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的前世今生
八九学潮倒在六四屠杀的血泊中,中国思想界至今没有「思考」这回事,可见血泊之深重,但若有之,大概就是「告别革命」这句口号,但无深论,却把李刘二君拴在一起,也算一段思潮吧,李泽厚已先走在2021年,同年走的还有余英时,余李刘三人学识、论著、影响有别,却皆涉足中国八九这场风暴,尤其前二者是思想史家,更无法回避,而雁过留声、砚边留迹,虽然在他们仅为即兴之谈,我还是集萃一下。
一、圆圈游戏,历史重复
2021年11月3日,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与余英时同庚,亦得年九十一高寿,均在2021年辞世,一个走在夏天,一个走在冬天,岂非奇事!但是坊间对两位大师,又是褒贬立见,我只能说,代沟好深,然而非议李泽厚「告别革命」的人,要么对中国近现代史还陌生,要么渴望「革命」而茫然于共产党这场革命,基本上对「革命」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泽厚对中国和中共,从来没有抱过希望,因为他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大国,刚刚吃饱饭,当年那个焦躁的中国,清醒者无几人,李泽厚恰是其中一个:
『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的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使光绪是另外一个人,戊戌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制约,而终于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即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
多么迷人的历史玄机!大概就是这些文字,诱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访李泽厚 。
那是他在文革后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里写的一段文字。八〇代的人,常常并不迷恋思想,而是醉心「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
李泽厚「圆圈游戏」之说,到今天已经显得有点老皇历了,但是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这么明显的一个大圆圈,不是被李泽厚又一次预言到了?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是也会这样问吗:如果罗斯福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不是一个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国或许不会江山变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国军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不是被胡宗南严令调开,他就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那么中国就出不了一个「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庐山的「美庐」,如果毛泽东那天没有熬夜,而跟一早来访的彭德怀见面并恳谈,也许「庐山会议」继续「反冒进」而不是突变为「反右倾」,中国就不会一下子饿死三千六百万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载林彪、如果林豆豆没有向周恩来报告,则林彪也许不会仓皇出逃,那么后来的邓小平及其「改革时代」,连同「天安门学运」、「六四屠杀」、「中国盛世」都将一笔勾销……。
我当然知道,其实李泽厚并不在乎这些「如果」,他只是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结论:「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这是他的所谓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这个必然,在黑格尔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是「客观历史规律」;在李泽厚,则指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就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他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又提出中国近现代根本没有自由主义发展的空间,其缘故都是经济太落后、社会未发育;总之,「经济基础」决定其他。
六四后他的「告别革命」说,令民间舆论大哗,他辞世后,我倒可以说一点与世俗不同的看法:
——李泽厚选择终老美国,而不是乡梓,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这别有意味之点? 1997年底,当时李泽厚在费城Swarthmore学院访问,周末一家人过来普林斯顿,我陪他们去看房子,他说他考虑在海外渡晚年的问题,选定要在东岸落脚,觉得普林斯顿比较合适;他有一个很乖的儿子,搞电脑的,可以在这里找工作,陪着父母;他选落脚地是要离火车站近,回中国方便;
——八九学潮中,五月十四日阎明复经戴晴找十一个知识份子去纪念碑下劝学生,是我去拉来李泽厚,事后他跟我说∶「你们都没影儿了,偌大一个广场,我怎么回家呀?没辙只好找个开摩托的,掏五块钱给他,载我回家」;
——六四屠杀后我逃到香港,经巴黎转去普林斯顿,九一年傅莉携子出国来聚,递一张字条给我:「救救李公」,那是李泽厚的学生托她捎给我的;我马上联络林毓生教授,因六四前威斯康辛大学已经邀请他来访问,于是大学有一封教授联名信递进白宫,呼吁老布希要北京放行李泽厚,他不久来美,曾在多所大学教书,后靠近儿子定居科罗拉多;
——李泽厚在中国,不仅有美学专论,也有哲学论著,更兼思想史学说,他说「毛泽东的身影覆盖、支配了整整一代人」,那么他自己呢?这不是我能论断的,有待后人论说。
有一次跟林毓生通话,他说鲁迅曾想写「中国四代知识份子」未成,按鲁迅的划分,四代是康梁一代、五四一代﹙胡适﹚、五四学生一代,即傅斯年他们,还有诸如梁漱暝,也包括毛泽东,再下来就是二十年代出生、抗战读大学的那一代,他举例如殷海光﹙金岳霖的学生﹚。他说,四代之下,第五代就该是余英时、李泽厚他们了,第六代即「文革」一代,第七代即「天安门一代」。我说每一代的情形都很复杂,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比如徐志摩,我写了三篇文章﹙王赓、林徽因、赛珍珠﹚才知道其中许多隐晦的细节,要写他,至少得弄清楚两个问题:清末民初江南世家子弟的生活环境,以及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生活。他说,「你也不要考虑得太多,拖得太久,拣熟悉的写起来」。然而后来我没写成中国「七代知识分子」,颇觉辜负于林先生,到这里写八九中的「七胡子」,其中李泽厚已算「第五代」,那些「胡子们」摆进「林毓生序列」中不知道该算第几代了,但是总算告慰于林先生。
二、李泽厚:只能慢慢来
李泽厚82岁了。
80岁那一年,他用两句话总结自己的心境: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并自注:豺虎者,反右、文革也。
“谁是鸡虫?”记者问。
“泛指。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些人,而且主要是指学界。”他答。
这个上世纪下半叶中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如今满头飞雪,走路也得依靠拐杖了。他身体不好,但思维敏捷,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有本杂志为他拍了个封面照,他不太满意,嫌人家把他拍得“太老、太丑、太苦了”。他在做这番评论时哈哈大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干春松今年写的《从康有为到李泽厚》很合李的心意。早在1958年发表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李就跟当时的学界定论唱起了反调。几十年来,他对康有为改良思想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已经把康引为同调。一个容易为外界忽视的观察视角是:李、康二人不仅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继承性,而且二人都属于早熟型思想家。康30岁以后思想从未变过,李文革后思想也无大变。
是什么原因使你对康有为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
三、余英时: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
余英时有个「辛亥谈」,我在《忽到庞公栖隐处》中写过:
『从普大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 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
今天再从「共识网」找出余先生的「辛亥谈」,大家可以领略他的纵横捭阖。
作者脸书 2026-5-24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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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逝世 享年85岁 (19:15)
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在杭州逝世,享年85岁。 (香港都会大学图片)
刘再复,1941年据刘再复先生亲属向本报确认,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今天(5月24日)中午因病救治无效,在杭州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出生于福建南安,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
他于1989年赴美,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
刘再复着有《性格组合论》、《红楼四书》、《李泽厚美学概论》、《四海行吟》等四十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他与哲学家李泽厚1995年出版的《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引起很大关注。
香港文学馆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哀悼:「刘先生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文学与思想的探索。他的学术视野深邃广阔,文学创作真挚动人,启迪了无数热爱文学的灵魂。」「先生的离去,是华语文化界的重大损失。愿先生安息,他的思想与文字将如星辰般长留人间。」
明报记者
原文网址:https://news.mingpao.com/ins/%e5%85%a9%e5%b2%b8/article/20260524/s00004/177962150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