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经出版 | 转自 新世纪
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下）
出版日期：2026-06-11 预计 2026/06/11 出货
作者：钱理群
印刷：黑白印刷
装订：平装
页数：808
开数：18 开，长 23 × 宽 17 × 高 4.04 cm
EAN：9789570880335
系列：联经学术
第十讲 文化大革命时代（上）1966-1976（2009年11月10日、17日讲）
文革的历史特别复杂，可谓「千头万绪」，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叙述、阐释。这一讲到下一讲，将从文革民间运动和毛泽东的互动关系出发，前面加一个「发端」，后面是一个「尾声」，当中则是「文革故事」。
发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绘制的宏图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要达到什么目的？ 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1956-1957年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改革」，二是1958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第三件大事就是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首先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有一段形成的过程。我们上一堂课说过，1964年的「九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里，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原则，大概已见这个理论的雏形；到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一般称〈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般称为〈十六条〉）里，有更进一步的阐释。最后在1967年11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里，才作出系统、全面的概括。我现在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为题，选载在《课用选文》，同学们可以仔细去读。这里只作一个简单介绍。其要点，大概有三条。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回答非常明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前者是后者的党内保护者，因此，「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就意味着，革命对象已经由传统阶级斗争的对象——社会上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大家注意，这里不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只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说，是从党内斗争的角度、从执行什么路线、以「跟谁走」为标准来确定革命对象，这就引发出许多问题和争论。而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重点也在党内的学术权威，也即通常说的「党内大知识分子」。
第二，用什么办法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要摆脱现有的组织、制度、纪律、方法，而直接诉之于群众。所谓群众民主、「大民主」，在当时称为「四大自由」（实际上是「五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串连。其实就是有限度地给予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这在1949年后的中国是破天荒的。
选择「由下而上」的群众「大民主」的方式，其实显示了毛泽东的一个矛盾。如我们在前几讲里一再谈到的，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以后，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五七体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党「独揽一切」，从中央到地方的第一书记专政。在这样的党及书记个人一元化的领导结构里，各级权力机构，对上只接受单一主管党委的垂直领导，对下则垄断属下一切事权乃至人权，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北京市委的批评），而又上下勾连，难以撼动。毛泽东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严密的权力结构，来实现他个人对全党、全国的一元化领导；但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全面的阶级斗争，而且要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革命对象时，他就发现，如果仍然沿用「自上而下」的传统方式，例如「反右运动」，1962年以来的「学术批判运动」，以至「四清运动」等，让各级党组织直接掌控斗争的领导权，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会遇到顽强的抵制，而且还会被转移斗争方向。他更发现，被「五七体制」所强化的党官僚系统，已经为刘少奇所控制，成为其权力基础。毛泽东明白，要从刘少奇手里夺回领导权，他所要面对的是整个党的组织系统。因此，他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自下而上地直接发动群众。这样也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五七体制」，打破反右运动以后确立的某些观念（如：「批评基层党组织领导就是反党」）、纪律、制度，给群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讲的「大民主」，是有一个前提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属性是「无产阶级」的，因此，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全面专政」。这就是说，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全面专政」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点，是继续革命的前提，同时也是其最后归宿。
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文革时期的专政和过去十七年的专政，包括「五七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区别、有变化的。这里我想介绍1957年的学生「右派」理论家谭天荣对文革专政的分析。他引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拿破仑专政的独到剖析：马克思说，原来法国的社会结构里，皇权居最高位置，中间是贵族阶层，最下面是作为臣民的农民。拿破仑专政的特点就在于，他扫荡了贵族阶层，实行皇权和臣民直接结合，由拿破仑这个「农民的好皇帝」直接代表农民利益。谭天荣用马克思的分析来解释文革，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实际上就是要扫荡党官僚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间阶层，而实行自称代表人民的毛泽东的「领袖独裁」和「群众专政」两者的直接结合。而另一位研究者则指出，毛泽东所要试验的是一条「反科层化」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分析，都是有启发性的。
第三，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毛泽东的理想蓝图是什么？我们先看《课用选文》里的一篇文章〈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写作时间是1966年5月7日、14日，在文革史上就通称为〈五七指示〉。毛泽东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毛泽东又提出：「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大家对这样的设计，应该比较熟悉，其实这本来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后来因为大饥荒未能实现。现在毛泽东又再次提出，还是坚持他那个在低生产水平上，打破社会分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提出要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紧接着《人民日报》就发了一篇社论，强调要通过文革，使全中国都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于是我们就需要注意毛泽东的一个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里，还有这样的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并且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透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意图，是要把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用他的思想来改造中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灵魂。所以，后来林彪、陈伯达、康生贡献给毛泽东「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时，毛泽东拒绝了后三顶帽子，却欣然接受了「伟大导师」的称号。这就道破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年轻时候就怀有的「圣人梦」，现在他的梦想更大，要当影响世界人民思想的全球圣人，这应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个人目的：不仅要输出中国革命，更要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中心论」：「全世界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从东方转到西方，现在又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东方来了」，「在东方起来的这个新文化比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高得多。这个新文化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同志代表的中国人民群众、中国无产阶级。」（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这种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所谓「中国新文化」，置于高于人类一切文化之上的中心地位，「既比西方文化高明、又是东方文化的最高代表」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同时也将毛泽东的圣人梦赋予某种文化理论的色彩，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 ——如果说，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圣人梦主要局限在中国，而且是从经济领域入手；那么现在，文化大革命就真正地要用文化来征服中国与世界了。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在文革一开始，曾写过一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后来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说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这也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意图：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北京公社」，即将中国改造成「巴黎公社」那样的新型国家，用巴黎公社形式代替旧的国家机器——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毛泽东在1958年所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就是受到巴黎公社的启发。 1958年时他强调巴黎公社的「全民武装」原则和「经济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合一」；现在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关注的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即所谓「巴黎公社三原则」：国家机关各级官员都通过全面直接选举产生；官员一律实行低工资制，工资不能超过工人；人民随时有权罢免不称职的官吏。为了贯彻毛泽东对于国家制度的这一新设计，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就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1966年8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专门发表了〈巴黎公社的全面选举制〉一文，具体介绍了巴黎公社三原则，强调巴黎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被选出来担任公职的人员，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不是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式的官僚政客。」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的天安门群众大会讲话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又作了新的解释，提出「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也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人民民主主权。这和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里关于劳动者「全面参加国家管理」的思想，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思想对文革中的民间思想都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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