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有李翊云获普利策奖，今又有杨双子金翎获布克奖，前者其实是本悲书，后者却是本写旅游与饮食的快乐书，怪不得如今网络上俯拾即是的炒菜视频和食谱，敢情全世界都风靡吃这件事，虽然两书皆以英文书写取胜，不敢列入中国人书写之列，但是网络上似乎颇有恶评，仿佛以一岛屿狂书饮食与食谱，是件轻狂不道德之事，殊不见文学与书写从古代起就大量写吃，「食色性也」，至少中国如此，《金瓶梅》、《红楼梦》两部书，皆把性与吃两件事，写到极致，才居文学顶峰；以闽南人而创闽菜，俨然例入中华八大菜系，仿佛也是「大一统」的一个旁证，而此书获国际大奖，只让「世界看见台湾」，文评界一声不吭，又仿佛「食色非文学也」，所以此书被称道者，叫着「混杂性」，又一次妥贴的诠释了这个岛屿的身世和定位。 】
一、发现东南一段蔚蓝色
三百多年前，一个中日混血儿在中国东南海面上创立了一个历史的开端。至今人们没有去想过，那是逸出大陆上五千年华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极具象征意味的是，在这个海洋地区，二十世纪出现的所谓”东亚文明”，恰好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复合形态。
这片海洋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华夷大防”的视野里，只有荷兰人的殖民、郑成功的反清复明、零汀洋的炮舰、春帆楼的耻辱和台湾的割让。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长期被压抑在近代痛史的恶梦中，只晓得我们的祖先一败涂地，只记得被焚毁的圆明园和那艘沉没在黄海的铁甲舰”定远号”，而未曾寻觅过那段痛史之外的种种努力，以及它对今天的意义。
悲叹内陆败于海洋，这是”河殇”的一个主旋律。它把东西方截然劈为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说法，颇受质疑。众家批评之中，余英时教授说，自南北朝开始，中国文明的重心移向长江流域，宋明以后，又向海上发展，开拓了整个南洋，又有连续几个世纪的海外大移民，怎能说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呢?我听了砰然心动。最近，又读到了关于这个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杂志”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
看了这本特刊最后附的长长的参考书单，我便释然:只有心平气和以后，我们才会重新发现历史。
1、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
“发现台湾”的独特视角，在于它的着墨点，是台湾在空间和时间上，怎样脱出而又滞入中国旧格局的那反反复复——十七世纪初，不论海盗郑芝龙还是荷兰人的到来有多么偶然，在那片洋面上，两个世纪前郑和开通的南洋航线已经繁忙起来，而”为了胡椒和灵魂”东来的西方炮舰也出现了，处于航海通道上的台湾，反正是要被某种文明格局拢过去的。问题就在于，当与贸易、竞争、征服相联系，以海洋势力为整合的时代和体系已经光顾这块化外之地，而中国的旧格局仍然会对它有巨大影响。严格的说，在安平时代之前，”台湾是一个空的社会”，所以，并非荷兰人”无意中把台湾拖离中国历史的轨道”，因为它并没有在中国历史的轨道上。
荷兰人和郑芝龙都是在明末大危机时，垂手得到台湾。由海盗和殖民者在一个”空的社会”创造的历史开端，虽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公司企业体的方式统治台湾，一切为了用税收方式拿走利润(1650年纯利四十万荷币)，这种殖民掠夺的管理方式，尽管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用”数字管理”的先进格局(这是开出工业文明的基础)，但在台湾却并未开出新文明。君不见，当年荷兰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几座城，”名字大都不传”。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们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种失败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则是成功的例子。至少，在这三个地方，他们不仅建立了公司管理体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历史给荷兰人的机会只有四十年，一切都来不及。郑芝龙这样的乱世枭雄，可借台湾地理之便，趁大陆政权无暇东顾，而坐收通洋之利(黄宗曦说一年有好几千万)，这自然是不懂海关税权的明政府拱手让给他的，但他除了当一个衣锦还乡的海盗，在家乡大兴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封建割据者。他对历史的唯一影响，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儿子弄回来，让他接受中国正统教育，给了儿子一个永难泯灭的中原情结和大一统理想。因此，在我看来，安平前史虽给了台湾一个具有转口功能的商业化的基础，它却无法成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历史嬗变发生在郑成功身上。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台的时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国大结构发生破碎之际。以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庞大势力，他对中国海上航线的绝对控制，他精通组织海上贸易(特刊关于”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绝)，台湾当时极微妙的地缘政治状况(基本处于真空)，以及他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本土之外创立的东南繁荣，他是很可以真正把台湾纳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体系，从此不走中国的老路。倘若说有封建的可能，则莫过于此时此人。这让我连想起八世纪西欧的查理曼大帝。那时西罗马已经被匈奴灭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叶派横扫地中海沿岸，渐渐逼近西欧。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穆斯林，逼其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频仍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进入封建社会。
也许，今天人们都惋惜郑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岛独抗中原，白白将东南大好局面又缠进旧的历史格局中去。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台湾，后来只为灭郑氏而攻占它;明郑两世而斩，一如历史上许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气候。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个历史人物。毕竟，在十七世纪，虽然西方文明的突变已经做好了种种准备(那是几千年的一个漫长准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没有觉察到世界将要进入新的格局的时候，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中国文明依然是那里的强势文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生态结构，也还远未衰落(不象西罗马灭亡后，地中海作为一种政治生态也不复存在了);甚至，中国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边陲还有很大的吸引力，从海上进入中国文明边陲的西方力量还较微弱。这都说明郑成功为何不把台湾拖出中国旧格局，而一心要去”复明”。 “复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甚至到孙中山时代还存在。
历史的有趣就在于，郑成功这样一个中日混血儿，偏偏给台湾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这一向被认为是他的历史功绩。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台湾”拖进”了已经注定要落伍的中国轨道，然而，这却是台湾得以摆脱蒙昧的第一步，毕竟，那时台湾将要进入的是农耕社会，而不是工商社会。
2、关于”华夷秩序”的颠倒和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历史，对东亚社会来说，其大势几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谓”华夷秩序”的颠倒，以及连带发生的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对前者，被颠倒的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经过百多年的一再挫败，中国人基本认输，渐次坠入急功近利的”学习”和极度敏感的排外主义之中，内心却一直抱着”要把颠倒的秩序再颠倒过来”的强烈民族情绪。然而，对于中国文明内部中心与边陲的易位，至今没有多少人肯承认。以致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在经过了一段成为”世界强国”和”革命中心”的虚假历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后，大一统结构又陷入分崩离析。
“华夷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中国人极为短浅的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不必追寻到太远古，至少，从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是并驾齐驱的几个不同体系，此间没有”我优你劣”的所谓秩序。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当中蕴涵着将文明划为优劣的某种世界秩序，才从中国文明内部引出对于自己跌为弱势文明的强烈反映，即”发现台湾”特刊中所说的那种枢轴文化，对于接受外来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象中国人在”五四”以后这样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现象，也是世界罕见的。这当然也是因为对文明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所造成的，不为王侯，便为盗寇，当盗寇也是为了造反再当王侯。排外与崇洋、守旧与猎奇、优越感与自卑感、民族耻辱与民族虚无，这些两极化的思维，在成为衰势的中国文化中统一得极和谐。
特刊在描述台湾历史中所作的关于中西、中日两个层次的文化比较，综合了许多学者的洞见。也只有从台湾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中日冲撞地带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笼统比较，变成这种可以把握的具体而微的历史过程。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冲突的研究，从聚焦于中心移向边陲，更重视承受外来文化冲激、濡染强烈得多的沿海地区，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实质意义。今天的”东亚文明”，其孕育过程就发生在这些曾经是古典世界的”乡村”和儒家文明的边陲文化区。事实上，成为西方前现代过程的封建化，也是从罗马世界的”乡村”–西欧孕育出来的。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枢轴，如希腊、罗马，也早就衰落了。解释现代欧洲的出现，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解释罗马帝国与西欧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断裂与连续，拉丁文、罗马法、基督教这三样东西，如何从一个帝国的结构中，存活到西欧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单元中去的。我想，类似的文化变迁过程，同样发生在东亚地区，”天下”这期特刊，就提供了许多新鲜而有创见的解释。
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样是闭关锁国，而后者的封建化与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权，就导致了对世界大变局的不同适应;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也凸显了彻底学习与皮毛改革两种应对文明挑战方式的本质差别(过去，人们一直只注意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其实，大陆称为”洋务运动”的同治中兴，才是决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场较量，甲午海战就是这场较量的结局。中国因甲午大受刺激，从此跌入病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使政权中枢丧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特刊关于”岩仓考察团”(清朝后来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论”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这些，也都颇说明枢轴文化与边陲文化的差别。
当然，对东亚各民族来说，这种文化变迁要远为复杂。如何继承本传统和融合新传统，变成一个很难调适的文化奥秘。在中西比较这个层面上，仅仅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实证、精确、客观)和文化心态上的开放与否来解释，还是单一的视角。在两个源初价值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仅仅以现代化为座标论成败，常常导致把结果当作原因的偏锋思维，我在”河殇”里就被这种很能引起内心冲动和灵感的思路所驾驭。近来我越来越觉得，恐怕在非功利、无座标、多层面、无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较才是可能和有意义的。毕竟，从今天的结局反推出来的答案，纵使正确也只是历史现象，无法套用于并非重复历史的今天。此外，文化的变迁，恰恰是各种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预期后果，实非人们可以事先预设和控制的。以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来论证中国文明如何不是这个轨迹，等于论证梨树为什么不结苹果。我们作了太多这样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
3、多元的历史来源:台湾之幸运与困境
今日台湾与东亚的繁荣，创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现代化奇迹，也引出了不同与西方的后现代困境。这个问题，自然也有其历史原因。
“发现台湾”的材料组织，使人颇可见出这个岛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淀。不过三百年，荷兰殖民、明郑割据、满清之初八十年封岛、清末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尝试、五十年日据，再加上四十年孤悬海外，真正纳入西方体系，台湾在不同时期，获得差异极大的文化资源，仿佛一颗树被嫁接了多次。毫无疑问，多元的历史来源，是塑造今日台湾的合理解释，只追寻儒家传统一个来源，显然不能立论。特别是日据时代给台湾打下的基础，特刊没有回避，作了客观的介绍，肯定这段历史的意义。从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设，直到”一人扫五家”的民风的培养，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虽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遗产，但的确使台湾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学来的精华，在不情愿之下获得了质变。
但同时，多元的历史来源，也埋下了台湾社会难以根治的内在分裂性。这主要是不同文化来源所造成的文化认同的分裂。台湾社会三百年，从未有过稳定的文化整合过程，”社会欠缺主导礼教的仕绅阶级”，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精致文化(三百年大多是乱世)。事实上，台湾的文化人在不同时期一直扮演社会反叛角色，一路反清、反日、反国民党反下来，无法承担文化整合的使命。反之，一个文化上未整合的社会，只靠威权(满清的酷政、日本占领者、1949年后的戒严体制等)压服，更加深社会的内在分裂。或许，这也是边陲文化的某种性格?
总之，”天下”这期特刊所打开的台湾历史画卷，抹着一种海洋的蔚蓝色。它大概是中国文化的边缘色彩之一。中国或许还该有游牧文化的草绿色、高原文化的褐红色等等。可惜，他们还都被埋在那中原文化的土黄色底下。我想，文明由中心向边缘的转移，已是中国的大势。我已经不再把中国未来的期望，寄托给气数以尽的那个”中心”。虽然最近从北京还传出一群太子党人的颇类似当年满清昏君的声音，他们说，区区几个边缘海岛，能成什么大气候?他们实在没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新色彩，已经在边缘泛起。他们将会同大清一样，输给历史。
二、台湾的痛与美：大洋与大陆之间
「很像是陆地到了尽头，出现海洋。思维和价值观的海洋。同属海洋世代，浅海和深海世代的思维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郝明义如此说，而季季转来「《台湾的未来在海洋》新书讲座：台湾的未来为什么在海洋──陆地思维和海洋思维需要对话」给我，无疑因为我是《河殇》作者。可惜我此刻无法飞跃大洋去听这个讲座。但是我一直是一个海洋文明的鼓吹者、思考者，前阵子我还出版了一本《海恸》，专门讲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也讲「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不知道海洋是什么」；然而反之，海洋民族不是也不知道「内陆取向」是什么，而心心念念于「大陆情结」吗？那是封闭、保守、恐惧海洋，所以需要维持千年秦制，已经建立民主政体台湾，幻想再去亲昵、勾连、贸易专制大陆，难听点讲：找死！海洋文明虽然近年才成热门，它却一个悠久的文化概念，甚至更是一种地理生物学概念，因为南太平洋，从来不是「汉文化」的势力范围，那里从六千年前就生存着一个海洋文明和族群，汉人反而是外来的。
《河殇》曾有「蔚蓝色文明」一说，当年颇为标新立异，而我们身陷「黄土高原」，受困于知识的贫瘠和内陆型的封闭，以为那「蔚蓝色」独属欧罗巴，却不知近在东方的婆娑之洋上，便有一个庞大民族群体，存活在无数的岛屿上，其领域东西横跨地球一多半的经度，拥有人口一亿五千万，乃是史前便兴起的一个「海洋文明」，人称「南岛语族」（Austronesian）。
1、假说台湾乃南岛语族的原乡
从非洲东部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到南美洲西岸外海的复活节岛，再逶迤北上掠过印尼群岛、菲律宾，直达台湾，在这浩瀚洋面上，六千年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类迁徙，称为「南岛语族扩张」，这个神秘的航海族群，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洋上早已渺无痕迹，只留下「语言化石」。 「南岛语族」共有九百五十九个语言，却含有相同的关于海洋、水族、热带植物的词汇，由此也引起关于它起源的种种探索和假说。一个惊人的假说，便论证台湾乃是庞大「南岛语族」的原乡，并为国际学界所接受。此说认为南岛民族由亚洲大陆而来，可能与侗傣(Kam-Tai)语族或南亚语族（Austroasiatic）原是一家，大约在六千年前分家后，到台湾来，又大约在五千年前，开始从台湾南下扩散到菲律宾群岛，主要是北部吕宋一带；再到婆罗洲、印尼东部，然后往东、西两方扩散，东至马利安那群岛(关岛、塞班岛一带)以及南太平洋，往西则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直至加洛林群岛、波里尼西亚、新西兰。
接下来，关于来自亚洲大陆何处，又延伸出「西来说」和「南来说」两种迁移路线。 「西来说」指南岛语族直接由福建、广东来到台湾，「南来说」则指此族群从南中国先去了东南亚，经由越南、菲律宾到台湾。到此，这项人类学探源开始掺进现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西来说」指台湾土著人直接来自大陆，而满足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欲念，「南来说」因为绕了一个弯子，便「撇开了大陆」，则支撑了「去中国化」的意愿。其实，「南岛语族」究竟来自何处，有那么要紧吗？
2、南岛语族被华北汉人逐进大洋
在生理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看来，这个「南岛语族」，可能是被说汉语的华北人，从亚洲大陆驱赶到太平洋上来的，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当年华南人的孑遗。如此壮阔的史前大波澜，也被戴蒙建构成一种简略的「语言代换」过程（language replacements），可参见其名著《枪炮、细菌与钢铁》。此说基本脉络是，华北的汉语族群向南扩张，驱赶或同化了华南土著，即那里的苗瑶语系、傣／佧岱语系的族群，而后者迫于来自北方的压力，则从华南扫过热带东南亚，包括泰国、缅甸、越南、马来半岛，掀起另一波更为彻底的语言剧变，把先前曾在那里的语言统统消灭。于是，残存于大陆汉语海洋中的苗瑶语系，成为语言孤岛；南岛语系则饮恨大陆，存活于整个太平洋上。 （见王道还、廖月娟的中译本，台北《中时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有点像是把「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摆进生物、地理、环境等新学科中，做了崭新的综合和阐述，要旨无非是，地理环境、气候、物种等先天优势，注定了谁能获得农业的先机，便可独领风骚于史前，而滞留于狩猎／采集阶段的族群，只剩下灭族的份儿，其断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决绝，比天演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都是言之成理的。 「语言代换」写来轻松，却涉及战争、谋杀、传染病、移民杀戮土著的血腥过程，最后迫使降族采用新语言；而华夏正宗从来蔑视未开化的夷蛮戎狄，汉文明的扩张，一向也是征伐驱赶、招降纳叛、改土归流。神州自古东有九夷，南有百越，相传楚灭越，而越之子孙流落波涛大海；百越之族则遭北方华夏人挤压，亦避遁南亚，此皆为上古历史，恐怕还不是新石器时代那邈远的一万年前的波澜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学等多学科重建史前史，也困惑于中国无数其他语言消失而只剩汉语独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中，遗传的证据最有信服力，文化证据次之，语言证据则最弱，但是在中国文明的个案里，恐怕需要倒置这个顺序才行——关于中国，离了汉语和汉字，便什么历史、文明都免谈，倒也佐证了戴蒙之「语言代换」说的睿见。
2、史前史：蒸汽压路机式的「汉化」
戴蒙此大作，劈出第十六章专讲中国，标题设为「中国是怎么变成中国的」，从头到尾都在困惑和质疑这个庞然大物，仿佛是我们星球上一个不自然的孤例，以致于说「连问一句『中国是怎么变成中国的？』都觉得有点荒谬。因为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中国」。
他的这些质疑，乃是今天中国人彻底失去的一种想像、思考的维度，我将其归纳为六点：
1、“百代皆行秦政制”，从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权制；
2、自从文字在中国地区出现以后，数千年来一直维持单一的书写系统，而欧洲的拼音书写系统虽然同出一源，今天却出现成打的现代系统，互不相同；
3、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因为十二亿中国人里，有八亿说「普通话」，这是世界上用语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另外三亿人说七种方言，不过都是跟「普通话」极相近的方言；然而一个「正常」国家，如美国和俄国，都是近代才完成统一，国民中应包括许多说不同语言的族裔；
4、中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亦即其维持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与一贯，有悖于人种遗传学。华北人与华南人，显然因所处环境、气候差异极大，而遗传差异也很大。华北人与西藏人、尼泊尔人极相近，而华南人更接近于越南人、菲律宾人。
5、戴蒙所谓的“语言代换”过程，就是“华化”（汉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南岛语族”的形成脉络如下：
华北汉语族群→华南土著
华南土著→热带东南亚土著→台湾
台湾→整个南太平洋
6、他总结：中国至少形成了两个「独立发生农业的中心」（independent centers of origins of food 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华北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字书写系统，所向披靡，翦灭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此乃汉文明一统天下的灵通宝玉。总之，中国的“不自然”概因“统一”得太早，也即“华化”得太彻底。
3、中国对亚洲三国的汉化
地理生物学所描述的这种史前史的「语言代换」风云，曾是文明史里未着一字的。所谓「汉化」，sinification，即中国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扩张，西方汉学领域早有的一个说法，也译为「中国化」，对应的词是disinificaion，脱汉。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日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西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独立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汉化在日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识的（intentionally）选择性吸收。西元六四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日本文人皆苦练中国书法和儒家经典。奈良时期佛教更是盛极，有五大寺，后来唐朝鉴真东渡，于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日本直接、间接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晚唐以后自然还有禅宗传入。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戴蒙教授的游戏规则到此失灵，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
3、近代化与亚洲的脱汉
东南方濒临大洋的「汉字文化圈」，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便面临瓦解，因为近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语言运动，连中国本土都有「五四新文化」。汉字书写系统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称为「脱汉」，在东南「三国」又大异其趣，缓急分殊。
如越南，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带来罗马拼音字母，起初也不能与汉字相抗，直到越南独立，特别是胡志明得手政权后，罗马化越南文由国策扶植，遂将汉字驱逐。在朝鲜半岛，北韩情形类似北越，即共产体制于一九四九年全面废除汉字，改行十五世纪韩人自创的「训民正音」；南韩则废止不彻底，夹杂使用汉字不绝如缕，后来政府又颁布「新订通用汉字」千余字。日本又类似南韩，其文字改革初颇激进，有以假名全面取代汉字、罗马字化、限制汉字三种方案，后因混乱而终止，改由政府不断颁布「标准汉字表」，终使千余字稳定在日文里。
这种「脱汉」的情势，也是近代一股潮流，所谓「中心衰落，边缘崛起」，欧洲亦然。颇可玩味者，不只是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在文化变迁中的操弄角色，更是文化认同抗拒的逐级递升——越边缘抗拒越激烈；而且，在一个反西方、反传统、反汉化的链条中，中国只是一个次中心，位置尴尬，却也暂时被冷战的新格局掩盖着。有一个所谓「共产主义阵营」关系，临时替代了中国与韩、越（皆为北半部）的历史关系，而且是旧式宗主关系的复辟；而在冷战的另一侧，即「工业东亚」，三十年前的「亚洲四小龙」，也是一个神话，此四地的经济发达或因缘于冷战超强博弈之偶然（如韩战），亦不过是国际资本运作的残羹剩饭，却过度解释为「儒家文明现代化」，继而又作「民主转型」的延伸叙述，其实台韩两地只具跛足民主制，而港新两地从未有过。冷战外壳褪尽，中国大陆的帝国旧姿态必然再现，当它面对破碎的「汉字文化圈」，也只能望洋兴叹，却惟有一个台湾，因为跟它的文化关系更加暧昧，而逃脱不了。
三、走不掉又独不得的张力
在汉文明的地缘文化上，东亚的台湾离北京最近，政治分离殊为不易，若某种机缘凑巧，或能走掉，但它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只剩徒劳，其中是否也包括文化认同的抗拒呢？这是本文所感兴趣的。在这一路向的话语中，南岛语族的再发掘，自然提供了辽阔的想像空间。
一九六四年在台湾发现的「大坌坑」，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绝对是文化认同的强大原初资源。哈佛考古学家张光直诠释：「在中国有两群早期农业文化平行发展：一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为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前述戴蒙教授已指出，一个农业发生的中心，便意味着一脉文明，台湾岛与整个华夏文明，竟平起平坐了，令对岸的「统一」话语霸权大打折扣；设若一个庞大的海洋文明在台湾找到了「祖庭」，这个岛上的总统再去「遥祭」远在陕西的黄帝陵，就有点勉强了。
但是，关于台湾文化上的「认祖归宗」，又有时间上的另一种「遥远」：调头转向认同那万顷碧波里的南岛语族，自然是台湾原住民的归宿，可对于无论四百年前，还是六十年前来到此岛的两拨大陆族群来说，也似乎有点勉强。这遥远，是四百年与七千年的距离；或许，把南岛族群赶出大陆的，恰是四百年前过来的那个族群的祖先，即华南人呢？而七千年前就分叉了的两个文明，是不能由你任选一个的。
「去中国化」，是否即指台湾人要去走一趟「脱汉」，即「汉字文化圈」那三国曾走过的路？能走得通吗？把文化认同当作政治分离的铺路石，是一件斩筋拆骨的事情，末了也只能构筑一座海市蜃楼；将汉字书写系统，当作中国「大统一」的替罪羊去攻击，纯属幼稚思维。还不要去说，一个族群抛弃它唯一拥有的一个书写系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即使看一看韩、越、日三国的前辙，便知轻率拆卸文字书写系统（「文字改革」）的后果是什么，如韩国人的后代，已经无法阅读他们祖先的典籍。 「脱汉」后的韩国，还生成一种「黑色幽默」，近年来不断跟中国人争夺汉文化「祖宗品牌」的专利权，声称诸如活字印刷术、针灸、围棋、粽子，甚至汉字，都是他们发明的，而引起被民族主义充分喂养的中国愤青们暴跳如雷，唯有令人喷饭而已。
这个岛屿，面对一座大陆，背靠一片大洋，夹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痛苦。一个是她无法抛弃的根柢，一个是被她遗忘了几千年的起源，两厢都由不得她。然而，不偏倚一侧，取两厢之利，方为上策，如何运用中华文明滋润的智慧，拆解大陆的欺凌，回首亲昵那无言的大洋，即善用「南岛关联性」，重构「南岛共同体」，她才美丽得起来。
四、宴聊
二〇一三六月六日我带傅莉飞抵台北，落脚国际艺术村，住进艺术村那天，冰箱里已有芒果、荔枝、香蕉、西瓜、粽子、肉包、牛奶，塞得满满的，是季季派儿子升儒送来的；还有一把为傅莉备的walker、洗浴凳、止滑垫等对残废人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要物件，就是她的四妹淑真家里原有的，可谓关怀备至。淑真和六妹惠卿都认了傅莉这个姐姐，当然我也就顺势认了这两个妹妹。惠卿在一家印刷公司做事，住在中和那边，却在两个月里，往我们住的艺术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我是骑摩托车从中和那边过来的」。苏力台风登陆那天一早，惠卿就骑摩托车送来一包食品，瘦肉、鸡、饺子、青菜、水果，还有莲子、白木耳、冰糖，有一种火龙果是美国没见过的，血红的果实，我从未吃；惠卿还教我用电锅蒸白斩鸡，这是要吃土鸡的原味，鲜嫩不腻。七月十日晚，季季众姐妹在一家宜兰风味的台菜馆吕桑食堂宴请我们，那一晚真乃良辰美景，我们在台北最温馨片刻。她们姐妹身上都有浓厚的台湾人（闽南人）朴质厚道的气质，假如说我们能在台湾抓到一点草根，那就是她们了。
我们到台北两周后的一晚，邀请我来住市的台北市文化局与印刻出版社，联合设宴红豆食府，为我们接风，文化局长刘维公、印刻主编初安民主持，宾客有季季、杨泽、王健壮、尉天骢、国际艺术村总监肖淑文、印刻出版社经理田运良等，席间多半在聊出版界、文化界、民运界的轶闻，自然有人问起当时在海外颇轰动的一本奇书《叫父亲太沉重》，我便聊起跟作者艾蓓见过两面。
第一次还是八九之前在国内，当时中国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主编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冯牧，颇扶持我发表重头报告文学，如《洪荒启示录》，就发表在这本刊物上；记得是八八年春节刚过，我就去拜访节前已约好的《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张凤珠（丁玲前秘书），她急着邀我去她的刊物当报告文学编辑，我则刚刚写完长篇《乌托邦祭》，手头还攥着一大堆好题材，怎舍得扔下写作、而张凤珠这样的文学界人物又怎敢得罪？
她住在作协刚落成的一栋高层公寓里，我一进门见先有一个女子已在座，一身军装，个头儿也颇壮实，相貌平平，张凤珠笑盈盈地介绍：「我正想跟你推荐一个人，这位是我的外甥女艾蓓，她是武警部队作家，特别喜欢报告文学，非常想拜你为师呢！」当然我知道这是一种应酬，也没当真。
一年后政局陡变、突发屠杀，我亦去国流亡，九〇年春从巴黎飞往旧金山参加一个会议，不料住在奥克兰的台湾作家陈若曦，风风火火开车跑到酒店来，把我拉去她家，进门兀见艾蓓坐在她家，她也装作不认识我，说在旧金山做访问学者，那时的一种时髦；陈若曦送我回去的路上，神秘兮兮地说：你知道吗，她是周恩来的养女哎……我不屑一顾地答了一句：嗨，你听她胡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居然有一本《叫父亲……》出世。
这里岔开说点典故。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之际，中国正在刮起一股全国性的「红太阳」影视歌咏大潮，中国人唱得如醉如狂，却未料这股「毛泽东热」一路「热」到西方来时，那「人情味」十足的老毛已成了一个性虐狂。同步「热」的另一件事情，是官方修史立传热，并出了一套「官修」制度，修完元帅修大将，偏偏征战确富盛名的一个元帅林彪此刻却没有被「官修」的殊荣，于是便惹出了「私修」的事：一个自称曾在毛家湾「行走」过的前秘书，冷不防抛出一本《毛家湾纪实》，专写林彪一家的隐私。 「官修」与「私修」之间，还有一个「家修」，罗瑞卿有个女儿颇有些才气自负，硬要「家修」一本，出版《我的父亲……》，或许从此便有了女儿「家修」的先例和体例，自持有些文采的女儿均操此业，这便是《叫父亲太沉重》出笼的「文化背景」，其实此事件的关键并非艾蓓是否冒充，而是对最忌讳政治和隐私不清白的周恩来，偏偏由他的私生女出来「补」了一笔，不会再有比这一笔更让周恩来还原为「人」的了，所以中共讨伐艾蓓似乎比李志绥还猛烈。
九三年我在东岸发生车祸后，曾接到过艾蓓一个电话，一是问候，二是「经济上吃紧吗？我可以帮你」，听上去她很笃定的样子。忘了何时，从哈佛燕京学社那边传来，杜维明在闹离婚、很狼狈，好像他的妻兄是个律师，把他整得赔光，孤身住在燕京学社，再往后……「你们知道吗？现在杜维明在北京，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他身边有个女人，就是艾蓓！」我在宴席上说到最后，大家都一脸惊诧。
四天后，颜泽雅在一〇一的八十五楼欣叶台菜馆宴请我们，季季作陪，我推傅莉坐捷运到市政府站下车，然后走十几分钟到那巨厦底下。这里是所谓「台北东区」，高尚而繁华的区段，巨厦林立。小颜专为我们点台菜：黑鱼籽、鹅肉、蚌肉、虾丝、三杯鸡、红烧肉，还有未知名的蒸鱼。餐后小颜又领我们先坐电梯转到一〇一商场，再有一架信义商圈空中走廊，可以穿越到「新光三越」、「秀威影城」，再出来走几步到「诚品书店」，在那里喝了杯咖啡，又坐电梯下到东区地下街，最后进入捷运车站，如此便是下雨也无仿，这可能是连曼哈顿也为之逊色的商业设施。
傅莉见两个餐饮处，大白天都有许多少男少女在那里消费，似乎生计无担忧，便问道：「他们怎么不上班呢？」「这个台北东区过去是农村，或郊区民居，后来开发成商圈，寸土寸金，住民们只要有一块小小的地，皆成亿万富翁，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子女，可富两三代不愁。」小颜答道。此情形当下在大陆便演成惨烈的拆迁流血之争，慨因私有制未确立，官府成强盗。
平时我闲散时，也出来逛街，坐捷运乱跑，有一次往西去了一趟龙山寺，我对寺庙香火一向无感，这里即艋胛，就去看旁边那条西昌街夜市，几乎全是食品，鱿鱼肉羹猪肚汤，民间摊位市井食品，还学了一个名词「古早味」，这里就是所谓「西区」，跟东区那些大商场和创意菜肴自是不能相比。夜市外面竟是一个老人聚集场所，有点北京的景山或天坛的味道。还有一次往北走到西门町夜市，却串小巷子串丢了，一直走到捷运小南门站附近，才寻得回家的路，那一带大概是老台北西区最繁华之地，尚有许多洋楼、餐馆林立，饭铺很多，价格低廉，我在一家永和豆腐铺子要了四根油条、四个花生烧饼、四个豆包，共两百一十元台币；又在一家便当店要一盒菜（豆腐泡、茄子）才五十台币。
几日后又赴大安一家江浙餐馆「朝天锅」，这回是老作家尉天骢请我，我也想就台北生活知识求教于他。席间天骢强烈批评当下国民党亲共、民进党放弃台独，「与其迎接中国共产党来统治，我宁可台独」；他也说台湾无思想、无人文、青年不读书；他强烈反共，批评陈映真、王晓波等人「可以接受专制」；特别引证台湾早期有三个「反左大将」胡秋源、徐复观、郑学稼，皆颇有著述，却被人遗忘，他也在政治大学推动一个研究所做大陆研究；
对于现状，天骢说台湾民间社会帮派势力很大，又因族群分裂而更加剧烈，如今已深深嵌入「宪政」运作之中，选举的操作全赖基层「桩脚」，其实就是黑白两道的网络。我在艺术村电脑室的书架上，拾得一本杜正胜《台湾心、台湾魂》散文集，说「台湾无史」（或文明史太短、近代因政权悬空而一再被外力「殖民」），故而历史情节一层压一层，如原住民对汉人、统派对日本、独派对中国，五味杂陈，很难从日本殖民中承认近代化的积极、从汉人移民中承认文明的移入；他说台湾人其实「好勇斗狠、重利笑贫、躁进无礼，重气节者往往化为灰土，识时务者却多荣华富贵」，这段文字，为尉天骢论说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台北期间，诗人兼饮食文学家焦桐，在淮扬菜馆银翼餐厅宴请，他当年在中国时报编《三少四壮》专栏时，我便在那里写了一年，只写车祸后昏迷又苏醒傅莉，后来季季建议集成《离魂历劫自序》一书，所以季季也带着儿子升儒、孙子湛华前来赴宴；消失多年的副刊同事李疾竟也现身了。焦桐自爱妻秀丽离世后，蓄了大胡子，反而十分潇洒，但悲戚难掩……。
临走前的最后一场筵聊，是到一家湘菜馆，赴约老朋友王泛森，他还请了张广达和骆绅两位老先生，此际他已身居中研院副院长之位，仍不忘三十年前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大陆流亡者，他在当年陋室与妻子一道，请我和傅莉吃饭的情形，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作者脸书 2026-5-21
————————————————
Fiona Chou 脸书 2026-5-20
这是一个曾经不存在的可能性，但在近年的台湾，被一一展现。
从文化研究的观点，Stuart Hall 的论述提醒我们，身份不是本质，而是在历史记忆、文化表述与权力关系中不断形成。
搜集国内外资讯，都说这本书表面上是爱情故事和台湾旅行故事，实际上在讲更深的问题，在殖民关系里，即使有善意与情感，也难以真正摆脱权力。
食物、地名、语言、注脚与翻译，都是视角，不是单纯展示台湾是什么，而是在问，台湾如何被看见。
很多报导都提到，青山想靠近千鹤，但千鹤不让她完全看懂。我猜想，一方面可能是千鹤刻意不被看懂；但也可能是在这样的视角中，青山注定无法真正看懂。
我觉得，光是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这个事实，就是一种进步。台湾不再只是等待被理解、被翻译、被介绍的地方，而是开始有能力把自己的历史复杂性，转化成世界也能理解的文学与思想。
这是一个过去很难被想像的可能性，但在近年的台湾，许多案例让这件事，一一成型。
我们有点复杂，但我们一点都不悲情，也开始成为理解世界的路经之一。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