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灿辉 追光者【横流集】2026 年 5 月 22 日 | 转自 新世纪

一、缘起

日前一位朋友自澳洲传来《中国民主季刊》最新一期的链接，内中报导旅日学者刘燕子以日文出版的《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1]，并附该刊对她的访问。笔者不谙日文，原书七十余万字的论述对我而言终究是隔了一层的语言之墙。我并未强自为读，因为任何透过摘要与译介所形成的「理解」，比起原文之直接阅读，总是减损了大半。所以这篇文字不是书评，亦非对刘着的学术评论。我没有资格去做这样的工作，那需要懂日文的人来承担。

使我不能放下这则消息的，并非那本厚达一点四公斤的书本身，而是访问中刘燕子对「内在流亡」一语的反覆使用 [2]。她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那些尚未越境、却早已与权力结构决裂的知识人：刘晓波、唯色，以及更广大的、无名的、继续在母国中默默承担精神放逐的群体。这个观察直接触碰了我自离港以来反覆思索的核心问题：流亡究竟由什么来定义？是地理上的距离，还是与权力之间的断裂？而当「家」已不再是家时，留下与离开，在哲学上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分别？

带着这些问题，我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对流亡的若干思考整理出来。本文不论刘着之内容，只取其所开启的提问。重点不在书，而在事，即流亡这件事本身。海德格、鄂兰、雅斯培、哈维尔、萨依德这些思想家对流亡所做的论述，我已在多篇旧作中讨论过，此处只作最简略的参照，不再展开。本文的重心，是把刘燕子所提出的「内在流亡」与我自身在境外流亡中所形成的观察，做一番对照与比较。

 

二、「流亡」与其近邻：移民、放逐、离散
在进入分析之前，必须先把几个容易混淆的语词分开。中文里与「流亡」相近的词有不少：移民、放逐、离散、出走、逃难、亡命。它们在日常使用中常被混用，但在严格的考察中，每一个词都对应着不同的存在处境。

我早在拙作《我城存殁》一书中曾区分过三个概念 [3]。移民并不需要反思，且随时可以返回故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成熟，移民在二十世纪已成为普遍现象。放逐则是因政府迫害或犯罪而遭驱逐，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惩罚。流亡则是因为我自觉与当权者的立场不同，同时我的言行也不被政府所容忍，因此自愿离开，并可能永远无法回去。由此可见，流亡既不同于放逐的被动性，也不同于移民随时可以回乡的自由。换言之，流亡是一种主动却不自由的状态。

移民者的存在是一种带有归途的位移。他可能会怀念故乡，但他知道家还在那边等他，机票买来随时能用。他的离开是经济的、生活的，或者仅仅是审美的选择。他与离开的地方之间，并未发生不可弥补的断裂。

放逐者的处境则完全相反。他是被权力推出去的，他甚至可能曾经是体制的一部分。苏联流放索忍尼辛，把他塞进飞机强行送往西德；中共把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的护照注销，使其无法回国。后一种做法，是「事后追加的放逐」。放逐者的身体被某个外力强行从故土撕下，他本人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取消的。

流亡与这两者皆不同。流亡者的离开是自己选择的，但这个「选择」带着无法调和的逼迫性：如果他不离开，他将无法继续做他自己；如果他离开了，他将无法回去。他是「自愿走进不自由」的人。他选择了不能回家的路，但这条路的尽头并没有另一个家在等他。

还有一个常被混入的词是「离散」（diaspora）。离散原指犹太人的历史处境，即一个民族长期分布于故土之外，并在分散中保存自身的文化与宗教认同。离散是群体性的、跨世代的，有自身内在组织。流亡则不同，它往往发生在个人身上、发生在当下，没有现成的共同体可以依托。香港人在二〇二〇年后形成了新一波的离散群体，但离散与流亡并非同一回事。一个移居英国的香港家庭，若其离开的主要动因是子女教育，那是移民。若其离开是因为自身已不能继续在香港从事政治表达，那是流亡。同一个城市出来的人，可以同时包含移民者、放逐者与流亡者，这三种状态在外观上未必能轻易分辨，却在内在意识上截然不同。

 

三、流亡的存在结构：在世而不属于世

从词源考察，西文 exile 源自拉丁文 exilium，由 ex（出）与 solum（土壤）构成，意即「离开土壤」。中文「流亡」一词则更具动感与沉重：「流」是水的动态，是被某种外力冲刷而离开既有位置的过程；「亡」则兼含「死亡」与「逃逸」两义。流亡者并非肉身意义上的死者，但他在某个重要意义上「亡」了：他的旧有身份、与既定秩序的纽带、在故土的位置，都已随他的出走而消亡。

流亡并非单纯的物理位移，而是两种脱钩同时发生。一种是身体与土地的分离，他不再立于那片他出生、成长、寄托回忆的土壤之上。另一种是身份与位置的分离，他原先在那片土地上所是的「那个人」，已经无法继续做下去。

这就引出流亡最吊诡的存在结构：流亡者「在世」，他的肉体仍然存活，但他「不属于世」，他所在的这个新世界，并不接纳他的旧有身份，他原先所属的那个世界，也不再容他归返。他是世间之人，却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世间的成员。海德格论「无家可归」（Heimatlosigkeit）为现代人之普遍处境，这在流亡者身上以最具体的方式落实。一般现代人所感受到的无家是弥漫的、抽象的，平日靠生活中的小确幸便可暂时盖过去。流亡者的无家却是日常细节层面的失去：是某条街、某间茶餐厅、某座建筑、某位旧同事的不再可见。

这种双重的非家所引发的存在感受，常被简化为「乡愁」一词。但「乡愁」（nostalgia）一词太温情、太怀旧，掩盖了流亡之痛的真实尖锐。真正的流亡者所经受的痛苦，并非甜美的回忆之痛，而带有一种根本性的「位置失序」：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以什么姿态活着。旧的姿态走不下去，新的姿态又还没长出来，他必须日复一日地凭自己的意志，把自己拼凑起来。很多流亡者的精神崩溃，并非源于某个戏剧性的打击，而是源于这种长年累月的拼凑之磨损。

流亡同时改变人与时间的关系。一般人的生活时间里有一种隐然的「归返」结构，每天出门，傍晚总会回到自己的家门前；每年离乡再远，过年也终要返家。流亡者则被剥夺了这种归返。他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被切断了：过去那个在故乡的他无法以原样延续到未来；未来那个会在某地老去的他，与过去那个他在文化上、语言上、社会关系上已产生了无法弥合的断裂。鄂兰曾以惊人的冷峻指出，流亡者必须在另一个社会中从头开始，扮演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角色，而他原来的世界，并不会因他的离去而停下，反而会继续变化，最终变成一个连他归返也认不出来的地方。

 

四、刘燕子论「内在流亡」：另一条道路

行文至此，可以进入本文真正想要展开的问题：刘燕子在访问中对「内在流亡」的反覆强调，究竟提出了什么？她的论述对我这个身处境外的流亡人，又意味着什么？

刘燕子的核心观察是：流亡并不必然需要越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不死的群体」：他们没有离开中国，护照没有被没收，肉身仍在这片土地上行走、上班、与家人共处。但他们已经以某种根本的方式，与这个政权所要求的「整体」决裂。对官方论述早已不再相信，更不会为它背书，也不再以官方所钦定的方式活着：他们是境内的流亡者。

这个观察并不新。德国纳粹时期已有 innere Emigration 一词 [4]，捷克的诺曼化年代、东德的最后二十年、波兰戒严时期，皆有大量类似的处境。但刘燕子的贡献在于：她把这个概念精确地应用于后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并指出这个群体的构成、其精神资源、其在文化上的延续方式。刘晓波是最著名的代表，他从未真正离开过中国，他唯一的「出走」是进入监狱，而他最终死于那场「不出走的流亡」。但在刘晓波之外，刘燕子所论及的还有更广大、更无名的群体：大学里的某些教授、编辑部里的某些记者、寺庙里的某些僧侣、家庭里的某些长者。他们以低调而顽韧的方式，继续守护着某些不被官方所容忍的价值。

唯色就是这种处境的典型例子 [5]。她并未离开中国，她仍在北京。但她的书被禁，护照被没收，丈夫王力雄遭到监控，家乡拉萨她已无法回去。她并未出走，但已被剥夺了「在自己土地上做自己」的可能。刘燕子书中所论及的，正是这一类处于极限张力中的存在。

「内在流亡」之为一种伦理姿态，最朴素的描绘见于哈维尔笔下那位卖菜小贩：他每天被要求在橱窗中挂起官方标语，他不相信那句口号，但他挂它，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哈维尔问：如果有一天，他决定不再挂呢？不写宣言，不上街，仅仅是「不再挂」。在那一刻，他便从假象的世界中抽身了，成为了一个内在流亡者。刘燕子所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不再挂」的人，他们在沉默中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共同体。

 

五、境内流亡与境外流亡：张力与相互照亮

刘燕子的论述带来的最重要启示，是促使我重新思考境内与境外这两种流亡之间的关系。在通行的叙述中，这两者常被视为一种等差关系：仿佛境外流亡才是「真正的」流亡，境内留守者则处于某种较不彻底的状态。刘燕子的论述反向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相反？境内流亡者所承担的，是否在某些向度上比境外流亡者更为沉重？

我倾向于认为，这两者并非等差关系，而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承担。它们所面对的痛苦结构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但其重量并无高下之分。

境外流亡者的痛苦结构，首先是失去具体的家。熟悉的街道走不到了，母语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那种日常的饱满感消失了，傍晚走进中文大学的崇基书院随意找一位旧同事喝奶茶这件事再也做不成了。他在新地建立的生活，无论多么舒适，皆是事后建奶茶构的，欠缺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历史纽带。他的优势倒是有的，那就是相对的言论自由。他可以公开说出在故土被禁止的话，代表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他承担的是某种「外部见证」的责任。

境内流亡者的痛苦结构则完全不同。他并未失去家，他的家还在那里，每天仍踏在熟悉的土地上。但这个「家」已不再是他能称为家的地方。他被迫每天与一个他内心不认同的秩序共处，他必须在公开场合说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话，或至少对自己想说的话保持沉默。他的孤独是看不见的，痛苦是无人共享的：周遭的人或许都在以同样的方式生活，但没有人公开承认自己也是内在的流亡者。刘晓波最具悲剧性的描绘正在于此：他在中国，但中国不接纳他；他要说的话，必须付出最沉重的代价才能说出来。

两种流亡者各有其结构性的羞愧。境外的人睡在安稳的床上，知道境内某位旧同事或旧学生此刻可能正面对检控或牢狱，家中老小也可能受到牵连，这份「自己已经安全」的事实，会在某些深夜把人唤醒。要偿还这份亏欠，唯一的方法是工作得比过去更多、看得比过去更清醒，否则离开就变成了单纯的逃走。境内的人则是另一种羞愧。当被监禁的同伴在狱中受苦，他自己仍能继续日常生活、上班、领薪，这份「未被全面摧毁的相对自由」反过来会变成一种噬心的提醒。他的偿还方式，是哈维尔笔下那种「不再挂标语」的姿态，是对良知的最低限度守护。

两种流亡者其实是相互照亮的关系，并非彼此竞争。境外的人能做的事，是写作、出版、把境内所发生的告诉外面世界，这是境内人做不到的工作。境内留下的人则以自身仍在故土的存在，向外面证明这个政权并未真正吞下一切。这也是境外人做不到的。一边有发声的自由却已不在现场；另一边在现场却被剥夺了发声的自由。两者构成的，是同一份见证的两个侧面。刘燕子论文的位置正是有趣处：她身在日本，是旅日学者，既不纯粹境内、亦非典型境外，倒像是某种「东亚华语知识圈」的中介。她把境内流亡者的存在告诉境外的读者，使这个看不见的精神共同体获得了某种被看见的可能。

明白这一层比较，便能对流亡之为现象有更为完整的把握。流亡并非单一的姿态，它有许多不同的具体形态。判断一个人是否在「流亡」中，标准并非他身处何方，而是他与权力之间是否处于不可调和的张力，以及他是否在这个张力中选择继续做自己。从这个标准看，香港留下而坚持说真话的某位老师，与离港而继续书写的我，​​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具体形态。我们不应彼此误解，更不应彼此贬损；我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以不同位置承担同一份工作的人。

 

六、流亡作为伦理姿态与责任

流亡的核心问题，最终会还原为一个伦理问题：一个人为何不选择沉默？他完全可以留下来，配合、忍耐和妥协一些，从合作中获得实际利益。历史上绝大多数知识人，面对极权的压力，会选择某种形式的顺应。那么流亡者为何不？

这个问题并没有复杂的哲学答案。流亡者并非为了某个外在的崇高目标而出走。很多时候他甚至无法清晰说出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离开。他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一个自己不认得的人。这个动机看似消极，实则是一切伦理生活的根基。苏格拉底拒绝逃亡而选择饮毒酒，理由也是相似的：他宁可死去，也不愿以背叛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方式继续活下去。流亡者并未死去，但他也以放弃一个「可以配合的舒适生活」的方式，做了类似的选择。

这一姿态的责任结构，雅斯培战后曾以「四重罪责」加以区分 [6]：刑事的、政治的、道德的、形上的。其中后两者尤其重要：道德责任归于每一个个人之良知，形上责任则归于人之作为人本身。流亡者并未犯罪，他并未参与压迫；恰恰相反，他是被压迫的对象。但流亡并未取消他的责任，反而以新的方式给予他责任。

这份责任，可以分几个方向来说。对留下者，流亡者的责任不在于评判。他的同道仍在那边，朋友​​、学生、家人、旧同事，有些选择了「挂那块标语」，有些选择了「不挂」，有些则身陷囹圄。流亡者并未在那个处境中以身受过，他失去了道德上的审判权。能做的是把那些人的处境告诉外面的世界，让那些「在里面」的人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

对未来者，流亡者的责任在于记录。今天受迫害的人，最终会被未来的历史重新审判，但历史不会自己完成。若这一代受难的事被当下沉默、被未来遗忘，下一代压迫者便会以为自己可以重来一遍。流亡者要做的，就是把当下所发生的事，尽可能诚实地留下文字，让未来的人可以从中学习而不必重蹈覆辙。

对自己，流亡者的责任则最为微妙。流亡是会消磨人的。有些流亡者把流亡变成了永恒的悲情，把自己定格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另一些则过早地把流亡「化解」掉，假装没事，融入新环境，内心却日渐枯萎。真正承担流亡的人需要走第三条路，在断裂中继续工作，在无家中继续写作，在不可归返中继续为下一代的归返留下道路。这条路没有现成的范本，每个人只能自己摸索。

 

七、不死：精神之延续

刘燕子的书名为《不死の亡命者》。 「不死」一词，从访问中所引述的诠释来看，并非否认肉身会死。肉身当然会死。刘宾雁死于异邦病榻，方励之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的寓所，刘晓波死于沈阳的医院病床，林昭、遇罗克在六十年代已被枪决，更不必提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倒在长安街上的那些年轻生命。他们都死了。 「不死」所要传递的，是他们的「存在意义」并未随肉身消亡而消失。

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肉身有限，精神不灭。苏格拉底死了，他的死成为哲学最深刻的见证；六四的死难者死了，他们的死被官方刻意抹消，但他们的名字2019年前在维多利亚公园被念出，现在则在世界各地的纪念仪式中被念出。 「不死」并非神秘主义的妄言，而是一个朴素的事实：人之为人，正在于他能以自身的存在向后人传递某种不可被消灭的意义。

流亡者的「不死」尤其值得特别考察。对留在故土并被体制吸收的人来说，他们的人生虽然可能名利双收，但其「不死」相当程度上要看体制是否愿意纪念他们，而体制的纪念是政治性的、随时可被擦除的。对流亡者来说，他们在离开的那一刻已退出了体制的纪念名单，他们的「不死」便不再依赖体制，而转而依赖一个更为顽韧的东西：他们所说过、写过、做过的事本身。

这也是极权政体最深的焦虑所在。当下街头的反抗者，它有办法处理，可以监禁、放逐、消灭。它真正应付不来的，是那些已经走出去、仍在外面继续说话的人，以及那些虽然没走、却已在内心抽身、不再与它共谋的人。这些人构成的，是它无法消除的见证。国内的人或许读不到某本书、看不到某段影像、念不出某个名字，但这些书、影像、名字会在墙外继续存在，而墙内也仍有人在心里记得。一本在海外出版的禁书，流出的口述，被保留下来的照片，在沉默中仍不肯妥协的内在流亡者，凡此种种，都是对它「全面控制」之宣称的反证。

在这个意义上，刘燕子所论及的境内流亡者，与境外的流亡书写者，是同一回事的两面。一面缺了，另一面就悬空。境外的书写若无境内的具体承担者作为它见证的对象，便成了无根的议论；境内留守者的沉默若无境外的书写为之命名，便没有人听见。两者并不是平行存在的两条线，而是一份共同工作里互相需要对方才能成立的两个位置。

 

八、一个自省：比不上这些流亡前辈

写到这里，必须停下来说一句老实话：作为一个香港流亡人，我自觉比不上刘燕子书中所写的那些流亡前辈。

把香港的流亡放回更大的历史脉络里看，香港这一代流亡人其实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刘燕子书中的中国知识人，他们的流亡背后是六四那一夜长安街上的坦克，天安门广场上至今未被官方承认的死难者，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三十多年来不能公开哭祭的孩子。德国那一代流亡知识人，背后是六百万被焚尸灭迹的犹太人，是奥斯威辛。台湾戒严时期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人，背后是二二八的清乡，白色恐怖时期被枪决的数千人，绿岛与景美看守所里度过大半生的良心犯。

与这些历史相比，香港至今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屠城，集中营，种族灭绝。国安法之下的香港确实有人入狱、被检控、人家破人亡，但相对于六四、纳粹、二二八这些惨烈的历史，香港的处境仍然算是「相对温和」的。香港这一代流亡人没有以血肉换来证词的资格。香港这一代流亡人的见证，并非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

这个自省并不是要贬低香港人所承受的痛苦。痛苦不能比较，每一个被迫离家的人都有自己具体的、不可被替代的伤口。但作为一个读完刘燕子这本书的访问与评介之后思索良久的香港流亡人，我必须承认：刘宾雁、方励之、廖亦武、刘晓波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刘晓波最后死在狱中。方励之从未能再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步。廖亦武坐过四年牢，从手指上学会了吹箫。

这种「比不上」的感受，并不会让人变得安心，反而会变成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正因为香港相对「幸运」，香港这一代流亡人所付出的代价远未及前辈，我们更没有理由放弃。前辈们在比香港今日残酷得多的环境下仍然不肯被驯服，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在相对较轻的压力下就停笔？

流亡是无家可归的悲哀，也是无家可归的愤怒。悲哀使人沉默，愤怒使人发声。在这两者之间，需要的是一种坚持下去的责任。刘燕子书中的刘宾雁流亡于美国，在普林斯顿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方励之在亚利桑那的沙漠中坚持物理研究与写作；廖亦武偷渡到柏林，在那里一边吹箫，一边写出《中国底层访谈录》与纪实小说《武汉》。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流亡之后该如何继续活下去？

答案并不复杂，就是继续写下去。对于相对「幸运」的香港流亡人而言，这个责任更无可推卸。香港这一代流亡人欠那些走在前面、付出更惨烈代价的人一份持续的工作。刘燕子以日文在东京写了七百多页，是她的回答。其他流亡前辈则各以其著述、讲学、见证，给出了他们的回答。能否做到刘宾雁、方励之、廖亦武那样的高度，谁也没有把握。但至少要坚持下去，不能停。

这是读完《不死の亡命者》相关报导与访问之后，对自己最大的提醒。

 

九、结语

回头看本文一开始所提的那个朋友传来的消息。刘燕子在东京以日文出版她的研究，我在台湾以中文写我的观察与思索，香港人在世界各地以各自的语言继续见证，更有许多人留在香港、留在中国、以内在流亡的方式继续守护自己的良知。彼此之间并无组织性的联系，甚至未必相识。但所做的是同一件事：以各自的方式拒绝让那个「全体」的宣称成为事实。

这里必须处理一个来自反方的质疑。流亡者所受的非议，不只来自当权者，也来自身边的人。一位朋友转述过一位故旧对他说的话：「张灿辉怎算是流亡？他只不过是退休移民罢了！」这话听来随意，背后却有一整套思路：把离港者一概视为享福的逃兵，把留下者预设为唯一有资格说话的人，从而为自身的沉默寻一个道德高点。

我愿意承认，这位故旧有其部分道理。如第八节所述，香港这一代流亡人所付出的代价，远不及六四前辈、纳粹下的犹太知识人、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良心犯。把自己标榜为「悲壮流亡者」确实可笑。但「比不上前辈」不等于「等同于退休移民」。退休移民是出于生活选择而离开，无论是气候、税务、子女、养老，他可以随时回去，他与原居地的政权之间并无公开的对立。流亡者则是因为已不能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留下而离开，他离开之后不能回去，他继续以言说和书写对权力提出挑战。判断一个人是流亡还是移民，不能单看年龄或财务状况，而要看他与权力之间是否处于不可调和的张力，以及他在离开之后是否仍以原来的姿态继续工作。

真正让我忧虑的，并不是这类指责本身。指责可以辩驳，误解可以澄清。让我忧虑的，是这类指责背后常常掩藏的一种更深的东西：说这话的人，自己已经闭嘴、放弃，却偏偏不能容忍别的同代人仍在说话。把仍在发声的人贬为「不过是退休移民」，是替自己的沉默寻一个借口。既然连张灿辉那样的人都「不算流亡」，那么留下来的我选择不说话，便更不需要任何道德解释了。这种思路在离散群体中其实并不罕见，它的危险不在于它一时的尖刻，而在于它以嘲笑同代人的方式来缓解自身的羞愧。不论身处何方，自己哑了，却反过头去鄙夷那些仍在书写的人，这就不只是个人风度的问题，而是把「不死者」这件事本身的根基挖空了。

回应这类指责的方式，并不在于辩白「我才是真正的流亡者」。这种争辩本身已落入了某种语言圈套。回应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继续做下去。十年八年之后再看，谁是退休移民、谁是仍在见证的人，自会清楚。一个流亡者用著作回答质疑，而不用言语反驳质疑。

讲到底，「不死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形象。它不是纪念碑，控诉状，更不是英雄塑像。要为它找一个简单描述，大概只能说，是有人在你要他闭嘴时仍然开口，要他忘记时仍然记得，要他变成别人时仍然守住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做起来却极为困难。为了这个简单的事，一个人要放掉故乡、职位、安稳、合群、被认可这许多东西，换回来的，是一个别人看来几乎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自己仍然是自己。

但正是这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撑起了人之为人的所有可能。没有它，所有的文明、价值、历史，便都会在权力的摆布下成为任意的编造。有了它，哪怕它只活在一个尚在书写的流亡者身上，或一个沉默而不肯为虎作伥的小贩身上，或一个狱中老人身上，历史便仍有重新被诚实书写的可能，未来便仍有不同于当下的可能。

这就是流亡者所守护的东西，「不死」一语的真正意思也在这里。流亡的艰辛、孤独、看不见回报的岁月，所换来的不过如此一件小事：仍有人选择了这条路，并且继续走下去。

我谨以此文，向所有以各自方式承担流亡的同代人致意，无论他们身在境外或境内，是否已被命名，或已被听见。同代人之间最值得珍惜的，不是嘉许彼此的成就，而是在仍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少一点互相鄙夷，多一点互相认得。

 

（全文完）

 

张灿辉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于台湾新北林口

 

[1] 刘燕子：《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福冈：集广舍，二〇二四年五月。

[2] 相关报导及访问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季。本文凡引刘燕子之语，皆参见上述报导与访问。

[3] 参看「自由与流亡」，《我城存殁》。台北：左岸文化，2022，页 227－244

[4] 关于 innere Emigration（内部流亡）的概念史与争论，最早的系统性论集为 Reinhold Grimm & Jost Hermand (Hrsg.): Exil und Innere Emigration,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Verlag, 1972。

[5] 唯色（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西藏笔记》，广州：花城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一月。同年该书即遭中共统战部判定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并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翌年（二〇〇四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于出版工作会议上对此书进行重点指责，唯色本人亦因拒绝承认「错误」而被开除公职、停止社会保险、禁止出境，自此走上独立写作之路。是书二〇〇六年于台湾以《名为西藏的诗》之新版易名重印（大块文化出版）。

[6] 鄂兰〈我们难民 〉（ “We Refugees,”《Menorah Journal》三十一卷一期，1943 年 1 月，页 69-77）对流亡者之时间结构与身份困境有开创性论述；雅斯培《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 Heidelberg:Lambert Schneider, 1946，一〇六页）区分四重罪责（刑事的、政治的、道德的、形而上的），为流亡知识人之责任伦理奠基；萨依德《知识分子论》（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Pantheon, 1994，基于其 1993 年 BBC Reith Lectures 六讲）则将流亡延伸为知识人之隐喻性处境。三者皆为理解流亡之经典参照。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