切。但是它与现代医学相比，一针见血直达本质的功夫真是有天壤之别。
瑞德西韦与中医在中外疫情中的表现，将这个问题呈现得淋漓尽致：
2020年5月13日，美国药企吉利德科学宣布，该公司已经与5家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仿制药生产商签署了非独占自愿授权协议，将瑞德西韦供应至全球127个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涵盖了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一些面临显著医疗障碍的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国未被包含在内。
授权也设定了其各自生产的仿制药物的价格。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共健康紧急状况解除，或在瑞德西韦之外有其他药物或疫苗获批用于治疗或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上述任一情况发生之前，这项授权是免除专利费的。
换句话说，在有更好的药或疫苗上市之前，瑞德西韦向全球免除专利费用。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一份声明中介绍，该紧急使用授权是用于治疗疑似或实验室确诊的成人和儿童新冠肺炎重症住院患者，“虽然使用瑞德西韦治疗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已知信息有限，但在一项临床试验中显示，该研究性药物可以缩短部分患者的康复时间。”
2020年3月22日晚，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董倩专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讲到“要让中医药漫灌，就是全都给”。
董倩：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漫灌？
张伯礼：太多了，病人太多分不清了，分不清你就只能说都给。因为是一个病因，相同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在古代也是用一锅大锅药给大家喝。我们叫通治方或者叫标准方。
董倩：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中药起到什么作用？
张伯礼：起到了一个隔离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安抚人心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把它鉴别的作用。
董倩：那您觉得您的药，更多的是心理抚慰，还是说真起作用？
张伯礼：真起作用，加上心理抚慰，治疗的同时加一点抚慰，让病人觉得最起码我吃药了。
这个比较之所以有意思，是你会发现，我们在处理诸多问题上，几乎处处都有中医“模糊思维”的影子。
【2】
经过这次疫情，朋友圈有人说：现在我有点儿反对胡适的制度建设，而赞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了。福泽谕吉表述为：人、制度、器物的顺序不能变，日本的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我也有一点点倾向于“国民性”了，但是，“国民性”要改造的不是人性，而恰恰是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
又有人说：还是认同制度决定价值体系从而塑造国民性。
但是，制度决定理论，无法解释犹太民族的优秀。
【3】
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汉娜·阿伦特在旁听并评论手上沾满鲜血的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时候，没有按社会和朋友们所期待的那样，对艾希曼进行简单的谴责，而是通过更深邃的透视，对悲剧产生的根源进行深思，认为艾希曼的恶，是因为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的论断。
阿伦特没有把艾希曼描绘成恶魔，这已经让犹太人不满，更让他们愤怒的是阿伦特不仅批判了发生于纳粹德国的“平庸之恶”，而且笔锋一转，指出在犹太人当中存在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认为，之所以会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受屠杀，与犹太社区的领袖同纳粹的合作有密切关系。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大屠杀也保持着一种沉默，没有勇气去反抗。这种对邪恶行为的沉默和纵容，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她的五篇报告在《纽约客》上刊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阿伦特的同事及朋友反对她出版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籍，以色列甚至专门派人到美国威胁阿伦特。她最亲密的犹太复国主义战友在垂危之际，也不愿意原谅她。
围绕着阿伦特，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展开了一场场辩论，很多亲密的朋友因为阿伦特的观点激烈争辩乃至决裂。
事情发展到高潮，学校高层找阿伦特谈话，要她放弃教职。
阿伦特以公开辩论来回应各界对她的指责。辩论会上，阿伦特再次阐述了思想的重要性。她说：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人们通常把思想称为一个人和自己有声无声的对话。如果人放弃了这种自我的对话，便不能做出道德判断；如果人人不愿意思考，便会使大规模的犯罪成为可能。思想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和美丑的能力。我希望在那些罕见的和千钧一发的时刻，思考能够赋予人们预防灾难的力量。（刘树鹏《看，这个女教授如何捍卫思想和言论自由》诗意恩典2020.5.14）
【4】
人不思考，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容易陷入“平庸之恶”。
比如，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把比尔盖茨视为冠状病毒制造者，仅仅是因为他在2015年做过关于病毒是人类未来最大敌人的演讲。
中国环境下，也有很多人不思考或者不善于思考，被各种阴谋论、病毒起源说弄得晕头转向。
最新例子是：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告诉大家：日本政府的医疗检测机构，从2019年1月至3月的血样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阳性抗体。这一消息是谁宣布的呢？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
实际情况是：
为了确认检查棒的准确性，日本对被认为新冠病毒尚未发生的2019年1-3月采集并保存的500人的献血进行了调查，结果2人显示阳性。
这句话被误读或故意误读成2019年1至3月就出现了阳性抗体。
正确理解是：已经有足够的流行病学证据排除了2019年1到3月新冠病毒在日本发生的可能性。现在是用这种完全不可能有新冠病毒的血样，反过来检测检查棒的误差率。有人说，也许用酱油，数百份酱油，也许也能检测出“阳性抗体”。这其实是“伪抗体”。
可见，词语、概念边界清晰的重要性，这是理性思考、独立思考的第一步。
【5】
当然，制度环境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一个信息封闭、不喜欢、不允许独立思考的环境下，独立思考能力会成为社会的稀缺能力。
但是，良好的逻辑思考能力、思考方法，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中国人的传统里，的确一直是匮乏的。
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对应欧洲的希腊时代为分野，思维方式的基因已经深深地打下。
这也是公元1500年来，中国一直缺乏造福全球的重大创新的原因，也是缺乏良好的制度选择和改进能力的原因。
那为什么公元1500年到公元2008年中国缺少改变世界的发明（后来有屠呦呦的青蒿素）？
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全球都停留在凭经验理性过着基本的、落后的农牧业生存方式的时代，人绝大部分时候靠天、靠经验吃饭；
进入工业革命以后，主要靠逻辑理性吃饭，中国就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了。
【6】
也有人认为，宗教信仰才是根本的。有人转了“（刘）亚伟说”：
本人以为，基督教对于人类文明最直接影响，是彻底解构和消除了人们“自以为义”“自尊为圣”的道德优越感：你们是一群罪人，你们能有的智慧是自私自利和趋利避害，你们最高的智慧就是敬畏、谦卑与知无知。
这个教义成为了现代政治文明秩序的逻辑起点：在这样一个个罪人组成的世俗社会里，必须依靠刚硬的制度约束，在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同时，还须以规则造成一个惩罚性社会环境：欲望让你生出的作恶念头刚刚出现，就会有第二个念头来警告你，让你马上想到规则和制度的存在，意识到不那么做才符合自己的利益。
如果在上述意义上肯定宗教的重要性，其本质就是两点：
首先，恐怕必须是告诉大家“人人都是罪人”的教派；这是自我谦抑的前提。
其次，其教义的本质，是让人知无知。知道自己是无知的罪人，从而努力去求知去思考。这，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不谋而合。
【7】
知无知，知道无知即是恶，才会保持更多的谦卑与宽容；
知无知，努力去思考，去求真知，才能真正逐步摆脱与生俱来的邪恶，逐渐通往真知与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