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诚 2026年06月08日 来源：上报
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以「理性成本」来理解中国的对外行动，并假设习近平不会采取高风险的武力冒险。然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香港国安法突袭落地、南海军事化、全年无休的围台军演和军机绕台，再再提醒我们：极权领袖的决策逻辑与民主国家完全不同，不能以相同的行为模型来解释。
在民主逻辑下，决策核心在于民意问责与「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民主执政者的权力来自选票，必须维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公众福利，才具备「执政合法性」。一旦决策失利，就会在下次选举中落选下台。
在极权逻辑中，领导人的产生来自「少数指定」；社会的经济繁荣、人民的生命财产，甚至外部的和平环境，都可以在「政治挂帅」的大帽子之下被牺牲。如果极权领袖（习近平）认为某种危机（包括战争），有助于凝聚内部统治、清除潜在政敌、完成其历史宿愿，那么即使经济倒退三十年，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战争逻辑从来都是合理的。
问题不仅是习近平是否准备立即开战？而是台湾不能再以「维持现状的乐观主义」低估近平的战略意图。台湾不能抱持「简单化反共」，认为反正中共暴政必亡，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所以台湾高枕无忧。我这里引用美国前总统雷根的一句名言：「复兴始于反思」（renewal begins with reflection）；必须清楚理解习近平的侵台野心，反思台湾自身的弱点，才是真正保卫台湾之道。
习近平的战争意图不是单一变量，而是由「体制性的结构压力」、「矛盾性的内部危机」与「绝对性的独裁意志」共同塑造的结果。在这种决策环境中，战争可能不是「最佳选择」，但却是「政治上必要的选择」。因此，台湾与民主世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猜他是否会开打，而是准备好「他可能会打」的所有路径。和平的维持，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少数亲共政客的幻想天堂，而是建立在现实理解与实力准备之上。
当一个极权体制内部遭遇不可逆的结构性危机时，对外发动争往往不是因为「实力足够」，而是为了「危机转嫁」─将内部的合法性危机转化为抵抗来自外部的民族生存危机，这正是不能以常理低估习近平战争意图的关键所在。
体制性的结构压力
美国政治学麦可‧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与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在《冲突将至：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及相关论文中，提出「巅峰强权陷阱」（Peak Power Trap）的概念，认为一个国家在权力封顶之后的下滑，才是战争欲望最强烈的时刻，换言之，一个即将见顶、开始走向衰退的极权大国，往往比一个正在持续崛起的国家更具攻击性。不要以为中国经济变差了台湾就安全了；恰恰相反，在中国「封顶下滑」的这几年（通常被定性为2020年中后期到2030年代初），正是台海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危险区域」（Danger Zone）。
历史上许多战争的发生，都不是侵略国家的实力处于巅峰状态，而是实力下滑阶段。当一个国家的体制走向「刚性极权」时，体制内就会产生「集体焦虑」，一种担心体制崩解之后无人幸免的恐惧文化。
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困境，来自周边「反中围堵网」的持续收紧，此时极权体制的生存本能更容易将其推向「以非理性冒险来打破僵局」的宿命。
当经济无法再提供统治合法性时，极权体制就会泡制各种「民族主义的鸦片烟」，这种精神毒瘾，会催迫把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转移至强烈的「历史使命」与「民族复兴」之上，从而「回养」民族主义的顽固性。所谓「中国统一」的叙事，就会成为体制救命的止痛剂。
面临严峻的内部问题，如失业率高涨、房地产泡沫化、地方债务危机、陷入通缩泥淖时，在极权逻辑中，发动一场外部冲突，特别是已被历史定调为「国家统一」的台海战争，是凝聚内部凝聚力、合法化社会管制、并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生存危机唯一的高压排气口。
在美国的「三叉戟战略」与日盟的「三线围堵」地缘进逼之下，北京高层必将产生「时间不在中方这一边」的集体焦虑。在这种历史紧迫感与窗口关闭的双重压力之下，会急剧拉高习近平军事冒险的诱因。
极权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纠错机制」与「问责功能」的缺乏。在中国当前「老／新结合的新军国主义」体制下，没有任何一股内部力量，无论是反对派、军方理性派、还是民营企业家，具备对最高决策说「不」的法理与实力基础。
当体制内部一旦启动「备战」与「军民融合」的国家机器，整个社会、科技与供应链就会被绑定在战争动员的车轮上。要让这架庞大的机器停下来，其所付出的政治成本反而比「硬干下去」还要高。
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困境，来自周边「反中围堵网」的持续收紧，此时极权体制的生存本能更容易将其推向「以非理性冒险来打破僵局」的宿命。
中国极权体制的生存本能，更容易将其推向「以非理性冒险来打破僵局」的宿命。 （法新社）
矛盾性的内部危机
中共过去四十年的统治合法性，建立在一个不成文的「绩效契约」上：人民放弃政治参与，换取经济持续增长与生活改善，俗称「闷声发大财」。然而，这个「以温饱换取统治」契约，已经实质违约。
1，台湾不是领土问题，而是「战略杠杆」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内政失控、经济萧条，习近平就没能力打台湾。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麻醉」的危险言论。极权历史的规律恰恰证明，正因为总体矛盾即将爆发，习近平才「必须打台湾」。台湾在极权体制的眼中，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领土问题，而是战略杠杆，在中国内部极权压力爆表时，以解决台湾问题来重组政权合法性、延长统治寿命，就具备以「救亡合法性」来换取「绩效合法性」的必要性。
在内部矛盾的重重压力下，所谓「台湾问题」就变成了中国试图「打破时间劣势、重新洗牌国际秩序」的战略杠杆。习近平赌的不是台湾这块土地的经济产值，也非台湾仅仅3.6万平方公里的小块土地，而是试图透过一场地缘豪赌，驱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并逼退美日盟友，为陷入死局的中国经济开辟「生命出口」，打造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封闭式的「中共帝国」。
2，经济「合法性赤字」的全面爆发
当前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与房地产泡沫的双重绞杀，出现「财富负效应/资产萎缩」现象，民众发现不论如何内卷和努力，资产都在贬值缩水，社会底层的集体怨气就会膨胀与累积。这股巨大的怨气，中共当局必须进行「视线转移」和「危机转嫁」。
在英国知名的劳动经济学家Guy Standing的《无效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一书中，提出一种「朝不保夕」的群体。 The Precariat是由”precarious”（危险的）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组合而成的新词，意指「不稳定的无产者」、「岌岌可危的阶级」、「流众」、「危难工人」、「危产阶级」等等。这一群体与中国俗称的「烂尾娃」非常类似。
中国每年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无法进入高薪产值行业，高科技与军民融合产业根本消化不了庞大的就业人口。大量高学历、无希望的失业青年，是任何极权体制最恐惧的不定时炸弹（或Z世代革命）。对中共政权而言，当经济承诺失效，如何将「生活痛苦」的根源转嫁给「外部敌对势力」，并以「收复台湾」作为新合法性的来源，就成了体制续命的唯一解药。
3，以「实战」进行军队清洗
近期从国防部长（先前的李尚福、魏凤和）到中央军委核心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刘振立）接连遭到「政治整肃」，表面上是反腐，而是习近平对军队忠诚的极度不信任。
习近平的信任危机来自官僚与军队随着青年世代相继躺平，为了打破体制僵局，重新绝对掌控军队，就会倾向发动一场实战来进行大洗牌。在战争状态下，任何内部不从或质疑都会被定性为「叛国」，让领导人以战时体制为由，彻底压制内部的消极力量。
4，气炸锅效应
中国长期利用数位极权、网格化社会控制和高昂的维稳经费，硬生生地把所有的内部社会矛盾，例如地方财政破产、民生抗议、金融爆雷等等，封印在高压锅之内。
地方政府财政因为土地财政消失而破产，已经开始直接冲击基层维稳机器（如警察、网管、基层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当维稳机器的螺丝松动、高压锅即将炸开时，习近平需要一个「战争总动员」来封盖国内的高压锅。
一旦发动侵台战争，就能让北京堂而皇之地将中国经济转入全面配给制、实施宵禁与战时管制。所有的民生抗议在战时体制下都将失去正当性。这是一种极端但极其有效的「政治脱困」策略。
5，窗口焦虑：晚打不如早打
习近平很可能判断，中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人口急速老化、劳动力萎缩、科技遭西方全面围堵）是不可逆的，换言之，中国的综合国力可能正在「见顶」（Peak China）。如果他认为五年或十年后的中国，经济会更差，社会更不稳，美日台菲的联和围堵会更无懈可击，那么在极权的风险评估中，就会出现「现在不打，以后更打不赢」的逻辑。这就是「窗口焦虑」，当这种「窗口即将关闭」的焦虑达到极限状态时，就是习近平按下战争按钮的时刻。
绝对性的独裁意志：独裁者陷阱（Dictator’s Trap）
极权国家的最大黑天鹅，就是领导人的政治性格。
在寻求「终生主席」的进程中，习近平对权力得失的敏感度将日趋深重。 「定于一尊」还不够，还要「定于绝对一尊」。这种「绝对一尊」的权力结构，必然在体制内产生极致的恐惧文化。
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决策圈（如二十大后完全由亲信组成的常委班子），其核心任务是「迎合上意」而非提供真实情报。下级为了政治安全与晋升，会层层过滤负面资讯，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将使习近平的「认知盲区」愈加扩大。
一种由资讯茧房构成的「独裁者陷阱」，将使习近平难以真实估算侵台的代价。他听到的报告很可能是：解放军战力无懈可击、台湾防卫意志薄弱、西方国家因经济依赖不敢实质介入等等。这种高度失真的资讯，极易让习近平作出「必然会赢」的非理性误判。
实力是台湾唯一的出路
在2026年5月14日北京「川习会」中，习近平对台湾问题展现出近年来最坦率、最直接，用词最具攻击性的强硬表述。他警告美国总统川普，「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并以语带威胁的口吻强调：「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习近平的表述就是一种「极权施压」，全力把台湾问题包装成一场「美国只要介入就会引发美中毁灭性大战」的末日预言，试图让美国逐步走向「战略退却」，从而在第一岛链的防御弧线上，为中国发动「对台致命一击」挪出宝贵的时间与空间。
习近平并吞台湾的野心，只有变强，没有松动。
如果我们继续用「中国经济变差，习近平就不会打台湾」的民主思维来催眠自己，台湾就会在最危险的「窗口期」放松警惕。换言之，不能以民主逻辑硬套在极权逻辑之上。极权领袖永远活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对其心存侥幸，就是对自己的残暴。
对习近平而言，解决台湾问题，是在中国进入历史性通缩之后，唯一能够用来重组执政合法性、超越毛邓、在历史上自我封神的终极政治解药。面对一个永不按照民主牌理出牌的极权对手，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实力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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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宋国诚观点》（Blog）版主；最近著作《围堵中国》（2026, 今周刊出版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