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历史学，是比较两个或几个地区在某一个或同一个时间段内发生的历史的异同。这样做的目的是找出这两个地区历史发展的结果与今天相同或不同的肇因。比如同样是铁器发展和铁器普及的原因造就了印度与中国以及世界多地区轴心时代的出现；但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地区都同样坚守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型。而希腊文化圈的大部分城邦却走向了以商业交换为主的经济模型。农业的经济模型造就了与其与农业经济模型匹配的政治模型和社会形态。商业的经济模型造就了早期希腊民主的政治模型和社会形态。再比如西欧白人在商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的驱动下来到美洲，发现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的已经进入园艺型农业经济、有的还纯粹依赖采集和渔猎讨生活。北美的酋邦部落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或正在形成当中。其社会发展轨迹、发展阶段还类似于欧亚大陆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更趋向于在分配社会劳动成果时实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社会政治结构以教父哲学或中国社会称为的家长制为主；以强权和暴力政治为主导。以交换的商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型更趋向于社会的劳动成果分配以市场为主；政治上实行强者分权统治的社会结构模型。换句话来表述，就是生物个体组成的社会当中，本能的“啄食顺序”被发展出来了社会建构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以生产型的农业为主；一种是以交换型的商业为主。农业生产型为主的社会建构和国家建构更倾向于社会协作与社会合作的等级性；而交换型的商业为主的社会由于其经济的独立性而更倾向于社会协作中“啄食顺序”的自由自主性。两种社会的建构方法，是人口成长方程式的分叉。在生物学上，它是以“啄食顺序”为本质的生物学行为的一分为二的分叉。这成为今天两种经济与政治模型在当今地球村内社会形态分布的两种不同形式；还有一些国家和社会，呈现出分布在这两种形态之间的一种分布模型。
我们这里说的社会建构，指的是人口成长中的社会规模随人口的增加而出现的社会发展规律。我们把100人以下的社会称为小型社会（simple society）。把一百到一万人之间的社会称为向文明过渡的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把一万人以上的社会称为大型社会（complex society）。小型社会的建构依赖的是“七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的社会生物学规律。过渡社会依赖的是我们称为原始宗教的各种信仰；比如图腾崇拜、半人半兽神崇拜；到了青铜时代的文明社会或大型社会，我们看到的是从多神崇拜、单神崇拜、独一神崇拜到一神崇拜。到了今日的现代社会，现代人以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信仰成为构筑现代社会的内核和提供社会向心力的最基本要素。
这里我们先留意一下这些词汇的涵义和区别：
- 独一神崇拜Monolatry: 承认多神存在，但认为只有一个神值得被崇拜，其他神存在但不应被崇拜
- 单神崇拜Hemotheism：承认多神存在，也承认其他神也可以被崇拜，但自己只专注于一个“至高神”
- 一神崇拜Monotheism：否认其它神的存在，只承认和崇拜一个神
- 多神崇拜Polytheism：承认许多神共同存在；崇拜多个或几个神或一个神取决于个人的意志
一、小型社会依赖文化提供的向心力建构社会
布莱因·勃特拉姆（Brian Bertram）早在1970年就记录了印度阿萨姆邦九官鸟（中国人俗称的八哥）的自然鸣声、模仿能力、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声差异。这种地区性的发声差异被称为“地方口音”（dialects）；大约相距12英里就会互相成为陌生语言。（The Vocal Behavior of the Indian Hill Mynah, Gracula religiosa）。进一步研究鸣禽如白腰文鸟、斑胸草雀、白冠带鹀，我们发现这些鸟类都有明确的区域性歌声差异。鲸豚类的虎鲸也有极为明显的“族群方言”；不同族群的叫声差异大到可以做为族群分类的依据。灵长类动物的长臂猿、卷尾猴等也被发现会因地理隔离而形成不同的叫声。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下列一些综述：
- Dialects in Animals: Evidence,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Functions
- On Vocal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in Vertebrates —— Culture, Learning and Grammar in Animals
- Widespread cultural change in declining populations of Amazon parrots
小型社会依赖这种地区性差异的风俗或者文化来提供社会内部向心力。对熟悉的文化或者风俗理解抵消掉人类见到陌生事物或陌生生物的恐惧感xenophobia。因而社会内部的同一种文化可以提供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人类在现代工业化社会到来之前，在今日无线电、电视、互联网到来之前的农业社会里，仍然表现为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七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的现象。费希特在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时，德国的这种“七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的现象也是尤为显著和普遍的。尤其在阿尔比斯山区、黑森林、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地。村与村之间的方言差异明显；甚至同一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也差别巨大。比如上德语的德国南部，主要是巴伐利亚语、施瓦本语和奥地利语。中德语区主要是图林根语和萨克森语。低地德国的北部，是阿勒曼尼语区，主要是瑞士德语、阿尔萨斯德语。这些方言之间互相难以理解。但费希特出于政治的目的，仍然把这些不同文化风俗、语言差异明显的人群称为一个民族。与当时的法国比较起来，德语还是属于一个语族的不同变体；虽然差异很大，但它们还是属于一个语言系统。而当时的法国就截然不同，艾比·格里高里在1794年的著名报告里说当时只有约10%~15%的法国人能流利地使用标准的巴黎法语。大多数人使用的地方方言有奥克语、布列塔尼语、阿尔萨斯语、加泰罗尼亚语、普罗旺斯语、皮卡第语、诺曼语，还有一些其它的小型方言。这种现象在法国南部尤为明显，隔开几个村庄就可能是不同的奥克语变体，词汇、发音、语法都不同。
法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是直到第三共和年间（1870s~1880s）才通过义务教育、军队和行政体系实现语言统一的；全面的语言同质化是在1900~1914年才完成。费希特用民族和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不仅仅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民族这一虚构的概念对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它也表现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反对文化侵略”这一违反文化学上“假晶文化”基本学理的民族主义概念上。
语言文化的差异代表了其它各种各样文化在不同村庄之间的差异性。在同一个村庄内的小型社会里，同一种文化成为了凝聚这个村庄为一个社会整体的聚合力。在人类还处于采集狩猎社会的队群组织形态时，这种同种文化结合起来的凝聚力更为明显。人类在小型社会中，也正是依赖这种文化的同和异，来构建生存繁衍的基本社会协作。
二、大型社会依赖信仰，也就是意识形态提供的向心力建构社会
人类的大型社会建构依赖的是相同的信仰，比如基督信仰或者儒家信仰来提供向心力以达到互相协作或者合作的目的。费希特的民族这种虚构的信仰，起到的就是给社会、给现代国家建构提供凝聚力、提供聚合力的作用。它在从农业社会演变为工商业社会这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起到了无可估摸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凝聚力的作用；但由于这个概念的虚构特性，它也升级和加大了社会之间的竞争由分散式的状态，跃进转化为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竞争的状态。
人们相信什么，当然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1994年4月到7月发生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就是因为民族主义这种信仰在20世纪初的发端时刻在系列事件的演化发酵下而发生的。图西族和胡图族讲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风俗习惯上也完全相同，人种上也只是在经济条件下的营养和教育上造成的极小差异。只是由于这种经济地位造成的营养和教育的不同，图西族长得高大、举止优雅，而胡图族人长得矮壮像班图人。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也在当时世界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下，人为地把营养良好，举止优雅的图西族纳入殖民地政府的收入较高的好职位；而把胡图族制度化地排除在教育和政治之外。1933~1934年，又强制身份证制度。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写上你或者是图西族、或者是胡图族和人数较少的特瓦族。
二战后的左派意识形态流行，反殖民主义成为浪潮；最后酿成了1994年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大屠杀。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它也酿就了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的灾难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普通人的观念里没有国家的概念；有的只是“王”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532年卡哈马卡战役中，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的168人面对印加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率领的六千也可能是八千人的队伍时，他激励其部下的口号是：为了女王的名誉！过去的苏联电影在战斗冲锋时，指挥官喊的口号也是：为了列宁，冲啊！现代社会来临时，人文和人本主义观念升起，人们不再为了国王而战，但费希特虚构的民族和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解决了社会转型期急需的信仰和观念问题。把统治阶级统治的国家改换成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风俗的一群人成为同一个民族的虚妄的概念。在生物学里，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社会的概念。社会的定义指的是同一个物种形成协作关系的一群个体。一般民众或非科学体系的社会学概念，把社会理解成社会个体间相互发生的关系。“关系”这种名词在概念上非常模糊，呈现灰色色带，容易造成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而社会生物学把同一个物种发生协作的那群人，那群生物个体，那群单个的个体，定义成社会，强调的是社会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生物学里，依照协作到合作的紧密程度，也就是把“关系”进行量化分析，把物种分类为独居型的、前社会型的、半社会型的、真社会型的、文明型的。这里显然是把文明看作是生物体的社会属性的演化轨迹中的最高类别。昆虫学家把蚂蚁这种动物，因它们也能经由合作建造巨型的巢穴和存在复杂的分工而把它们的社会等级称为文明型；比如实行农业生产的切叶蚁。（Leafcutter ants — Civilization by Instinct 霍尔多布勒和威尔逊合著）。文明，在生物社会学里的涵义显然是指社会协作和社会合作的规模和程度。这种定义显然也符合了人类学里，特别是考古人类学里关于文明的定义。
蚂蚁中也有实行畜牧业的种类；如典型的牧蚜蚁（tending aphids）。蚂蚁学家一般不会把牧蚜蚁形成的社会称为文明社会；这是因为牧蚜蚁的社会规模一般不会达到百万的级别（一般是几万，最多十万；远远达不到百万）。而切叶蚁的社会被称为文明社会，原因是其社会规模同人类现如今动则百万的社会可以类比。而我们要了解的是，蚂蚁建构文明，和我们人类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类依赖信仰建构文明；如费希特虚构出来的民族概念。而蚂蚁，照目前蚂蚁学家的说法，依赖的是生物学的本能来建构文明。
由这物种之间形成的社会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了解意识形态在人类文明建构上的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能更加了解社会和文明这些词汇的生物学的底层涵义：同一物种之间形成的协作与合作，我们称为社会关系；不同物种之间形成的协作与合作，叫共生关系；不同物种之间只有一方提供协作和利益，我们称为寄生关系。
社会的协作级别的分类是：独居型、前社会型、半社会型、真社会型、文明型
意识形态的演化轨迹和分类是：万物有灵、超自然力量、图腾崇拜、半人半兽神崇拜、全人形人性神崇拜、多神崇拜、一神崇拜、人本和人文的信仰体系。
三、过渡型社会的意识形态演化轨迹
过渡型社会指人口在100 ~ 10，000人之间的社会规模。这中间的信仰体系有一个发展演化轨迹。从超自然力量崇拜到图腾崇拜；从图腾崇拜到超自然力量的半人半兽的信仰崇拜；再到全人形人性的超自然力量。像东亚这样的土地，由于地理的封闭特性（北方的冻土、西边的沙漠、西南的高山和东边及东南无风天气下还要浪高一米的海洋），太平洋上又缺乏练习航海的群岛，一直到近代工业化波及到东亚，东北的万物有灵论依然盛行。这就是地理封闭造成的文化无法过多地交流以形成“假晶文化”来促进文化和社会的变迁的例子。中原的儒释道三家合流其实是多神信仰和儒家提倡的一神信仰以及《聊斋》和《西游记》里描述的半人半兽的超自然信仰理论的信仰体系混杂演化阶段。中国没有真正出现类似希腊商业文明时期的那种全人形人性神的信仰体系。这样中国文化显然在对人性的理解和警示方面没有希腊商业文化建构的社会对人性和人到底是什么有更深刻的认识。在帝国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前，人类的信仰以前边提到的单一神崇拜、独一神崇拜和多神崇拜为主。在帝国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后，人类的信念模仿帝国的跨文化区域现象而出现一神崇拜。东亚的情形，就是在这种多种信仰出现过后的混合体。既有过时的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又有图腾崇拜的历史痕迹，还夹杂有半人半兽神、多神体系和比如天子崇拜的一神论体系。东亚的一神论信仰体系，儒家的“天子”观念，也必须跟文化属性的“德”捆绑在一起；也必须与佛的修炼捆绑在一起。地理上造成的文化的无法完整交流，就使得东亚这片土地一直没有在铁器出现后，人的地位上升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认识人这个物种。
这里我们提到“文化属性的‘德’”跟“自然属性的‘德’”这两种概念。
《社会生物学》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有一种生物学属性包含在文化结构的底层来运作。生物学属性在最底层；文化学的特征在表层、最上层。文化现象显然是生物学现象的延申。比如吃是人类的生物学属性；由于地理的原因，造就了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吃”的饮食文化。同样的，生物的个体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但各种社会都存在着一个“啄食顺序”的社会层级结构。比如猴子、黑猩猩、狼的社会都存在“啄食顺序”的等级观念。人类显然也在我们的基因里，在我们的本能里刻写着这样的一个“啄食顺序”的等级行为；它使得我们在无意识行为上和说话的语调、发音的频率上也存在着一个“啄食顺序”。由着这样的啄食顺序的生物学特性，不同地区的社会建立了不同的社会等级的文化和制度。“德”的这个文化观念，也具有同样的文化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尽管它同“吃”这样的生物学属性一样有人类的共通性，但做为由生物学特性发育而来的“德”文化，中国社会又具有其“德”文化的独特性。社会型动物都存在着一种德·瓦尔所说的“动物的道德”，这种道德观念和行为，以及判断道德上的行为对错的“良心”都存在于比如大象、黑猩猩、狼、海豚等真社会型的动物社会中。生物学的道德在不同的地区和社会也会类似饮食文化那样，发展出不同的“德”的文化和制度。周人推翻殷纣王后宣扬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德”的观念，在其后的中国社会，紧接着发育出了造成王朝循环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冲天之问。这是因为陈胜吴广内心里也发撼着每个生物学个体本能的“有德”的自我信念。武王克商后建立的“天”、“天下”观念，不仅仅造成钱穆先生临死前掀起的一场有关“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激烈辩论，也造成了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的“打天下、坐天下”的跟“天”有关的社会观念。
东亚土地在殷周革命后，周人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人的地位从神本地位的殷商的意识形态中上升的标致。但轴心时代的中国，没有像希腊那样，从德尔斐神庙的宗教提示中，从“认识你自己”的宗教警示中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了解人性。周人强调了“德”的观念和其后天学习教化来的文化属性，但没有探讨“德”的自然属性、生物学属性；而“德”的自然属性，也是人做为社会型动物自然存在的生物学属性。强调“德”的文化属性而不思考“德”的自然属性，不仅仅反应了中国文化中对“人”这一概念认识的不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冲天之问也源于这种对人性的陌生和无知。而在希腊，苏格拉底第一次把“认识你自己”转化为哲学命题。他考虑人的灵魂、德性、理性的本质；考虑人的无知、人有的理性能力、提问人的灵魂的结构和本质是什么。后来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索，人是理性动物、德性是灵魂的习惯，这些基本的哲学观念就豁然诞生了。
继承自青铜时代的希腊的神话故事就是在解释和彰显人性；通过神话故事教导和告知人性，这是青铜时代人类意识和思想的精华和结晶。像任何其它的宗教一样，教导一个人在复杂的文明社会里该怎么做人；神话的作用跟今天的宗教和科学的人文教育的作用是一样的；神话也在教育一个人有关“人究竟是什么”这样一种世界观。希腊继承自青铜时代神话故事的这种人本观念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就有了勃兴发育演化的基础。而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殷周革命时期对殷人文化和文明的歪曲和湮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文化断裂，这是专门指殷商的青铜时代到周的铁器时代的文化断裂，我们到今天始终对人性无知，对什么是人的概念模糊。这主要是因为周人掐断的殷商的神话故事无以流传下来的结果，造成我们也就依然像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一样，充斥着中世纪的暗黑和毒瘤。而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武王克商后，为了合理化灭商的合理性而创造的“天”、“德”、“神”这些周文化的观念；而打断了殷商那个青铜时代通过神话故事对人的精神教化和思想警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上古神话显得那么零碎和撕裂不成体系的原因。关于殷周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的断裂，容我另文专门论述。
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东亚地区的新石器早期、中期、末期到青铜时代的神话故事，都不像埃及神话或者两河神话那样，能在神话故事的研究中看到新石器早期和中后期的影子。中国的神话故事和故事中传递的思想精神，都被几个中国的大历史事件湮灭和打断了。从颛顼绝地天通，把以前家为鹀室的政教分离的社会形态，变成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所谓家为鹀室，是指新石器早期、中期和末期的巫师、萨满可以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给你讲述教化人的祖先故事；而绝天地通，是指斩断天地之间的通道，国家在形成的初期，就把教化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的权力收归国有。
四、中国依然是一个中世纪国家
当我们说，中世纪的欧洲很黑暗，这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批人对他们之前的社会和之前历史的一种描述；而是实实在在地批判教会及其大群依附者和对教会附着物的辛辣讽刺和嘲笑。你们哪个人遵守了耶稣保罗早期那批基督徒的圣训而安于了贫困？你们如此地追逐财富、追逐奢华、追求享乐，哪里有耶稣保罗安贫乐道的精神？中世纪的黑暗，首先就表现在这批本来应该寻道的人，却是在疯狂地寻找发财与享乐的机会。今天的共产党人的中高层等权力拥有者，不是在制度化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说今天的中国依然是黑暗的中世纪，我们主要就是比较两种社会、两种历史中发育出来的相同特点。在这种共同特点中找寻历史的共同特征。今天的共产党人在追逐色欲和淫乱方面，没有比西方黑暗中世纪时期的教会掌权人士在追求色欲方面逊色多少。“修道院的每个角落都埋着一幅婴儿的尸骨”。今天的共产党的中高级官员，有多少人养着多少散落在民间的情妇和私生子？这些共同的特征，让我们看到的是铁器技术的普及和铁器等次生产品的发明制造和在市场中的流通普及做为社会这个动力系统中分形力量的巨大动能特征，如何左右着社会的形态这个吸引子的变化。
形容黑暗中世纪的三大特征，当今的中国一点不缺乏和缺少。共产党对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的迫害，被中国文化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文化观念借由着农业社会倾向于的共产主义思想，像当初黑暗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样，残酷而黑暗。而这种思想教化的权力统统由政治的权力者牢牢掌握。不仅如此，比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更加黑暗的是他们也借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口号，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建构一个社会的三个要素，笔杆子、枪杆子和钱袋子，他们统统地、牢牢地被掌握在坐江山者的手中。
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开始的反腐和打老虎行动，不说其清除异己的政治动机，但从比较历史学角度，其作用也与西方中世纪时期自发流行的修道运动可以互相比较。修道运动的缘起就是由于底层教会的神父看不惯其它或上层教会的这三大黑暗而开始的自我节制。而这种修道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西方的基督世界里历经千年也并没有结束中世纪的黑暗。历千年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得到了认识和解决。中国今天的中世纪黑暗，当然也不可能经由习近平主席反腐倡廉就能够解决。它必须像西方走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样，经由商业革命、人本主义崛起和人文主义复兴的文化运动，来达到社会的启蒙和真正的假晶体文化所能带来的社会的变革。
假晶体文化指文化像宝石一样由不同的矿物晶体互相渗透，交叉和影响来形成如宝石那样绚丽的色泽和美丽的花纹！这在文化学里是指文化必须经由互相的渗透、影响以形成更新的更灿烂的文化。了解了这些问题，也就明白了坐江山的人之所以“反对西方文化侵略”口号下的用心！
作者：暗夜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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