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书摘】 2026 年 5 月 29 日
18／金圆券币值一泻千里──上海民众轧金子风潮
晨。黄浦江中烟雨迷蒙。
中央银行的铁门紧闭着。人们经过一夜晚的搏斗，此刻比较安静多了，都在疲乏地等着开门。
人们有的大口啃着长长的罗宋面包，狂喝着军用水壶的水；后面的一个饿慌了，眼巴巴地看着，在那儿咽口水；一对中年的夫妇，两人前后围着一张美国军毯，脑袋露在外面；另一个人一根接一根地在狂抽纸烟，后面远处伸出一只手来讨，他是相应不理，而隔两个人之后的那瘾君子急得抓耳挠腮；有人把破雨伞架在肩上，两手脱空，脑袋搁在人家背上熟睡打鼾……
这是老上海经典电影《乌鸦与麻雀》里上海市民奋力轧金子的一幕场景。那些经过一夜排队挤轧的市民，此刻正期盼着外滩中央银行的大铁门缓缓打开，用手中一点浸透着血汗、却又飞速贬值的法币或金圆券，幻想着换得可怜的一点点金子。电影里，住在石库门里的小商贩萧老板夫妇，想用金圆券顶下房子，做二房东，但没人愿收这飞速贬值的钞票，于是想出「轧金子，顶房子」的妙招，「我们先把金首饰拿出来卖黑市；卖了黑市，去挤金子；挤了金子，再卖黑市；卖了黑市，再轧金子……啊！本钱有了！……」夫妇俩把家里所有值钱的物品：金首饰、香水、玻璃丝袜、盘尼西林，统统拿出来，向「房东」──国防部军官侯义伯及姘妇余小瑛押得四千元金圆券，连夜赶到外滩中央银行排队去轧金子。轧金子，关键在「轧」，是上海方言凑热闹、贴上去、挤进去的意思，如轧闹忙、轧朋友。轧，读音「嘎」（ga），想像一下，金子一轧，嘎嘎作响，何等吸引人；不过既然是轧，不光要轧金子，还要轧人，上海话叫「人轧人，人山人海中，哪能介容易落到你头上」，所以需要拼命挤兑。不过那状态实在癫狂，萧老板夫妇晚上冒雨去外滩排队，说：「今晚拼着不睡觉，明儿还怕轧不到？」路上遇到一个瞎子也去轧金子，便嘲笑他：「瞎子也来轧金子！」瞎子回击：「瞎子就不能轧金子！？」
其实，有来头的人早就用军饷、生产贷款，装上贴着封条的军车走后门交易了。轮到要排队的，十有八九是装装门面，虚张声势，真正抛售给市民的黄金，又有多少？ ！连黄牛都轧不到，何况普通市民呢。一九四九年，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梯尔．布列松在上海拍摄《轧金子》时，捕捉到上海市民们争先恐后地把一落千丈的金圆券拿到外滩中央银行兑换成黄金的景象。照片略显模糊，仿佛动态化，以大师的水准，不是有意为之，实在是挤兑人群排山倒海般的躁动无法使镜头定格。再说萧老板夫妇，非但未轧到金子，反而被黄牛党打得半死，落荒而逃。更惨的是，金价又被政府无端加了「平衡费」，每两金价从两千五涨到六千五，萧老板夫妇的金圆券，连一两金子都买不到，抵押的物品又因过了期，被侯义伯扣押不还。
上海市民轧金子的高潮，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初黄金风潮案时，法币一泻千里即将崩溃之际；第二次是一九四八年底，法币已改金圆券，国民政府即将崩溃，金圆券显然比法币更不如人意。有当事人回忆，当年金圆券贬值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可笑的例子是，当年走进小饭铺进餐，千万记得先付帐，保不定一顿饭的工夫，饭价就会上窜不少。无奈，上海市民捧着朝不保夕的金圆券，企望轧一点金子保值，野心更大一点的像萧老板夫妇，就得陇望蜀了，还想着轧进轧出捞一点，做个二房东，结果可想而知。现场的惨烈，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上千人围得中央银行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员警「飞行堡垒」，又将排队的人群团团包围，从高处看，真是黑压压一大片，从头晚开始排队，到早上中央银行开门，人贴人，人轧人，进去容易出来难。更有什者，竖的进去，横的出来。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在轧金子的高潮里，着实挤死了不少不幸的市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挤兑人群与员警发生冲突，两名员警被打成重伤，九人被捕；二十三日，七人被挤死，四十五人受伤。像萧老板夫妇这样捡回一条命的还算幸运。
当年除了轧金子，其他生活用品都要轧，衣食住行，食为先，轧大米当然是重中之重，有一黄一白之说，黄是黄金，白是大米。 《乌鸦与麻雀》里，众人听见米店运到了一批须凭户口本供应的户口米，连忙一窝蜂地拿着袋子赶去，结果都空手而归。轧不到户口米，吃不饱肚子的上海市民，竟然一反斯文，发生了抢米、抢糖果点心的事件，一时人心惶惶。不过比起轧金子的惨烈，轧户口米算是小巫见大巫了。电影表现的是「麻雀」斗「乌鸦」的故事，「麻雀」指的是租住在那幢石库门里的普通市民，乌鸦不用说就是黑心黑肺的侯义伯夫妇。但轧金子一幕，着实反映了国民政府撤离上海前夕的民不聊生，国民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电影之真实如同新闻纪录片，剧组人员只须把眼前的现实，挪到电影里去而已。因此，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官，对这部电影特别留意「检查」，在拍摄过程中就几次责令停拍，但都被剧组人员巧妙应付过去。
19／国民政府崩溃前夕——黄金风潮与金圆券风潮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因发动内战，导致法币一泻千里，物价飞涨，民众的生活水准一落千丈。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行政院长宋子文等人想出了抛售黄金和外汇的办法，企图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不料事与愿违，轧金子演变为来势汹汹的黄金风潮案，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全社会民怨沸腾，成为国民政府即将崩溃的一个楔子。
关于黄金风潮案，已有文章甚多，如奉命负责查案的监察院监察委员何汉文，后来写有《记上海黄金风潮案》详述经过；当时任钱业公会理事长的沉日新也有《一九四七年黄金风潮的内幕》。因系当事人，两文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不过他们表述的重点，还是集中在事情的经过，以及宋子文下台的情形，至于处于旋风中心的那些银行家们作何表态，几乎不见一点反映。其他人也未涉猎过。
前些年，我在编《陈光甫日记》、《上海银行家书信集》等史料汇编时，读到杜月笙、徐寄廎、钱新之、陈光甫和张嘉璈等人对该案的看法，觉得颇有意味，特别是在相对私密的书信和日记里，他们的看法应该更具真实性。我在想，他们当时的观感，一定影响到两年后他们的政治抉择。
一念及此，我从《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一书中，整理这些银行家往来的书信，并梳理如下：就从半路出家的银行家杜月笙说起。他混迹上海滩多年，打打杀杀后力谋转型，已经挤进银行公会核心层，但在戴笠死后，却连见蒋介石一面都很难。就在黄金风潮案风起云涌之际，杜月笙悄悄坐船离开上海赴香港。他主持的两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汇银行，请好友钱新之代理。杜月笙抵达香港后，住告罗士打街七百零一号。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他致函钱新之，谈及上海黄金风潮，仿佛心有余悸，又与香港作了比较，「日来法币倾泻，已如失缰之马，无可控制，前途不堪设想。国内发行变相之万元券、五千元券仍苦不能济用，港中刻所发行者，则为五分券、十分券，运用自如。仅此一端，两相对照，不胜天壤之感矣」。当初发行法币时，最大面值仅为一百元。但是，法币很快就贬值了。而且面额一再增大，一千元、两千元、五千元……杜月笙对上万元的面额已惊愕不已，他还没料到，到一九四八年法币停止使用之前，最大面值甚至有五百万元的。
此后，杜月笙与留在上海的钱新之、徐寄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任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几次通信，都谈及沪上风起云涌的黄金风潮一案。二月十二日，杜月笙致函徐寄廎：「连日法币狂泻，金钞飞腾，沪市恐慌紊乱自可想见。公等奔走集议，益念贤劳。此种严重局面，稍有差失，未堪设想。瞻望祖国，惄然如捣。未知当局有何办法以资补救。」在信中出现「惄然如捣」这四个字，是出自《诗经．小雅．小弁》，形容忧伤思念，痛苦难忍，
仿佛心中受到冲击，由于杜月笙在信中告诉徐寄廎，他眼见黄金风潮愈演愈烈，心中既忧且愤，甚至想一走了之。
不久，徐寄廎复函杜月笙：「连日沪市金钞风（疯）狂上涨，影响物价甚巨，人心极不安定。市商会、参议会迭开会议，对于稳定金钞及抑平物价，一面劝告各业勿盲从涨价，一面建议政府以备采纳，现在政府轸念民生，已有『决定办法』，以后景象或可安定。」当时宋子文大肆抛售黄金外汇，已经超出了蒋介石的底线，却并不见效，而社会和政治危机，则如溃堤之水，势不可挡。蒋介石伤心地对宋子文说：「我把财政经济叫你管，不料你竟弄得如此之糟！」蒋介石决定要出手阻止这个「败家子」，在他的授意下，于是在二月十六日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停止抛售黄金，同时搜缴民间拥有的黄金，而徐寄廎在信中所说的「决定办法」即指此举。二月十七日，杜月笙致徐寄廎函，说：「连日金融风潮，金钞齐驱，大有脱缰之势，中央颁布办法后，虽稍平息，而来日如何，未易迹睹。在此动荡之中，知公贤劳更甚，曷胜佩念。此间管制物品，亦甚严烈，但其所采办法，系采取补贴制度，商品平均利润不使少于百分之二十以下，其与祖国杀鸡取蛋截然不同。」前面提及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毫无节制地不断向银行借款时，李铭就当着蒋介石的面，忿然抛出一句「杀鸡取蛋」，一时成为名言。杜月笙此时此地再次说出「杀鸡取蛋」，其愤懑情绪，恐怕比李铭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月十八日同一天，杜月笙与钱新之互发一函。杜月笙说：「连日金融狂潮波荡甚剧，中央颁布管制办法后，收效如何，未易迹睹，但于商业银行业务限制，已益加严。……以视隔岸神州，真有不堪回首之感。」钱新之模棱两可地表示：「此项办法，是否能长期收效，尚须视执行者之能否彻底耳。」经过几天的观察，二月二十二日钱新之写信给杜月笙，「中央颁布之紧急措施办法，恐只能作一时救急之需，且彻底实行困难，想政府或尚有次一步之根本办法，不然殆矣」。同一天，钱新之再发一电，劝杜月笙在港多住几天，「不必早回」。杜回函，同意缓期回沪。看样子，他们都认为上海的形势不乐观。三月一日，徐寄廎复杜月笙函，告以「近日沪市情形，自政府颁行紧急措施以来，金钞黑市已告消灭，一般工资亦可停止增加，物价已逐渐平复」。徐寄廎稍有些官腔，也比较乐观。
一九四七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会议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在上海，我们总是谈通货膨胀，高物价，经济危机，民不聊生。我们说，要解决当前紧急的问题，先得停止内战。」可是，他在南京遇到的「党国要人」，「他们的看法显然的和上海人不同……国家统一，什么都有办法；要国家统一，内战非打不可，中共非战败不行」。 「如今再和这般要人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不合格。」陈光甫把自己定位为「上海人」，也就是与「党国要人」，自然包括蒋介石在内不同的那一群人，他们认为发动内战才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非得要发动内战，而不惜导致国家经济社会的崩溃呢？因此他自嘲与「党国要人」在一起，觉得自己「不合格」。他似乎比其他银行家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后来，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由蒋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张群接任。具体负责抛售黄金业务的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也被免去职务。蒋介石派出一架专机，从沈阳将时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嘉璈接到南京，命他接替贝的职位。张嘉璈到任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以金融情形到此地步，余虽勉强担任，而能否有所成就，实无把握。」精明能干的贝祖贻无法做到的事，资历深厚的张嘉璈也做不到。由于内战所需军费巨大，财政收支根本无法平衡，他虽竭尽全力，仍是一筹莫展，不到半年，他就向蒋介石提出辞呈，但未获批准。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苦苦支撑了一年有余的张嘉璈，面对无法收拾的残破之局，最终得以抽身离去。李宗仁上台后，曾特邀张嘉璈到南京密谈，欲委以财政部长之职。他预感到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加上对政治心灰意懒，遂婉言谢绝。实话实说，银行家的判断向来敏感而准确。这一次，张嘉璈们同样没有走眼。
在黄金风潮案和随后的金圆券风潮中，银行家目睹当局的贪污腐败和其他所作所为，无不哀叹国民政府「气数已尽」，开始谋划退路。而对于即将到来的新政权，他们已有预感，甚至不无期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民政府撤离上海前夕，尽管蒋介石一再动员，却没有任何一位有影响的银行家追随蒋介石赴台。至于徐寄廎，其实隐藏得很深。他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激进，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为奔赴中共控制区的青年提供经费，被誉为「金融界之莲花」。他也是一九四九年后留在上海的极少数银行家之一。
作者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档案研究专家，专长档案文献与上海城市史、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主持编纂多种档案史料汇编。曾担任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现为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档案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着有《黄浦的夕潮》《外国文化名人在上海（1919-1937）》等。
书名：《权力与财富：上海银行家的民国金融博弈》
作者：邢建榕
出版社：明日文化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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